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刚 楚文静
亚当·斯密是英国经济学家，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译《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是近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亚当·斯密的生卒年代大致相当于中国清朝雍正到乾隆年间，他在《国富论》中对中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对中国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得出中国经济停滞但并未衰退的结论。研究斯密对中国的论述，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以及当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并对今天市场经济建设有借鉴意义。
一、亚当·斯密对中国经济的分析
亚当·斯密作为一名眼光高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怀有浓厚兴趣。他在《国富论》中写道:“中国一直是最富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的最好、人们最勤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它似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1]他还进一步指出:“虽然中国或许是处于停滞状态，却似乎并没有倒退。没有哪一个城市为自己的居民所遗弃。它的土地一旦被耕种过，就没有任其荒芜下去。因此，每年必须继续完成同样多或差不多的劳动，从而指定用于维持劳动的基金必然不会有明显的减少。”[2]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密对中国经济的总体认识大致可概括为:停滞但没有衰退。那么，这种看似矛盾的结论，斯密是怎样论证的呢?虽然在《国富论》中他没有详细对这一观点展开论述，但是，从其多次提及中国并涉及到农业、工资、对外贸易、航运等等多方面的情况的论述中，我们仍可找出他认为造成中国经济“停滞但并未衰退”的原因主要是:
首先，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
在《国富论》中，斯密多次提到中国以农业立国、重农抑商的情况。“中国的政策，更鼓励发展农业。据说在中国农业劳动者的境况要优于工匠，就像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工匠的境况要优于农业劳动者那样。”[3]“在中国和印度，据说农村劳动者的地位和工资，都比大多数工匠和制造业者的地位和工资要高。”[4]并且，在斯密看来，中国之所以重视农业，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古埃及，以及印度各时期各割据王国的统治者，一直从某种地税或地租取得全部或绝大部分收入。”[5]“所以，君主的利益与收入，与国境内土地的开垦及耕种的状况，以及土地产物数量的多少，土地产物价值的大小，必然有极大的直接关系。”[6]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早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就开始推行“七科谪”的政策，即征集逃犯、赘婿和商人(包括三代以内曾经过商的)去攻打南方三郡。汉初规定商人不得穿绸衣、骑马、乘轿、不许他们的子孙当官，向他们征收重税。汉武帝实行“算缗”政策，导致中等以上的商贾大部分破产。中国封建统治者历来认为农业为天下之根本，商人往往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使社会不稳定，所以限制商业活动。重农抑末政策，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抑制的不良作用。
而另一方面，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封建社会，政府的重农政策又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表现在:
(1)农业生产技术发达。中国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在宋代已经很发达了。在北宋的墓葬中，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表明了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明代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向精耕细作，集约经营方向发展。农业生产工具和前代相比，虽然没有显著改进，但在实际中广泛配套使用，并且从中央到地方都重视农田水利。而清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王朝，精耕细作和复种套种技术更见充实丰富，以有限的耕地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并能始终保持地力不衰。明清时代，中国传统农业在土地利用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精耕细作技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发展。
