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范式与能源供需模式关系比较研究

1.亚洲工业化、城市化范式与能源供需模式关系比较研究

正如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那样，总需求决定总供给。推动亚洲能源供需体系变革的原动力来自于亚洲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所衍生的能源需求的动态演化，任何总量、结构、效率的变动都会导致能源需求发生量或质的改变。东亚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被学者普遍认为符合雁行经济增长模式。

东亚雁行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内涵是：战后以来，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潜在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后者又将其成熟的产业依次转移到东盟诸国。80年代初，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开始参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在他们之间形成了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亚洲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如图 4-2所示。

在“雁型模式”的演变过程中，各梯队国家之间产业梯度转移伴随着国家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各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美国自由市场机制不同，亚洲各国普遍依靠差异化的产业政策实现对经济运行的适度干预。在产业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一般以十年为转变周期，沿“出口导向型”——“重化工业化”——“科技导向”的路径依序发展。目前“雁型模式”的第一、第二梯队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

图4-2　亚洲经济发展雁行模式示意

1.1　亚洲能源需求情况

在各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产业结构不同，对能源的需求也不相同。从能源需求总量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地区能源需求总量已基本稳定，亚洲地区普遍开始工业化和城市化，一次能源消费量高速上涨。1990年至2010年亚洲地区能源消费总量平均年增速4.96%，而其中日本由于已基本完成工业化，能源消费总量趋于平稳，平均年增速为0.74%；中国、印度、韩国等能源消费总量仍处于高速上升阶段，平均年增速分别为6.58%、5.47%和5.34%。亚洲新兴经济体能源需求的高涨对亚洲整体能源需求影响巨大。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亚洲各国间的能源消费分布也产生了变化。亚洲主要能源消费大国为中国、日本、印度，其中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最高，至2010年已经超过亚洲地区能源消费总量的50%；印度能源消费总量也处于高速上涨阶段，2010年印度已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二能源消费大国。

从亚洲经济增长来看，能源消费总量特点符合亚洲雁行增长模式，表现出梯度增长特点。在雁行模式下第一梯队的日本已经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能源消费总量基本保持稳定水平；第二、第三梯队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主要发展加工贸易，能源需求量比例并不高，但其绝对量在近十年间增长了近一倍；第四梯队的中国、印度、越南近年开始经济腾飞，伴随着能源消费量的高速上涨，中国和印度成为影响亚洲能源总消费的重要国家。

4.中国正面临着增长减速的危机

在找到了中国感染危机的原因之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统计数据来看，我们大致上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世界经济处在底部，而中国经济似乎正处在由顶部向下回落的过程，目前除了工资还在上涨之外，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出现了向下调整的趋势，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已经走上减速的道路。

这样，我们就必须对以下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否则我们就无法对此问题做出正确的应对：第一，经济增长减速在现阶段的中国是可以接受的还是不可接受的？第二，假如经济增长减速是不可接受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第三，一旦我们找到了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真正原因，那么我们又可以采取怎样的方法来恢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4.1　经济增长减速对于二元经济结构的中国来说是一个灾难^[8]

今日中国，一种非常盲目的乐观情绪正在被经济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广泛接受，即当中国出现经济增长减速的时候，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乐观地将其视作是经济结构调整成功的信号。然而，这种看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非常有害的。

为什么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呢？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结构是刚性的，因此结构调整只能是一种长期的增量调整，假如我们认定结构调整是一种长期性的增量调整，那么这样的结构调整是绝不会导致经济增长减速的。如果在结构调整中出现了经济增长减速，那么一定是有存量产能在被挤出，并且其被挤出的量很可能要大于新产业的增量产出。这种得不偿失的结构调整对于中国来说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存量产业大都是劳动要素密集的，而在结构调整中得到管理层支持的新兴产业大都是资本要素与知识要素密集的，因此，中国目前这种牺牲总量、挤出存量的结构调整方法势必会导致就业增速的下降，从而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回顾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增量调整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之成就的基本方法。

