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误读亚当·斯密

第十一章　从“看不见的手”到贸易保护主义

保护主义风险确实存在，当世界经济都处在困难时期时，人们都会把目光放在保护主义上。但是很多人都不了解其实保护主义是最糟糕的经济保护方法。现在状况已经较为糟糕，我们不能再助长其恶化下去。

帕斯卡尔·拉米（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第一节　不要误读亚当·斯密

我们已经深入的解读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反映到国际贸易上，是如何转化为自由贸易思想的，我们也体会了自由贸易对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所能够起到的重要的作用。但是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自由贸易真的适合于所有的国家吗?

通过前面这么长时间的介绍，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斯密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了，他的“看不见的手”，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自由贸易理论左右了此后一百多年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他的思想影响着此后的数代人，但是我们也绝对不应该美化他，正如他在“看不见的手”中指出，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都是追求自身的利益的，斯密也不是超人，他也不可能摆脱我们普遍人所拥有的七情六欲，更不可能是一个毫无私心杂念的完美的人，他的理论的背后其实也具有一些自私的想法。

我们还是回过头去回忆一下斯密的生存环境。在斯密的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逐渐在一些西欧国家建立起来，而在这其中，斯密的祖国，英国是当时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最为强盛，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在当时的英国，很多资本主义工场已经广泛的建立了起来，野蛮的圈地运动则推动当时的英国贫苦农民向工人阶级的转变。

在军事上，英国通过几次成功的海上战争，先后打败了当时的海上强国，荷兰和西班牙，确立了英国舰队对于海洋的统治地位。强大的军事力量又支持了英国的殖民扩张，使得英国的势力遍及从北美，到印度，再到中国的广阔世界之中。而这些殖民扩张更是把英国的工业产品带到了世界各地，尤其是英国的拳头产品，纺织品更是打垮了传统的纺织大国中国和印度，应该说在当时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有实力挑战英国的世界霸主的地位。在这一时期，英国人真正烦恼的事不是如何通过军事行动征服世界，而是怎么才能让英国的工业品征服世界，或者说，怎样才能扩大扩大英国的工业产品的海外市场，从而为英国的工业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为英国的工业发展寻找更加廉价的原材料市场，这些现实的需要才催生了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的诞生。

就好像大家在看体育比赛的时候，通常都会为中国队加油助威，即使对手队中拥有你所喜欢的明星，但是在下意识中，每个人都会支持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故乡。斯密作为一名英国人，他显然也会维护英国的利益，在构建他的理论体系时，也会更多的从英国的立场上，选择对于英国最为有利的思想。

大家思考一下，既然英国是当时全球经济最为强盛的国家，也是工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那么如果拿英国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相比，别的国家的工业体系可能还没完全建立，工业的技术水平可能会很低，生产设备也可能会非常落后，那么它们能够拿什么和当时英国无比强大的工业相比啊?显然，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和英国相比，工业都是它们的劣势。

在斯密的时代，国民经济体系非常简单，即使是最为强大的英国，也仅包括农业，采掘业，工业制造业，以及商业流通业等少数的几个行业。尽管英国此前处于重商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但是商业的发展显然也必须得依赖于一些实实在在的商品啊，没有商品，我们拿什么去做贸易啊?何况当时的英国依靠其强盛的海上霸主地位，海上运输业相当发达，别的国家也是没有办法和他们相抗衡的。好了，结果出来了，和英国相比，其他的国家工业肯定是差的很远，商业，你也没办法和拥有强大海军的英国相比吧?那么，你的优势产业只可能在农业和采掘业。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啊?大家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所有国家都听斯密的话，显然，他们不应该发展现代工业，也不应该发展商业，他们要做的事就是，拿自己地里种出来的庄稼和从地中开采出来的一些矿产品，金啊，银啊，铁啊，去与英国交换工业制成品，而且和英国开展的国际贸易，还必须依赖于英国的船，让英国人再赚些运输费。

如果斯密的话真的得到了广泛的接受的话，那么显然其他国家都会放弃工业生产，那么英国的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根本不会遇到竞争对手，而外国所选择的农业和采掘业，其实又正好为英国发展工业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说到这里，想必大家都听明白了，从本质上而言，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其实是为了维护当时在世界经济之中处于绝对优势的英国的利益的。如果真的所有国家都听了斯密的话，那对英国来说，这就太美好了，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和我在工业生产上竞争，那我就是永久的世界工业霸主了啊，英国甚至可以成为世界所有国家中工业产品的唯一供给者，垄断全球的工业制成品，我想要让他们付出多少钱，他们就得付多少钱，否则，让我不高兴了，我不给它们工业品，它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别的国家如果要想购买我的工业品，那就得拿它们的农产品或者矿产品来换，否则他们哪来的钱买我的工业品啊，这样，英国发展工业的原料来源也就得到了保障了。

读到这里，可能有些读者心里嘀咕了，原来斯密还有这么险恶的用心啊，说什么“看不见的手”，谈什么自由贸易，原来就是为了维护英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所找的借口啊，看来我们压根就不应该相信他的话。