(2)土地制度的演变。当农业土地制度由(排他性)公有产权演化为私有产权，农业生产便由公共决策转变为私人决策。私人决策就会在消除外部性(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基础上综合体现农业用地与养地之间的权衡，从而保证农户在有限的耕地上进行精耕细作和为维持土地肥力进行长期投入。《吕氏春秋》中就曾写道:“就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
(3)北方人口大规模地向长江下游迁徙，并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南方，使牛耕为基础的精耕细作生产方式替代了南方原始的“火耕水耨”的粗放式耕作方式。从整体上促进了精耕细作的发展。
与这种传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相一致的，一方面，是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发达，尽管这种发达是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并受到农业周期性振荡的打击。另一方面，是经济体制表现出的高级形式，即土地可以作为商品自由买卖，地主经济和大量自耕农并存，租佃制和雇佣制的普遍存在，家庭财产继承在诸子间的相对平均，国家税制的相对统一和完善，政府承担了“治河”、“救灾”、“市政建设”等公共工程和社会事业。种种这些都有效的阻止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衰退，使其在没有明显发展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大规模地倒退。
其次，国内航运的发达。
在《国富论》中，斯密也看到了中国国内航运发达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他写道:“在中国东部各省也有几条大河，通过它们的不同支流，形成了众多的河道，彼此交叉，为内陆航行提供了比尼罗河或恒河甚至比两者加在一起更为广阔的河流。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古代的埃及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都不鼓励对外贸易。但似乎都从这种内陆航运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7]“在中国和印度斯坦，内地航运范围广、种类多，节省了大部分这种劳动，从而节省了大量货币，因而使大部分制造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降得更低。”[8]斯密还对中国国内航运发达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要尽可能地使这种生产物又丰盈又有价值，必须使它获有尽可能广泛的市场。要做到这样，必须使国内各地方的交通状况既自由又方便。而维持这种交通状态，只有兴修最好的通航水道与最好的道路。然而在欧洲，各国君主的主要收入并非完全依赖于土地税或地租。固然，在欧洲的一些较大的王国，主要收入的大部分归根结底要依靠土地生产物，但是这种依赖不是直接的，而且不像亚洲各国那样明显。因为这样，欧洲各国君主不像亚洲君主那样急于增进土地生产物的数量和价值，换言之，那样急于维持良好的水道及公路，用以开拓土地生产物的广泛市场。”[9]这也正是为什么“在中国以及亚洲其他若干国家，修建公路及维护通航水道这两大任务都是由行政当局担当的。据说，朝廷颁给各省疆吏的训示，总是不断加以勉励使其努力治河修路，官吏奉行这一训示的勤勉与懒惰情况如何，就是朝廷决定其升迁的一大标准。”[10]
中国自秦朝以来，重视水路交通建设就闻名于世。秦代所修驿道，以咸阳为中心，辐射全国，开凿了沟通湘水和离水的全长30多公里的灵渠，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隋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全长2000多公里，使南方的富庶之地和北方的统治中心连接起来。元朝时，以大都为中心，驿道向四面八方伸展。全国共设驿站1500多处，还开凿了会通河、通惠河、运河。历朝历代在国泰民安之时，都花费相当大的力量修路筑桥，维护运河。中国古代之所以如此重视治河通航，与以农业立国的基本国策密不可分。因为重视农业，所收赋税绝大部分来自农业，所以，反过来促进封建统治者更注重农田改良、治理江河等工作。
其三，国内市场交换发达。
对于中国古代国内市场发展的水平，斯密讲的并不多，但也可从他的只言片语中看到当时国内贸易的发展程度，或者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问题。如:“中国是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富裕得多的国家，中国与欧洲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差别极大。中国的大米比欧洲任何地方的小麦都低廉得多。”[11]因为“黄金和白银，在富国比在穷国，在生活资料丰富的国家比在仅能勉强提供生活资料的国家，自然会交换更多的生活资料。”[12]但即使有丰富的生活资料，如不能方便、快速的流通，其交易成本也势必上升，生活资料的价格自然不会如此便宜。又如，“古代的埃及人和近代的中国人似乎就靠耕作本国的土地、经营国内商业而致富的。”[13]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国内交换的广度和深度，否则怎能提供如此巨大的国民财富?
