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能源供需体系变革的政策构建与机制设计研究

3.亚洲能源供需体系变革的政策构建与机制设计研究

对于亚洲主要经济体而言，安全、低碳、增长三大挑战已经摆在面前，合作才能共赢，经济发展路径、技术变革路径都需要政策体系和制度设计的支撑，因此本章的第三部分将以亚洲能源体系变革为主线，探讨针对性的政策和机制设计方案。

3.1　亚洲能源政策构建合作背景与动因

毫无疑问，亚洲是未来世界能源需求增长最为集中的区域，中国和印度两大人口大国、新兴经济体的能源需求仍将持续上升。从能源供需平衡的角度看，需求的增长要求市场提供与之匹配的供给。亚洲经济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带来了能源需求的持续高速增长，而在供给层面，不管是国内供给还是国外进口，都存在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容易引发市场震荡。

首先，亚洲国家的国内能源供给有限，在能源储量方面总体处于劣势。传统能源中，亚太地区石油探明储量仅占全世界总储量的3.3%，天然气为8.7%。虽然煤炭储量以占全世界总储量的30.9%略占优势，但其大量使用又会带来诸多严重的环境问题。除了天然气储备相对丰富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外，多数亚洲国家长期以来都是依赖进口来弥补自身在石油、天然气供给上的缺乏。

图4-17　2010年国际能源探明储量分布^[12]

因此，如何在有限储量的条件下提升国内供给是许多亚洲国家将要面临的重要问题。新能源的开发与能源消费的结构转型是目前许多国家努力的方向。中国、印度正不断加大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力度。2010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以489亿美元新增投资位列世界第一，超过第二位的美国（238亿美元）一倍以上，并在增速上也同样达到了世界领先的28%。整个亚太地区的可再生能源领域新增投资更是达到了593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40%以上。

图4-18　2010年世界可再生能源新增投资额^[13]（单位十亿美元）

然而，目前多数亚洲国家仍然处于发展阶段，技术发展水平不高，且存在大量能源、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转型必将经历一段长期而艰苦的过程。在国家、区域间开展广泛的能源技术合作将是缩短这一进程的有效途径。

另一方面，大量依赖进口的能源供给易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存在一系列能源安全隐患。在传统能源领域，亚洲国家长期缺失对能源进口的定价权。由于中东地区的一些石油输出国对出口到不同地区的相同原油采用不同的计价公式，亚洲地区的石油进口国要比欧美国家支付略高的原油价格，约为每桶1.2—1.3美元，这种溢价被称为“亚洲溢价”。据BP世界能源统计的数据，2002—2008年亚太地区平均每年从中东进口原油47.2亿桶，即使按每桶1美元的溢价来计算，亚太地区每年为此就多支付近50亿美元。2002—2008年中国平均每年从中东进口原油达4.9亿桶，每年需要为此多支付近5亿美元。同样每年进口4.9亿桶，日本则要为此多支付15亿美元。亚洲溢价使得亚太石油进口国每年流向中东产油国的额外收入近50亿美元，对众多亚洲石油消费国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亚洲溢价的影响下，从1997年开始石油需求下滑，炼油产能过剩，导致炼油利润急剧下滑，每桶亏损甚至达到1美元，这导致众多亚洲石油进口国（如新加坡、韩国等国）的炼油作业日益萎缩。天然气方面，东北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的LNG（液化天然气）贸易一直以日本LNG进口价为基准。日本当年引进LNG主要是为了替代原油发电，因此在长期合同中采用了与日本进口原油加权平均价格（JCC）挂钩的定价公式。虽然这一定价方式已经不再符合日本和亚太其他国家的市场现状，但目前尚无供需双方都能接受的其他方式，只能通过设定JCC封顶价格和封底价格的方式来规避风险。与其他区域的天然气等热值价格相比，日本LNG进口价长期处于高位。即便是在2005年美国页岩气开始大量开发引起北美市场天然气价格大幅下降之后，日本的LNG进口价仍趋于走高。在经历过2011年核危机的重创之后，日本为保证国内能源供应，进一步加大了LNG进口量，预计东北亚天然气市场将继续趋紧。

