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贸易理论关于贸易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第一节　传统贸易理论关于贸易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一、基于劳动价值论的贸易与收入分配关系

贸易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问题。早在两百多年前的英国，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在他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批判了重商主义各种限制贸易的措施，大力提倡自由贸易。斯密在殖民地贸易的独占降低其他生产要素收入的论述中，分别分析了资本、劳动和土地这三个要素收入受影响的具体原因。斯密认为，殖民地贸易的独占固然大大提高了投入这一贸易的资本的利润率，但是，由于资本追逐利润的特性，“迫使过大部分的英国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入这种贸易，这似乎就完全破坏了英国一切产业部门间的自然均衡”。⁽¹⁾也就是说，资本的这种违反自然趋势的不合理配置会降低资本的生产效率。他顺着上述独占对资本收益影响的分析思路，认为劳动工资的下降是因为这种独占会使得资本“不能维持本来能够维持的那么大的生产性劳动量，并使它不能给劳动大众提供本来能够提供的那么多的收入。由于资本只能由节省收入而增加，所以妨害资本便不能提供本来能够提供的那么多的收入的独占，就必然妨害资本，使不能按本来能够增加的速度增加起来，因而不能维持更大的生产性劳动量，不能给国内劳动大众提供更多的收入。一个很大的收入泉源，即劳动的工资，由于有了这种独占，必定在各个时候都不像没有独占的场合那么富足”。⁽²⁾

李嘉图认为对外贸易如果能够进口到更加便宜的劳动者生活所必需的食品等，那么工资就会降低，利润就能够提高；反之，如果进口的是与劳动者的生活没有关系的奢侈品，例如丝绸、天鹅绒、葡萄酒等，那么工资就不会降低，利润率就不会提高。也就是说，李嘉图是从劳动（者）的自然价格（价值）会不会因为进口而发生变化的角度来谈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反向运动的：“在本书中，我始终力图证明的是：工资不跌落，利润率就决不会提高；而工资则除非用它来购买的各种必需品的价格跌落，否则决不会持久地跌落。因此，如果由于对外贸易的扩张，或由于机器的改良，劳动者的食物和必需品能按降低的价格送上市场，利润就会提高。……但如果由于对外贸易的扩张或机器的改良而以更低廉的价格取得的商品完全是富人所消费的商品，那么利润率便不会发生什么变动”。⁽³⁾因此，对外贸易能不能改变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关系，决定因素是能不能进口到更便宜的工资品。在李嘉图看来，对外贸易的这个作用同机器改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劳动者生活必需品自然价格（价值）的作用完全一样。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论述利润率下降规律时，也把对外贸易列为是一种起反作用的因素，而与“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相对过剩人口”等这些会提高利润率的因素并列一起。马克思的结论是：“无论如何，李嘉图的下述规律是错误的：利润率按照和工资变动相反的方向变动，一方因另一方降低而提高，或者反过来。这个规律只有对剩余价值率来说才是正确的”，⁽⁴⁾而在利润率的计算中还要考虑资本的有机构成。因此，马克思再次强调，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一起发生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在加强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即提高剩余价值率时，另一方面因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扩大而降低了利润率：“凡是劳动的生产率较高的地方，使用不变资本就更多。因此，在这里，引起剩余价值率提高或降低的同一情况，必定引起利润率相反的变动，也就是说，必定在剩余价值率提高时引起利润率降低”。⁽⁵⁾

二、基于H－O理论的斯托尔帕—萨谬尔逊定理和要素均等化理论

瑞典经济学家俄林（B.G.Ohlin）及其导师赫克歇尔（Eli F. Heckscher）用不同国家不同的要素禀赋状况来解释国际贸易的产生，学术界把这个突破性的理论称之为H－O理论，或者要素禀赋理论，H－O理论把贸易的发生原因归咎为两国两种要素相对丰裕程度上的差异。H－O理论中假设两个生产要素，它们或者是资本和劳动、或者是土地和劳动、或者是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应当专业化生产并出口那些在生产过程中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商品，进口那些生产过程中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商品。这样的分工和贸易符合两国的比较利益，因为资本相对丰富的国家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比较低，它在资本密集型商品的生产上具有相对低的成本优势；反之，劳动相对丰富国家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比较高，因此在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生产上具有成本相对低的比较优势。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决定商品相对价格的直接原因，而要素的相对价格又决定于两国两种要素不同的供给比例，两国两种要素不同的供给比例又决定于两国两种要素不同的存量比例。因此，要素禀赋理论又被叫做要素比例理论。