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你可能就误读了斯密。我们在这里仅仅是从斯密的民族性、国家性来分析他的思想的产生根源，这只是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斯密的思想的产生的土壤，帮大家他的思想背后所隐藏着的利益倾向，这并不代表他的思想就只是英国推行殖民扩张的借口，更不代表他的思想的价值就会因此而降低。我们并不希望过于美化斯密，过份拔高斯密的理论，但是，我们更不应该妖魔化斯密，把他的理论看成一文不值的仅仅为英国的殖民扩张寻找借口的一种诡辩。

很显然，正如斯密所言，在市场机制之中，每一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他们都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斯密思想背后所隐藏的私心，从某种程度上，正是反映了他的“看不见的手”的科学性。

有些读者可能已经糊涂了，如果我们相信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吧，很显然，对于除了英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们不相信他的理论的话，你又说这会损害市场的效率，影响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我都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了。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在现代经济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纯的依赖农业，或者采掘业的发展，来实现本国的繁荣。即使大家看到西亚国家依靠开采石油都发了大财，但是大家要明白，富裕并不代表繁荣，更不代表强盛。大家看到科威特多有钱啊，地下全是石油，采出来就可以换大把大把的钞票，可是伊拉克很容易就把它给占领了。好了，伊拉克算强大了吧，在西亚地区，一会儿和伊朗打仗，一会儿侵略科威特，还胆敢和美国对着干，可是当国际社会一旦对它实施经济封锁，大家发现伊拉克人马上吃不上饭了，很容易又让美国人打败了。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算是世界强国呢?

其实，我们必须知道，在现代经济中，一个国家可能凭借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变得很富裕，国民的生活水平非常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工业体系，这个国家绝对谈不上是一个经济强国。只有拥有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体系，这个国家才可以谈得上是强国，否则，无论它有多么的富裕，永远只能依托于其他国家来生存。

如果你迷信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的话，那么对不起，你上当了，你永远都不可能建立起你的工业体系。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往往工业水平很低，如果推行自由贸易，那么外国大量质优价廉的工业品的涌入，必将本国工业彻底摧毁，因此，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初期，要想建立起强大的工业体系，就必须对于本国弱小的工业企业进行保护。但是如果你说，原来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都是骗人的，我才不信呢，我就是要采取保护贸易政策，对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推行永久的，强有力的保护，对不起，你的工业体系也会死掉，因为长期在政府的保护之下的企业，就好像温室中的花朵，是永远也经不起风雨的，由于缺乏足够的市场竞争，本国的工业企业将会陷入僵化之中，这样的工业其实是虽存犹亡，不但无助于本国整体实力的提升，反而会损害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的效率。

其实，大家也不用去考虑，每个国家到底需要采用什么样的贸易政策，是听斯密的话，还是违反他的观点，只要我帮大家回顾一段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相信大家自己就能够得到结论，每一个国家到底应该如何参与世界经济。

第二节　当“看不见的手”遇到美国的汉密尔顿

想必不少读者都见过10美元面值钞票，可大家知道上面印的这个人是谁吗?他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保护贸易理论的创始人，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创始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作为一名财政部长，而非一名成就卓著的总统，他又有何德何能被印上钞票得到永远的纪念呢?

我们知道，就在斯密完成他的巨著《国富论》那一年，美国刚刚取得独立，从一块贫穷落后的殖民地，通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战争赢得了民族独立。相较于英法等国，新生的美国在经济上处于绝对落后地位。如果完全按照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根据两国的成本优势来确定两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分工地位的话，那么美国的优势必然在种植业中，而英国的优势则在刚刚兴起的工业，特别是纺织业、机械制造业等新兴产业。如果沿用时髦的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或者说绝对成本优势论的话，那么新生的美国必将又重新成为英国的原料产地和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美国人只能长期拿自己的地里所种植出来的小麦、棉花、烟草去换取英国人的纺织品。这样下去只会让美国虽然在政治上赢得独立，却在经济上又将重新成为英国的附属。

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有史以来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保护贸易理论，并提出科学地利用一系列的保护贸易的政策，对于当时仍然处于幼稚阶段的制造业提供保护，从而为美国建立起相对完整工业体系，实现美国经济的腾飞。

在汉密尔顿看来，如果沿用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那么英国等发达的西欧国家的工业品将大量涌入美国市场，在这些进口产品的竞争下，落后的美国工业是处于绝对劣势的。只有对制造业进行保护，由政府来补偿保护所造成的损失，美国才能够很快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体系，而美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应该说完全证明了他的观点。

之所以说汉密尔顿是“现代保护主义之父”，就必须提到他对于美国的保护政策所确立的几条重要的原则。首先，对于外国产品的保护性关税必须足够高，这样才能够保证美国的制造企业在美国市场上能够以低于进口产品的价格提供同类制造品。因为，当时美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远低于英国，英国才是具有绝对成本优势的，英国企业的生产成本要远低于落后的美国企业。如果不实施关税保护，或者关税的税率不是足够高的话，那么英国企业凭借其成本优势，就可以在美国市场上以低于美国企业的价格倾销相应的制造业产品，也就无法构成对美国的制造业企业的保护了。

