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与变革机制

第三节　构筑权力空间：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模式与变革机制

藉由平息伊朗危机，美国和国际石油公司确立了对中东石油的主导权，也获得了构建世界石油体系最有力的物质基础。两类行为体以各自的权力优势——美国作为战后霸权国家的绝对优势、国际石油公司对石油资源、技术和市场的绝对占有——以国家战略和公司商业利益“结盟”的形式，共同构建世界石油体系，开启了以美国及国际石油公司作为世界石油体系权力中心的时代。

一、战后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

世界石油体系的成员包括三类：产油国、进口消费国以及国际石油公司。具体来说，当时的产油国主要位于中东地区，都是不发达国家。消费国分为两类，一类是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是当时石油消费的主力；另一类是处于缓冲地带的不发达国家。而石油“七姊妹”几乎就是当时国际石油公司的代名词。其中特别需要界定美国的身份。在石油体系建立之初，美国既是当时的石油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出口国、也是石油生产的首要对外投资国。从与石油市场的关系来看，从体系建立直到七十年代之前，美国都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消费国和石油输出国。直到七十年代，美国才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但从在石油体系中的权力地位来看，从石油体系确立直到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这段时期，美国国内石油一直是其影响其他消费国和产油国的权力来源之一。因此，美国既不是一般的产油国也不是普通的消费国。石油对于中东产油国和美国的权力意义可谓天壤之别；作为消费国，美国拥有其他消费国所不具备的影响能力——美元霸权。在这个意义上，应该将美国从产油国或消费国的行列中区别开来，石油体系的成员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美国、国际石油公司、消费国和产油国。

由于战后东西两大阵营处于对峙的冷战状态，形成彼此隔离的两大平行市场，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世界石油体系尚未成型。从市场化的角度判断，战后的石油体系最初形成于西方世界。那些后来成为能源生产大国或消费大国的国家，如前苏联、中国等，在战后初期尚未进入世界石油体系。在1910年到1950年期间，世界石油产量增长了12倍，但前苏联的石油产量只增加了4倍。石油来源在很长一段时期中都是前苏联经济的“阿基里斯之踵”，1953年的伊朗政变，更是卡住了苏联的石油来源，置前苏联于困境之中。直到1959年在西西伯利亚发现大量石油，前苏联才扭转了石油净进口国的身份，成为石油出口国。在1961—1969年期间，苏联在西西伯利亚勘探发现了60座新油田。苏联的石油生产进入“井喷期”。1973年阿以战争爆发，西方世界对西伯利亚石油的需求增加，其后的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油价跳跃式上涨，使苏联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繁荣。⁽²⁹⁾冷战时期中国的石油来源情况与前苏联的经历比较相似。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自此正式加入世界石油体系。

首先，战后世界石油体系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战后国际体系是形成世界石油体系的重要外部环境。

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美国通过向盟友提供大量所谓的公共物品，确立和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其中保证充足而廉价的石油供应是美国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国际石油公司是协助美国履行这一霸主“责任”的关键工具。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担负着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的功能，当然美元也是世界石油的交易货币。美国因此享有一种特权地位，不必担心自己的国际收支。换句话说，“美国国际收支的赤字将由世界其他国家向美国发放信贷而自动解决”。⁽³⁰⁾而且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作为石油交易货币的独特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元货币霸权提供了重要保障。同理，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元的势力范围也没有局限于西方世界，无论油价如何，前苏联都只能别无选择地用石油从西方世界换取大量硬通货——美元，再用美元从西方进口所需要商品，如粮食。

战后美国成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也是石油以及其他矿产资源的最大对外投资国。美国在全球资本输出中所占的份额从1914年的6.3%上升到1930年的35.3%，到1960年上升到59.1%，而英国的份额则从50.3%降至43.8%，再降至24.5%，其他两个主要资本输出国（德国和日本）的份额从39.5%降至11%，再降至5.8%。⁽³¹⁾作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国在石油生产领域的对外投资在其全部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很大比重。与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不同，美国对外围国家的投资集中在资源领域（如采矿、石油、矿产品初加工），投入外围地区矿业和石油生产的资金份额约占60%。在1964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石油生产占了32.4%。⁽³²⁾

总之，战后美国逐步确立起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中的领导角色，确定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并在全球资本输出发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因素决定美国在世界石油体系中占有绝对的权力优势，表现为美国对各种权力资源的充分占有（如石油资源、资金与技术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对产油国和消费国的影响力，以及与国际石油公司之间战略与商业的“结盟”关系。

其次，在战后世界石油体系内部，产油国、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围绕石油形成的供需、分工和贸易关系，以及权力对比，成为决定体系权力结构的重要因素。

战后，产油国、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形成国际石油的供需网络，国际石油公司居于其中的核心。部分产油国的石油生产和出口都要经过国际石油公司。从事原油开采的产油国在资金、技术和出口等方面依赖于国际石油公司，通过国际石油公司与消费国建立间接的供需关系。国际石油公司既从事石油的开采、加工和销售，还在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充当石油贸易中间人的角色；既向消费国提供原油及石油制成品，也向部分产油国提供成品油，如伊朗虽是主要产油国却严重依赖成品油进口。因此，国际石油公司是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重要的纽带和桥梁，是战后世界石油最直接的生产者和供应方。

