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产业的能级提升

第一节　制造产业的能级提升

在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再工业化”这一概念的再次盛行，反映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过去那种“去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反思、对重归实体经济从而避免出现产业结构空洞化的愿望——要从大量工业性投资移师海外而国内投资相对不足的状况“回归”。这给一直以来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的中国制造产业更严峻的挑战。

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后期的中国，其制造业是经济高速成长的动力引擎——创造了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贡献了出口总额的90％，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收入占86％、利润占73％，是最大产业——数量占91％。因而制造业是衡量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在未来若干年中，制造业仍将是中国经济的立国之本。因此，必须深化制造产业的转型升级研究。这就是说，“再工业化”的风生水起使中国制造产业的发展迎来了新机遇和挑战——制造产业提“能”升“级”研究正当其时。通过研究制造产业如何提“能”升“级”——既要通过形成和巩固“三力一度”来提“能”又要通过形成并强化“三大内在联系”来升“级”，对于丰富制造产业转型升级内涵，并助推制造产业能级提升活动、转型升级活动的深入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能级”、能级提升以及制造产业提“能”升“级”

（一）“能级”的概念及其物理性扩展

“能级”源于物理学，原意是说原子由原子核和核外绕核运转的电子构成，电子由于具有不同的能量，就按照各自不同的轨道围绕原子核运转；简言之，能级就是表示电子跃迁的能量值，就是能量不同的电子处于不同的相应等级。

“能级”这一概念，还可以做两次物理性扩展。第一次扩展是从电子扩展到微观粒子系统，包括原子、离子、分子等，那么能级就是微观粒子系统所具有的确定的内部能量值或状态；第二次扩展是从微观粒子系统扩展到物体系统以至物质系统，“能”是做功的量，而“级”则表示物质内部或系统内部的结构、联序、层次等。由此可见，第二次扩展较第一次扩展，其广度和深度大大地扩展了和推进了：它不仅是应用范围的扩展，更是内涵的深化，即特别强调物质内部或系统内部的关联性。因此，要提升能级就是既要提高做功的量，又要加强物质内部或系统内部的联系。

（二）“三力一度”与“三大内在联系”构成制造产业提“能”与升“级”的核心内容

物理学中的能级原理可以延伸到对于广泛的社会层面问题的分析，当然也可以延伸到对于其中的经济问题及其产业发展问题的分析。事实上，经济学中的好多概念，都是从不同的学科中借鉴、引用、延伸过来的，如“机制”从医学中来、“共生”从生物学中来。因而作为一种物理现象的能级，它又是一种社会现象；能级现象既是一种自然状态，又是一种可塑状态，既是物理性识别机制，又是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目前，能级原理在管理领域、城市发展领域已得到应用。借鉴能级的基本原理，制造产业的“能级”，其中的“能”是制造产业“做功的量”，即是指制造产业整体或某具体的制造业（或其集群）在某时点（时期）上所蕴含的“能量”，这一“能量”就是制造产业对产业发展从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或控制力、贡献度以及制造产业的竞争力，我们简称为“三力一度”；其中的“级”是制造产业“内部的结构、联序、层次”，既是指制造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主要是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在当代产业经济发展状态下，亦主要是指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与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之间的互动融合问题；又是指制造产业内部各具体产业（或其集群）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某具体制造产业内部各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指的是制造产业内部的整合关系问题，其中的“某具体产业内部各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指某具体的制造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各环节之间的“分”与“合”问题。简言之，制造产业的“能级”就是“能”＋“级”的科学组合，就是“三力一度”＋“三大内在联系”的合理调配。

因此，要提升制造产业“能级”，就是既要通过形成和巩固这“三力一度”来提“能”，又要通过形成并强化这“三大内在联系”来升“级”。基于提“能”升“级”的制造产业发展的新解读，丰富了制造产业转型升级的内涵，并助推制造产业能级提升活动、转型升级活动的深入实践。以下对提“能”与升“级”问题分别予以阐述。

