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要历程

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思想体系之一，本质上是一门历史性科学。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不是某一个人的独创；虽然萌芽很早，但主要却是在近几百年中，随着西方经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经济理论的不断积累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起来的，并将不断地向前发展。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的阶段。

一、重商主义：西方经济学的萌芽时期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缓慢而流长。中世纪之前，经济学没有自己的独立位置，而是归属于神学，是道德神学或伦理学的组成部分。进入16世纪，经济学归入经院法学体系。远在经济思想形成以前，宗教认为物品价值源自于神定，财富来自于上帝赐予。伴随着文明的发源，在古希腊与古罗马已开始对经济实践进行思辨。古希腊最早研究经济的是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批哲人。他们根据日常生活实践，提出一些关于经济的朴素推理和简单概念。如色诺芬在他的著作《经济论》中主张从使用价值的角度认识财富，维护自然经济，高度重视农业；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分析了分工、等级、公有财产等概念；亚里士多德对经济的研究则已深入到简单的判断和推理，并第一次认识到货物有两种用途：一种是本身固有的，一种是交换产生的。欧洲中世纪的哲人，力图维护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力求对逐渐出现的商品关系加以规范。始于16世纪、从西班牙征服者开始的血腥的海外扩展，使欧洲成为庞大的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封建制度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产生。正是这个时期，形成了重商主义经济思潮。

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终止于17世纪中期。其产生的背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原始资本的积累。伴随着海外扩张，对外贸易为国家带来巨额财富，使欧洲成为庞大的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适应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开始出现作为封建国家经济政策基础的重商主义思想。重商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海尔斯、托马斯·孟，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安·德·蒙克莱田等，其代表作是托马斯·孟著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①特别强调一国财富的重要性，并把货币财富作为财富的唯一形态。②认为对外贸易是一国财富的唯一来源；物品价值不是源自于神定，而是源自于交换；只有通过贸易特别是对外贸易吸收他国财富（金银）才能增加本国财富。③民穷国富论。认为大河有水小河满，私人财富的增加，会导致国家财富的减少。基于以上理论，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对国内外经济生活严格地实行全面干预。④主张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以谋求贸易顺差，主张实行重出口产业的产业政策和低工资的消费政策，限制国内非生产部门的发展和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国家和商业资本的财富积累。

重商主义者只是对贸易过程进行了研究，只是对流通现象做了一些粗浅解释，其经济思想是典型的原始国家干预主义，它代表着商业资本的利益与要求，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重商主义是在封建生产方式“最早的变革时期”^[2]出现的一种经济学说，是对“近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研究”^[3]。但重商主义仅限于对流通领域的研究，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只能说是经济学的萌芽，真正的经济科学只有其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时才会出现。

二、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产生时期

按当今西方经济学广泛接受的观点，古典经济学是指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到阿尔佛里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前这段时期的理论，其产生的背景是：中世纪末期，欧洲各国先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技术进步引发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进入自由竞争的繁荣昌盛时期；企业制度确立引发劳动生产组织效率的提高；海外新大陆的发现激发了原料搜寻与市场拓展等无限商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制造业日趋重要，重商主义思想变得陈旧，在英、法等国逐渐形成了一股反对重商主义的社会经济思潮，强调从生产领域来研究财富增长，主张自由放任，这就是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变革。这次变革，西方人把它称为“古典革命”。通过这场革命，建立了第一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即古典经济学。推动着经济学向前发展。其创始人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主要代表人物先后有威廉·配第、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约翰·穆勒、萨伊等。主要代表作有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

古典经济学的最主要成就是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主要理论的一整套经济理论体系。这包括：①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分工理论，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等理论，提出了“理性人”假设，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原理，认为均衡的国民收入主要是由经济中的总供给水平决定，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途径是发展生产。②社会生产和整个社会的经济运动“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这只“看不见的手”，把无数个人的盲目的、相互矛盾的经济行为纳入整个经济有秩序的运动中。③主张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斯密所论述的“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市场机制或价格机制思想的最早表述，从而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古典经济学重视从供给方面研究经济问题，反映了当时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反映了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是，古典经济学对于经济的需求方面研究没有加以充分重视，在分析方法上也显得不够精细。此外，劳动价值论往往容易为工人的利益服务而对资本家不利。这些都引起了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注意，引起了他们发展某些新理论的研究。

