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关于贸易与收入差距的分析

第五节　其他关于贸易与收入差距的分析

除了关注贸易发展与要素所有者收入之间的关系外，学者对贸易发展与大国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贸易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一些分析。

一、贸易发展与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贸易发展与地区之间差距的理论解释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是贸易发展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第二是从贸易发展、要素收入差距与地区收入差距上面进行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经济学家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探究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掀起了一股“新增长理论”的研究热潮。罗默修正了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型，用“知识”代替“资本”，并将它视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经济物品，用于说明收益递增。同样在卢卡斯模型、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都假定生产函数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新增长理论强调了规模收益递增（规模经济）的作用和重要性，而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能够使一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现分工，从而形成规模经济。新增长理论家受“新贸易理论”的启发，将内生创新模型扩展到包括商品、资本、专业化知识和思想观念的国际流动，提出了分析框架——开放性内生增长理论。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新原则应转变为“技术或人力资本优势”原则，强调国际贸易可以带来使各国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提高的“外溢效应”。同时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意义。它们可以借机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形成一种“赶超效应”。新增长理论非常肯定国际贸易对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它似乎对解释发达经济的长期增长更有效。

虽然经济学界对贸易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有一定的共识，但是大量的研究也发现各国或者国家内部各地区其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同的。Michaely（1977）的研究发现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有一个临界发达水平，在临界发达水平的两侧，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不相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近年来，一些致力于寻找外贸、外资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系的研究中得出的较为普遍的结论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东、中、西部，外贸、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同的。Chen和Feng（2000）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跨省差异的来源，他们的研究肯定了基于跨国实证分析的文献中的结论，并揭示了中国的独特性质，认为集体企业和私人企业对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内陆省市更应该致力于对外贸易并应充分利用与沿海省市的省级贸易，同时他们建议政府的资金应投入到有利于商品和服务在省际间流通的基础设施建设。Sun和Parikh（2001）将中国分为沿海、中部和西部三个宏观区域，分别使用不同区域的面板数据检验在中国的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是否是出口导向的。他们的研究显示出口在不同地区作用不同，但对整体而言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杨全发（1998）的研究证实了我国各省存在临界发达水平效应，其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均GDP大于3 000元和小于3 000元的省份出口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关系不同，人均GDP大于3 000元的省份其出口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呈显著相关关系。

对国际贸易与地区收入差距的另一个解释是从贸易对要素收入的分配关系不同的角度进行，从H－O定理知道贸易会改善一国丰裕要素的报酬而不利于一国稀缺要素的报酬，如果一国两地区的贸易量不同，而且地区之间不存在要素流动，则贸易多的地区对丰裕要素的报酬的提升幅度大于贸易少的地区同质要素报酬的提升幅度，从而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就这一方面国际上已有几个模型进行分析。Krugman和Livas Elizondo（1996）通过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个三个地区的模型，其中两个国内地区、一个外国、一种要素劳动可以在国内地区自由流动，但在国际间不可流动。该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和贸易发展对其地区之间差距的影响。如果不存在国际贸易，则一国大都市化的发展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一种是排斥因素，比如大都市中犯罪、污染和高地价等城市的非经济因素，这些因素使一国的工业不会都集中于大都市，而分散于多个地区，从而减少地区之间的差距。另一个是向心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前向效应，即与产品市场的接近，城市中人口众多而且消费力强，会吸引大量工业企业的入驻；二是后向效应即投入品和要素供应，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这种前后向的链接效应发展会更明显，而这种效应的发展又会促进大都城市的形成，从而扩大地区之间的差距。但是如果一国施行对外贸易或者从进口替代模式向出口导向模式转变，这种前后向效应的影响就会减弱，因为更多的投入品从国外进口，而国内生产的产品主要销往国外，会冲淡前后向效应的吸引，同时由于城市发展存在非经济的高成本，因此国际贸易的发展导致国内工业的地区分散化，从而缩减地区之间的差距。Paluzie（2001）对Krugman和Livas Elizondo的模型进行了扩展却得出与他们完全不同的结论。Paluzie模型的假定条件与Krugman和Livas Elizondo的条件基本相似，但有两点不同，她假定农业部门依附于土地且其报酬不变，与工业部门相比，农产品的生产投入要素是不可流动的；再者她还假定农民和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各自都是特定的，不可在两部门之间流动，农民在国内地区间也不可流动，而工业部门的工人可以在国内地区间流动，因此农业部门的产出是在三个地区平分的，三地区的差距主要由工业部门的差距引起。当一国进行对外开放时，国内工业比重高的地区出口越多，对工人的需求越低，越有利于吸引工人的流入和提高工人工资，从而拉大与其他地区的差距。Paluzie的分析实际与H－O定理有一定的相似性，依据H－O定理，工业部门的出口有利于工业部门劳动力收入上升，因此工业部门越发达的地区收入水平越高。Dapeng Hu（2002）建立了一个适用于中国的特殊模型分析贸易、产业聚集与地区差距之间的关系。在模型中存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国外三地区、每个地区有工业和农业两部门和生产四种产品。模型显示，由于存在运输成本，沿海地区全球化过程中存在区位优势，对外开放首先会使沿海地区收益，从而加剧沿海地区的工业产业聚集，如果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存在限制，则贸易的发展导致的产业聚集就会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