其次，只有当美国在某一个制造业中拥有了足够的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厂商时，才可以对外国商品实施完全的禁止性的保护。我们知道，在贸易保护中，有一种禁止性的保护，比如说关税税率高到一定水平，使外国产品的价格远高于本国企业的产品价格时，必然会导致本国不再需要进口产品。当然，有时政府甚至会利用完全的禁止性制度，规定不再允许进口外国的某一类产品。但是，如果在这时候，本国尚没有建立起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的企业的话，完全禁止外国商品的进入就会影响本国的人民对消费该产品的需求的满足，与此同时，本国的落后的产业可能会由于缺乏竞争，缺乏完善的动力，反而会放慢发展的步伐。因此，禁止性保护应当谨慎使用。

第三，汉密尔顿强调必须对美国的制造业提供直接的政府补贴。当然，有些读者可能会争辩说，这不是和你在前面所介绍过的重商主义一样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汉密尔顿强调这种直接的政府补贴只可以针对幼稚阶段的制造业使用，而非像重商主义那样不分场合地使用。他最早提出，如果在其他阶段再使用政府补贴就可能会影响这些产业的效率的提升。尽管很多学者都把汉密尔顿的观点看作是和斯密完全对立的，但是从这里来看，他其实和斯密一样看到政府的补贴这样干预市场机制作用，阻碍“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是会影响效率的，只是对于处于幼稚阶段的产业来说，为了保证这些产业的发展，实现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完整，这样的补贴才是必要的。与之类似，汉密尔顿对于免税政策的使用也作了相类似的规定，指出只有针对于处于幼稚阶段的制造业企业的投入才可以实施免税政策。

第四，尽管汉密尔顿强调美国的制造业的发展，强调控制进口，鼓励出口，但是，他特别指出是要通过政府政策禁止创新设备与机器的出口。我们知道，像当时的美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要在制造业发展方面取得成功，必然需要在这些产业中取得重大的创新成果。如果这些源于美国的创新成果可以轻易地出口到其他国家的话，那么它可以对美国制造业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同样也会对那些进口该设备的国家起到类似的作用，这反而会加大本国的制造业所面临的国际竞争。为此，为了保护本国的制造产业，要减少本国制造企业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的激烈程度，减少本国的创新设备和机器的出口也是一个必要的措施。

最后，汉密尔顿还极为强调政府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主张政府要加强道路与运河建设，从而发展美国的交通体系，降低制造业在美国国内各地之间流通所需要的运输成本，从而推动美国的商品经济发展，为美国的制造业的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

尽管汉密尔顿的保护贸易理论从思想上是源于斯密时代之前的重商主义学说，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既然斯密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那么重商主义只能被视为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以前的经济思想，而汉密尔顿的保护主义理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经济理论诞生以后所产生的保护主义经济理论。当然，汉密尔顿思想的价值并不仅在于他是斯密之后第一个系统提出保护贸易理论的学者，而是他所提出的保护贸易的几个原则基本确立了现代保护贸易的基本原则，这也为后来的学者研究保护主义经济思想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得益于他所建立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独立以后的美国才逐渐强盛起来，由于一个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发展为现代的全球经济霸主，这才是美国人民为何要把他的头像印在钞票上以永久纪念的真正原因。

第三节　当“看不见的手”遇到德国的李斯特

与美国相仿，19世纪初的德意志也十分贫穷落后，非但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强盛，而且还分裂成很多个小的邦国，有点像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些封建小邦之间关卡林立，每个小邦都会对来自其他邦国的商品征收高昂的关税，这也就导致各邦国之间的贸易受到严重的贸易保护限制，阻碍了仍处于萌芽状态的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整个德国总体经济实力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德意志每一个邦国都对外来商品征收关税，但是它们的税率并不统一，关税的征收极为混乱。更重要的是，在一些重要的产业部门，关税税率保护的力度并不算大，并不足以对当时处于萌芽阶段的资本主义工业提供足够的保护。

当时著名的国民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开始在各公开场合宣传贸易自由，呼吁在德意志取消封建割据，废除内部关卡，统一内部关税，倡导建立全德范围的统一内部市场。在这一时期，李斯特其实是一名忠实的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的信徒。然而，他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理论受到当时掌权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坚决的反对，他也因此受迫害入狱，最后不得不流亡海外。

当李斯特流亡到美国时，他亲眼目睹了坚持汉密尔顿保护贸易思想的美国经济的强盛，同时受当时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凯里和雷蒙德等人的影响，开始逐渐从一名自由贸易主义者转为保护贸易主义者。后来，他以美国驻莱比锡领事的新身份重返德意志，宣传他的产业保护思想。而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则被认为是关于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最系统、最科学的一部著作。

李斯特严厉批判了斯密创立的古典经济思想，他认为这种“流行学派”的思想是一种“世界主义经济学”，他们关注的只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而非各个不同国家的利益。因此，他要创立一种以在国家利益为主体的国民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从自由市场机制下的利己之心出发，来分析各个国家通过具有一定目的性的政策以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

