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治理模式比较与治理改革

三、不同治理模式比较与治理改革

（一）治理模式的比较和启示

1．“股东治理”和“共同治理”模式的比较

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因各国的国情、基本经济制度和法律规范各异而有所不同，但大致可以分为“股东治理”模式和“共同治理”模式两大类。以英美为代表的“股东治理”的特点是公司目标突出为股东利益服务，其财务目标往往呈现单一性，即股东利益最大化。股东作为物质资本的投入者，可以通过对经营者行为进行激励和约束，使其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工作。日本和欧洲大陆在企业的经营中，提倡集体主义，注重劳资的协调，与英美形成鲜明对比。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目标并非唯一的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企业的本质是系列契约关系的总和，是由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债权人、职工、消费者、供应商组成的契约网，契约本身所内含的各利益主体的平等化和独立化，要求公司治理结构的主体之间应该是平等、独立的关系，契约网触及的各方称为利益相关者，企业不仅要重视股东利益，而且要考虑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在董事会、监事会中应该要有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代表，旨在发挥利益相关者的作用。这种模式被称为“共同治理”模式。

两种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区别：一是依托和控制机制不同。美英治理模式主要依托证券市场，借助证券市场“用脚投票”来实行外部治理；而德日则主要借助和依托银行，直接进入企业“用手投票”进行控制。二是由于融资结构基础不同，从而形成了美英股东主权型与德日股权加债权的共同治理型的不同治理结构。三是由于对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同，美英国家借助证券市场而设计的股票期权作为激励机制，而收购接管则是作为对经理人员的约束机制；在德日国家对公司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大多表现为自我激励与自我约束，公司对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主要体现为年薪和企业的实际绩效。四是监督机制不同。在股东主权型的美英国家公司治理，主要通过外部董事来保证制衡和监督；而在共同治理型的德日国家公司治理，日本是设立独立监察人，德国是通过雇员参与监事会来监督。

2．OECD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与启示

1999年5月，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理事会正式通过了其制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它是第一个政府间为公司治理结构开发出的国际标准，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该原则代表了OECD成员国对于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共同基础的考虑，其主要内容包括：（1）公司治理结构框架应当维护股东的权利；（2）公司治理结构框架应当确保包括小股东和外国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受到平等的待遇，如果股东的权利受到损害，他们应有机会得到补偿；（3）公司治理结构框架应当确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并且鼓励公司和利益相关者为创造财富和工作机会以及为保持企业财务健全而积极地进行合作；（4）公司治理结构框架应当保证及时准确地披露与公司有关的任何重大问题，包括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所有权状况和公司治理状况的信息；（5）公司治理结构框架应确保董事会对公司的战略性指导和对管理人员的有效监督，并确保董事会对公司和股东负责。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这些原则是建立在不同公司治理结构基础之上的，该原则充分考虑了各个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认识到一个公司的竞争力和最终成功是利益相关者协同作用的结果，是来自不同资源提供者特别是包括职工在内的贡献。实际上，一个成功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并非仅限于“股东治理”或“共同治理”，而是吸收了两者的优点，并考虑公司所处于的营运环境，不断修改优化而成的。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对建立健全我国公司治理制度的重要启示是：融资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有什么样的融资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公司治理模式。因此，建立健全公司治理制度应同步考虑我国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以及我国融资结构呈多样化的基本特征。

（二）世界各国公司治理改革的趋势

近几年来随着各国公司丑闻相继发生导致全球范围内对公司治理模式的反思和变革调整，其发展趋势表现为：尊重股东价值，构建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及公司治理的全球化。