二、提“能”研究：把握制造产业所反映或代表的一国（地区）产业综合实力的动态性和历史性

由于制造产业的“能”即“三力一度”，会汇成“一力”——制造产业在一定程度或从一个侧面上所反映或代表的一个国家（地区）的产业综合实力，因而进行提“能”研究，就要认识和把握这“一定程度或从一个侧面”的丰富内涵：“一定程度或从一个侧面”本身就表明这种反映或代表应该是动态的、是历史的。这一丰富内涵的基本解读包括以下方面。

（一）在国家（地区）产业的起步期，制造产业的水平就是国家（地区）的产业发展水平甚至就是其经济实力

制造产业直接反映或代表的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成就；而这个“工业化发展成就”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如起步阶段），又往往是通过发展重工业来实现的。这对于后发的国家或地区尤其如此。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是通过大力发展重工业，初步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将观察视野拓展到从新中国成立起到改革开放前的约30年，不难发现，我国工业发展走的是以重化工业为先导、优先发展重工业之路（见表1-1）。

表1-1　1949—1978年轻重工业结构

注：根据统计年鉴相关资料整理。

（二）当国家（地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步入相对成熟阶段之后，制造产业水平只是一定程度而不是全部、是一个侧面而不是全面地反映或代表其产业或经济发展水平

当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了经济起飞，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步入相对成熟阶段之后，其制造产业的水平，就只是一定程度而不是全部、是一个侧面而不是全面地反映或代表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发展水平甚或经济发展水平，并且“一定程度或从一个侧面”也内含了工业转型以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在进行时态”和这个“进行时”向“完成时”转换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工业化发展已总体进入中后期，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问题依然突出，其关键在于，这个“中后期”本身所具有的模糊性而导致的摇摆性：既不“中”又不“后”的“两栖”状态，为实际执行时“向左（中）转”留下了“伏笔”；由此并表现为在政策制定和推行层面上，国家（地区）在产业（工业）结构的“轻重”选择上偏于“重”——在产业（工业）发展道路上仍然偏向于走重型化之路。这令人感到有点意外，仔细想来又在意料之中。这几年，关于国家（地区）产业选择的重型化问题即工业产业发展道路问题，其国家层面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2005年掀起的“吴厉”之争、“吴樊”之争，即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去重”派与以厉以宁、樊纲为代表的“挺重”派之争），到现在还是一场未完之争；然而争论归争论，各地在实际的执行上却是惊人的一致：不遗余力地发展重化工业，增加经济结构中“重”的成分。

这一现状通过浙江的情况可见一斑。2011年，重庆前三季度经济增速为16.5％，增速首次位居全国第一；而这与东部省市的经济正相反：同年10月24日，浙江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浙江前三季度经济增速为9.5％。这表明，北京（8％）、上海（略高于8％）、浙江三地经济增速为全国最后3名；这还表明，自2004年就出现的西部经济快于东部的这种发展态势还在延续。浙江经济增速的放缓，虽有其内在的原因，然而正是围绕着经济增速放缓的问题，曾经有过很大的争论。回溯2001—2008年，浙江GDP增速从全国第6位跌落到第22位；工业增速自2004年6月后持续55个月下滑，为浙江近年来的罕见低谷。浙江经济多年来的持续深度回落，在国内经济竞争中已呈明显颓势。这是大起之后的合理回落，还是产业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之下的收缩性调整？是发展水平提高后的合理增长格局，还是宏观环境约束下的增长乏力？如此，浙江经历了从“吴敬琏模式”到“1＋4模式”的痛苦抉择。2008年以来，愈来愈严重的资源、环境制约所引致的“成长的烦恼”与金融危机蔓延的深度影响的交织，使中国经济第一方阵的浙江经济处在了新的十字路口。全省各界都在思考一个重大又严肃的问题：要不要绕过重化工业而直接上服务业。这种激辩的实质是关于浙江省产业发展的道路选择问题之争。而痛定思痛的实际选择是：告别一度影响很大的“吴敬琏模式”（不要走传统工业化路子，集中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走“1＋4”（改造提升传统优势行业，发展高新技术、装备制造、先进临港工业及服务业）之路。这就是说，第一，要继续巩固和加强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发展所形成的物质基础。第二，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提高现代服务业的份额。第三，要以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先进制造业的大发展，也就是要以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的能级提升。2008年9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先后出台的《浙江省服务业发展规划（2008—2012年）》和《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服务业的实施意见》等政策举措，明确指明了浙江省产业发展的大方向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也纠正了要么“重制轻服”要么“重服轻制”的两种错误认识和行动倾向。从《规划》所确定的重点发展的十大服务行业（现代商贸、金融服务、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旅游、文化服务、房地产及社区服务业）来看，具有生产性特点的服务业占了重要位置。