李斯特指出，斯密所倡导的自由贸易要想真正对所有国家有利，就必须保证所有国家的工业发展处在相近的水平上。如果两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的话，自由贸易则会损害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的利益。而德意志由于在经济上与英国等传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那么就必须要依靠政府的保护措施来加强自身的力量，从而使它具备与那些发达国家自由竞争的能力。这样的观点，其实有些类似于我们在现代商业中看到的一些现象。如果两个实力相近的企业进行市场交易的话，容易达成较为公平的交易条件。而刚刚创办的一个小企业要想和其他大企业、大银行进行业务往来的话，多半会出现“店大欺客”的现象，对方会凭借实力上的优势地位，提出一些不公平的交易条件，从而损害弱者的利益。在李斯特看来，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由于英国是最早发展起来的经济大国，它往往也能够凭借其经济上的领导地位，在与像德意志这样的落后地区进行交易时，提出一些不公平交易的条件，从而使得落后的德意志在贸易条件、国际分工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李斯特提出，必须利用强有力的关税保护来实现德意志的工业化，在实现工业化之后，才可能实现自由贸易的政策。他还特别提出，关税保护不应当限制德意志的经济发展，比如对于新式机器设备和现代化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进口，就不应该因为关税的保护而受到阻碍。在李斯特看来，实现德意志的工业化，以及保证德意志产品对于内部市场的占有是其所有政策的最终目标，而关税保护从某种意义上则成为在未来实现自由贸易的一种手段，或者是一种条件。

李斯特也承认，由于关税保护阻碍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国内的生产成本增加，商品的销售价格提高，从而损害了众多消费者的利益，然而这只是保护德意志生产力水平得以提升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随着关税保护所带来的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未来工业品的价格将会下降，社会的物质财富也会得到极大的增长，这也就足以弥补由于保护所带来的消费者利益的损失。

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被认为是那一时期保护主义理论的巅峰成果。然而，如果对比李斯特和斯密的理论，我们会发现，尽管李斯特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或者说是“看不见的手”作用机理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的，他们二人的观点被经济理论学界视为完全对立的两种思想，但是深究下去的话，其实二者的观点仍然具有很大的相同之处。

首先，斯密的分析是建立在自利的人性基础上的，人的自私自利是“看不见的手”作用的基本保证。而李斯特所提出的国民经济学其实正是把自私自利之心推广到国家层面，分析各个国家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的损益，并在此基础上，以维持本国利益为基本目标，制定系统的政策和措施。

其次，斯密在“看不见的手”提出的过程中，严厉批评了当时重商主义的保护主义政策，认为这些政策妨碍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从而扭曲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进而扭曲了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的发展，降低了各国可以从自由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而李斯特尽管推崇关税保护的政策选择，但是他也承认，关税保护在初期必然会损害本国的消费者利益，从而造成本国福利的下降。

最后，我们知道斯密“看不见的手”最终思想是倡导一种自由市场竞争的机制，在国际贸易领域就反映为自由贸易。而李斯特固然提倡在德意志各邦统一对外实施关税保护政策，但是他也承认，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升全德意志的生产力水平，实现工业化，从而最终实现自由贸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两人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追求自由贸易，只是二人提出的实现途径存在较大的阶级性差异罢了。

我们知道，随着李斯特产业保护理论的推行，德国统一后走上了强国之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的经济已经逐渐赶超了自由主义的发源地英法等国。这些历史的事实也证明了李斯特思想的科学性。

19世纪末，日本和中国在学习西方的时候，都以德国为榜样，无论是科学技术、教育制度、军事体制还是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等各方面，都向德国学习。当然，在清王朝主持下的学习西方的进程并没能真正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从而也就难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我们却看到，“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经济逐渐得以强盛，并最终成为亚洲经济强国。细究起来，无论明治时期，还是战后的日本，在政策选择上都是沿用的李斯特的产业保护理论，政府主导市场成为日本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

日本的成功也为落后国家经济发展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样板。在此之后，无论是东亚地区、拉美地区，还是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基本都推行了以保护贸易为基本指导的经济发展战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斯特的产业保护思想基本成为此后一百多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

读完美国与德国在经济发展早期的历史之后，想必大家已经明白了，其实在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都是违反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而选择保护贸易的，他们通过对本国仍然处于相对弱小的工业企业实施严密的保护，来削弱国际竞争对它们的冲击。但是我们要看到，美国当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之后，美国很快就转向了经济自由主义，逐渐取消对于本国市场的保护，甚至通过组建联合国与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呼吁各国取消贸易保护主义，推动自由贸易在世界范围的发展。而德国在二战以后，也同样走上了经济自由主义的道路，正是在它的极力推动之下，促进欧盟经济一体化的欧盟才得以产生。与之相反，拉美地区始终坚持以贸易保护为主导思想的进口替代战略，结果长期的保护，使得它们的企业效率低下，腐败滋生，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经济就陷入了衰退的泥潭之中。