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产油国、国际石油公司和消费国各自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决定了石油利益的分配关系。在战后石油工业和贸易中，不从事石油生产的产油国政府通过向石油公司出售“生产许可证”（即开采“特许权”）获得收入，无权参与石油定价，在石油产业链上尚无“立足之地”。从事石油生产的产油国只是处于产业链的上游，对国际石油公司存在资本、技术和市场的多重依赖。国际石油公司几乎覆盖整个石油产业链，垄断着资本、技术和市场。国际石油公司在垄断经营中，通过相互间非正式的协议，控制着石油产品的价格，获得超额的回报，产油国政府只得到出售特许权的租金。产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在石油产业分工和贸易中的相对位置，决定两者在交换关系上的不平等，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石油利益分配的不对等。国际石油公司在石油利益分配中处于明显优势。

同样处于优势地位的还有发达消费国。在战后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中，与其他原料输出国一样，产油国处于垂直分工和交换体系的低端，发达消费国处于高端。产油国是原油出口国和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国，以原材料换取工业制成品。发达消费国是原油等原材料的进口国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国。廉价原料和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是整个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这种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中，产油国和发达消费国之间以不等价交换为原则，形成了不平等的利益分配关系，产油国在利益分配上处于相对劣势，并由此形成对发达消费国的依附关系——即石油生产受制于发达消费国工业的需要，产油国的发展决定于工业国的发展。从战后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没有哪个经济部门，比石油部门更明显地体现了第三世界的依附性。⁽³³⁾

从权力资源及其转化结果来看，权力结构取决于产油国、发达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三者之间的权力对比。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消费国及国际石油公司掌握石油资源，拥有资金、专业技术和技能以及更为重要的定价权和石油市场。正因为具备了这些条件，美国等发达消费国通过国际石油公司垄断原油的开采、生产、加工和销售才成为可能。当时绝大多数产油国，在经济上是不发达国家，在政治上仍是弱国，尽管有些产油国已经获得民族独立，产油国对于地下蕴藏的石油并不拥有实质上的使用权，对石油资源的控制力仍然软弱，而将石油资源转化为现实权力所需要的其他权力来源（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权力来源）更是非常匮乏。权力对比的悬殊差距决定了石油体系权力结构的等级特性。

丹尼尔·耶金认为“战后石油秩序”是由石油生产国、大型国际石油公司和西方消费大国之间的一系列关系组成的，⁽³⁴⁾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国际石油公司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制定战后石油体系的游戏规则。美国在石油体系中占有绝对的权力优势，国际石油公司处于石油供需网络的核心地位，产油国与国际石油公司及发达消费国，在石油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中形成了依附关系，在权力结构中建立了等级关系，因此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必然是一种“中心—外围”式的等级架构——产油国在权力结构中位于体系的边缘和下层，国际石油公司和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消费国处于核心和上层。相对于体系外围，权力中心在石油资源、资本、技术、市场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战后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如图4.1、4.2所示。

图4.1　战后—1973年世界石油体系中的权力关系

图4.2　战后—1973年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

在战后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确立之后，国际石油公司无论在石油生产份额，还是在资金技术和经营范围等方面，仍保持一种上升的势头，从而延续着自身的权力地位和世界石油体系的基本结构。在除北美和共产主义国家之外的世界石油产量中，“七姊妹”的生产份额从1960年的72%增加到1966年的76%，⁽³⁵⁾同样，“七姊妹”在1966年的石油利润率也远远高于1960年，⁽³⁶⁾并且超过当时其他产业的利润率。而且，“七姊妹”海外原油的收益保证它们拥有充足的可供支配的自由资金，用于勘探新的油田，发展运输船队，进行加工提炼，设置加油站网点等业务。与此同时，“七姊妹”还具有足够的资金向同样有利可图的石油化工这一新的领域扩张。总而言之，由于在资源、资金、技术以及下游市场等诸多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以“七姊妹”著称的国际石油公司才能维持自身在世界石油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并能塑造和维护“中心—外围”式的权力结构。

二、战后世界石油体系的互动模式——不完整的三角相互依赖

在战后世界石油体系权力结构得以确立的同时，各行为体之间建立起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互动模式——石油相互依赖。石油相互依赖直接源于石油的供需关系。在供需关系中，国际石油公司在体系形成之初充当着产油国和消费国的中间人，因而在由三方行为体构成的石油供需关系和相互依赖关系中，直接的石油供需和相互依赖关系存在于产油国与国际石油公司之间以及消费国与国际石油公司之间。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存在间接的石油供需，两者通过国际石油公司建立起间接的相互依赖关系。因而战后世界石油体系行为体互动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三角相互依赖，但该三角相互依赖是相对不完整的，如图4.3所示。

图4.3　战后—1973年世界石油体系中的不完整三角相互依赖关系

严格意义上的相互依赖存在于“经济规模基本相当、发展水平相似、现代化程度基本一致的国家之间”。⁽³⁷⁾换言之，绝对的经济相互依赖存在于平行贸易关系和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之间，而不是存在于贸易和分工关系垂直发展的国家之间。绝对对等的经济相互依赖只是一种理想的理论模型，现实中的相互依赖大多是不对等的。

