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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农业关系的理论

时间:2022-06-0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 关于工农业关系的理论一、农业部门的重要性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意义重大的社会大分工,前两次均与农业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一次是游牧业同农业的分离,它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扩大了产品交换。

第一节 关于工农业关系的理论

一、农业部门的重要性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意义重大的社会大分工,前两次均与农业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一次是游牧业同农业的分离,它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扩大了产品交换。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它使商品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以手工业为中心的城市开始出现,城市与乡村开始分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1]

所谓农业,主要是指人类利用生物的生长机能和通过自己的劳动和自然力量来获取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品的物质生产部门。马克思在论述农业生产的特点时指出:“在所有生产部门中都有再生产;但是这种同生产联系的再生产只有在农业中才是同自然的再生产一致的。”[2]马克思还说:“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3]

换言之,农业生产既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也受经济规律的制约。

所谓工业,主要是指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加工和再加工的物质生产部门。它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这一作用体现在:(1)工业部门能生产出先进的劳动资料。而“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4](2)工业部门能生产出其他部门所需的原料和能源。(3)工业部门还能为其他部门提供技术装备。

由此可见,农业和工业的特点决定了这两个部门的相互依存关系。虽然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相对下降和工业所占比重上升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则是不可忽视的。亚当·斯密曾说过:“由于土地改良和耕种的结果,一家的劳动,能供给两家的食物,于是社会上半数人口的劳动,就足以供给全部人口的食物,那么,其余的半数,至少其中的大部分劳动,就可以用来生产其他产品,即用以满足人类的其他欲望和嗜好。衣服、住宅、家具,以及所谓成套的应用物品,便是大部分这些欲望和嗜好的主要对象。”斯密还指出:“提供生活资料的农村耕种的改良,它先于只提供奢侈品和便利品的都市的增加,……所以,要先增加农村产物的剩余,才谈得上增设都市。”[5]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吴于廑也说过:“农产剩余的长趋势增长,是农耕经济孕育工业世界的前提。”“没有农产剩余的增长,也就没有农耕世界的工业的发展,这是经济史上的一个平凡而又无可置疑的道理。”[6]世界银行经济学家A.丘希伯和J.威尔顿则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出发,指出了一个富有生机的农业部门在支持全面的经济增长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在印度、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较快的农业发展增加了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扩大了家庭储蓄和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对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产生了有力的积极影响。[7]

中国学者张培刚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对农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从粮食、原料、劳动力和市场四个方面论述了农业的贡献。[8]

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S.库兹涅茨则把农业的贡献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9]

1.产品贡献。农业的产品贡献涉及粮食和原料两个方面。就粮食贡献而言,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和人口的自然增长,整个社会对粮食的需求会不断扩大。如果这一需求得不到满足,就有可能出现多种弊端:(1)虽然本国粮食供给不足可通过进口加以弥补,但是发展中国家常常缺乏必要的外汇。而且,将有限的外汇用于粮食进口,必将影响到资本货或中间产品的进口。因此,粮食进口的机会成本是不可忽视的。(2)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食品需求的价格弹性较小,而且食品支出在家庭消费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因此,粮食供给不足会导致粮食价格上升,加剧通货膨胀压力。(3)粮食供给不足导致的粮食价格上升还会促使城市工人的工资随之上升。而工资上升既会影响工业部门的利润,也会因为工业品价格上升而不利于扩大国内外市场。这一切都会制约工业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就原料而言,由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以农产品加工为主,原料的成本在整个工业部门的成本结构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因此,原料供给能否满足需求也会影响工业化进程。

2.市场贡献。随着收入的增加,农业人口对工业品的需求也必然会上升。农业人口的这种需求是多方面的。例如,为了改善日常生活,他们会购买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又如,为了提高农业产量,他们会购买更多的化肥、农药和农机具。毋庸赘述,农业人口对各种消费品和农业生产投入的需求的扩大,对工业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即使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市场贡献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在理论上,农业人口对工业品的需求可通过进口获得满足,或将本国工业制成品销往国际市场,但是,就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进口能力常受到外汇匮乏的限制;另一方面,国际市场条件并非永远是有利的(发达国家的居高不下的贸易壁垒即是典型的例子)。因此,农业创造的国内市场较之国际市场更为现实和可靠。

3.要素贡献。这一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1)资本贡献。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之一就是农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这一特征在工业化起步之初尤为明显。由于工业部门弱小,资本积累的能力也十分低下。因此,农业部门成了国内储蓄和投资的重要源泉。(2)劳动力贡献。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特征是农业人口所占比重较大而城市人口所占比重较小。随着工业部门和其他一些非农业部门的扩大,它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不断增长,农业部门能够为其提供剩余劳动力。