图4-19　不同市场天然气价格比较^[14]

在国内能源储量有限、国际能源市场定价话语权缺失的现实压力面前，亚洲能源合作势在必行。而从区域能源合作现状来看，亚洲国家之间还未能达成广泛共识，大范围自由市场与价格体系的建立仍需要进一步的协调与沟通。

3.2　亚洲能源合作途径与现状

亚洲的能源合作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国家所企望的，之所以阻力重重，根本还是在于各国的利益诉求长期以来一直无法有效融合。亚洲国家无法回避的殖民历史使得亚洲诸国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仍然无法抹去其残留的发达经济附属体色彩；而战争创伤以及亚洲邻国之间存在的领土纷争也同样成为亚洲能源合作的现实障碍。对于亚洲之外的发达国家而言，对亚洲分而治之显然有利于其利益版图，亚洲诸多自由贸易区方案的反复搁浅，已经充分证明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意图。因此亚洲的能源合作在客观上也受到了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干扰和阻碍。

但是必须看到，目前世界经济所经历的危机极有可能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程度的全面衰退，欧洲、北美这些亚洲传统依赖的外部市场均在收缩。亚洲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是否能够在世界经济的新一轮洗牌中屹立不倒、继续发展，关键就在于能否通过建立共同市场来实现出口替代，谋求共赢发展。亚洲在能源、环境和气候领域合作的有利时机正在到来：一方面日本核危机的爆发给亚洲乃至世界能源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直以来被人们所寄望的清洁能源——核能，很有可能在诸多国家退出历史舞台。谁来替代核能担当未来清洁能源的主角？亚洲能源环境和气候领域全面合作的首要意义就在于建立最大的清洁能源共同市场。而另一方面，从传统化石能源的利用来看，随着世界能源市场的一体化，能源市场的金融属性不断增强，能源价格与国际资本市场流动性以及投机套利因素的相关性日渐紧密。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能源定价权逐渐向欧美发达国家集中，而亚洲国家因为需求分散，在国际能源商品定价机制中的话语权被进一步削弱，不得不被动地接受价格。亚洲能源合作的另一重大意义就在于谋求定价权，改变亚洲溢价的不利局面，获得公平的发展机遇。

综观当前世界主要能源定价体系，石油的定价权已被美英两国所主导，而天然气定价权目前尚无明确归属。长期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交易以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或伦敦国际石油交易的北海布伦特轻质低硫原油为基准价格，地位难以撼动。而在天然气市场上，一方面需求面临着即将到来的结构性高增长；另一方面，供给也已出现足以支撑高速增长需求量的重大变化。以页岩气开采技术突破为代表的非常规天然气（含页岩气、致密砂岩气、煤层气等）革命极大改变了天然气供给格局。这种改变或将全面改变全球能源供需版图，继而改变能源贸易运输路线以及结算货币，甚至国际货币体系格局，最终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革。

亚洲整体作为需求方，在国际天然气定价系统的建立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也存在潜在的定价优势。2011年，亚洲进口液化天然气占到了全球进口总量的60%，管道天然气占到了全球的20%。这说明亚洲正在成为继北美、欧洲之后的另一个天然气消费中心。亚洲目前亟须通过国际化的天然气交易市场的建立，来确立本地市场对液化天然气的定价权。而从长远来看，亚洲各国则应该通过天然气管道的互联互通，构建亚洲天然气管输网络，实现管道气与液化气的灵活供应。北美、欧洲天然气市场的发展，物理基础就在于其有覆盖美洲大陆、欧洲大陆的天然气管网。这种合作是需要从亚洲各国从国家层面予以推进的，各国应尽快形成高层共识，明确近、中、远期战略，否则将错失发展现代天然气工业的良机。目前中国已经被确认为全球页岩气储量最为丰富的国家，这是中国降低对世界的能源依赖、提高本国乃至亚洲能源安全的最可能的技术选择之一，中国在倡导亚洲的天然气合作方面应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这既有利于亚洲，也有利于中国。