国际石油公司是三角相互依赖的核心，在任何一组相互依赖关系中都占据明显的优势。国际石油公司既是西方工业国和其他不发达消费国最重要的石油供应方，也是产油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对于产油国来说，石油是最主要出口商品，对石油收入的严重依赖，直接导致其对国际石油公司的依赖。

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源于行为体之间权力对比的不均衡。鉴于产油国、国际石油公司和发达消费国之间的权力差距，无论产油国对国际石油公司的依赖，还是对发达消费国的间接依赖，不仅是不对称的，而且是依附性的。

三、战后世界石油体系结构的变革机制

在体系建立之初就探讨体系结构变革的机制问题似乎为时尚早，但从战后世界石油体系确立过程中的历史性转折点——伊朗事件，仍可以找出关于体系形成和变革的某些规律性线索，即权力对比关系是决定体系结构及其变革的关键。

轰轰烈烈的伊朗国有化运动及其事与愿违的结果，是验证世界石油体系形成与变革机制的典型案例。石油工业国有化造成伊朗与国际石油公司之间的相互依赖链条发生断裂，但是在伊朗政府与国际石油公司建立的新的相互依赖关系中，无论权力对比还是利益分配关系都依然延续着国有化之前的不对称性和非均衡性，而伊朗的石油工业乃至整个国内经济和政治都为国有化的失败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由此可见，相互依赖关系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只是中东乃至世界石油的主导者发生了变化，美国及其石油公司取代英国和英国石油公司，并在确立战后世界石油体系的同时成为其权力核心。下面从权力转移和不对称相互依赖的角度探究其中的原因。

第一，从权力转移的角度看，国有化运动非但没有帮助伊朗实现资源主权独立的愿望，反而加强了美国及国际石油公司对伊朗石油的控制。国有化所引发的最为显著的后果只不过是中东石油资源控制权的转移——从英国公司移至美国公司、从英国移至美国。石油权力在英国与美国之间的转移，并不会给世界石油体系带来实质性变革，而伊朗与西方国家的权力关系更是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世界石油秩序仍由西方国家及其国际石油公司所掌控。国有化运动只是使美国和国际石油公司进一步增强了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控制，为其确立世界石油体系并成为权力中心提供了契机。

第二，从不对称相互依赖来看，伊朗在脆弱性依赖上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其承受相互依赖链条断裂代价的能力不如英伊石油公司。虽然在敏感性依赖上伊朗占有优势，英伊公司依靠伊朗的石油资源获得财富，国有化则意味着大幅减少石油公司的收益。但在脆弱性依赖上，伊朗却处于劣势。伊朗经济一直严重依赖石油资源，伊朗的石油工业离不开英伊公司的技术、资金和市场。实行国有化后，伊朗的工业和经济几乎无法承受同英伊公司相互依赖关系断裂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接连发生的国际财团的联合抵制、炼油厂的停工、经济危机、社会骚动，使得摩萨德政府陷入艰难处境，最终为捍卫本国资源维护经济利益，付出了惨重的经济和政治代价。而英伊公司却拥有多种权力资源和手段惩罚改变相互依赖关系的伊朗政府。伊朗危机结束后，国际石油公司垄断了对伊朗石油的购买权，伊朗在石油生产和对外贸易方面都受控于石油垄断资本。

第三，从相互依赖与权力结构的关系来看，新的相互依赖关系将由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结构重新构建。如果权力结构本身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断裂后重建的相互依赖链条将重复原有的不对称性。尽管石油相互依赖关系因伊朗危机发生了断裂，但由于伊朗与西方国家及其石油公司的权力对比关系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因而危机过后重建的石油相互依赖也没有发生改变。伊朗与美国及国际石油公司重新建立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内容上仍保持着危机前伊朗与英伊石油公司相互依赖关系的连贯性，并在性质上延续着旧式相互依赖关系的不对称性和非均衡性。

总而言之，伊朗通过国有化运动挑战世界石油体系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关系的努力并未取得成功，反而无意中为美国和国际石油公司创造了确立主导战后世界石油体系的良机。其根源在于伊朗与挑战对象之间悬殊的力量差距。曾任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助理秘书长，并在1983—1988年担任欧佩克执行秘书长的法德希尔·查拉比（Fadhil J.Al‐Chalabi）对伊朗事件做过这样的评价：“由于世界权力关系中存在的巨大不平衡性，产油国将国民财富从石油公司的掌控之下‘解放’出来的任何努力皆以失败告终，伊朗的摩萨德试图逆转伊朗与石油公司关系的失败，清楚地证明了这个事实。”⁽³⁸⁾查拉比的评价无疑道出了权力对比与体系变革的内在关系。相互依赖性质的改变取决于体系权力结构的变化，而体系权力结构的变化取决于权力对比的改变。因此，相互依赖关系的断裂并不必然会带来体系结构的变革，但体系的变革必将塑造新的相互依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