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产业能级提升新的挑战和机遇

第二节　中国制造产业能级提升新的挑战和机遇

一、当代世界制造业的认识和行动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促使人们反思发展的理念、模式和政策——如何看待制造业就是其中的重要议题，并由此形成三类认识和三种行动。

（一）第一类认识和行动

第一类认识和行动发生在发达经济体。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美英的倡行下，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虚拟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实体经济在美英等发达经济体不断萎缩，直至重要制造业日趋“空心化”，社会危机相继爆发。在寻求解救危机方案过程中，美欧政府和有识之士纷纷提出重振制造业的想法。从2009年到2012年，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了“购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案》、“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内保就业促进倡议”等多项政策来帮助美国制造业复兴；2011年6月，美国正式启动“先进制造伙伴关系计划”（AMP），^[1]以加快抢占21世纪先进制造业制高点；2012年12月12日，白宫宣布成立制造业政策办公室，旨在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制造业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并推动美国制造业复苏和出口；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指出，美国经济的发展，就业增长的关键是制造业。为提高美国制造业吸引资本和投资的能力，美国政府正在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来降低美国制造业的税收负担，并使暂时性减税措施永久化。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和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这些措施的目的依然是推动制造业回归，即取消把业务转移到海外的美国公司所享的税务优惠，促使那些公司把业务回流美国，使其国内制造商能够从政府为促进就业和出口所提供的补贴中获益。德国在欧债危机持续蔓延的情况下“一枝独秀”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始终重视实体经济，不断提升制造业的水平和竞争力，成为欧洲经济的中流砥柱。英国首相卡梅伦承诺要终结伦敦金融城的“无节制状况”，实现“金融业向制造业的重新平衡”。

这些认识所推出的政策举措，使重振制造业初见成效。2012年2月1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30个国家采购经理人指数已达到51.2，“全球一些制造业大国都已开始走向复苏”。以美国为典型代表，金融危机后，美国逐渐加速的“再工业化”以及美国政府对“制造业回归”的强力推动，正改写着全球制造业格局。2011年，美国制造业新增23.7万名就业岗位，制造业投资恢复明显，根据制造商协会的预计，美国制造业将在今明两年分别增长4％和3.5％，高于同期的美国GDP增长预期。

由此看来，在拥有雄厚技术基础、人才优势、强大的研究开发能力和良好的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这些发达经济体一旦转变，就会在制造业众多领域重新占据优势。

（二）第二类认识和行动

第二类认识和行动发生在新兴经济体。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制造业的中低端领域拥有后发优势。2010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值中的比例为19.8％，超过美国的19.4％，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已有煤炭、钢铁、水泥、汽车、纺织服装等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然而，这些都是就数量而言的。当今世界市场既是数量和价格的竞争，更是质量、品种、档次的竞争——真正的优势是技术含量和销售服务。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12年1月发表《为什么说现在是轮到中国担心制造业了》的专题报道，提出未来20年美国将在制造业“打败中国”。这正是中国制造业必须认真对待的挑战。

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的地位和作用，是发达经济体选择挑战的主要对象。它们不仅在高端领域抢占优势地位，还要在中端领域夺回被新兴经济体占据的市场份额。这是一种世界大趋势。新兴经济体必须认清形势、加快行动、迎接挑战，在竞争中提升制造业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在此，我们还是以中美制造业的竞争为例说明。美国重回制造业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正在下降。尽管中国制造业时薪还远远不及美国的水平，但中美之间的成本差距正在逐步缩小。2010年，美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了6.1％，单位劳动力成本降低了4.2％，从2002年至2010年，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累计降低了10.8％。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劳动力报酬增速比生产率增速要快得多，从2005年至2010年，工人的工资水平以每年19％的速度递增，而同期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全负荷成本只增加了4％。这对于一向靠要素价格低廉取胜的中国制造而言无疑是重大挑战。

除了中美两国在成本差距逐渐缩小以及美国各种政策激励带来的挑战之外，更多的挑战来自于创新和技术。美国誓言要在高端制造业继续保持领先，并在为新的产业革命做好技术储备。为实现制造技术突破，为未来经济增长和竞争力奠定基础，美国2012年财政年度增加了国家科学基金、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实验室等重要科学部门预算，开发先进制造技术，并启动先进制造技术公会项目。该项目旨在采用公私合作伙伴方式来增加制造业研发投资，缩短从创新到投放市场的周期。