如果再进一步从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约束来讲，经济增长减速也是不可接受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通过体制转型、引进外资、对外贸易等方法，突破了效率低下、资本短缺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瓶颈。但是，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中国的人口压力并未消除，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重不到20%，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在50%以上，这意味着中国仍然属于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在这样的人口与经济结构下，过早地进行产业升级的结构调整，势必会受到禀赋约束而导致经济增长减速，并且还会带来严重的就业问题。只要中国的城市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那么中国要完成从二元经济结构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反而有可能把中国拖进“中等收入陷阱”，甚至有可能重返“马尔萨斯陷阱”。

4.2　中国的经济增长减速并非是自然减速

在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况下，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应对方法才是正确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真实原因。

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看法是“自然减速”。自然减速论的主要依据是中国人口结构的两大变化：一是从流量角度观察到的出生率的下降；二是从存量角度观察到的人口老龄化。这两种变化导致了增量劳动供给的下降和存量上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从而造成“人口红利”的消失和经济增长的自然减速。

除此之外，把经济增长减速归咎于中国过多地依赖于外贸出口的看法最近几年来也比较流行。按照这种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之所以会减速，是因为高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在我们看来，这两种解释并不准确。如前所述，尽管中国人口的出生率趋于下降，存量人口也趋于老龄化，但是中国存量的失业人口规模仍然极其巨大，这意味着中国潜在的“人口红利”在趋于消失，但现实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所以，假如我们仅仅依据潜在的“人口红利”而不是现实的“人口红利”来制定我们当下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就会产生重大的错误（即时点选择上的错误）。如果再进一步运用钱纳里的分析方法来解读今天的中国经济，那么就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远未到达自然收敛的发展阶段（即自然减速阶段）。根据钱纳里提供的解释，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仅与“人口红利”相关，而且也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关。中国今天仍有50%以上的人口为农村人口，“城市化红利”极其巨大。所以，中国维持现有的高增长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实际情况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然减速”论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于是各种不当的产业和结构调整政策接踵而来，从而使得本不该减速的中国经济在政策的高压下减速了。

现在再来分析出口依赖的问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所有处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都来自于对外出口，这也正是工业化早期的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为何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重商主义的根源所在。一个国家是否可以通过内部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已经进入到罗斯托所说的本国民众大规模消费的发展阶段。民众大规模消费发展阶段的到来显然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我们提出这样的看法，是基于以下的逻辑：在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出口是投资的函数，投资是就业的函数，就业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消费的函数。出口是原因，消费是结果，两者之间根本就不是教科书里所讲的那种替代关系，即出口的下降可以用内需来替代。按照这样的逻辑，中国如果把出口压制了，那么投资、就业、收入与消费的增长也就没有了。中国目前出口所遇到的阻力，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第一，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得中国的出口市场出现了暂时性的收缩；第二，中国的市场开放度还不够。由危机造成的出口市场的暂时性收缩具有周期性，所以，我们并不能以此次为依据，断定中国依赖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已经无法持续了。再从导致中国出口遇阻的第二个原因来看，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到了以市场换市场的发展阶段，因此，增加市场开放度的做法可能要比放弃外贸（出口）做内贸的策略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更加有利可图。总之，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绝不是因为贸易依存度过高，相反，只有中国采取压制贸易的政策，才会造成经济增长的减速。

假如，中国当前发生的经济增长减速既不是因为经济发展已到了自然收敛阶段，也不是因为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那就只有用政策干预不当来解释了。

4.3　中国或许正在经历一个从房地产泡沫到通货膨胀再到经济回落的演变过程

为什么说当前中国出现的经济增长减速是由不当的政策干预所造成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瓶颈究竟在哪里，然后再去研判宏观管理层面对这些瓶颈所采取的应对方法究竟是有效还是无效。根据我们的观察，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瓶颈主要集中在“二元经济结构”、“人力资本供给不足”以及“内需匮乏”等三个方面，然而当管理层采取不当的干预政策时，我们不仅不能有效地突破这些瓶颈的制约，反而人为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减速。