H－O理论本身没有直接讨论收入分配，但是H－O理论的推论涉及了要素价格即要素所有者收入的变化。根据上述H－O理论所提倡的分工与贸易的格局，一个经济体从封闭到开放，其丰富要素生产的出口商品因为不但要满足本国的需要，也要满足自己贸易伙伴的需要，需求的增加会造成该出口商品价格的上升；相反的情况会出现在该经济体的进口商品上，现在应当大量进口的该商品因为供给增加，其价格必然下跌。经济学家斯托尔帕（W.E.Stolper）和萨谬尔逊（Paul A.Samuelson）在1941年发表的“贸易保护和实际工资”（Protection and real wages）一文中提出，从封闭状态走向贸易开放的经济体，在H－O理论的假定基础上，该经济体会出口密集使用经济体丰裕要素的商品而进口该经济体相对稀缺要素密集使用的商品，并导致经济体内出口商品价格的上涨和进口价格的下降。出口商品价格的上涨必然会引起出口商品生产的增加，促使该商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要素价格上升；进口商品价格的下降，会导致进口商品密集使用要素价格的下降。斯托尔帕和萨谬尔逊关于出口商品中密集使用的丰富要素价格上升而进口商品中密集使用的稀缺要素价格下跌的证明，被称之为斯托尔帕—萨谬尔逊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简称为SS定理，是学者研究贸易与收入分配关系的一个标志性理论，此后的很多研究贸易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以此为基础或者对照。Jones （1965）对SS定理用经典的数学模型进行了描述，下面对SS定理的介绍就是以Jones （1965）的分析为依托。⁽⁶⁾

斯托尔帕和萨谬尔逊的分析框架是，两个国家（国内与国外）、两种产品（产品1和产品2）、两种要素（劳动L和资本K）的传统Heckscher-Ohlin模型。假定：生产过程中报酬不变，既没有规模经济，也没有规模不经济；两种生产要素的总供给数量是个不变的存量，但是它们可以在不同产业不同商品的生产中自由流动，要素市场出清。用L和K代表国内劳动和资本总量。代表国内的技术系数矩阵，a_if表示单位产品i生产所需要的f要素的量，Q₁和Q₂分别代表两产品的产量。w代表劳动的工资，r代表资本的回报，p₁和p₂分别代表两种产品的价格，用*代表国外的相应参数。并假设产品1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2是资本密集型，而且本国是劳动丰裕型国家，外国是资本丰裕型国家，即：

其中，，分别表示产品1和产品2的世界价格，根据H－O定理的内容可知本国会出口产品1，进口产品2。贸易后，本国产品1的价格会上升，产品2的价格会下降。本国要素市场的均衡条件是：

产品市场的均衡，利润最大化条件和零利润条件使得产品的单位成本＝产品价格，即：

由上式可知商品价格变化与要素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有：

假定：和θ_iK分别表示i产品生产中劳动力和资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则（18.1.2）式可演变为：

把两种产品两种要素的式（18.1.3）写成矩阵形式如下：

其中，因此有θ＞0，而且设贸易之后，产品1的价格变化比产品2的价格变化大，，则有：

即，这就是著名的SS定理。

由此定理可知，如果一国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则该国劳动工资就会上升而资本的回报会下降，因此贸易会缩减国内要素间的收入差距；如果把模型中的资本换成熟练劳动力，把模型的劳动看成非技能劳动力，如果出口非熟练劳动力密集的产品，则按照SS定理，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工资差距就会缩减。