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固然需要通过强有力的保护措施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当经济逐渐有所发展之后，政府就应该转向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了，如果再保护下去，本国的经济效率就会受到损伤，因此政府应该逐渐放开本国市场，让一步步强大起来的本国企业在世界竞争中，逐步成长，逐步发展，最终建立起拥有真实国际竞争力的强大的工业基础。

我们不应该盲目地去迷信斯密的贸易理论，更不应该粗暴地将它否决，自由竞争与市场机制在现代全球竞争中始终拥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根据我们每一个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工业发展水平的自身需要，有选择地采用斯密的经济思想。

第四节　“看不见的手”还会遇到更多的麻烦

我们介绍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大家也知道贸易保护主义现在是阻碍国际贸易发展的最为主要的因素，但是大家有没有考虑过，是不是只要我们所有国家能够协作起来，完全克服贸易保护主义，就能够实现完全的自由贸易，也就是说达到斯密所设想的那样，所有国家都根据自己在不同产品的生产中的优势，选择不同的发展产业，最终实现最为理想的分工合作。

其实，在现代的国际贸易领域，除了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关税和配额等人为所设置的贸易壁垒之外，其实还存在一些限制国际贸易发展的自然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存在也许不一定能够完全的阻止国际贸易的发展，但会极大地影响国际贸易的发展程度。

你所在的城市，自来水多少钱一吨?顶到头也过不了六块吧。可是，在西亚的海湾国家，绝大多数国家都处于沙漠地段，极为缺水，因此他们的水价很高，在一些沙漠深处的地区，水价甚至高过了石油的油价。但是有没有人考虑过，和我合作，一起打着出租车，装着满满的一车的自来水，到这些海湾国家去高价抛售，来获取暴利呢?

想必没有几个读者会对上面我的这个提议有兴趣，因为水这种商品，相对而言，价值较低，体积却很大，如果要把它运送到几万公里之外的海湾国家，那么我们所花费的运输费用，可能会比这些商品本身的价格还要贵。因此，我们其实可以看出限制国际贸易发展的第一个因素，就是运输费用问题。

我们可以设想，在斯密或者其他自由贸易者所构思的世界中，由于人都是理性的，那么他们肯定会选择能将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交易方式，换而言之，如果他面临几种不同国家的商品时，他肯定会选择价格最低的商品，那么在这种贸易模式下，自由贸易必须实现一个结果，也就是同一商品在不同国家的售价应该是完全相等的。如果他们的价格存在差异，那么在理性人的假设条件下，每个人都会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交易对手，从而使得那些高价出售商品的卖主除非主动降价，否则就有可能面临商品无法销售出去的困境。然而，运输费用的存在，却使得这种理想的贸易状态无法实现了。比如说，我们知道水在北京是五元钱一吨，可是在科威特却卖人民币50元一吨，然而，如果把一吨水从北京运到科威特的运费是100元的话，相信当然就不会存在低买高卖的理想状态了。但是如果把一吨水从北京运到科威特只要30元，那么大家会发现，我从北京买一吨水，花了五元钱，再花30元运输成本运到科威特，我的总成本是35元，可是我在科威特却可以把这吨水卖出50元，扣除我的所有成本，我还会有15元的利润，这样必然就有出现在北京低价买水，然后到科威特高价售水的现象。然而，在上面的过程中，“看不见的手”仍然会发生作用。在北京，当很多人买水去科威特卖时，对于水的需求会大量上升，从而促使水价提升;同时，当有大批的人从北京运水去科威特出售时，在科威特市场上，水的供给会迅速上升，这又会带来科威特的水价回落。理解了我们前面所介绍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的读者们，必须就会得出结论，最终市场会在北京和科威特的水价之差正好等于它们的运输成本时，达成均衡。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那些水贩子会发现，他们从北京买来水，再运送到科威特出售时，其获得的价差正好等于他们所花费的运输费用，因此这样的套购行为就不再会产生利润了，从而导致他们不会再选择把水在北京和科威特之间流通。在这个时候，尽管在北京和科威特之间水的价格还没有完全相等，但是在国际贸易的作用下，在“看不见的手”规律的影响下，两个市场还是处在于均衡之中。与这个例子相近，我们现代国际贸易市场中，商品的流通必须会实现不同市场之间的均衡，但是其均衡并不在于同一商品的价格完全相等，而是当他们的价差等于运输成本时，均衡其实已经达成了。

可能很多青年学生都尝试过在肯德基和麦当劳等洋快餐店打工，尽管不同地区，其工资待遇可能会有所差异，但基本上这些洋快餐店对兼职学生的报酬都在每小时10元以下。可能也有一些在欧美国家留学的中国学生在这些国家的肯德基、麦当劳里也打过工，你会发现，在这些国家，同样是在肯德基中，做同样的工作，你的每小时的工资差不多能拿到10美元左右，即使按当前的汇率，也差不多在一小时70元左右了，差别相当大。那么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在全球连锁经营的肯德基中，无论在哪个国家，兼职学生的工作内容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为什么工资报酬会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呢?