对国际贸易与国内地区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欧盟、美国、墨西哥、中国、非洲等大国或者地区的分析，由于采用的样本和分析方法不同，其分析的结论差异很大。Silva和Leichenko（2004）对美国的分析指出，美国的贸易增长与地区内和地区间收入差距并存。他们利用地区进出口价格和进出口贸易依存度两个指标衡量美国贸易与地区差距的关系。就全部地区来讲，差距主要是受进出口价格的影响，与预期不同的是美国各地区高进口价格和低出口价格导致地区或州内部差距的上升；较贫穷的地区或者州从较低出口价格中获益，但高进口价格受损，较富的州从低进口和出口价格中都获益，这主要是从增加就业方面而不是从增加收入方面体现出来。Serge Coulombe（2007）对加拿大1981－2000年的省份数据的分析发现，国际贸易对加拿大人均GDP的增长有长期正相关关系，而且自1981年来加拿大省份之间收入的收敛主要由国际贸易的收敛引起。Javier Sánchez-Reaza（2002）对墨西哥加入GATT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国际贸易对墨西哥地区收入的影响发现，国际贸易导致墨西哥地区之间的收入更发散。Zhang 和Zhang（2003）对中国地区差距的分析发现除了国内资本投资，贸易是导致1986－1998年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刘力（2005）对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描述分析表明，区域要素禀赋差异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区域产业结构进一步影响区域贸易规模，贸易规模与贸易结构决定了区域要素收益的相对变化。万广华等（2006）利用新发展起来的夏普里值分解法衡量全球化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全球化对我国地区差距有缩小压力，中国地区的差距主要由资本投入和基础设施差距引起的，且私有化有利于缩减地区之间的差距。

二、贸易发展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

相对于贸易发展与要素所有者间的收入差距以及与国内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关系，国内外学者对贸易发展与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研究的还比较少，而且主要以实证检验为主。Bourguignon和Morrisson（1990）考察了静态假设下贸易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在对发展中国家贸易与收入分配关系进行跨国检验分析中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取决于贸易保护程度、要素禀赋的分配和资源的充裕程度，具体的讲，土地与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Spilimbergo等（1999）沿用Bourguignon和Morrisson（1990）思路，采用1965－1992年世界10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要素禀赋、贸易和个人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土地和资本丰裕的国家一般具有较小的收入差距，熟练劳动力丰裕的国家的收入差距要大，贸易开放度对不平等的影响有赖于要素禀赋特征，并且在文中他们还采用不同的衡量贸易开放度的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Isabelle Bensidoun等（2005）利用净进出口中要素含量的变化与国内收入分配有很大的关系。Gourdon（2007）沿用了Spilimbergo et al（1999）的研究方法，使用关税水平表示贸易开放程度，另外加入大量的控制变量来提高回归参数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会使熟练劳动和资本要素丰裕、存在大量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和拥有大量矿产和石油资源国家的收入差距扩大。赵莹（2003）检验了我国的基尼系数和贸易开放度之间的关系，发现贸易会扩大我国的收入差距，不过其分析是针对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体的基尼系数，回归自由度过低；王小鲁，樊纲（2005）分析我国收入差距影响因素时也把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发现对外依存度与我国收入差距中存在正相关。