从SS定理出发，萨缪尔森（1948、1949）对国际贸易导致的要素价格均衡化理论（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Theory/The 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进行了阐述。萨缪尔森证实按照赫—俄模型，通过国际贸易国家之间产品价格的相等会导致各国同质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趋于均等化；要素价格均等化不仅是一种趋势，而且是一种必然，故又被称为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H－O－S定理）。与要素均等化理论这一长期趋势研究不同，Jones（1971）和Samuelson（1971）提出了一个两部门三种要素的特定要素模型，分析特定要素模型下贸易对不同要素报酬的影响，其基本的结论是：在特定要素模型中，贸易对一国流动要素的影响是不明确的；贸易将有利于用于国家出口商品的非流动要素，而不利于用于进口商品的非流动要素。在此之后，Neary （1978）则详细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后，要素的流动与否对要素价格的影响，指出如果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均不可流动，那么贸易后考虑价格上升因素以后，劳动密集行业的资本和劳动的实际报酬均上升，资本密集行业的要素实际报酬都下降；如果短期内劳动可流动，资本不可流动，但中长期二者均可流动，那么在贸易自由化的短期内，劳动密集商品价格的上升使劳动密集行业的要素实际报酬上升，但劳动的可流动性使其报酬在两个行业间实现均等化，在长期内，由于劳动力密集行业的资本报酬较高，资本密集行业的资本要素就向劳动密集型行业转移，从而引起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需求，使劳动要素的价格进一步上升，资本报酬在两个行业中实现均等化。Eaton（1987）也对动态特定两要素模型下对贸易发生的条件、贸易的类型和贸易后各要素报酬变化进行类似的分析。Baldwin（1989）在资本存量内生的假定下建立了动态模型，则证明了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保护短期内将使资本价格上升、工资下降，但在长期内随着资本存量和产出结构的调整，贸易保护对要素价格的短期影响将被消除。

Jones和Scheinkman（1977）将传统的两种商品、两种要素理论框架拓展为多种商品、多种要素模型，证明了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在某些条件下、某种程度上可得以推广和一般化。他们证实只要存在零利润条件，即只要有：，则贸易后，每种商品价格的变化必然导致一些要素价格的上升和另一些要素价格的下降，这是SS定理的一般化表示。⁽⁷⁾也就是说在H－O模型假定下，贸易的发展会导致某些人实际收入的上升而另一些人实际收入的下降。Deardorff（1994）对自Stolper和Samuelson （1941）以来有关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研究进行了回顾。Davis（1996）在多个国家、三种产品、两种要素的H－O框架下，就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展开了分析，指出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的收入分配效果取决于该国在其生产多样化之内（即与该国生产相同产品组合的国家内部）的相对要素禀赋状况。Lloyd和Schweinberger（1997）提出了所谓的“归责产出法”（imputed outputapproach），对国际贸易与家庭收入分配的联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研究证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可以推广到任何有限、相等的商品和要素维度。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关于贸易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主要还是依托于H－O理论对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SS定理进行发展或丰富；很少学者对基于H－O理论的贸易与要素价格关系进行实证的分析。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新兴市场国家贸易量的不断增加，不但发达国家非熟练劳动力的收入不断恶化，熟练劳动者与非熟练劳动者相对工资上升的趋势日益明显，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国内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加大。为此，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大量的经济学家开始对贸易与发达国家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如Grossman（1986、1987）、Revenga（1992）、Bhagwati（1991）、Lawrence和Slaughter （1993）、Krugman和Lawrence（1993）、Wood（1994等）、Leamer（1996）等等。但是这些实证检验却得出不同的结论，有的检验结果显示进口价格对工资的影响作用很小如Grossman（1986、1987）、Revenga（1992）等的检验；还有的学者如Krugman和Lawrence（1993）、Lawrence和Slaughter（1993）等认为虽然贸易对发达国家熟练劳动者与非熟练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上升有一定作用，但是技术的作用要更大；而Wood （1994等）、Leamer（1996）等则认为贸易的作用更大，是引起发达国家工资差距上升的主要原因。从而引发了一场技术与贸易之争，也引起学者对贸易与收入分配关系的进一步关注和对贸易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探讨热潮，分析角度更加多样化，对SS定理的假设也不断放宽，其结论也出现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