相信一些资深的足球迷都知道万人迷贝克汉姆一向引领着体育界的时尚潮流的方向的。在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上，贝克汉姆曾经选择了一款复古式的发型，叫作“胭脂鱼”，有些读者可能还记得这种发型，其中间有一条长条型的相对较长的头发，而左右两侧却修剪的非常的短，有些类似于我们看到的印地安人“莫西干”发型。2002年世界杯后，在很多球迷中，这种发型一度极为流行。曾经看过报道，在英国伦敦做一个这样的发型大概需要50英镑，可是我们身边也曾经有很多年轻人也做过这样的发型，相信在中国，绝对不会超过50元人民币，价差超过10倍。为什么那些伦敦人不选择到中国来理价格更便宜的发，却要选择价格更高的伦敦理发师呢?大家肯定能够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如果一个英国人到中国来理发，他花费的飞机票钱会比他节约的理发的钱要多得多。

其实上面的这个例子又揭示了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非贸易品的存在。尽管在现代贸易中，我们可以选择国外的理财师，国外的律师为自己服务，也可以选择聘请国外的专家学者来讲座，一些国内企业也可以请国外企业为自己提供咨询，软件设计等相关服务，这都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服务贸易。在现代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在很多国家，服务贸易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商品贸易成为他们的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尽管在现代社会中，某些服务也可以像普通商品一样在不同国家之间交易，但是他们也难以像传统的自由贸易者所设想的那样完全的自由流动，完全的价格相等。但是像上面所说的，在快餐店中进行的简单劳动，或者理发等技能性劳动，其实都代表着一种不可以在国际市场间流动的服务，尽管同样的服务在不同国家之间价格可能相差数倍，乃至数十倍，然而，由于这些服务在国际之间流动的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往往不会产生流动，所以不会对这些国家的相关市场产生影响。

有些比较细心的读者们应该已经发现了第三个影响自由贸易的自然因素了，那就是汇率。我们前面在比较洋快餐的工资和理发的价格的时候，我们所举的一方是中国的价格，都是以人民币来表示，另一方则是用外币来表示，比如说美元，英镑等等。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外汇兑换会对自由贸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曾经有经济学家提出过，自由贸易将会使市场中的所有产品的价格都相等，如果是在不同国家的话，那么同样的产品在不同国家的价格之比就应该是他们的外汇的汇率之比。比如说同样的衣服，在中国卖700元，而在美国出售的价格是100美元，那么在自由贸易的作用下，市场机制会保证市场中的所有商品的价格都趋于相等，因此这两个价格其实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因此，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就应该是1美元等于7人民币。如果现实外汇市场中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比是1美元等于6人民币的话，很多中国人就会发现，他如果到美国买这件衣服只需要花100美元，而在外汇市场中买这100美元，只要600元人民币，因此所有理性的中国人都会选择把人民币兑换为美元，到美国买衣服，这样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对美元的需求上升，美元汇率上升，而在美国市场对衣服的需求也上升，衣服的价格也会上升，最终还会在衣服的价格比和汇率比相等的情况下重新恢复市场均衡。如果现实外汇市场中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等于1美元等于8人民币的话，美国人又会发现，他们如果把美元兑换为人民币，然而在中国市场买衣服的话，花费还不到100美元，比他们在美国市场直接买衣服要便宜，因此所有美国人都会选择把美元兑换为人民币，在中国买衣服，结果在外汇市场中，对人民币的需求上升，人民币升值，在中国市场中，对衣服的需求上升，中国的衣服价格也会上升。结果同样会使得两国的衣服价格比正好等于他们的货币的汇率比。这就是国际金融中最著名的“一价定理”。

上世纪90年代，一些多事的经济学家尝试验证“一价定理”的真实性，于是他们选择了一件大家很熟悉的商品——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来证明这个定理。我们都知道，作为全球最大的餐饮连锁企业，我们在全球所有的麦当劳店中买到的巨无霸汉堡，从选料、做法，到口味都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按照“一价定理”的推断，那么不同国家，这些汉堡的价格之比就应该正好等于这些国家的货币的汇率比，结果令这些经济学家失望的是，推算的结果误差很大，换而言之，是根本无法验证“一价定理”的，在这里面固然会有上述的运输成本，非贸易品，以及不同国家的消费成本结构等因素的存在，外汇兑换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可能有些读者去银行兑换过外汇，外汇兑换和我们存款其实是很相似的。大家都有经验，我们把钱存到银行，银行会给我们一定的利息，如果我们需要钱，再向银行贷款，银行会以一个更高的利息率把钱再贷给我们。正因为他们低利率吸收储户的钱，再以更高利率把钱贷出去，银行才能够从中赚钱。我们去找银行兑换外汇时也一样，当我们把外汇卖给银行时，银行给我们的汇率通常会比较低，可当我们要再向银行买入外汇时，银行又会以一个相当更高的汇率把外汇再卖给我们，这买卖之间的差价，才构成了银行兑换外汇过程中的收益。换而言之，如果我们向银行买入一笔外汇，一分不花，又原封不动的再卖回给银行，我们其实是要损失一定比率的金钱的。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试验，给一个人100美元，让他去欧洲旅行，每到一个国家先把钱兑换成该国的货币，离开去其他国家时再原封不动的再把它兑换成别的国家的货币，结果一趟欧洲走下来，尽管他其实一分钱也没花，可100美元，只剩下不到50美元了，其兑换的损失超过了一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看到现在的欧盟采用统一的欧元，减少国际贸易中，外汇兑换对于贸易两方所造成的损失，从而最大限度的促进了商品与要素在欧盟内部的更加自由的流动。