历史也正是如此，鸦片战争前，全国商品粮长距离运销总量将近4000万石(含向商品经济发达的区域和向北方缺粮省份的运销量，其中包括进口粮在内)，约值库平足银4000万两。[14]从最初的“千里不贩籴”到当时的大规模长途贩运，充分表明国内交换的发达。另外，江、海航运业和金融业的发展程度，也很能说明问题。如当时长江航线上的船只数量庞大，容积也不小，商品流通量巨大。以盐船为例，“大船可载重一万三千余石”，“小船亦可载重一千二百石”，“大部分在载重二千石至七千石”。[15]在金融业方面，由南北朝至清初，具有一定规模的金融企业基本上只有当铺一种。到乾隆年间，终于出现了新的金融机构钱庄。与当铺不同的是，钱庄可以在商人需要大规模采买、贩运某种商品，而手头资金又不够时，为其提供大笔的信用贷款，即钱庄的信贷活动是为商品大范围流通提供服务的。信用贷款的钱庄的出现，显示了全国范围商品流通的规模，证明了国内市场的发展。
那么，促进国内交换发达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消费需求的扩大。当时皇室、贵族、官吏等都居住在城市中，他们的消费需求主要靠把商品从各地农村运向城市的贩运贸易来满足。皇室、贵族、官吏等人的消费，既有生存资料，又有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后者大都是贩运商品。同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贩运商品也更加丰富，从大多是自然产品到大多是附加值高的加工产品。无论是商品总量的增加，质量的提高还是结构的优化，都推动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其次，国内市场一体化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大。汉代基本经济区主要在黄河流域，即《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山西、山东、龙门碣石北等地区。在地区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贩运商品增多，商品市场的空间范围更有长足发展。“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谐闽越，七津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反映了商品市场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全面推进。
其四，劳动力成本低。
在考察中国经济时，斯密除看到了影响经济发展的客观因素外，也没有忽视劳动力(作为人的能动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他指出中国古代劳动工资低的现象，“在中国，劳动工资很低，人们感到养活一家人很难。如果农民在地里劳动一整天，到晚上赚到能够买少量大米的钱，那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技工的生活状况可能更加糟糕。他们不像欧洲的人那样悠闲得呆在自己的作坊里，等待顾客上门，他们是背着工作所需的工具，不断的沿街四处奔走，叫卖自己的服务，好像是在乞求工作。”[16]“劳动的真实价格，即给予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实数量，在中国和印度斯坦这两大市场，均比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都低。那里劳动者的工资所能购买的实物数量较少。由于双重因素而较低:它所购买的实物数量少，而这些实物的价格是很低的。”[17]
雇佣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也是衡量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一个标志。斯密不仅看到了当时雇佣劳动者工资水平很低，而且进一步指出:“正是处在进步状态下，即在社会不是已经达到极端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时候，贫穷的劳动者即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似乎是最快乐和最舒适的。而当社会处于停滞状态下时，人们的生活艰苦;而当社会处于衰落状态下时，他们的生活就悲惨。实际上，进步的社会状态对社会所有各阶层的人民来说，是一种令人愉悦和心满意足的状态，停滞的社会状态是枯燥无味的，而衰落的社会状态则是令人悲伤的。”[18]“中国与欧洲之间，劳动的货币价格的差距比生活资料的货币的差距更大，因为劳动的真实报酬在欧洲比在中国更高，欧洲大部分地区处于发展状态，而中国则似乎处于停滞状态。”[19]可见，在他看来中国虽然富有但工资水平的低下却说明经济已处于停滞状态。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未尝不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优势。“在中国广州，用半盎司白银可能支配比伦敦用一盎司白银所能支配的更多数量的劳动和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量。”[20]此外，劳动力市场开发的扩大和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更加合理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从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江南地区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以及城镇经济均有长足发展。这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的推动力。从手工业来看，清代江南地区有全国最为发达的丝织业，同时棉纺织业也很发达。从商业来看，店铺林立，明代万历年间，松江府江亭、上海、青浦、嘉定四县店铺门面至少已达7400间。从服务业来看，从宋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这些行业的繁荣无疑都需要大量佣工，并能容纳众多劳动者就业。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导致了传统分散、个别的雇佣方式的改变，出现了短工市场。另外，由于雇佣制度的封建性束缚的减弱及户籍制度、赋税制度的变革，使劳动力获得了更大的人身自由，可以更加自由的流动。当时，外地劳动力向江南地区流入及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都可以通行无阻。这表明劳动力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但由于当时江南地区的城镇手工业，大都是小作坊和个体户，行业繁杂，分散在众多的城市和市镇之中，而劳动力供给又比较充裕，所以，工资水平的整合程度不高，劳动力市场发育有限。
