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模式的变革与家庭养老

在中国农村，新中国成立后到经济体制改革前，农村婚姻模式的变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党和政府凭借政权的力量向被称为“四旧”的传统婚姻模式发起一次次攻击，目的是按当时的理解去建立社会主义的婚姻、文化模式，由于社会控制的有效，每次冲击都导致了传统婚姻文化模式的改变；另一方面，一旦这种冲击过去，社会控制稍有松弛，传统的婚姻文化模式就会凭借自己深厚的经济基础——简单的小农经济，迅速回潮。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在经济落后，温饱尚未解决的农村社区中，婚姻是无法摆脱现实的经济考虑的。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导致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受到了强大的冲击，这必然带来婚姻模式的根本变革。在本节中，笔者主要论述缔结婚姻的方式、择偶标准、婚姻风俗三个方面的变革以及这些变革对农村家庭养老所带来的影响。

一、农村婚姻模式的变革

农村婚姻模式的变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婚姻缔结方式的变革；二是择偶标准的变革；三是婚姻风俗的变革。

首先，是婚姻缔结方式的变革。参考人类学者阎云翔对下岬村村民选择配偶方式的研究，笔者在此也把平陵村村民选择配偶的形式概括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自由对象”，也就是年轻人在相互的交往中，自发地坠入情网，无需媒人的介绍便私订终身；第二种类型是“介绍对象”也就是通过媒人的介绍认识；第三种类型是“父母包办”，也就是由父母为年轻人作主要的决定。在笔者所做的调查中，主要考察了平陵村1960年至2007年夏天结婚的男性村民的择偶状况。(情况见表格1)

调查结果清楚地显示，在过去的近50年里，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自由对象”在1960年自由择偶的人只有5%，到90年代则达到40%。同时父母做主的包办婚姻的比例大大下降，从60年代的10%逐渐过渡到90年代的彻底消失。

表格1

同时，自由择偶的变化趋势也表明，在20世纪50－60年代，尽管国家颁布了新的婚姻法，并实行了一系列的家庭改革政策，但是，农民缔结婚姻的基本模式并没有马上得到改变。这说明，宏观政治政策的变革与农民日常微观行为的变化并不是同步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国家宏观政治政策变革的作用，它毕竟为农民日常行为的变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规则”环境，对破除封建的婚姻形式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这么说，国家的政策为农民的日常互动提供了一个“规则”环境，而随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日常互动的“资源”环境，在“资源”环境和“规则”环境的逐渐变化下，农民的婚姻模式逐渐发生变化，逐渐走向自由、自主。

其次，是择偶标准的变革。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村，年轻人的婚姻大事基本上是由父母来决定，人们也谈不上自己的择偶理想或择偶标准。对婚姻对象的选择主要以家庭的需要和判断为依据。好婚姻的标准，首先是亲家是不是好亲戚，其次是本人是不是好媳妇或好女婿，年轻人自己的意见则往往无足轻重。到了集体化时代，年轻人的自主性和独立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人们开始谈论起理想的好对象，年轻人在婚姻大事中也开始发挥一定的自主性和主动性。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农民的择偶标准以及在婚姻生活中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

根据笔者的访谈结果，在六七十年代的集体化期间，人们的择偶标准主要是看人品，理想的对象是人老实、脾气好、勤快。无论男女都最好是身强力壮，那对持家和从事农业生产非常重要。另外，青年男女的政治成分也很重要，当然，家庭出身对于男女青年的重要程度有所不同。对于男青年，家庭成分的重要性要大于女青年。从女方的角度来看，男方的家庭经济状况是第一位的考虑，从男方的角度看，女方的长相和家庭的名声是被考虑得最多的因素，因为这两个条件基本上决定了女方的“身价”。