其实，我们知道，除了贸易保护主义外，像运输费用，非贸易商品，以及外汇兑换等因素都会影响国际贸易的开展，从而限制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的出现，然而这些因素其实是可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来逐渐的削弱的，真正意义上阻止自由贸易存在的因素仍然是贸易保护主义。

第五节　“看不见的手”为什么在经济危机中易受冷落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全球经济面临衰退时，保护主义主张总会抬头，从而极大地影响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发展。

每到这时，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似乎就被人忘到九宵云外去了。为什么救世良方中，人们会遗忘了斯密呢?尽管斯密确立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长期在西方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一度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闭门锁国的政策，对外国商品关闭大门。经过20年代的“柯立芝繁荣”后，美国经济达到一个鼎盛时期。然而1928年以后，从美国开始，包括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忽然发现自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各主要国家的股市出现暴跌，大量企业被抛入破产的狂潮之中，大批工人失业，生活处于艰难困苦之中。

在危机之中，每个国家都希望能够扩大本国内需，解决企业产品滞销的难题，从而缓解普遍性的失业危机。而解决这一危机的最为传统的办法，就是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减少对国外产品的进口，从而保证本国产品能够挤占进口产品减少所出现的市场份额。而本国产品市场份额的扩大，又能解决企业市场需求不足的危机，从而鼓励企业雇用更多的工人，进而克服整个经济危机。因此1930年，美国国会首先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进口产品关税全线上调了20%，以期通过减轻外国产品对本国市场的冲击，达到保护国货，推动本国经济复苏的目的。

时任美国总统的胡佛尽管自上任不久就面临严峻的经济危机，可怜的这位总统先生在他的整个任期都处于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从而沦为史上著名的“乞丐总统”，但是他在任内最后时间，签署了要求所有联邦政府项目使用美国原材料的《买美国货法案》，却开创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时代。美国此举本是为了减少西欧国家进口产品的规模，但是同样深处危机之中的西欧各国显然不可能听任美国对本国市场实施保护，因此，它们同样针对美国出口到西欧的产品实施报复，也提高了进口关税。这其实就出现了前文中所说的“囚徒困境”。我们知道，在自由贸易条件下，某一个国家对本国产品实施保护，从而减少了该国的进口规模，而其他国家都不会对其保护措施作出反应时，它必然能从这一保护政策中获得收益。然而，如果所有国家都对本国市场实施保护，这就等于完全中止了国际贸易，导致每个国家都只购买本国产品，而不再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这样，原有国际分工体系就被打破，所有国家只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产品，现代商品经济和市场体系都被打乱，因此所有国家都会从其保护贸易政策中遭受巨大的效率损失。

上世纪30年代，由于各国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引起全球范围的贸易战，国际贸易几近停滞，不但没有解决各国自身的产能过剩危机，反而导致全球经济大萧条。而在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保护主义思潮抬头，国际贸易与国际分工的发展都面临巨大的倒退。

当历史的车轮踏入新世纪，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我们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

我们都知道，近二十年来，在克林顿与小布什四届政府的共同努力之下，美国经济表现出强劲的复苏迹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面临日本和西欧的市场竞争时，美国本已现出颓势，在国际市场节节败退，其世界霸主之位摇摇欲坠。然而，借上世纪末信息技术革命的东风，美国的经济重新恢复迅猛增长的态势。

其实，自克林顿政府开始的鼓励信息革命的政策，就像给一个重症病人打了一剂强心针，的确能够很快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它也给美国经济吹出几个美丽的肥皂泡。最早破灭的是IT泡沫。上世纪末，信息技术成为推动美国经济重新崛起的驱动力，一时之间，信息技术仿佛成为未来经济的支柱力量。然而刚刚迈过世纪之交，2001年信息技术狂潮就明显降温，一些著名的IT企业纷纷陷入经营困境，出现了很多IT企业破产与兼并事件。我们熟悉的联想之所以能收购IBM的PC业务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美国IT泡沫破灭的典型后果。

2007年夏以来的次贷危机则同时戳破了房地产与股市两个巨大肥皂泡。上世纪末以来，在IT热潮的刺激之下，美国政府推动了扩张性经济政策，这也持续推高了美国的房价和股指。在经济稳定运行的时候，房价与股指的持续上涨甚至被视为美国经济健康发展的表征。然而，2007年以来，随着美国的经济陷入困境，房地产价格开始迅速下滑，从而使得大量美国居民变为零资产，乃至负资产，同时带动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迅速增加。由于美国银行普遍通过发行次级债券的方式将其房地产信贷打包成次级债券，在衍生金融市场上出售，从而又将风险传输到了投资市场以及保险市场，而整个金融市场的危机引发美国证券市场的暴跌，这也就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次贷危机。