其五，自然经济顽强存在且缺乏创新。
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经济基础。虽然，中国古代市场及其发育有过辉煌时期，但是市场的成长始终未能达到突破自然经济桎梏的临界点;市场力量虽然一度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但最终未能达到压倒封建势力的临界点。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能自发的利用市场及其力量的有限发育巩固自身。虽然市场的发展，“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的起着解体的作用。但是他对旧生产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21]中国古代市场发育及成长未能导致自然经济解体，也是由于自然经济的这种坚固性。而中国自然经济之所以如此坚固，主要不是由于它绝对排斥市场，而恰恰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和利用了市场。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社会，存在着“可以有效地阻止这种或那种贸易发展的统一政权。”[22]事实上，历代封建政府始终保持对市场活动的高度警惕，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和扭曲市场的发展。如明令禁止某些市场活动，对某些行业实行垄断，直接干预市场交易等。他们把市场的发展严格地限制在自然经济所允许的限度内。而且，由于“得不到官方的鼓励，商人和其他企业家就不能兴旺起来，即使那些发了财的商人也宁可把钱用于购置土地和投资教育，而不情愿投资发展原始工业。”[23]整个社会都缺乏改革创新的动力，科学技术停滞、衰落，劳动生产工具因循旧制，自然经济显得愈加保守、顽强，社会经济发展难免陷于停滞。
二、斯密对中国经济的论述对现代的启示
1．中国的问题在于制度安排不当
斯密认为造成中国“停滞但并未衰退”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封建制度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斯密在《国富论》中清晰地表达了这个观点。“中国似乎已长期停滞，早已达到与它的法律和制度的性质相吻合的充分富裕的限度。但在其他的法律和制度下其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或许要比上述限度大得多。”[24]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在500年甚至很久以前就停止了财富增长，是因为制度和法律因素所造成的。
斯密从两个方面分析了这个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一方面，中国重视农业而忽视对外贸易。斯密虽然没有直接指出中国信奉重农主义，但他所指述的中国的各种政策无疑是说中国过于重视农业，而轻视甚至鄙视制造业及对外贸易。“一个忽视或鄙视对外贸易的国家，只允许外国船进入它的一两个港口，无法经营在不同法律机制下可能经营得那么多的贸易。”[25]这就打破了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另一方面，资本方面“在一个国家，虽然富人或大资本家享有很大的安全感，但穷人或小资本家却无任何安全可言，他们随时都会受到下级官吏以执行法律为借口的掠夺。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所有不同行业中所运用的资本，绝不可能达到这一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容许的限度。”[26]斯密认为资本按照自然趋势会依次投在农业、制造业、对外贸易上，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如此富裕以致它有足够的资本投在各种行业上。对于中国，由于政府的政策鼓励农业，并且私人财产得不到保护，投资不能自由，必然会损害经济的发展。《国富论》中，斯密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中华帝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气候多样从而地产丰富，大部分地区之间水运便利，因而仅其国内的广大市场就足以支持大规模的制造业，并允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中国的国内市场从规模上也许不逊于欧洲各国市场的总和，如能在广阔的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泛的外贸必能大大增加中国的制造品，大大提高其在制造业的生产力。尤其是如果这种外贸的大部分由中国船只经营，情况更是如此。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然能学到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和制造方法，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技术和生产的其他改进。但在当今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日本外，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国家来改进自己。”[27]用上述论断来描述斯密时代以后直至20世纪以前的中国，始终都是适用的。总之，在斯密看来，中国自然条件的优越，交通的便利，人民的勤劳使中国富有;但中国的法律制度，如重农抑商，轻视对外贸易，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资本不能自由竞争等等又使中国不能进一步富有而处于停滞状态。