4.外汇贡献。一方面,在工业化进程的起始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出口能力是微乎其微的;另一方面,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则需要越来越多的进口投入,亦即越来越多的外汇。农业部门的外汇贡献就在于:它能通过出口农产品来获取外汇收入;它可以通过扩大生产来替代进口投入,以减少外汇支出。

二、“刘易斯模型”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曾对工农业关系及农业发展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在如何确定重点部门这一问题上。历来有以下两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农业部门应该优先发展,因为国民经济对食品和其他农产品的需求很大,并且在不断增长。此外,农业部门中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最高。有的学者甚至以印度的经验为例,得出了以下结论:国民经济中最落后的部门(即农业部门)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整个国民经济取得发展的必要前提。如果一个部门的发展受到了另一个部门的发展的制约,那么后者很有可能就是农业部门。[10]

另一种观点虽然强调农业部门的重要性,并且反对实施“无农业革命的工业化”,但他们认为,提高农业生产率这个目标只能通过给予工业化计划以一个“大推动”才能实现,换言之,只有加速工业化进程,工业部门才能为农业部门实现现代化创造条件。[11]

1954年,A.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经济与社会研究学院学报》(5月号)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他在此篇长达51页的论文中提出了被称做“刘易斯模型”的“二元结构”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要是由两个部门构成的:一是“资本主义部门”,二是“自给自足部门”。前者使用再生性资本和较为先进的技术,因此人均产出较高;后者则使用非再生性资本(土地)和较为落后的技术,因此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较低。前者的工资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后者的工资则由维系生计的需要决定。尽管刘易斯本人反对将“资本主义部门”简单地视为工业部门,也不同意将“自给自足部门”等同于农业部门,然而在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中,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特征完全符合“资本主义部门”和“自给自足部门”的特点。因此,刘易斯所论述的“二元结构”关系,实际上就是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的关系。

刘易斯认为,“资本主义部门”中的资本家不断地将其获得的利润转化为新的投资,因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就来自“自给自足部门”。这种劳动力转移对“资本主义部门”和“自给自足部门”都是有利的。前者获得了扩大再生产所需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后者则因劳动力与土地的比例发生变化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根据“刘易斯模型”,从“自给自足部门”中转移到“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力主要来自农业中的隐蔽失业,而且这种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

在“刘易斯模型”中,农业部门虽然构成了“二元经济”的主体,但是发挥主导作用的则是工业部门,因为只有工业取得发展,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才有出路。可见,“刘易斯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重工轻农的模型。

针对“刘易斯模型”的不足,美国经济学家C.H.费景汉和G.拉尼斯先后在其合著的“经济发展理论”一文(载《美国经济评论》1961年9月号)和《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1964年)一书中提出了“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该模型基本上沿袭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前提,将经济发展进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由于农业部门中存在着隐蔽失业,当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接近零的这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后,农业的总产量不会减少,因此这种劳动力转移产生的机会成本等于零。(2)当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吸收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变为大于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也就变为正数。换言之,农业部门中劳动力的减少会影响农业产量的提高,尽管工业产量会扩大。(3)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工业部门也仍然需要吸引更多的农业劳动力。然而,由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已提高到制度工资以上的水平,工业部门必须用增加工资等手段才能继续吸引农业劳动力。

可见,根据“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也是农业和工业在GDP中消涨的过程。但是,工业生产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扩大为基础。在以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为特征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全部吸收后,如果农业得不到发展,该部门就无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和剩余,工业部门本身的发展及其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就会削弱。这一强调农业部门在工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的思想,正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较之“刘易斯模式”的进步所在。

三、普雷维什对工农业关系及农业发展的论述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普雷维什就对工业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作出了独到的分析和论述。他的主要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2]

(一)关于农业与不发达的关系

普雷维什认为,不发达国家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第一,从事农业和其他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比重很大。第二,农业劳动者使用较为原始的生产工具。第三,人口增长率高。可见,普雷维什将不发达的前两个特征均与农业相提并论。

普雷维什进而指出,上述第一个特征与第二个特征密切相连。第一产业之所以拥有较多的劳动力,完全是因为生产技术太落后。[13]他还强调,上述两个特征的存在并不排斥某些农业部门获得较快发展的可能性。例如,由于发达国家想从不发达国家那里获取粮食和原料,前者为后者的出口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与此相反,面向国内市场的农业部门则始终处于落后状态。

普雷维什还认为,农业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必须不断获得现代技术。只有这样,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才能提高,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在劳动力总数中的比重才能下降。

(二)关于农业和工业在发展进程中的关系

普雷维什认为,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之间的不协调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对农产品(包括粮食和原料)的需求,二是农业生产本身(即供给)。为了进一步阐述上述论点,普雷维什从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以及工业部门有无技术进步这两个角度出发,作出了以下假设:

1.工业部门既不能吸纳自然增长的人口,又无技术进步。其结果是:农业部门停滞不前,而且还有失业。

2.工业部门只能吸纳自然增长的人口,但无技术进步。其结果是:农业增长缓慢。

3.工业部门虽有技术进步,但不能吸纳自然增长的人口。其结果是:工业部门对农业的刺激非常微弱。

4.工业部门无技术进步,但能吸纳自然增长的人口和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其结果是:对食品的需求刺激了农业,从而使技术进入该部门。

5.工业部门只能吸纳自然增长的人口,而且有技术进步。其结果是:对食品的需求刺激了农业,从而使技术进入该部门。

6.工业部门既有技术进步,又能吸纳自然增长的人口和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其结果是:对食品的巨大需求强有力地刺激了农业,从而使技术进入该部门。

普雷维什指出,在上述6种情况中,前3种是不利的,后3种(尤其是第6种)则是理想的。普雷维什由此得出结论:农业部门中不尽如人意的增长与该部门以外的因素有关。换言之,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离开工业部门的发展,农业就无法取得“自主性”发展,反之亦然。

(三)关于农业落后于工业的“内部”原因

普雷维什不认为食品消费量的低下仅仅与农业生产本身有关。他指出,如同工业品一样,食品的消费量也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爱好密切相关。如果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保持不变或人口增长有限,那么,食品的消费量就不会扩大。因此,提高食品消费量的关键之一是如何努力提高收入水平。但是普雷维什又指出,农业部门无法对来自工业部门的刺激作出反应的原因,与农业部门本身的两个因素有关:农业技术落后和土地所有制不合理。

就农业技术而言,普雷维什指出,在美国,政府在发明和扩散农业技术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政府为农业科技试验站、大学的科研机构或其他一些科研组织提供大量经费。这种财政上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农业企业家无足够的经济实力进行农业科技的独立研究和开发。在拉美,政府对农业科技的投入非常少。因此,即使农业获得强有力的刺激,该部门也因技术落后而难以作出积极的反应。

但普雷维什同时也认为,农业技术也并不能解决农业部门中所有问题。如在上述第5种假设的条件下,即工业部门虽有技术进步,但只能吸纳自然增长的人口,采用农业机械化技术将是适得其反的。这是因为,在工业部门因缺乏足够的活力而无法吸纳剩余农业劳动力的情况下,机械化仅仅使一种形式的隐蔽失业变成另一种隐蔽失业。

就土地所有制而言,普雷维什指出,如果农业部门在需求、资本投入和技术等方面都无障碍的条件下仍然得不到发展,那么“我们就应该看一看是不是土地所有制构成了一个消极的因素”。[14]

(四)关于工业发展对农业的促进作用

普雷维什认为,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使生产成本下降和工资上升,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则保持不变。与此相反,在落后国家,由于工业不发达,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成本降低反而使工资水平和初级产品的价格下跌,因此,技术进步的好处仅仅以初级产品低价格的形式转移到了国外。而只有发展工业,使其有能力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技术进步才能使农业部门真正受益。

普雷维什承认,与发达国家相比,不发达国家工业部门中劳动力的生产率是很低的。但是,如果工业部门能吸纳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那么,不发达国家就应该大力发展工业,即使发展本国工业的代价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也无妨。“由于技术进步,第一产业部门不需要那么多人;但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工业品和服务的需求,工业和服务业却需要更多的工人。”[15]

(五)关于农业对工业的促进作用

普雷维什以阿根廷为例,进一步说明了农业的重要性。他指出,有些国家试图大力发展工业,因此它需要越来越多的原料和资本货。但是,政府在对工业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时候却忽视了农业。“须知,资本货和原料主要是通过出口获得的。由于忽视了这一点,农业部门既得不到刺激,也无维系和提高产量所需的机械……其结果是,这个国家无法在工业进步领域中取得成就。”[16]

如何才能避免重工轻农?普雷维什认为,政府必须制订切实可行的发展计划。但是,普雷维什又指出,农业发展计划必须以整个经济发展计划为基础,否则,农业发展就会与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发展脱节。关于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普雷维什强调,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是潜在的,而非现成的。普雷维什把农业部门产生剩余劳动力的条件归结为两点:(1)农业部门中必须有技术进步。只有当农业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才能提供剩余劳动力。因此,任何国家都不能为了使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提供劳动力而随意“牺牲”农业,否则,“过早地将出口生产要素(即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这一错误,将使经济出现混乱”。[17](2)在农业部门获得技术进步的同时,工业部门也必须得到发展。否则,工业部门就会制约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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