（三）工业化已经完成的国家的制造产业也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美国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转变就是对制造产业应有地位的重新审视。世界银行《2009世界发展指数》报告的2007年数据显示，中等收入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最高，为19％；高收入国家的这个比例虽只有17％，但其制造业规模仍占据世界主导地位，占世界制造业总增加值的比重高达69.7％，其中美国的占比最高，约为19.6％。目前制造业占美国经济的比重是15％左右，美国现在还要进一步提高其制造业的能量。美国的率先发力，必然对中国制造产业的提“能”研究和提能实践，形成新的挑战和机遇。

三、升“级”研究：紧扣“三大内在联系”及其内在联系这个核心问题

美国推进“再工业化”战略，既是要重振本土工业，防止制造业萎缩而失去世界创新领导者的地位；又是要通过产业升级化解高成本压力，寻找像“智慧地球”一样能够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高端产业，而不是“复制”传统制造业。基于此，这一战略就是在加快传统产业更新换代和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实现再一次依靠“再工业化”来推进实体经济的“转身”与复苏。详细解读之，就涉及制造产业提“能”升“级”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升“级”研究；而进行这一研究需要紧扣“三大内在联系”及其内在联系这个核心问题。

（一）制造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

如前述，这一内在联系主要是指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与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之间的互动融合问题，而这一互动融合的集中成果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崛起。随着技术的变革和创新、商业模式的革新等，新的制造模式不断涌现（如基于性能的柔性制造、精益生产、敏捷制造模式，基于单元的分形制造、全息制造、智能制造等分散化制造模式，基于集成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现代集成制造模式），制造产业的发展处在其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大变化的新时代：服务日益成为重要的经济形态并嵌入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世界正在步入服务经济时代；在服务经济时代，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业正与服务日趋融合，制造业日益变得“服务密集”，任何制造产品的生产都会融入越来越多的服务作为中间投入要素，制造已向服务化发展，由此形成一种新的制造模式即服务型制造；服务业已逐渐摆脱小生产方式而融入更多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服务已逐渐向工业化发展。

于是，从制造产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独立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崛起了。一方面，高技术制造业构成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方，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又是高技术制造业的重要中间投入。简言之，服务一定是有技术含量的服务，而技术又一定是有服务内涵的技术。这便构成了制造业与服务业、进而是以高技术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与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基本关系的基本命题。因此，制造产业的升级过程，就是制造产业基于“技术＋服务”的动态调适的过程，进而是制造产业的技术服务化和服务技术化的过程。

（二）制造产业内部各具体产业（或其集群）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一内在联系，有的表现为或是横向式的或是纵向式的或是纵横交错式的联系，有的还可能是产业之间上下游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制造产业中的一些具体产业之间也会发生上下游间的关系，如原材料供应制造业与对应于这个原材料的产品的生产制造业之间的关系。

另外，制造产业内部甚至还会出现似乎“不相干”的联系（如钢铁制造业与服装制造业似乎不相干），之所以说这种“不相干”仍然是一种联系，是说这些制造产业的“各行各业”、“千姿百态”构成了一个国家（地区）制造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每一个制造产业都发挥了其应有的、别的制造产业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三）具体制造产业内部各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