时至今日，次贷危机已经演化为席卷全球的特大金融危机。首先是全美排行第五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于2008年3月破产。2008年9月，一日之内，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被美国银行收购，而全美最大的保险巨头AIG也处在破产的边缘。这些世界知名的金融巨头走向灭亡后，幸存的金融机构纷纷缩减投资规模与投资领域，这也直接影响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投资来源。而与此同时，由于各国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在次贷危机中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投资者纷纷选择降低自身投资性资产的份额，这也同样制约了社会投资资本的规模。因此，就目前而言，全球经济都面临有效需求不足，投资欲望下降，企业经营业绩大幅下滑，整体经济走向衰退的危机。

2009年4月，美国第三大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宣布破产;2009年5月，美国规模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宣布破产重组。这让众多投资者对于美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了更大的忧虑。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又开始重新考虑加大贸易保护的力度，为本国实体企业开拓更大的国内市场，并利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大量增发货币，为实体经济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使得美国的企业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本，从而保证其竞争力。

2008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G20)上，与会各国曾经达成共识，承诺各国至少一年之内不推出任何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然而次贷危机以来，我们仍然可以察觉世界总体的关税水平有所提升，而且与此同时，部分国家颁布了一些最新规章，以配额或技术门槛等非关税壁垒禁止或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同时，滥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等WTO所许可的贸易救助措施，以合法地对外国进口商品设置障碍。这些都含蓄地表现出在危机关头，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经济领域的复苏。

应该说，与以往的保护主义不同，这次危机来源于金融部门，同样，保护主义也产生于金融部门，准确地说是金融领域的衰退造成了金融重商主义的产生。我们看到，由于在这次危机中受影响最为惨重的往往是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因此，在面临日益严峻的资金压力的同时，他们往往选择收缩国际业务，转向关注更为熟悉的本土金融市场。而深处危机中的金融机构固然得到各国政府的重金支持，但是作为代价，政府往往会要求其将资本更多地投向本国资本市场，而非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从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金融市场的逆全球化。南非财政部长特雷弗·曼纽尔就曾经警告称，南非和其他新兴市场正面临被挤出国际资本市场以及“脱钩、脱轨和被抛弃”的危险。

美国新一任总统奥巴马上任以来所公布的一系列救市政策中，关于购买美国货与雇用美国人条款，就在国际社会引起对于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一些非议。我们看到，在美国国会众议院2009年1月28日通过的总额为8190亿美元的新经济刺激方案中规定，构成经济刺激计划主体的基建项目，包括联邦建筑和学校，除极个别外，将禁止使用外国进口的钢铁材料。而之后于参议院讨论的文本，则要求所有经济刺激计划项目必须使用美国制造的设备和商品。而美国人条款则规定，接受了政府7000亿美元“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的300多家美国银行在招聘员工时，必须优先考虑美国公民;而银行在为外国人申请工作签证的前3个月及之后3个月内，均不得辞退或替换美国雇员。

面对美国日益兴起的保护主义思潮，法国、意大利等欧盟国家领导人也先后宣布考虑对美国的保护措施实施报复。与此同时，英国首相布朗也公开宣称，应该“把英国的工作留给英国人”。新一轮的贸易战似乎一触即发。

在危机之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正是表示了各国政府希望集中自身能力，优先解决本国的经济衰退与失业问题。避免由于国际贸易导致本国政府所推行的公共投资或政府救济转变为对其他国家的产品或服务的进口或消费，变成对其他国家经济的间接救济，而削弱了本国政策对于本国经济的作用所产生的经济外溢。

这反映了产业政策的民族主义色彩。这样以邻为壑的政策选择固然是现代国家在危机关头的常规武器，在近百年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屡见不鲜，但却是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也明显违背了WTO等多边或双边协议的基本精神，从而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的报复，反而会对本国的福利水平造成更大的伤害。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一直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在本章的介绍中，我们也的确可以看到像早期的美国与德意志都是通过保护主义政策实现了经济的振兴，这也成为后来众多国家沿用保护主义政策的理由。然而，无论如何，这样的保护主义思想还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相悖的，而真正全球化下的自由贸易对世界各国的分工协作的加强、经济的推动作用仍然是保护主义所无法达到的。我们可以说，保护主义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的时候，尽管会对效率产生一定的伤害，可是对于本国长期的产业结构的完善，的确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如果滥用保护主义，导致经济全球化倒退，那就将进一步加深本次危机的危害。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即使出于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的目的，在一定时期之内，可能会选择一定的保护政策，但是也绝对不应该忽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在保护的同时，也必须在本国的相关产业中启动市场竞争，通过有序的市场竞争来真正推动本国的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当本国建立起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基础之后，政府就应该考虑遵循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通过放开本国市场，让本国企业勇敢的走出去，也欢迎外国企业走进来，在更为广阔的市场上，由国内，国外企业开展公平竞争，以有效提升市场效率，促进本国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