三、新古典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奠定

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后不断发展。1830年以后，英、法、美、德、俄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新技术导致新产品的不断出现，新老产品品牌差异导致产品的价值差异日益明显和经济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以及需求和产量的增加，引发工业领域的重大重组。同时，经济领域的竞争开始国际化，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开始产生垄断，出现频繁的经济危机，失业、通货膨胀使社会冲突的焦点从资本家和地主的对抗，转向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这些都对古典经济学形成了冲击。特别是品牌差异下的产品价值差异的问题，亟须新的理论来进行解释。古典经济学逐渐分化为两大支干：一个支干是以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为主要代表，继续沿着劳动价值论这条线索，着力于经济的制度分析，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性质，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另一支干是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昂·瓦尔拉斯等为主要代表，他们把完全竞争与生产要素充分就业假设为既存的条件，将需求因素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从供给与需求角度着力于经济的行为分析，通过对需求和效用的认识，抛弃劳动价值理论，认为物品价值源自于物品的效用；认为国民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各个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它们各自的供求状况所决定的均衡价格；认为对劳动、资本、土地的需求取决于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劳动的供给取决于劳动的“负效用”；资本的供给取决于资本家对未来享受的“期待”，并建立了以“边际效用论”和“均衡价格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4]。1890年出版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在融合了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等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标志着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完全接受了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仍然坚持在长期内供给对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作用。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第一，价值理论不同。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劳动价值理论，从斯密到李嘉图再到马克思无不以劳动价值理论作为自己理论的核心。而新古典经济学则以边际效用论来说明需求，以生产费用论来说明供给，由此形成均衡价格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商品中所包含的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而是首先取决于作为人们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商品的价格随着购买量的增加、边际效用的递减而下降；其次取决于商品的供给，决定商品供给背后的原因是商品生产成本的考量；当需求与供给两种力量均等时，产生均衡价格。他们将主观的、心理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与客观的劳动价值论综合为一体作为自己的理论核心，以此形成对古典劳动价值论的革命。第二，对生产与流通的关系的认识不同。古典经济学重视从劳动分工角度研究生产的效率问题，认为流通处于一种被生产所决定的从属地位，不重视对流通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流通包含生产从而又突出了流通的地位，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的假设条件，使得它只看到了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简单商品交换”，而将以商人为媒介的发达商品流通从其理论体系中抽象掉了，流通也就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中消失了。但现实经济生活中流通却是大量存在的，并对生产和消费及其再生产过程产生重大影响。回避流通问题，不将以商人为媒介的发达商品流通纳入其理论体系之中，而是以生产为主线来建立逻辑分析结构，这不能不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缺憾。第三，分析方法的不同。古典经济学受数学方法所限，主要采用总量分析；而新古典经济学时期，数学有了巨大的进步，分析方法也从古典经济学时期的总量分析过渡到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边际分析，并由强调供给和生产转变为强调需求和消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边际效用分析和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生产力分析和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一般均衡理论三部分。20世纪30年代，诸多学者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不断完善。其中美国的张伯伦和英国的琼·罗宾逊同时提出内容基本相同的“垄断竞争理论”，论述了不同市场类型下产量与价格的决定及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希克斯提出了序数效用理论，弥补了马歇尔基数效用理论中关于效用衡量、货币效用递减给新古典理论对资产阶级带来的不利。

四、“凯恩斯革命”：宏观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前，根据经典学派（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推导，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经济一旦遭受冲击，市场力量可以迅速而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但是，20世纪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形成了混合经济，尤其是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打破了这种神话，供给并不自动创造需求，市场力量并不能自动调节经济，经典学派的理论与经济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经济学面临着它的又一次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他的划时代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著作中，凯恩斯将视角放回宏观领域，认为“经典学派之前提，只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适用于通常的情形。通常的情形不是供求相等，而是有效需求不足”。所谓有效需求是指预期可以给资本家带来最大利润量的社会总需求，它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部分组成。凯恩斯认为需求能创造供给，认为总供给不总是等于总需求；认为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并不能保证生产要素的使用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导致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于“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认为有效需求不足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而恢复均衡，只有通过国家干预，实行“需求管理”，才能有效地克服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稳定。形成“凯恩斯革命”，对西方经济学界与西方国家政府经济政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反映了凯恩斯时代经济发展水平对古典经济学时代的超越。其从理论、方法、政策三个方面提出的不同于传统的观点、主张和分析结论与新古典体系也判若云泥，而凯恩斯则成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