第一，由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增长瓶颈。二元经济结构会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而农业落后又会造成乡村的贫困。国际经验告诉我们，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基本方法只能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但是，最近的政策并不有利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工业的结构升级造成其吸纳农民工的能力在降低，不断增加对农民与农村的财政补贴，又大大减少了农民出外打工的意愿。结果，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居民人口仍然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由此造成的农村生产率的下降和居民收入水平偏低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结构问题，根本不可能通过财政补贴来得到有效的解决。面对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坚定不移地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道路，当城市生活成本提高的时候，政府应该采取的是补贴农民进城的政策，这种补贴可以是对进城农民工进行技术培训，也可以是向进城的农民工提供廉租房等，决不可采取目前这种反向补贴的政策来固化中国现有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非现代的农业部门通常具有报酬递减的特征，而城市工业则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因此，补贴农民进城可以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而补贴农民工返乡则会降低全社会的生产率。

第二，由人力资源不足带来的增长瓶颈。如果说二元经济结构属于存量瓶颈，那么人力资源供给不足则属于经济发展动态演进的瓶颈。二元经济结构和人力资源供给不足分别从两个不同方向制约了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二元经济结构告诉我们，中国需要一个较低技术水平的经济结构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便让更多的不具有技能的农村劳动者可以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业。人力资源供给不足这一事实又告诉我们，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调整，任何结构调整的政策是无法在禀赋约束之下产生效应的。更何况，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本来就不是政府的职能所在，而是企业的内生性行为。政府所要做的是投资教育，改变人力资源供给不足的禀赋约束，以便为企业内生性的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源支持。但是，最近以来，管理层却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结构调整的政策实施上，其后果是可以预见的。当企业因为无足够的人力资源来对结构调整的政策作出积极回应时，管理层为了避免既定政策的落空，就会采取建立国有企业的方法来实施既定的结构调整政策，而这势必导致经济增长的另一种结构性问题接踵而来，那就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

第三，由内需不足带来的增长瓶颈。内需不足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长期性制约因素。一个国家的消费需求取决于该国居民的恒久性收入的增长，居民的恒久性收入通常由两部分收入构成：劳动所得（工资）和资产所得（租金）。中国是一个欠发达国家，居民的收入以工资为主。但是，由于受到以下两个因素的制约，中国的工资性收入增长相对缓慢，从而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内需严重不足的国家，这两个制约中国工资性收入增加的因素分别是：二元经济结构和巨大规模的存量失业人口。二元经济结构意味着中国还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不仅收入水平低（报酬递减所致），而且还因为可以自己提供食物而具有自给自足的消费倾向。二元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另外一个问题便是拥有大量的存量失业人口。从长期来看，巨大规模的存量失业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从短期来看，由于存量失业人口会压制工资上涨，从而会造成内需不足。于是，在从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工业化一元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一个悖论：滞留在农村的剩余劳动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出清，然而经济增长却又因为大量剩余劳动导致的工资滞涨和内需不足而难以启动。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开展对外贸易，利用外部市场来突破这个增长瓶颈。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几乎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其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都采取了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经济起飞阶段的这个两难问题。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自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所采取的各种利用外部市场的做法是多么必要和正确。但是，最近以来，在中国尚未完成从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型，存量失业人口也未能出清的情况下，我们就贸然地决定依靠内需来刺激经济增长，这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从而失去实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走向一元化工业社会的历史性机遇。其实，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想借助于对外贸易来突破二元经济结构瓶颈、实现经济增长与转型的国家多得很。所以小平同志所说的这个历史性机遇并非只属于中国，我们稍有不慎，这种历史性的机遇转瞬即逝。如果再进一步来审视现有的刺激内需的政策，多多少少都以牺牲未来的增长为代价。比如，用财政补贴的方法来刺激内需是不可行的，因为由此导致的暂时性需求增长不可靠，理由是由财政补贴带来的需求增长不是基于居民恒久性收入的提高，不仅如此，财政补贴的增加势必要以税收提高为代价，因此就有可能降低人们投资社会产业活动的积极性，进而降低全社会固定资产的形成率，从而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再如，由政府动员加工资的方法也是有问题的，工资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存量失业的消失。否则，任何强行增加全社会名义工资的做法都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与市场竞争力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从事产品与结构转型的企业是少数，因为如前所述，我国的人力资本供给是不足的，大部分企业将会因为生产成本的提高而选择退出，而这又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倒流、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以及以内贸来替代外贸等一系列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实施，中国产业活动的空间被大大压缩。那些被挤出实体经济部门的产业资本为了获利，疯狂流向可以获取高额利润的房地产业，从而导致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为严重的资产泡沫。当政府为了控制资产泡沫而对房地产实施严厉的调控措施之后，那些被挤出的资本和流动性又流进商品和要素市场，从而导致了流动性冲击下的通货膨胀。政府为控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货币紧缩政策进一步提高了市场利率，由此造成的资金成本的提高，给予那些仍然坚持在实体经济部门的产业资本以进一步的打击，从而导致更多的资本从实体经济中撤出，并流向民间资金市场从事高利贷金融活动，这不仅造成实体经济活动的进一步衰退，而且还会导致全社会金融风险的大幅提高。当物价水平在持续的货币紧缩政策的作用下开始缓慢下行时，人们原以为一切都会回归到正常状态，其实不然，蓦然回首，我们突然发现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潜在的经济增长都已经开始下降。中国经济极有可能走向通胀还在但是增长却已下降的“滞涨”。