对于这一内在联系的分析，要从具体制造产业的产业链去挖掘。在上游，有研发环节、设计环节这两个前端环节，也是高端环节，它们对具体制造产业的整个产业链的构筑会产生前沿性的和先导性的效应——因为研发与设计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两只翅膀”。从上游向中游转化，有从研发和设计成果向小批量生产转化的环节即中试环节、有小批量生产环节，这两个环节虽然是过渡性环节，但必不可少。因为无论是研发还是设计，其成果终归是为了应用，但这个应用的过程是“和风细雨”式的、甚至是反复的，因而从研发和设计成果到小批量生产的转化过程，对于产前环节与产中环节的贯通衔接、进而对于具体制造产业的整个产业链的形成和巩固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在中游，有典型的加工、制造环节，这一环节或是对经市场检验和反馈的小批量生产的产品，进行大批量的、规模化生产；或是对已经成熟的产品进行加工、制造，其主旨都是为产品的商业化、市场化做量能、款型等准备。在下游，有品牌环节、营销环节这两个后端环节，也是高端环节，它们对具体制造产业的整个产业链的锻造会产生“轰动性”的、“惊险的跳跃”式的以及检验性的效应。这样，“上游—中游—下游”各环节环环相扣——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紧密关系，共同塑造了具体制造产业的完整产业链。将这一分析，扩升到整个制造产业，同样适用。其实，它们遵循的都是“微笑曲线”原理。

不过，这里还要强调两个问题，一是如前述，随着服务型经济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兴起，上游的、下游的一些环节可以独立出来运行；二是具体制造产业的产业链的分布完全可以跨越区域、甚至是国界的限制，形成所谓的“总部—（生产制造）基地”的布局（或简称为“总部—基地”布局）。“总部—基地”布局形成于总部经济的内在运行机理，实际产生于总部经济机理下的“两迁”行为。以某两个制造企业为例。原来在某个“小地方”渐渐做大的某企业，基于做得更大更强的内在冲动和发展要求，将其“首脑机关”迁往中心城市或副中心城市，继续留在本土的那一部分就演化为生产制造基地。这是“总部—基地”布局形成与发展的第一个外迁。第二个外迁则起始于在中心城市或副中心城市已颇有实力和影响的某大企业，基于所在城市不断提升的商务成本和经营成本的压力，也为力避产业结构同质化之弊，有了将生产制造环节分离出来而外迁到周边地区或欠发达地区的内在冲动和实际行动。“两迁”的结果是构建了“总部—基地”模式。这样，企业就把总部布局在市域，而将生产加工基地布局在周边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以便以较低的成本取得市域内的战略资源（密集的中高级人才、信息、技术等资源）和周边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常规资源（密集的产业工人、原材料等资源），实现两个不同区域的优势资源在同一个企业的集中配置。将这一运行机理所反映的现象放大在全球，则具有更宽阔的视野、更深远的价值——跨国公司这个超越传统地理国界区域又和国家利益盘根勾连的超级经济组织，在全球“攻城略地”就是鲜活的例证。

四、制造产业能级提升机理

制造业的能级升级，通常是指制造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水平、高附加值状态演化的过程；它是通过加大制造业企业个体的辐射影响力，形成龙头企业，从而带动上下游企业和周边行业的发展，进而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的过程。制造业能级提升的具体路径如图1-1所示。

图1-1　制造业能级提升示意

（一）制造业规模的提升

大企业规模不大，行业主导、骨干作用不能发挥，造成企业技术进步缓慢，产品更新换代慢，生产成本高，不易规模生产，而企业扩大规模则能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其原因在于分工与专业化所产生的规模经济。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指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就可能采用不可分割的专业化技术，这种技术使劳动分工进一步深化。马歇尔进一步肯定了报酬递增规律的存在性。他认为，规模经济之所以形成，就是因为企业规模扩大后，可以使用和改良机器设备，对采购和销售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作进一步细分，从而会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当然，这种随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导致的收益递增现象不是无限度的。当生产扩大到一定程度，再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就会出现收益递减的状况。所以，企业必须保持适度合理的规模。

制造业企业规模扩大以后，可以实现规模经济，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合理扩大制造业的企业规模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规模经济，提高地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需要鼓励同类企业走兼并、合并、收购等扩张道路，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能力强的大公司和大企业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产品开发能力，按照专业化分工协作和规模经济的原则进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