五、二次大战以后

二次大战后，西方经济学在继续不断发展。

（一）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发展

西方微观经济学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得到发展：一是阐明了个人与厂商的假设。萨缪尔逊在《经济学基础》一书中提出了许多行为最优化模型，将行为模型建立在精确定义的数学条件上，使得数学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二是发展了一般均衡模型。杰拉德·德布鲁等学者运用现代集合论的思想讨论一般均衡问题，用一种紧凑简易的方法找到了市场出清价格，使同时考察多个市场的行为成为可能；三是在经济模型中引入了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引入了博弈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将信息约束和策略行为引入主流经济学，使经济学得以开始严谨地讨论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互动问题。这引发了信息经济学等分支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四是计算机分析经济数据的大量运用，使得对于理论模型的验证能力大大提高。

（二）西方经济学宏观方面的发展

西方宏观经济学则在两个方面继续得到发展：

一是对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补充和发展。20世纪40年代后，凯恩斯的追随者在对凯恩斯理论补充和发展的基础上，陆续形成了一些新发展：一个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詹姆士·托宾和罗伯特·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一个是以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庇罗·斯拉法和尼科拉·卡尔多等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第三个是新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在“凯恩斯革命”的基础上，注意到新古典经济学以个体分析为主、认为市场机制万能、主张自由竞争的特点，注意到凯恩斯主义以总体分析为主、认为市场机制非万能、主张国家干预的特点，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分析方法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及分析方法综合在一起，在对二者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理论体系；认为如果没有实现充分就业就应该使用凯恩斯理论，实现了充分就业就应该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问题，在形式上将凯恩斯理论命名为宏观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命名为微观经济学而进行综合，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认同，其理论和思想也成为各国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萨缪尔逊在1961年出版的《经济学》教材第五版中，将上述综合思想作了集中体现，他把自己的理论体系命名为“新古典综合”。在1970年出版的该教科书第八版中，将新古典综合派改称为主流经济学，在二次大战后的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居于正统的地位。新剑桥学派则反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他们认为，宏观经济分析应该以老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作为其微观基础。在分析方法上，他们坚持凯恩斯主义的历史观，反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均衡观。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剑桥学派虽然都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发，以解释和发展凯恩斯经济学说为目的，但从一开始他们就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他们在分析方法、理论观点和体系上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新凯恩斯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它沿袭凯恩斯主义的传统，同时又弥补了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不足，认为短期工资和价格并不能调整到使市场出清，经济可以处于非充分就业均衡；货币工资具有黏性；总需求的变动会出现非自愿失业，从而出现经济周期；短期政府应当采取需求管理政策。

二是各种非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说的发展和复兴。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经济出现了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新古典综合派理论提出的“经济活动大于生产要素充分就业才出现通货膨胀”的理论无法解释这一现象，政策主张失灵，引发了凯恩斯主义的危机，各种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迅速产生和发展，动摇了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派主要有：以弗里德曼为主要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以卢卡斯和萨金特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蒙德尔、费尔德斯坦、拉弗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哈耶克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伦敦学派）；以德国经济学家欧根、罗勃凯、艾哈德等人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美国经济学科斯、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这些学派都把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作为经济滞胀的根源。他们论述了市场机制的完善性，说明了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局限性，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实行自由放任。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采用了这些主张，逐步实行了经济自由化的政策，这便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史上的“自由放任”复兴时期。自由放任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在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非主流经济学派、西方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综合与方法论的继续发展

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的非主流经济学派，比如瑞典学派、熊彼特的经济理论、罗斯托的经济理论体系等，既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凯恩斯主义的营垒，也不能把它简单地归属于非凯恩斯主义的营垒，“二战”后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政策主张受到西方国家的政府和经济学界的日益重视；在西方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综合中，学者们运用多学科成果提出人文经济学、深化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分支学科；运用计算机模拟进行了实验经济学探索。虽然展现出发展的活力，由于尚未取得重大成果，它们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力还是有限。

当然，在上述各理论学派当中，无论哪一派都还未能得到普遍的接受，也没有遭到普遍的拒绝，各派都在应对其他学派的批评中一直向前发展，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的百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