在核能、新能源和节能领域，技术合作仍是目前所需要关注的重点。2008年7月，中日韩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科技合作论坛在北京成功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加强中日韩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科技合作的共同倡议》，在可再生能源科技合作领域达成了多项共识，包括给予优惠政策、鼓励联合建立实验和产业基地、多方开展交流合作展示最新成果以及推进三国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业界、政界人士的互访和交流等，为中日韩三国开展新能源科技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在此基础上，中日韩领导人多次会晤，在2011年5月的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继续就包括能源贸易及能源技术合作的话题展开讨论，一方面积极促进商品、人员、资金的流动，同时也努力推进技术合作。资金方面，中方一直积极推动中韩自贸区谈判的启动，促进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中韩经贸合作注入新的活力。中日韩在投资协定方面的谈判将于2012年启动。技术角度，会议计划成立“可再生能源产学研创新联盟”，以便更好地结合三国的技术、生产和市场优势，在发展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生物质能等领域积极合作，推动信息互联共享，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可持续发展。

日本虽然在能源方面长期依赖进口，能源自给率只有18%，除核电外的能源自给率仅有4%，且能源供给结构脆弱，但在能源技术开发领域却走在世界前列。为解决其能源供应与结构平衡问题，日本一直积极寻求与亚洲其他资源出产国的技术合作，以换取稳定的能源供给。2005年起，日本推出系列计划帮助亚洲其他国家发展核电，以减轻对石油等资源的依赖。此时正值卡特里娜飓风重创美国，导致国际石油、天然气市场紧张之际，而包括中国、印度、韩国、越南和印尼在内的多个亚洲国家却已开始计划发展或进一步推动核能发电。日本作为亚洲最具技术领先优势的国家表示愿意为亚洲各国和平、安全使用核能提供帮助。日本正计划向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派遣专家，两国也将派官员前来与日本核安全机构共同进行研究。2011年3月地震海啸引发日本核危机之后，日本国内对核能的恐慌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日本能源结构调整问题也被进一步激化。日本政府一方面要解决国内电力供应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要考虑民众对大规模核能的抵制，因此以核电技术出口换取其他资源的进口保障是当下较为现实有效的方案。

尽管日本核危机引发的对核能安全问题的担忧在全球范围内都广泛存在，但亚洲发展中国家出于节能环保和能源安全问题的考虑仍然对核电趋之若鹜。印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即把发展核能当作保障能源自主的重要手段，目前共有14座核能发电厂，发电装置容量约以每年100万瓩的速度快速增加。其他中小国家，如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等，也纷纷规划了自己的核电项目。日本能源经济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指出，亚洲地区的核能发电装置容量将在2030年由目前的8　200万瓩增加到19　900万瓩。

此外，出于对传统化石燃料环境影响的担忧以及核能安全隐患的顾虑，亚洲各国一直积极地致力于新能源领域新的替代产品的寻找。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日本的以核能为主的技术输出将能在亚洲寻找到广阔的市场，在为本国带来相应的替代能源储备的同时，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同样能在其中实现自己对技术升级的利益诉求。

3.3　亚洲能源合作机制前景展望

在内外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亚洲各国迫切需要建立能源合作机制，从政策制定、市场共建、资金分配和商品资源流动等角度互相协调融通，以确保亚洲能源的充分、安全供给。

政策制定的方面，在保证能源的安全、稳定、经济供应的同时，强化能源使用清洁化，促进可持续发展，是亚洲国家能源政策的一致发展趋势。以我国为例，在紧密联系日韩两国发展中日韩能源合作平台的同时，我国也在积极寻求“泛区域化合作”的可能性，如中印的海外石油开发合作和中澳能源贸易合作等。

中国和印度都是亚洲的能源消费大国，也同属人口多、体量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能源需求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性，但在面临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能源需求增长方面，两国都存在着能源增长与环境保护间的制约关系问题。共同的利益促使印度同中国的石油公司在海外项目中开展了能源领域的合作。2005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印期间，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宣言》，其中第9条指出，双方同意在能源安全和节能领域开展合作，包括鼓励两国有关部门和单位在第三国协作勘探和开采石油天然气资源。中印两国作为共同的需求方，在海外市场的开发过程中应当避免恶性竞争，形成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将有利于两国的发展。