在安然、世通等事件发生后，为加强会计监督、强化信息披露、完善公司治理和防止内幕交易，美国政府和国会联合制定了《萨班斯—奥克斯莱法案》。这项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对财务欺诈人员实行刑事惩罚和设立一个独立委员会来监督会计公司，对未来企业运作、证券市场、审计体制设置了种种严格的规定，强化了会计监管及透明度，从而使打击公司欺诈活动、加强对财会行业实行监管的措施变成了可能。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再次被提升至重要地位，其有望继续成为投资者可以依靠的第一道防线。美国公司治理模式一直强调股权激励和外部约束，金融风暴的原因溯源将美国公司过度的股权激励弊端暴露无遗，由于主要经营者（CEO）片面追求股票升值的收益，导致了企业经营的风险行为。根据《商业周刊》的调查，美国最大的365家公司中，1998年收入最高的CEO收入增长了36%，高于同期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的26．7%，而公司的盈利水平并没有与CEO们收入同步增长，甚至出现1．4%的下降；在金融危机中首先倒台的“百年老店”雷曼兄弟公司的CEO迪克·福尔德，2000年到2007年间的薪酬统计显示，8年来通过薪水、股票分红以及奖金等方式，从雷曼兄弟公司累计获得了4．848亿美元的收入，过度的股权激励有可能掩盖了某些真实情况。对此，美国正进行相应的治理改革。美国纽约证交所修改上市规则要求，公司所有基于期权的股票计划都要经过股东大会的讨论通过，在董事会中大量增加独立董事，收窄给最高管理层的股票期权的授予权；进一步改进期权的使用方法，采用战略性期权，就是将期权的奖励依靠于公司股票在同行业股票中的表现，即考核标准不再是股票价格，而是股票价格的比率。在约束机制方面，美国的改革在董事保险方面，假如公司有财务欺诈行为，董事通过公司享有的责任保险绝大部分将宣告失效，此规定将促使董事更加尽职尽责。从美国公司治理机制的改革可以看出，良好的公司治理必须激励和约束并举。激励机制体现了股东对治理层价值的认可，调动了公司治理层的积极性。而良好的约束机制则保护了所有者的权益，股东的利益要最大化，必须建立良性的约束和激励之间的平衡关系。

Becht认为：“就像不能指望所有的国家都接受美国宪法一样，公司治理模式也应该多种多样。”从英国的公司治理改革看来，英国的模式与美国截然不同。比如，英国规定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无权设置“毒丸”阻止恶意收购，这个条款已正式生效。但是美国却是发达国家中少数几个拥护这项权利的国家之一。欧洲和亚洲的企业有它们自身的问题。

在欧洲，瑞士航空公司的破产直接动摇了一向以严格要求和家族管理模式自诩的瑞士公司的基础。瑞士联合银行和苏黎世金融服务公司相继遭到指责，这两家公司都有高管人员存在滥用职权、漠视股东权益的嫌疑。自从瑞典的电子电气业跨国巨头ABB公司私下向其前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Barnevik授予价值8 900万美元的股权曝光以来，北欧的公司治理问题也变得敏感起来。在德国，随着一系列公司的破产，特别是传媒帝国基尔希集团的倒闭，德国也将改变德国式的资本运作模式，上市公司治理制度将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包括公布公司高管人员收入和披露董事会成员内部交易的相关信息等。

在日本，为了防止损害股东利益的事情发生，日本法务省已经将通过立法在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以消除大多数公司的高管人员同时身兼董事会成员的弊端。该项新法律还赋予股东网上投票的权利。索尼、日立及其他50家上市公司纷纷表示将在召开年度股东大会时采用网上投票方式。自从1999年7月大宇公司破产以来，韩国也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韩国政府要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的至少半数必须是独立董事，而且还要求持流通股超过0．01%的个人或机构在股价异动时接受质询。

从各国公司治理改革的实践来看，如何进行有效的公司治理至今仍然是一个引起人们持续关注而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首先，公司治理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公司治理要解决公司财产因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即代理人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尽可能降低代理成本和风险，实现股东价值以及各方面利益的最大化。为此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使代理人积极为投资者的利益努力工作，促使他们关注公司资产的增值和发展。其次，公司治理要实现权力分配和制衡。公司治理涉及股东、董事会、经理层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公司内部控制权的合理配置问题。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重大事务，其权力由股东或股东委托人直接行使；董事会依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对公司重大事项进行决策；经理人员则执行董事会的决定；监事会则代表股东和职工对公司活动实行监督。这种职权分明而又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保证了公司的正常运行。第三，公司治理和公司文化建设紧密相关。从内部来看，公司文化建设注重培育良好的人际关系，以人为本，努力提高员工的业务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实现员工的愿景与公司的愿景相吻合，创立共同的价值观念，并用它来统一员工的意志，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最终塑造出良好的公司形象。公司文化建设还有利于处理好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重点是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履行社会责任，把履行社会责任和谋求企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实现企业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和谐统一，从而促进公司的健康运作，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也为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扎实可靠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