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评论

第一节 对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评论

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立者之一，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界的地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他的《国富论》在经济学领域的影响极为深远。同时，他在伦理学方面的建树也十分重要，他的《道德情操论》至今依然是经典之作。他的这两篇著作不仅影响了整个时代，而且至今仍然是值得研读的经典之作，更是学习经济学的必读书目。

对于渴望探寻经济学奥秘的马克思，对斯密的经济思想学习更是不可能错过，可以说，马克思能够建立自己的经济学思想，离不开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家思想上的支持。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来源就是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如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流派。

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主要成果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并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剩余价值的各种形式，如利润、利息和地租等问题。受资产阶级立场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它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各种经济范畴都看成是自然的、永恒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庸俗的因素。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从威廉·配第（1623—1687）开始，亚当·斯密（1723—1790）是其集大成者，它的完成者是大卫·李嘉图（1772—1823）。在法国，是从比埃尔·布阿吉尔贝尔开始，经以弗朗斯瓦·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的发展，它的完成者是西蒙·西斯蒙第。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取得统治地位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阶级矛盾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了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利益，并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残余的理论武器。

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形态之一。对重商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的，认为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十分重要，但是国家乃至国际的经济条件经济制度，特别是市场则更为重要。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并非国家的政治权力，而是市场。它的基本特征是认为经济决定政治，它信奉经济自由主义，推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最先出现于工业革命时的英国，后来扩展到欧美，亚当·斯密等是其代表人物。

关于《手稿》中马克思对斯密的评价，就不得不提到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因为斯密在私有财产和劳动方面的思想也是在发展和继承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思想观点基础上而提出来的。

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开端，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作的最初的理论考察。

重商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资产阶级经济理论。重商主义只承认贵金属是财富的存在，强调积累金银货币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国家的繁荣依赖于资本（贵金属）的供应。他们研究的对象是流通，是商业资本运动的表面现象，它把观察到的这些流通领域的现象加以分类和解释，制定出相应的经济政策。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给商业资本家提供一套货币“产生”货币的方法。他们认为，贸易的全球规模是不可改变的，只有真正实现为货币的东西才是财富，财富就是货币，利润是商品转手时贱买贵卖的结果；他们把流通看作是利润的直接来源。他们认为，只有各国之间的流通才是财富的源泉。因为国内的流通只是把货币从一人转移到另一人，对这个国家来说既没有增加财富，也没有减少财富。反之，对外贸易则可以增加一国的货币量。因此，他们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强调对外贸易的差额必须是顺差，这样才是对国家有利的，即应当少向外国人购买，多向外国人销售。

由于重商主义把私有财产仅仅看作存在于人之外的财富，不注意生产本身，不认为生产的发展是社会财富的源泉，而把追求货币顺差或贸易顺差看作是积累财富的源泉，把积存货币宣布为最高目的，所以启蒙国民经济学家把重商主义的信徒称为拜物教徒。他们只看到社会财富的物的形式，而看不到它的社会本质。所以，马克思说他们把私有财产看作“仅仅是人之外的一种状态的国民经济学”。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批判地继承和丰富发展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经济学思想。马克思在《手稿》里虽然还没有全面系统地批判分析亚当·斯密理论的一切积极成果，但是肯定了斯密理论的功绩：斯密反对重商主义的拜物教，把劳动看作财富的唯一的本质因素，扬弃了“财富的这种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把人本身看作私有财产的规定。即斯密把“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这是斯密最大的最积极的理论成果。马克思认为“只有那种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的亚当·斯密的理论，才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意识形态。

《国富论》一书是斯密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这本书对于经济学领域的创立有极大贡献，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世界，这本书甚至可以说是经济学发行过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国富论》一书就是针对重商主义最经典的反驳。他在书中一开始就宣布财富的来源是劳动，并且针对着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错误观点，特别强调提出，不管是农业中的劳动，还是工业中的劳动，任何地方的劳动都是财富的创造者。他把劳动生产作为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这些思想反映了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比之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是深化了、前进了。所以马克思充分地肯定了亚当·斯密的学说，肯定了他的学说对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马克思说：“因而，十分明显，只有那种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亚当·斯密），也就是说，不再认为私有财产仅仅是人之外的一种状态的国民经济学，才应该被看成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这种国民经济学是在意识中形成的、私有财产的独立运动，是现代工业本身）、现代工业的产物；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国民经济学促进并赞美了这种工业的能量和发展，使之变成意识的力量。”

虽然亚当·斯密在批判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经济学，但他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具体剖析了他的学说的资产阶级性质。

马克思指出，从表面现象来看，国民经济学是以劳动为原则，提高了人的地位，并宣布人是财富的创造者。但是，从实质上看，“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这是因为它所讲的劳动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佣劳动，是异化劳动。马克思说：“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在承认人的假象下，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人本身却成了私有财产的紧张的本质。以前是人之外的存在，人的实际外化的东西，现在仅仅变成了外化的行为，变成了外在化。”即是说，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劳动是资本的本质，这实际上是赋予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一种活的、能够自行保存和自行增殖的能力和意志。对工人来说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对人的本质的彻底否定。不仅如此，亚当·斯密还把这种异化劳动说成是普遍的、永恒的存在，是唯一的政策。因此，马克思评论说：斯密的理论必然是从承认人、承认人的独立性和自我活动等表象下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