在理论方面，Fischer的分析把贸易、要素禀赋放到宏观经济学对个人收入分配的理论框架中对此做了较大的贡献。Fischer（1992）发表了“动态两要素贸易模型中的收入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Dynamic Two-factor Trade Model），把存在动态两要素的贸易模型引入到宏观跨期迭代模型中，分析贸易对居民个体之间收入分配的影响。沿着H－O理论惯用的2×2×2模型思路，Fischer把两个国家假定为小国与整个世界，两种商品假定为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和资本密集型的资本品，两种生产要素假定为劳动与资本。Fischer使用了具有动态性质的迭代模型，即每个经济行为者只存活两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上一代的老年与下一代的青年共同存活。这些经济行为者的收入只包括工资与遗产两部分。他们第一时期也即工作时期的工资扣除了消费后，剩下的要进一步分成为自己第二时期退休后去消费的储蓄和留给下一代的遗产两部分。个体之间的工资收入平均分布，但是遗产是非平均分布的，从而造成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且这一差距会随着世纪迭代不断地进行传递。Fischer在宏观经济的跨期迭代模型的分析中指出，只要某经济冲击使该国的工资和资本收益率的比率提高，则受冲击后，该国的收入差距会更加公平，如果工资—资本收益率比率下降则该国的收入差距就会上升。也就是说当该小国从封闭转为贸易开放这样的贸易冲击以后，如果该国是劳动力丰裕的，出口消费品进口投资品时，该国贸易会提高该国的工资与租金比率提高，从而在长期使该国的收入分配更加公平。Fischer（2001）沿袭1992年跨期迭代的模型分析收入分配，通过严格的数学推导得出：如果一经济体受到某种未预期的经济冲击使该国的利润率降低，则该冲击就会降低该国的收入差距；之后又引入Eaton（1987）年的动态特定两要素贸易模型分析在不同要素禀赋下，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其结论是在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贸易后土地丰裕型国家稳态下的收入差距要比贸易之前小；在特定条件下，贸易自由化会降低稳态下劳动丰裕国家的收入差距，而扩大劳动稀缺国家的收入差距。同时Fischer（2001）采用面板数据对一国人均要素禀赋与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收入差距进行了检验，发现对外开放度会增加国内的收入差距，高人均资本率的国家贸易会增加其收入差距，而人均土地率与收入差距呈负相关。Isabelle Bensidoun等（2005）在实证分析之前，把劳动进一步细分成受过教育的劳动和未受过教育的劳动两种，然后提出了一个包括资本、受过教育的劳动和未受教育的劳动在内的三要素理论模型，以分析用净出口变化来表示的贸易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分析指出，在富裕国家只有一小部分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低收入家庭主要是那些受过基础教育的人群。这一类家庭收入的改善，自然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缩小。相反，在贫穷国家，低收入家庭主要是那些未受过任何教育的人群构成，在这样的情况下，受过教育的家庭的收入早已处于相对高的水平，他们收入的改善不可能表现为社会收入不平等的减少。

总 结

国际贸易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国际贸易与国内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国际贸易与各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二是国际贸易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主要体现在国际贸易与国内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三是国际贸易与国内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其中对国际贸易与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关系主要还是对贸易与要素收入分配关系的延伸研究，学者关注得比较少；国际贸易与国内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主要集中于对中国、美国等疆域比较大的国家进行研究；这两方面学者主要还是以实证检验为主，从理论上进行分析的比较少，而且主要是依托于贸易与要素收入间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国际贸易与各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是学者研究贸易与收入分配关系的中心。