当然，“老实”这个标准也有着它独特的本土化意义。“老实”可以指一系列的个人品质，包括诚实、坦白、顺从等等。其中，诚实和顺从是最常用的含义。在改革开放以前，村里既听话又诚实的人是最受欣赏的，村里的姑娘都愿意找老实的男青年当对象，地方基层组织也愿意吸收老实人入党，在基层干部的培养上，老实人也往往是重点培养对象。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家庭再次变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单位，也变成独立的利益主体，老实人由于不能适应各种社交场合，逐渐变得不合时宜。一些条件较好的女青年都不再把老实作为选择对象的标准之一。按照平陵村村民的解释，在今天这个日新月异、信息多变的世界上，老实人根本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不仅个人容易吃亏、落伍，对家庭也很不利。

在笔者看来，“老实”之所以在过去被作为择偶的一大主要标准，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封闭的社会环境和集体化的生产方式。老实是封闭社会所推崇的品质。当所有的村民们基本上都只限于在一个关系密切、变化不大的地方社区中相互交往时，老实意味着可靠和值得信任，这就使乡村社会的交往成本和风险大大降低。但是，一旦超出狭隘的小圈子，老实不仅不再是优点，反而是极大的短处。特别是到了改革开放年代，村民们必须在一个尚未健全的市场经济中与陌生人打交道，这时候，老实便成了一大缺点。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里，老实人就会被人欺骗，老实的丈夫也不可能把养家护家的责任履行得很好。

当然，平陵村的女性也并不仅仅是出于现实的原因而不再选择老实人。在有些姑娘看来，她们不喜欢老实青年，因为他们不会讨自己的欢心，不能满足自身的心理需要。当笔者问村里的女青年，她们理想的对象应该是什么样子时，大多数女青年都说“帅气”是首要的标准，当笔者继续追问“帅气”到底是什么含义时，她们的回答虽然不尽相同，但总的说来，那青年如果长得高挑、白净、五官端正、穿戴整齐、会说话、懂礼貌就会被姑娘们称赞为“帅气”。

当问及平陵村的男青年，他们理想中的对象是什么样子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洋气”。在平陵村民的本土世界里，“洋气”主要指姑娘漂亮、会打扮、会化妆、会社交。当然，村民择偶标准的变迁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变迁的结果，对村里青年人所作的进一步调查显示，择偶标准的变迁受流行文化，特别是爱情歌曲和肥皂剧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在“帅气”和“洋气”成为青年人择偶的新的标准的同时，老实和勤快不再是最受欢迎的标准。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的对象是形象赏心悦目、而且会表达爱情的人。我本家一个妹妹和叔叔的婚姻就为这种择偶标准的变革作了最好的注脚。我本家的一个妹妹，人长得不错，家庭条件也比较好，经人介绍与同村的一位男青年确定了恋爱关系。这位男青年家庭条件也不错，人也比较勤快，小伙子精通瓦工、木工、石料工的各种手艺，但是，小伙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说话，见到姑娘就脸红。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我本家的妹妹在镇上打工时，结识了邻村的一位小伙子，这个小火家庭贫寒，家里还有70多岁的老母，娘俩就住在三间草房之中，这个小伙子没有什么专长，但人爱打扮，会说话。让人想不到的是，我本家的妹妹很快坠入情网，与小伙子私奔了。于是与本村那位青年的关系也就画上了句号。后来，当家人问那位本家妹妹为何选择一个家庭条件不好、又没有技术专长的年轻人时，她的回答是：小伙子会说话，懂得讨女人的欢心，和他在一起即使喝凉水也甘心。家人也无语以答。

我本家一个叔叔的婚姻变故更让人觉得好笑，也觉得惊奇。我本家的一个叔叔，人很老实，不善谈吐。但是，人很勤快，身体也比较强壮，在外面打工非常卖力，对妻子也是百依百顺。没想到2007年，妻子也与突然与人私奔了，而这时候，孩子已经12岁了。当妻子回来与他办离婚手续的时候，他感到郁闷和迷茫，就问妻子为什么和他离婚以及他有什么过错。妻子回答到：“你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你不懂温柔、不懂女人！”妻子的回答出乎他的预料，也令周围的人感到惊奇。一个几乎没有接受任何教育的农村妇女竟然说出如此的话语，这实在是值得研究和反思的。