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学者认为，最早注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学者正是古典的社会科学家们，尤其是18世纪苏格兰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们是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以及亚当·斯密。亚当·斯密著名的“无形之手”机制——他论述了追求私利的个人在市场中如何受竞争的调控——实际上就是能发挥巨大作用的制度体系。当然，斯密虽然提出了制度因素的重要性，但他并未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证。众所周知，分工理论才是斯密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他认为，由分工而导致的生产率的提高，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最重要的途径;制造业的完善，完全依赖分工;而制造业所实行的分工程度，又必然受市场的支配。很显然，这个连接各领域和各步骤的链条无疑就是制度。
与欧美先期发达国家比较，中国无疑是一个最理想的对象。直到现在，国际上许多学者仍在探讨这个课题，即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曾经有过许多发明和技术创新，可为什么没有转变为一次工业革命?包括诺斯、琼斯在内的制度经济学家都认为，在中国以及其他非欧洲文化国家中，缺乏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前提，即缺乏一定的制度，是未能产生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亚洲大部分国家中，制度发展的不足使技术进步成果的积累和潜在的巨大市场不起作用。
这对我们现在仍有很大的启示:制度的落后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国力的衰退。斯密指出了18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主要矛盾，他们集中的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封建社会制度的严重束缚而显现出缓慢甚至在他看来停滞的状态。可惜当时清朝统治者正沉醉在“康乾盛世”之中，全然没有觉察到轰轰烈烈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悄悄到来的工业革命给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带来的深刻变化，“康乾盛世”就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日辉煌，在经济跃上巅峰之后，危机接踵而来。1840年英国舰队的炮声震醒了中国人的泱泱大国之梦，经济也终于跌入深谷。这个刻骨铭心的教训，值得中国人深思、借鉴并引以为戒。对于西方世界的迅速兴起和中国的衰落，马克思称之为“奇异的悲歌”:“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人口1/2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的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从乾隆年间到鸦片战争仅仅相隔50年，中国与世界的力量对比就完全改变，这充分说明了制度的优越、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乃至该国的历史命运。所以即便是现在，我们进行改革也是万分必要的，只有把握时代脉搏，不断创新，锐意改革，才能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2．对外贸易不发达，不能获得国外财富
《国富论》中斯密不止一次提到中国轻视对外贸易，“本国人在对外贸易方面从来就不出色。所有这三个国家(中国、古埃及、古印度)的大部分剩余产品似乎总是由外国人出口，这些外国人用这三个国家需要的东西去和他们想要的白银和黄金做交易。”[28]“众所周知，近代中国人极为轻视国外贸易，不以法律正当保护国外贸易。”[29]斯密在他的著作中充分强调了外贸的作用，他认为，外贸在国民财富的增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不重视海外贸易，因此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斯密写作《国富论》时正值中国的乾隆年间，可以说是清朝的鼎盛时期，但此时的中国也恰恰是最为保守、最骄傲自满的时期。清朝前期工商业虽然比较发达，但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仍然占主要地位。所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需与“异邦”进行交流，如欲归化，则来上贡。清朝前期曾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不允许与“异邦”有贸易往来。后来，海禁政策虽然表面上解除，但实际上清政府仍然严格限制海外贸易，只允许为数不多的海港同海外商人进行交易。在清朝官员的心目中，英国、法国、葡萄牙等与日本、朝鲜没什么不同，能允许你来上贡已经是莫大的恩惠了。他举例说，“当俄国公使兰杰来北京商谈通商时，北京的官吏以惯常的口吻对他说:‘你们乞食般的贸易!’除了与日本，中国人极少或完全不愿自己或以自己船只经营外贸。他们甚至只允许外国船只进入自己的一两个港口。因此，外贸在中国被局限在狭隘的范围内，而如果给予本国船只或外国船只更多的自由来经营外贸，范围会大得多。”[30]
清朝采取的限制海外贸易的闭关政策，不仅使中国失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性，阻碍了手工工业的进步和发展，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与世界隔绝，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不能同外国进行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交流，中国逐渐在世界上落伍了。这至少可以启示我们，一国的发展应当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要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时代，不断开放才是时代的主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需要开放，特别重要的是要跟随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向，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经济的不断增长。当前，知识经济已露端倪，信息产业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不断开放，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