美国“再工业化”的本质是产业升级，高端制造是其战略核心。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这将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

毋庸置疑，中美之间的制造业博弈只是序曲，真正的战略较量还在后头。美国推进“再工业化”战略，恰逢我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美两国难免在一些产业上构成某些“交集”，形成直接竞争。美国正在酝酿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国如何尽快调适心态、调整战略、破解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不足的难题，应该成为认真考虑的战略性问题。

（三）第三类认识和行动

第三类认识和行动发生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充分利用前两类国家调整产业分工的机遇，发挥本国的低成本优势，改造和提升传统制造业的落后生产技术，在中低档产品市场领域，承接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产品转移，并在众多的低档消费品市场加大竞争。

一些低成本玩具、运动用品及成衣制造商，早年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设厂，但如今厚利不再，又受知识产权、优惠政策取消等问题困扰，^[2]美国、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及日本等厂商正开始减少在中国的投资，改选其他更有利润潜力的地区。如韩国不少小型企业，奉行“中印政策”（Chindia Policy）——同时在中国及印度寻找商机；而日本企业则走“中国加一”（China-plus-one）路线——除中国外同时以亚洲另一个地区作据点，而越南就是中国以外的首选。

越南近年经济急速发展，凭着庞大的年轻劳动力和低廉的工资，过去10年平均每年有8％的经济增长；统计显示，在过去5年中，越南海外资本投资平均每年有22.16％的增长。这些对中国的轻工业和外资吸纳构成重大威胁。为与中国竞争，越南政府大力推动制造业，对外开放门户，令贸易自由化；越南还是海外产品进入中国的一个中转站：欧美货物先运至我国香港特区，然后再到达越南，由广西口岸最终运至中国，从而打破国内进口高关税的束缚。这些都会直接威胁中国制造业的领导地位。印度在多方面的发展虽不及中国，但在高科技的研究却领先一步，加上推行知识产权保护法，标榜低开支高效益，吸引不少国际公司到印度设立研发中心。计算机软件是印度最早的科研行业，从编写程序发展至较精密的工程及产品新设计，其他行业如汽车零件生产、芯片设计、药物及航空业等也着重科研发展。印度现在有着充足的人才，每年从印度各大学及工业学院毕业的工程师有30万人，计算机专才亦有15万人，再加上印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政策，令不少外国生产商愿意将科研工作外移至印度。主攻高科技，注重产权保护吸引的印度，对中国制造业的威胁正在加大。

以上三类认识和行动的共同点，就是纠正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教训，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加强和提升制造业。

二、“中国制造”正遭遇“回迁”和“争夺”的双重压力

随着第三轮国际制造业转移浪潮的到来，^[3]中国作为这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而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由于其区位和政策优势、较好的工业基础、相对较低的商务成本优势和较大的科技和人才优势，在这次产业转移承接中率先胜出。在这一轮转移中，跨国公司由于将部分采购中心、研发中心迁到中国及其长三角地区，中国及其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也在逐渐走出“微笑曲线”的底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技术转移层次已有很大提高。然而，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制造”正遭遇“回迁”和“争夺”的双重压力。

（一）来自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迁”的打压

然而，还要看到的另一面是，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价格飙升，加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等因素的作用，中国制造业核心板块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以高度专业化和价格竞争为利器的制造业集群已进入低谷和调整期，部分外资企业开始外迁——可能对中国制造业造成重大打击的全球第四次制造业转移正从中国启动：美国启动“再工业化”正在回迁产业资本就是典型例证。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虚拟经济过度的弊端，把制造业作为未来经济政策的重要取向。

外资出逃、外资“制造业回流”现象明显，其观测指标主要有外商直接投资（FDI）、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外商直接投资是外资动向的一个最直接指标，据统计2012年FDI数据呈现逐月走低的趋势，并一度出现负增长，在5月由负转正后，我国FDI在6、7月再现连续负增长。另外，2012年1—7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3677家，同比下降12.3％。外汇占款年内两度负增长，外汇资本加速流出。2012年7月，具有指标性意义的金融机构外汇占款继4月后再度出现负增长，下降38.2亿元。外汇占款减少不但意味着外汇资本流出，也制约着基础货币的供应。这表明，大规模资本流出未至，但大规模的流入也很难再现。中国的国际收支正在告别持续已久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如此看来，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出现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的问题。

（二）来自周边发展中国家的“争夺”挤压

不仅如此，中国周边的印度等南亚国家，越南、缅甸、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正在以更低廉的制造业成本，争夺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资本，由此对“中国制造”形成“回迁”和“争夺”的双重打压。