总的说来，农村青年选择对象的标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变迁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在平陵村，大致的趋势可以归结如下：

在集体化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在基层占有统治地位，集体生产是主要的生产方式，这个时期，老实、可靠是年轻人选择伴侣的重要标准之一。改革开放后，无论男女青年都显出了物质主义的倾向，不过男女之间还是具有一定的差别。女青年择偶的标准包括几个方面：未婚夫的家庭经济条件；未婚夫的能力，传统的注重身体强壮和种田能力不再是首选，取代的是通过非农业，特别是技术和知识赚钱的能力；另外，外貌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年轻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能力逐渐增强，个人的素质，特别是外貌和谈吐能力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重视，几乎正在成为最主要的标准。年轻人择偶标准的变化，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这种择偶标准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家庭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从而对农村老人的赡养状况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后面笔者会继续做出分析。

最后，是婚姻风俗的变革。婚姻风俗是社会不成文的婚姻行为规范，对考察婚姻文化模式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婚姻风俗的内容有很多，笔者在此仅仅对初婚年龄、婚礼仪式，通婚圈的变化做简要的说明。

第一，初婚年龄。早婚早育，是农村传统婚姻文化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反应的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对于普通的村民来说，早娶妻早生子，为家族延续香火和人口是人生的主要意义所在。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青壮年劳动力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实力，而且人的平均寿命相对短促，早娶妻早生子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普遍赞成早婚乃至相沿成俗。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年轻人接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而且要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劳动力的培养周期越来越长，另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也使得年轻人眼界更宽阔，对于个人的自我发展越来越重视，这就使得农村地区，年轻人的初婚年龄越来越大。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年轻人思想、文化进步的表现。

第二，婚礼仪式。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婚礼的功能在于取得婚姻关系的合法性，获得社会权威和公众的承认，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家庭成立的标志。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婚礼的功能除了使婚姻关系得到社会承认外，还具有明确身份的作用。因此，缔结婚姻礼仪的完备具有两个重要意义：(1)它表明女方的价值——是男家去求妻，而不是女家自送上门；(2)过门之后取得的是妻的地位。所以，传统的婚姻文化模式非常注重婚姻礼仪的完备且在这种完备中又融进父系、父权家庭制度的特色，如拜天地、拜祖宗、入祠堂、见公婆等。

这些礼仪表明此女已经被男方之家族接纳，在宗祠中可有一席之地。儒家文化对婚礼的这种观念完全融进了传统婚姻文化模式中传统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就体现了这种文化模式。当今，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婚姻礼仪越来越简洁化，而且年轻人在确定恋爱关系、决定结婚日期当中的自主性是逐渐增强的。到目前为止，父母虽然会对婚姻礼仪的某些事件参加意见，但这些意见仅仅是参考性的。而且，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婚姻礼仪中的传统因素逐渐减少，逐步被一些现代性的因素所替代。笔者通过对平陵村婚姻礼仪方面的调查得出：传统的拜天地、入祠堂等内容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结婚宴”。同时结婚的花费越来越大，而且结婚的用具都朝向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第三，是通婚圈的变化。在传统时代，通婚圈是比较狭小的。当时主流婚姻行为特征是，既要避免村内结婚，又将近村婚姻作为首选，表现出若即若离的特征。避免村内结婚与传统家族意识和宗族组织的存在有一定关系。在主流婚姻之外，有一定比例的村内和与外县外省结婚现象。土改以后，通婚圈并没有伴随着人们经济上平等程度的提高而表现出扩大的趋向。相反，集体经济组织由于将其成员束缚在土地之上，进行单一的农业经营，并没有使成员的职业范围有任何扩展。与此同时，家族组织受到彻底削弱，人们在家庭之间建立联系的愿望增强了，村内结婚有了存在的社会基础。新的制度将男女彼此之间活动范围的藩篱彻底打破了，从而使未婚男女的接触和了解机会增加了。它为村内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农村的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年轻人接触外界的机会大大地增多了，这就为年轻人的择偶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近几年，随着农村人口的流动，农村的通婚圈扩大了许多，跨县、跨省的婚姻已经很常见。