4.4　未来的任务是与经济“滞涨”作斗争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稳增长”的战略性意见。现在的问题是，当下中国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政策才能达到稳增长的战略目标。毫无疑问，稳增长就是要在挤压资产泡沫、控制通货膨胀的前提下防止经济增长的减速。换句话说，稳增长就是要防止经济由通胀滑向“滞涨”。

为达此目标，我们便需要从产业紧缩走向产业扩张，坚定不移地走外贸推动与市场导向的发展道路，而不是相反。走这样的道路所需要的政策选项应当是：补贴农民工进城，以增加劳动供给；不以行政手段来提高全社会的工资水平；降低产业进入门槛，不强行调整产业结构，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选择应以市场为导向；变紧缩性货币政策为扩张性货币政策，这样既可以挤出外来投机套利资本，又可降低产业融资成本；停止货币升值，鼓励出口，中国是个资源进口国，从长期来看，资源项贸易必定是逆差，为此就需要以商品经常项的顺差来平衡资源项的逆差，因此人民币贬值才是正确的选择。从短期来看，中国对世界主要国家的贸易顺差也是无法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平衡的，因为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主要是由结构性问题造成的，升值平衡必定会导致贸易的下降，进而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为了降低贸易摩擦，中国需要的是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至于规模巨大的存量国际储备则应通过对外投资来予以平衡；最后，政府还可以通过减低税率来刺激产业投资、增加税基，以便为政府未来的税源提供坚实的基础。

很显然，所有以上这些政策建议可能已经超出了政策管理的范畴，以至于需要通过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以及必要的体制改革才能实现。

4.5　长期性任务

中国面临的长期性任务是发展教育。

以美国为例，教育把这个国家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化国家，随后又把这个国家从一个工业化国家变成了一个后工业化的知识经济国家。

中国要想从一个农民为主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现代的工业化国家以及未来的知识经济国家，除了发展教育之外没有捷径可走。教育投入不足和应试教育制度是妨碍中国教育发展的两个主要障碍，因此，发展教育一靠投入，二靠改革。如果能够有效地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中国的长期增长则是有保证的。

图4-4　亚洲一次能源生产情况^[3]

亚洲石油生产总量近十年平均年增长0.98%，增速相对缓慢。亚洲地区开采的石油基本用于国内能源消费，其中中国石油产量增速较快，年增长为2.27%，而印尼石油产量则逐步减缓。从绝对量来看，亚洲石油生产主要集中于中国、印度、印尼和马来西亚，四国产量之和占亚洲总产量的85%左右。亚洲石油供给总量比较稳定，但石油需求量伴随着各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增长，亚洲石油供求缺口逐年扩大，对外石油依赖严重。

相比较石油，亚洲天然气产量增速较快，2010年天然气总量增至2000年的2倍。亚洲天然气开采总量的增加主要来自于中国、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天然气供给的高增长率。尽管十年内供给总量翻了一番，亚洲天然气的供求缺口问题却仍然严重。以中国为例，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天然气缺口至少达800亿立方米。

中国煤炭产量占亚洲煤炭总产量的80%左右，平均年增长率8.97%。目前中国基本实现了煤炭市场供求平衡，局部地区煤炭过剩，但煤炭市场仍存在行业管理弱化、法制建设混乱、铁路运输能力不能满足煤炭稳定供应能力等，煤炭市场的稳定仍需要更多探索。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不同亚洲国家对国内的能源供应情况进行了调整。通过能源供应的调整，反作用于需求，合理调节产业能源需求，促进能源供求与工业化、城市化程度匹配，以合理的能源价格推动和促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1.2.1　日本