（二）制造业产业链的扩张

制造业能级的提升，在创造自身财富的同时，又能够通过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影响其他产业的发展，既能完善和延伸产业链，又能促进制造业间分工的深化，有利于制造业向现代化、专业化的方向前进，从而整体上带动经济的发展。产业链的结构组成产业链是资源在流动中创造价值的连续体，是企业相互合作，通过信息交流与共享，各种资源要素彼此配套形成的一个动态系统。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没有任何一种产品或服务可以由一家企业完全提供。一个企业所能向顾客提供的价值，不仅受制于其自身的能力，而且还受上下游企业的制约，因为产业链条中的企业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制造业企业应注意强化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主动帮助和改善制约自身价值链效率的上下游企业的运作效率，从而提高整个产业链的运作效能，使其竞争优势能建立在产业链释放的整体效率基础上。产业链的结构组成一般由核心企业和节点企业组成，产业链上各节点企业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垂直方向的纵向关联、水平方向的横向关联、侧向的混合关联，它是存在于特定空间范围内，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诸多要素的网状结构。产业链扩张的主体是企业，包括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其他节点企业和依附于产业链，为产业链扩张提供辅助配套服务的相关企业。产业链扩张的客体是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源、资本、知识等。同时，政府需要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来鼓励产业链扩张，建立合理高效的管理体制来引导产业链扩张方向，营造开放流动的环境来降低产业链整合成本。而市场则通过自由竞争来优化配置生产要素，促使节点企业积极创造条件改善区域环境，维持产业链系统的开放。

（三）制造业的区域产业层次的提升

区域产业的层次就是区域内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产业演变水平层次。产业层次提升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在发展过程中，由第一产业占优势向第二、第三产业占优势比重的方向演进。二是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占优势比重的方向演进。三是产业结构由初级产品、低附加值、低加工度制造业，向高附加值和深度加工阶段演进。产业层次提升的过程，就是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不断淘汰衰退产业，加强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实现主导产业的合理转换，扶持和引导新兴战略产业，提高产业结构作为资源转换器的效率和效能的过程。而实现这一过程，就必须在协调化基础上推进高度化。因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是产业结构趋于协调，然后在协调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协调化和高度化的统一。在改造传统产业中，主要提高产业效率，使传统产业的产品向多种类、多功能、高档次、高效率、低能耗的方向发展，通过产品的优化升级换代促进产业优化升级。随着制造业能级的提升，会促使金融、物流等服务型企业的发展提速，会带动地区经济总量和质量的提升，优化地区的产业结构。

（四）制造业的区域产业集聚程度的提升

产业聚集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产业集群的形成，马歇尔首先从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的角度研究产业集群现象，认为产业集群是企业为追求共享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等外部规模经济而产生的聚集体，他在分析外部经济的影响因素时认为，有三种力量决定了产业集群的正外部性：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产品投入和技术外溢；迈克尔・波特在其《国家竞争优势》、《群聚区和新竞争经济学》等著作中，提出了“产业群聚”和“群聚区”的概念，将竞争的分析焦点再度移到全球各地域的产业群聚。他指出，各国竞争优势形态都是以产业群聚的面貌出现，呈现出由客户到供应商的垂直关系，或由市场、技术到营销网络的水平关联；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会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是形成产业群聚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旦产业群聚形成，群聚内部的产业之间就形成互动关系。他认为，产业集群是在特定区域中相互关联的一群企业和相关机构的集中，集群内部企业之间是独立、非正式的关系，它不同与科层组织或垂直一体化组织，而是一种松散的价值体系。它作为一种空间组织形式所具有的效率、灵活等特性可以产生竞争优势。产业集群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影响区域产业竞争优势：提高立足于该区域公司的生产力，加快企业创新的步伐，鼓励新企业的形成。

由于制造业集聚区内产业关联度强，有利于整个社会生产网络的形成，具有资源共享、服务整合、规模经济的特点，从而可以为经济发展拓展新的空间，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形成外部经济优势。在土地和资源硬约束的条件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是节能降耗、环保和节约用地，通过合理布局和有效开发，有助于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制造业发展的新高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制造业集约化、节约型发展，有利于促进知识交流与生产创新。同时，集聚区有利于吸引人才，扩大基于产业关联效应和社会网络效应而形成的集聚区，具有资源共享、网络系统和品牌效应的特征，客观上为制造业的发展构筑起一个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通过品牌效应，使生产制造企业获得更高的市场认同度和占有率，进一步提高该区域产品的市场需求；通过集聚区内企业之间的竞合机制，提高产品的有效供给水平，为生产制造业发展拓宽市场空间。