中澳合作更多侧重于贸易往来。中国是能源需求大国，而澳大利亚恰有丰富的天然气储备，也是世界最大的煤炭出口国。其主要出产的结晶煤炭能够与中国煤炭混合，改善中国电厂的经济和发电效率。此外，澳大利亚铀矿的存储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能够满足中国核能的日益需求。中国对能源存在着长期、持续的需求，在满足需求的同时亦希望确保能源的安全供应，而澳大利亚有着全球领先的环保标准，能源清洁度高，技术先进，两国将是理想的合作伙伴。

市场建立和商品资源自由流动方面，东盟的能源合作以及计划中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很可能为亚洲能源贸易带来乐观的前景。在不久前举行的第29届东盟能源会议上，各国提出要加速实现东盟的能源合作。会议提出的设想包括：建立统一的标准、规范，完善各国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区域间的相互连接；以新能源为重点发展方向，调整能源结构，积极研发推广风能、太阳能、地热、潮汐、煤炭清洁及再生能源等新能源技术；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寻求国际能源机构的支持，有效推动节能执行计划。

制度层面上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之外，技术层面上的能源运输网络建设也正在进行中。2009年11月举行的亚洲清洁能源展会提出了“泛亚洲能源网络”构想——在澳大利亚、东南亚和东亚有条件的地方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资源，同时用一条长达6　000公里到8　000公里的高压直流输电电缆和一条长度相当的天然气管道把这些地区串联起来，最终形成一个跨南北半球的低碳能源传输网络和贸易市场。按照泛亚洲能源网络构想，在这个网络中，澳大利亚多余的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波浪能电力和煤层气向北输送，在经过印度尼西亚的时候并入该国多余的天然气、地热和水电资源，紧接着并入马来西亚的水电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生物质能源、湄公河三角洲的风电资源，最终输送到消费需求大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北边，内蒙古和新疆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东亚海域的风能、波浪能、潮汐能也可为能源网络提供更多的能源。这样一个共建的泛区域化网络将为亚洲国家的能源贸易带来更多元化的选择，增强各国能源贸易联系，降低单个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成本，为亚洲的能源合作开拓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面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多极化趋势，亚洲力量的增强是提升亚洲各国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亚洲作为世界制造中心，其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仰赖稳定的能源供应，剧烈动荡的传统化石能源供需体系警示着亚洲资源空间的高风险和高成本。通过区域经济、金融、贸易、能源的全面合作，建设共同市场来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有效降低成本，实现资源能源的梯级利用，亚洲才能够突破资源约束，实现稳定的增长，其增长的福利才不会被资源出口国大量地掠取。与此同时，全球性经济危机使得发达经济体能源需求下滑，能源部门投资不足恰恰为亚洲经济体扩大资源版图提供了有利契机。因此亚洲的能源合作战略实际上也是亚洲经济体推进其能源领域国际化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近期围绕南海问题的争端、中日两国针对俄罗斯油气资源旷日已久的竞争都充分说明亚洲各国亟须在能源资源开采开发领域构建一个合作共赢的新机制。纷争只能使亚洲错失发展良机，制造新矛盾的同时被其他利益集团所左右；而合作则意味着效率的提升、成本的下降和发展的稳定。亚洲国家应在制造业雁行模式成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谋求能源领域发展的新亚洲模式，共同缔造亚洲文明的新纪元！

【注释】

[1]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2]数据来自英国石油公司（BP）2011年6月世界能源统计（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3]数据来自英国石油公司（BP）2011年6月世界能源统计（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4]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5]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6]能源经济效率：单位能耗的总产出，以2007年美元价格计算。

[7]IEA（国际能源署）2011.

[8]IEA　2009.

[9]IEA　2011.

[10]IEA 2011.

[11]IEA 2011.

[12]数据来自英国石油公司（BP）2011年6月世界能源统计（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13]数据来自彭博（Bloomberg）2011年世界可再生能源投资统计报告（Global Trends in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2011）。

[14]数据来自英国石油公司（BP）2011年6月世界能源统计（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