日本能源储量较低，90%能源消费依赖进口。从本国能源供应绝对量来看，石油一直位居日本一次能源总供给中的首位。在石油危机前，石油的消费几乎与经济呈同步增长的态势。但受到石油危机的教训，日本开始寻找石油替代能源，实施了一系列石油安全和石油替代政策，逐步增加煤炭、天然气和新能源的使用。煤炭位居日本一次性能源总供给的第二位。与石油相比，煤炭可望从海外得到长期稳定的供给。日本积极开发煤炭洁净技术，从海外扩大普通煤炭的进口。日本一次性能源总供给中位列第三的是液化天然气。20世纪70年代初，液化天然气在能源供应中所占比例是微不足道的，只占1.5%。但在两次石油危机后，由于日本渴望得到环太平洋地区天然气的稳定供给，着眼于天然气的长期合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液化天然气在能源总供给中的比例迅速扩大，2008年达到14.1%。核能在日本一次能源总供给中居第四位。由于日本燃料缺乏，为了扩大电力供应，从1955年开始研究核发电问题，1966年第一座商业性核电站投产。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为了摆脱发电燃料对石油的过分依赖，日本加快了核电站建设。到2008年，日本的核能已占一次能源总供给的13%。

目前日本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日本不仅注重本国能源生产的结构性转变，减少原油依赖，还有意识地引导市场在进行能源消费方向的转变，实现供与需的匹配。如日本政府对新能源的研究与开发非常重视。1974年，通产省工业技术院制定了日本第一个综合新能源技术开发长期规划——“阳光计划”。到2000年政府已累计投资1万亿日元，主要开发太阳能、地热能、氢能、合成天然气等新能源，凭借日本的先进技术，开辟一条新的能源供应渠道。2008年日本新能源供给可折标为1188万吨石油当量，在亚洲遥遥领先。日本在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不断调整能源消费结构，使其合理化，逐渐规避能源风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际能源价格的升跌对日本经济的影响较弱。

1.2.2　韩国

韩国与日本类似，本国能源储量较低，是亚洲典型的能源进口国，80%以上的能源依赖进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国内能源需求高涨，韩国成为世界第十大能源消费国家，是世界上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煤炭、液化天然气进口国，世界第五大石油进口国。韩国国内能源产量有限，其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极为敏感。因此出于能源安全考虑，韩国也十分注重能源的储备和替代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在能源进口和储备方面，韩国对中东地区的石油依赖度极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20世纪90年代韩国天然气进口几乎100%来自东南亚国家，但21世纪后天然气进口逐步多样化，至2007年东南亚天然气进口量已降低至41.1%，中东地区成为韩国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同时韩国也注重从澳大利亚和其他地区进口天然气，进口结构已经相对分散。韩国煤炭主要从中国、加拿大、美国进口，其中中国是韩国煤炭进口的最主要来源国，约占80%比例。可以看到，在韩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随着能源需求的不断上升，韩国也在对能源进口结构逐步进行调整，从集中进口到逐渐分散，减弱对单个国家或地区能源依赖度，达到分散风险的能源安全要求。

在替代能源开发利用方面，韩国政府着眼于新能源，将研发重点放在浮游式海上风力系统开发、太阳能电池用有机硅聚合物制造设备国产化、低风速风力发电系统开发等战略技术与核心设备的开发方面，计划利用现有技术条件大规模开发太阳能、潮汐能以及核能等新能源。韩国目前在建的新能源项目中，太阳能发电站是发展重点之一，其中全罗南道新安郡兴建的太阳能发电站，建成后可望为6000户家庭供电，每年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2.3万辆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1.2.3　中国

中国是亚洲最大的能源产出国，近年来能源产量持续增加，但在石油等重要能源方面，中国仍具有高度的进口依赖。在高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中国能源消费量不断攀升，2009年中国进口原油2.04亿吨，比2008年增长14%，中国石油消费进口依存度已达到52%。^[4]

