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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时间:2022-06-0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三节 中国经济转型的特色、问题与前景一、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和成效1.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1978年,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与之相对,2004年5月,美国《时代》杂志前任编辑、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中国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伯·拉莫,发表了题为《中国已经发现了自己的经济共识》的论文。

第三节 中国经济转型的特色、问题与前景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和成效

1.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1978年,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启动和局部试验阶段(1978—1984年)。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展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取代“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并在全国范围的农村普遍实行。与此同时,其他方面的改革试验也开始起步:开展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通过两步改革推行的“利改税”,逐步推进“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革,废除了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不断萎缩的集体经济和几乎绝迹的个体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创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

第二阶段:改革全面探索阶段(1984—1992年)。这一阶段的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改革实践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全面展开,着眼于探索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富有活力和效率的企业体制,实行承包制、租赁制等措施,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

第三阶段: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0年)。以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标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思想理论上的一系列新突破,推动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向纵深发展。

第四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0年至今)。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21世纪头20年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在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的部署。中共中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指导。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

2.中国经济转型的成效

中国经济转轨是按一种独特的思路,沿着一条特殊的渐进式道路演进的,这种独特的转轨方式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①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得到确立;②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基本形成;③市场体系初步建立;④商品和服务价格改革基本到位;⑤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⑥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⑦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中国经济转型的成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长9.7%,而世界经济同期只有3%左右的增长。②综合国力极大增强。2007年和1978年比,中国GDP由3 645亿元增加到24 195万亿元,在世界的排名从第13位上升到第4位;国家外汇储备由1 167亿美元增加到15 282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一。③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07年和1978年比,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扣除物价因素,二者平均年增长7%左右;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211亿元增加到17.3万亿元,约增加了819倍。而同时,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57.5%下降到36.3%,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67.7%下降到43%。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特色

1.“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美国国际经济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于1989年在一个会议论文中首次提出的。其实质是指,美国所实行的一切经济制度及其价值观,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蓝图,因此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即“共识”。与之相对,2004年5月,美国《时代》杂志前任编辑、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中国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伯·拉莫(Joshua Cooper Rame),发表了题为《中国已经发现了自己的经济共识》的论文。论文在比照“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对中国自1978年后20多年的经济改革(转型)成就及其经验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概念,指出“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北京共识”可以看做是对“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的概括。

2.中国改革开放的特点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前无古人、规模空前的探索和实践,具有以下特点。

(1)中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以及在这个政党领导下的强有力的政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经验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某些内容是严重冲突的,因为“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反对权威政府,主张弱化政府。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国民经济往往是离散的。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对国民的团结奋斗具有心理上的强化和凝聚作用,这是确保社会长期稳定的政治前提。

(2)避免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致力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具有很强的刚性,极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则具有较大的柔性,它在改革过程中建立起了一个缓冲带,这有利于缓冲和化解社会矛盾。

(3)坚定不移地支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高度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虽然是在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上提出的,但自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帷幕以来,改革或明或暗、或快或慢、曲曲折折总是向着市场化逼近。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在西方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国内也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何必要不伦不类地加个社会主义呢?而中国正是要以“社会主义”原则约束和抵制原教旨的、完全自由竞争、放任自流的市场机制的负面作用,这个原则就是国家主导和整体利益、社会目标和道德伦理。无论是效率目标,还是对外开放方面,都必须服从社会主义原则。

三、中国经济转型存在的问题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机制没有形成。②市场主体没有完全到位。③市场体系不健全,特别是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发育滞后。④分配体制改革滞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⑤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缓慢。政府仍以“全能者”自居,对经济无所不管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重微观管理、轻宏观管理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⑥对外开放水平有待提高。

从经济发展方面看,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①经济增长相对较快,经济发展相对较慢。例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得到根除,特别是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工业化水平;严重的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等。②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低下,亏损的问题仍然严重。③政府投资相对较热,民间投资相对较冷。④国力增强相对较快,人民生活改善相对较慢。

四、中国经济转型的前景

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新的环境与条件,呈现出新的特点与要求。新的形势增强了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为深化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生产要素和产业转移不断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彼此影响不断加深。为适应这个大趋势,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建立起与世界通行做法相衔接的规则与制度,从而迅速地、全面深入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更多地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建立起有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和有效防范开放风险的、富有特色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抵御外部势力侵蚀,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从而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行使优先权利。

从国内来看,尽管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保持了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但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发展方式粗放,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发展协调性不强,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较大,发展基础不稳固等。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这些矛盾和问题,都直接或间接与体制、机制不完善相关联,而从体制、机制本身看,虽然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距离改革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艰巨性、复杂性、系统性和风险性大大增强。一方面,比较容易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已经完成,当前面临的主要是一些涉及面宽、触及利益层次深、配套性强、风险较大的改革,不仅如此,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深化,已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改革紧密连在一起,改革真正成为庞大的系统工程;另一方面,社会对改革效应的预期普遍提高,对改革成果分享的要求明显增强,改革的“目的性”日趋直接和强烈,改革已从以“破”为主,转变到“破”“立”并重和寓“破”于“立”,其建设性要求明显增强;改革已从主要是利益调整转向利益调整与增进并重,从利益倾斜转向利益兼顾,特别是要求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有公平的机会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十年后的今天,深化改革也具备了许多的有利条件。第一,对改革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增强,对改革理念和改革方向的理解不断加深,承受改革风险的能力不断提高,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自觉运用各种有效方式从事改革的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为深化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氛围和社会基础。第二,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这为支付必要的改革成本,化解改革可能出现的风险,支持改革顺利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第三,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一些重大改革举措和经济关系实现了制度化与法制化,这为深化改革提供了有利的体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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