3．人民生活贫困，社会经济发展缺乏动力
在中国封建社会，即使是“盛世”，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也是极其困苦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这个状况极鲜明的写照。亚当·斯密在分析中国下层劳动人民生活时写道:“中国最下层人民的贫困，远远超过欧洲最贫穷国家人民的贫困状况。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以百计、千计的家庭没有在陆地上的房屋，常常生活在各种河道上的小小渔船中。他们感到在那里缺衣少食，以至于渴望捞到欧洲船只抛下的最肮脏的垃圾。任何腐臭的肉，例如死狗或死猫，虽已腐烂发臭，他们也十分喜欢，就像其他欧洲国家的人们喜欢卫生的食物那样。”[31]斯密对中国下层人民生活的极端困苦的描写虽非出自他的亲眼所见，但他所写的是有事实根据的。中国下层人民终日劳作，也很难养家糊口，过着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极端贫困生活。
斯密对中国“溺婴”现象的描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生活的贫困。“结婚在中国是受到鼓励的，不是因为可以从孩子身上获利，而是因为可以自由摧残儿童。在大都市，每天晚上都有几个婴儿被抛弃街头，或像小狗一样被溺死在水中。据说这种可怕的事情是公开的职业，有些人以此谋生。”[32]他认为，贫困虽然不能阻止生育，但极不利于子女的抚养，各种动物的增殖，应当和生活资料的增长成比例，生活资料不够肯定要限制人类的进一步繁殖。如果生活资料的增长低于人口的增长，则父母除了杀死他们的子女外，没有其他方法。由于中国婴儿死亡率低于当时的其他国家，人口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水平，因此，产生杀婴现象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残酷的封建剥削，使农民极端贫困，无力购买更多的手工业品。这当然不利于国内市场的扩展。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此时消费需求主要来自于皇室、贵族、官吏的消费。这种消费市场的有限性显然无法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需求有限必将影响经济规模的扩大。18世纪中国的实际情况最主要的是极端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封建帝王及贵族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是下层人民的贫困。这让我们更深切的感受到把共同富裕作为推行和评判改革的重要标准之一的重大意义。它不仅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优越性的体现，更有其重大的经济、社会意义。只有建立在共同富裕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才是持久和充满活力的，并且共同富裕带来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必将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并保障改革朝着纵深方向进行。
【注释】
[1]亚当·斯密．国富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55－56．
[2]同上，第56页．
[3]亚当·斯密．国富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489．
[4]同上，第100页．
[5]同上，第491页．
[6]同上，第521页．
[7]亚当·斯密．国富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8．
[8]同上，第158页．
[9]亚当·斯密．国富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521．
[10]同上，第521页．
[11]同上，第146页．
[12]同上，第146页．
[13]同上，第356页．
[14]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72－277．
[15]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80．
[16]亚当·斯密．国富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56．
[17]同上，第157－158页．
[18]同上第页，63．
[19]同上，第147页．
[20]同上，第3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71．
[22]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24．
[23]同上，第10页．
[24]亚当·斯密．国富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73．
[25]同上．
[26]同上．
[27]亚当·斯密．国富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67．
[28]亚当·斯密．国富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67．
[29]同上，第356页．
[30]亚当·斯密．国富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489－490．
[31]同上，第56页．
[32]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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