图4-5　中国一次能源生产结构^[5]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一次能源的生产总量仅为2　400万吨标煤。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展开，中国的能源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80年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分别达到了6.37亿吨和6.03亿吨标煤，同1953年相比，平均年增长9.7%和9.3%。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能源工业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取得了空前的进步，进入了世界能源大国的行列。1996年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分别达到了13.1亿吨和13.9亿吨标煤，跃居世界第二位。经过五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能源工业已经形成了以煤炭为主、多能互补的能源生产体系。

中国自然资源总量排世界第七位，能源资源总量约4万亿吨标准煤，居世界第三位。煤炭保有储量为10024.9亿吨，可采储量893亿吨；石油的资源量为930亿吨，天然气的资源量为38万亿立方米，现已探明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只占资源量的约20%和约3%；水力的可开发装机容量为3.78亿千瓦，居世界首位；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风能资源量约为16亿千瓦，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约2.53亿千瓦，地热资源的远景储量为1353.5亿吨标准煤，探明储量为31.6亿吨标准煤，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等储量也属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石油仅为十分之一。人均能源资源相对不足，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限制因素，这也是发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辟新的能源供应渠道的一个重要原因。

1.3　亚洲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转型

当前，亚洲新兴经济体目前已经进入了工业化转型的关键阶段，经济增长的能源密集性高、能源需求刚性强。在能源供给趋紧、节能减排压力和能源市场波动性加剧等背景下，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极有可能受到制约。但同时，这可能也为亚洲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动力与契机。

纵观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增长史，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向发达经济体转型的成功路径并非轻易可以探求。不论是南美经济危机、东欧政治巨变，还是亚洲金融危机，究其根源都肇始于“中等收入陷阱”。与此同时，国内能源供应和节能减排的压力也为新能源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如果能够成为亚洲新兴经济体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突破口，则将十分有助于扭转亚洲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始终处于“外围”、无法突入“中心”的不利局面，助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以日本、韩国等为代表的亚洲发达经济体都曾经付出过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日本战后为了重振经济，提出工业立国、钢铁强国，由此导致了60年代频发的恶性环境公害事件，由此才触发了日本对环境问题的真正重视；而70年代为了应对石油危机而快速发展的核电站在2011年同样带给这个国家巨大的创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创造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的同时，同样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2007年中国的能源经济效率^[6]分别是世界三大经济体——美国、日本、德国的29.8%、20.6%和16.3%，并且在同一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从下图也可以看到，我国的单位GDP能耗自80年代以来尽管有着明显的下降趋势，但目前在亚洲国家中也仍然处于首位。

图4-6　亚洲国家能源使用（每创造1000美元GDP消耗能源，单位千克油当量）

由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未来的能源主题应当集中于寻求是否存在可能的内生路径和外生动力，促使后发工业化国家利用通道效应跨越倒U型曲线资源耗竭、环境退化的顶部，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1.4　亚洲城市能源战略

日本、韩国等国家针对目前亚洲经济与能源形势，制定了相应的能源战略，对外寻求稳定能源供给、对内节能与新能源开发并举，迅速调整相关法律法规，以适应能源需求旺盛、价格飞涨的国际环境。从城市案例来看，东京、首尔是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国际化大都市，这些城市针对各自的城市布局结构和能源需求特征以及新时期节能减排要求，实施了众多能源战略措施。

东京从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出发，节能与全面消费可再生能源并重，同时注重严格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其能源战略主要包括建筑节能、可再生能源与二氧化碳减排三方面。

表4-1　东京能源战略

与日本东京相似，同为亚洲国际化都市的韩国首尔也正在着力节能减排相关的能源战略探索。韩国首尔从2007年开始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发表了促进新型再生能源利用的普及发展计划，并致力于推广住宅小区和停车场使用新型能源发电。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同时，首尔根据城市产业优势，主推建筑照明节能。为了实现节能，首尔市将在2014年之前投入2200亿韩元，目标为2020年照明100% LED（发光二极管）化。

观察亚洲主要国际化都市的节能减排政策，对上海能源政策的制定有着鲜明意义。但与日本、韩国不同，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区域能源政策的制定不仅要满足节能减排的政策方针，同时要满足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的发展要求。2010年上海已经突破人均GDP一万美元大关，能否突破能源约束，实现低碳转型，找到新的增长点，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