（五）制造业的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关于创新能力的经典论述，当首推约瑟夫・熊彼特。他在1912年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系统地提出了技术创新思想。熊彼特把它概括为：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其目的在于获取潜在的超额利润。熊彼特所指的“新组合”包括以下内容：引入新产品，引入新技术，开辟新的市场，控制原材料的供应来源，实现工业的新组织。在制造业中，创新系统主要包括：（1）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主要有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政府等。企业、科研院所是研究开发的主体，是创新投入、产出及其收益的主体，是创新系统的核心。（2）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和运行机制。首先是主体的内部运营机制健全，其次是主体之间联系合理，运行高效。企业、科研机构、高校与政府之间的构建高效流动、资源分配合理、发挥各自优势的机制。（3）创新的政策环境，包括法律、法规和政策。创新政策可以有多种分类，通常分为供给、需求和环境等几大方面的政策。创新政策与国家的科技政策、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教育政策等有密切的关系。

目前我国制造业的根本优势在生产环节，由于我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创新成果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打消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此外，我国的大多数制造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开发和创新的主体，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国有大中型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品牌建设能力差，在关键部件和核心技术方而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因此我国制造业在研发、工艺和销售领域的实力偏弱，产品研发设计和工艺水平主要来自国外，并且对于引进技术的二次创新能力较差，制造业能级提升就意味着制造业产品要达到高加工度、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要求，通过技术创新、技术引进和传统产业的高新技术改造等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制造业能级提升要求制造业技术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相结合，同时加强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其产业技术是以一定的主导技术为核心，通过各产业部门的技术关联使多种生产技术与之匹配，形成具有特定结构的生产体系。产业技术创新是通过各部门的多种生产技术重新组合，使技术体系产生结构性变化的过程。国家有层次地推进大中小型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导向和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方向以及企业的创新形成良性互动，然后进行市场化，转化为生产和服务。引进的技术要增强产业效应，使上游、下游和配套产业都能得到相应的发展。

（六）制造业的管理能力的提升

随着企业竞争的日益加剧，任何企业的竞争优势不再仅仅依靠有形资产和天然资源，还要取决于企业管理的有效性。全球竞争加剧迫使企业不断提高或升级管理能力来保持其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管理能力的提升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高度重视。企业管理能力被认为是企业持久经营的特殊本质。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是企业拥有比竞争者更加卓有成效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解决各种难题的能力的结果和表现。在企业取得和维持竞争优势的过程中，其内部管理能力的培养和各种能力的综合运用是最关键的因素，而经营战略不过是企业发挥智力资本的潜能并充分应用到新的开发领域的活动与行为。管理能力的提升是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前提，通过管理才能把企业所需的各种有用的人才聚集起来，以在企业提供的特殊环境中，进行高效率的运营和技术创新，并尽快形成某种核心专长。

现代市场竞争实际是企业速度和效率的竞争，这种竞争的背后又是关键的人才竞争。没有对人才的合理组织利用，就不可能有企业高效率的创新活动，也不可能对市场变化作出快速反应。建立合理的管理架构，纵向管理层由集团管理专家、事业单位（如事业部、子公司）管理专家和职能部门管理专家组成；横向专业技术人才层由研究与开发、营销、财务、人事、后勤等部门的专家组成，通过有效的管理，可以实现专业人才团队在纵向与横向的和谐，以及在知识结构、技术结构、年龄结构等方面的最佳搭配，进而在企业内部各层次建立起促进员工发奋向上、求实、创新的敦促机制。制造业能级的提升要求制造业企业内部管理水平的大幅提升，同时，信息化系统的推广可以使业务管理建立在量化的基础之上，使管理人员作出更理智的业务决策，对客户需求的反应变得更快、更灵活；使新产品研发和生产的速度得到了提高，生产过程得到了进一步优化，进而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经营质量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