二、农村婚姻模式的变革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农村婚姻模式的变化，包括婚姻缔结方式的变化、择偶标准的变化以及婚礼仪式的变化等都必然会使年轻人的日常行为方式发生显著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年轻人与父母一代的日常互动，从而对老年人的赡养状况造成冲击。农村婚姻模式的变革对家庭将养老造成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传统时代，年轻人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是没有什么自主权的，婚姻的缔结一般是依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一代在决定子女们的婚事的时候，往往从整个家庭的利益出发，所谓的“门当户对”也主要是指男女双方在家庭声望、财富、地位等方面是否般配。对于男女当事人的个人欲望、爱好则相对不太重视。在这种情况下，男方家长在选择儿媳妇的时候，除了考虑女方的家庭条件外，还要考虑对方的自身特征是否符合做儿媳的标准，主要包括对公婆是否孝敬、脾气是否温顺、操持家务的能力等。因为这些条件都直接关系到婆媳关系、翁媳关系。在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发生剧烈转型的情况下，年轻人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具有越来越大的自主权，在当前的条件下，父母一代的意见仅仅起参考作用，年轻人在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时更注重的是个人的爱好和欲望，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对方是否是自己想要的人，而不是对方是否符合父母眼中“好儿媳、好女婿”的标准。这就使得家庭中的上下代之间更容易出现分歧、矛盾，从而对老年人的家庭养老状况造成一定的冲击。下面的个案就能够说明这一问题。

个案7：村民FXS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农民，老两口为人诚实，靠着勤劳和节约，把家操持得很好。FXS有一个儿子，小伙子生得白净高挑，在一国营煤矿上班。由于小伙子自身条件不错，家庭条件也可以，因此，给小伙子介绍对象的人有很多。在介绍的对象当中，FXS和老伴看中了本村一个姑娘，这姑娘长得比较端庄，人很勤快，对长辈也很尊重，脾气也好，但是，小伙子却死活不同意。老两口感到非常气愤和不解，这么好的姑娘就不娶，还要娶什么样的呢？后来，老两口才慢慢觉察，原来儿子早就有了自己的意中人。小伙子爱上了邻村一位外号叫“黑牡丹”的姑娘，这位姑娘爱打扮，长得俊俏，但不会做家务，脾气任性，花钱如流水，对长辈也不太尊重。老两口不赞成儿子与这位姑娘处对象，可是小伙子却铁了心，发誓非她不娶。最后，父母只得让步，允许小伙子与这位姑娘结婚。听村里人说，在结婚的当天，姑娘就明确提出条件，自己绝对不承担任何赡养婆婆和公公的义务，令人不解的是小伙子竟答应了。结婚后，这位姑娘不仅在生活上不帮助婆婆和公公，还经常在婆婆和公公那里白吃白喝，并让两位老人帮她照顾孩子。每当提起自己的儿媳妇，FXS老汉和老伴总是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