经过多年人均工资的增长，中国的人力成本比较优势已经越来越小。数据显示从2005年至2010年，中国工资涨幅达69％。而同样条件下，越南的生产成本比中国低15％至30％；2011年越南工厂工人的平均月薪约为136美元，印度尼西亚约为129美元，而中国工人已达413美元的平均月薪，是越南和印尼的3倍以上。由于中国内地工资及生产成本持续上升，使东盟等制造业的竞争力相对提高。

由此可见，撤离中国的外资——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资本，一部分“回归”本土，另一部分不愁没有下家——东南亚等亟待发展的国家，跨国公司的工厂落户是他们竞相争抢的香饽饽。一个典型案例是，中国一度是耐克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生产了40％的耐克鞋，但目前越南已超过中国成为耐克最大生产基地。没有了“耐克”，“中国制造”靠什么填补呢？靠“普拉达”、“路易威登”这些奢侈品牌吗？表面上看，现在不少奢侈品品牌持有者都将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定牌生产式贴牌生产）业务放在中国，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奢侈品商品一般采取三类售价：意大利或者说欧洲本土生产的卖得最贵；南美洲生产的产品价格二等；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生产的产品卖得最便宜。这说明“中国制造”面临压价问题，换言之，即便是给奢侈品做OEM，企业利润也有限。经过痛苦和深刻的反思，企业家得出的基本共识是：长三角、珠三角不可能永远都是“世界工厂”，“中国制造”发展的新台阶就是转型升级，而“中国制造”的“腾空”部分要以生产性服务业来填补。可以这么说，制造鞋子的工厂转走了，我们可以做鞋子的设计、品牌的销售等，这些生产性服务业不仅绿色环保，创造的价值也更多。

因此，尽管我国制造业正面临双重压力；中国原有的本土配套企业专用性投资将遭受重大损失，在缺乏自主创新技术的制约下，中国制造业不仅难以实现整体升级，还面临日益严重的“产业空洞化”。然而，只要我们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就能够实现从“哭泣曲线”到“微笑曲线”的根本转变。

（三）必须实现从“哭泣曲线”到“微笑曲线”的转变

“哭泣曲线”形象描述了中国制造业当前面临的困境。“哭泣曲线”左边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土地价格上涨、环保压力增大、税收优惠减少等因素带来的制造业成本高企，右边是出口的疲软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打击，东南亚、非洲国家的人力成本比较优势（见图1-2）。外资撤离中国的背后，实则是中国外贸转型升级这一大课题——劳动力价格优势不复存在的时候，传统的代工模式也难以为继。

图1-2　中国制造业“哭泣曲线”

图片来源：21世纪网

外资加速布局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这对国内制造业来说也是一次提升自身竞争力、实现产业升级的机遇。中国制造业需要重新定位自己，将传统的依赖低成本价格优势的模式，转变为依靠产品科技含量和产品质量取胜，这是一道必须要迈过的坎。

（四）将外资重塑产业格局化作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更大机遇

2007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企业所得税法》，象征性地结束实行了近30年的外商投资优惠政策。但是相对而言，中国仍然是对外直接投资（FDI）最青睐的国家之一。但是近年FDI走势也显示，外资对服务业更有信心——留给中国制造的机会所剩无多，但也孕育着更大的机遇。外资正在重塑产业格局——在跨国企业制造业生产线撤离中国的同时，另一批以服务业为主的外资企业却在积极进入中国。目前，进入服务业的FDI首超制造业，这表明中国已从过去过度重视制造业转到更加重视服务业上来。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在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吸收外资虽然逐渐减少，但在高端产品制造业、服务业吸收外资有所增加。

中国市场依然是外企布局的重点。由于中国生产要素成本普遍提高，对于一些成本敏感型企业来说，这的确可以成为重新考虑在华布局的理由，这是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不会因为中国生产成本的提高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因为中国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消费市场，而制造者必须靠近市场，才能更好地开发出迎合消费者胃口的新产品。另外，依托产业链和庞大的市场，中国优势仍在。我国制造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配套产业链以及工业体系，特别是沿海地区，产业之间的协作和产业内部的配套都比较完善，这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在短期内难以建立起来的。

正基于此，无论就中国制造业整体来看，还是就中国制造业的发达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来看，以现代服务业特别是以现代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来提升制造业的能级，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长远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