第二，随着年轻人在婚姻缔结过程中自主性的增加，年轻人在择偶过程中也开始大胆追求个人的幸福，更敢于公开表达个人的欲望，年轻人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对夫妻亲密关系的追求与传统社会相比更加强烈，这必然使得年轻夫妇更加注重两性的温馨，浪漫生活。这种对“二人世界”的追求，必然使得年轻夫妇具有与父母分居的愿望，这是家庭逐渐“核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往关于家庭社会学的研究，通常把家庭“核心化”的原因归结为工业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和生育观念的变化，而对年轻夫妇对亲密关系的追求重视不够。年轻夫妇对夫妻间亲密关系的追求，使得他们的隐私观念也更加强烈。这就使得父子两代同居的主干家庭面临各种冲突，最终必然导致主干家庭的解体，从而给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个案8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个案8：村民CPF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该老汉一生勤俭节约，为人和善，在村里是出名的老实人。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结婚后，先后分家单过。前几年老伴因病去世，CPF便与小儿子一起生活，小儿子结婚前，父子两个的生活还比较安定、和睦。小儿子结婚后，CPF老汉的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她的小儿媳妇经常数落他，嫌他“碍事”。原因是，他的小儿子和儿媳妇夏天喜欢夫妻两个一块“午休”，而CPF老汉却闲不住，夏天却喜欢在院子里编制草帽辫、蚊绳等，虽然小两口有自己的房间，但是老汉的小儿媳妇还是嫌弃他影响他们夫妻间的亲密生活。因此，他的小儿媳妇经常找茬数落、训斥老汉。老汉虽然想与他们夫妻两个分开居住，但没有自己的房子。所以尽管CPF非常痛苦，但还是硬着头皮住在家里。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小儿媳妇对他越来越凶，最后竟发展到对老汉破口大骂。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CPF搬到村边一间过去看护山林用的破旧草房里。2008年春节期间，笔者去访问该老汉，进门看到草房里只有一个地炕，没有炉子，老汉正蹲在墙角孤独地吸着烟，寒冷的北风使老汉的身体不时地发抖。看到这一情景，笔者的心里突然涌出一股酸楚！

第三，现代的婚姻风俗与传统年代相比也发生了较大变化，通婚圈越来越来越大，婚礼仪式也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由于通婚圈的增大，使得婚姻市场的交换范围进一步扩大，形成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婚姻梯次：农村条件较好的女青年一般来说，可以嫁给城市中条件中等或稍差的男青年；而农村中条件中等的女青年则一般可以嫁给农村较好的男青年；这样依次类推，农村中条件较差的男青年就会面临着巨大的婚配压力。在巨大的婚姻压力面前，农村中条件较差的男青年不得不接受女方家庭提出的超出自身家庭承受力的经济要求，这必然使得农村中的贫困家庭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这些贫困家庭的父母面对的物质和精神压力是非常巨大的。与此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婚礼的消费也越来越高，农村老年人给儿子完婚的负担也越来越大。如果父母拿不出足够的钱给儿子完婚，不但受到儿子的埋怨，还会受到街坊、邻居的轻视。以上这些现象都给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大家从以下个案中可以对这一现象有个简单了解。

个案9：村民WFS，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妻子从年轻的时候起，就身体不好，经常得病。WFS每年都要为治疗妻子的病花费很大一部分医疗费，再加上农村的经济收入本来就少，这就使得WFS的家庭条件十分拮据，两个女儿出嫁后，由于劳动力的突然减少使得WFS家本来就贫穷的生活雪上加霜。儿子到了婚配年龄后，WFS老两口更是尝尽了生活的苦头。因为WFS的儿子身材矮小，肤色较黑，自身条件不理想，家庭的经济状况又差。所以，WFS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为自己的儿子物色到一个姑娘，姑娘同意嫁给WFS的儿子，但是索要的彩礼很高。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WFS还是如数给足了姑娘彩礼。WFS老汉因此也欠了很多的债。更让WFS难以忍受的是，那个姑娘和他儿子结婚后看到他家的条件差，经常以离婚作为要挟，多次向WFS索取金钱，在婚后的一年中就索取了一万多元，逼得WFS几乎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即使这样，他儿子的婚姻也仅仅维持了一年多，那姑娘看到WFS再也拿不出钱时，就跟着别的男人跑了。WFS的儿子受到了这一沉重打击后，脾气变得暴躁，天天喝酒，对父母非常不敬，经常训斥、甚至打骂自己的父母。当笔者去WFS家访问的时候，WFS的儿子刚刚对父母发完脾气后离开家，笔者看到的是躺在床上因病呻吟的WFS的老伴，和默默蹲在床边吸烟的WFS老汉。这一情景给笔者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

总之，农村婚姻模式的变革使得农村的老年人为了完成给自己孩子完婚的任务，必须面临很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对于农村中的贫困家庭，老年父母所面临的压力更是巨大，这严重影响了农村老年人的赡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