在国际贸易与各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上，基于H－O理论的斯托尔森—萨缪尔森定理是研究的基石。除了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外，其他关于国际贸易与各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分析基本上都是对该理论的发展或者延伸。这种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放松SS定理成立的假设条件上，包括放松不存在技术进步的假设，加入技术进步因素；放松商品市场的完全竞争假设，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上进行分析或者从企业异质性、产品多样化上进行分析；放松最终产品的交易假设，改成对中间产品贸易的分析。这些理论的发展实际上是随着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这些理论的发展不是对SS定理的否定而是对它的丰富。

综观国际贸易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出其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等方面存在如下特点和趋势：

第一，现有的研究基本已经摆脱完全竞争的框架，主要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进行分析，而且在分析时一般会考虑技术进步的作用，分析的思路和假设更加符合现实。比如Ekholm和Midelfart（2005）、Beaulieu等（2004）、Dinopoulos和Segerstrom（1999）、Thoenig和Verdier（2003）等都是在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上分析技术进步或者R＆D、贸易发展与要素收入之间的关系。

第二，关于贸易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分析逐步从宏观层面转向微观层面。随着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基于中间产品贸易（外包）和企业异质性角度来分析国际贸易与要素收入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越来越多，已经成为研究贸易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热点。Feenstra和Hanson（1996）的模型虽没有创新，它是DFS（1980）的改版。但是将DFS （1980）模型中的最终贸易品替换成中间贸易品具有创新意义。他们的研究引发了后续很多关于中间产品贸易更确切地说是外包与收入分配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企业异质性和贸易的发展会出现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而出口企业的效益高于非出口企业，对员工的要求也高，其支付的工资也高于非出口企业，从而使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不断扩大。虽然基于这一角度的研究还比较少，但是随着新新贸易理论模型的不断成熟，学者对这方面的关注会越来越多。而且以企业数据对贸易与收入分配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越来越多，如Bernard和Jensen（1997）利用美国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企业数据、Bernard和Wagner（1998）利用德国企业数据对企业类型与工资差距的实证检验等；Xu 和Li（2008）也利用中国1998－2000年企业的调查数据对贸易发展与企业生产性工人和非生产性工人工资之间差距变动的影响进行了检验，发现贸易发展对中国工资差距的直接影响是负的，贸易开放导致企业采用偏高技术工人的技术，因而提高了对高技术工人的需求。

第三，近几年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越来越多，已经成为学者未来研究的一大趋势。发展中国家一般是非熟练劳动力比较丰裕而资本、熟练劳动力等要素比较稀缺。如果按照SS定理则贸易的发展会缩减发展中国家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但是Robbins（1996）对智利、墨西哥、乌拉圭等9国、Beyer等（1999）对智利、Hanson和Harrison等（1999）对墨西哥、Goldberg和Pavicnik（2007）对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国家的实证分析发现贸易的发展同样也是这些国家国内工资差距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乔万尼·A.科尼亚（2003）指出，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都随着贸易的发展而扩大，拉丁美洲国家，20世纪80年代不平等上升，90年代进一步上升或维持不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初以来，东亚和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的不平等都上升了；南亚后发自由化国家的收入分配比其他地区的变动要小，但是总体不平等显著上升；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城乡差别下降，但城市之间以及有时农村之间的不平等上升。⁽¹⁰⁾这是与SS定理预测完全相反的。这该如何解释呢？Wood（1998）、Robbins（1996）认为这归因于出口引致的熟练劳动力需求增加；Feenstra和Hanson（1996）认为生产外包的存在增加了发展中国家产品的熟练劳动密集，从而扩大了工资差距；Davis（1996）在多个国家、三种产品、两种要素的HO框架下，就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展开了分析，指出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的收入分配效果取决于该国在其生产多样化之内（即与该国生产相同产品组合的国家内部）的相对要素禀赋状况。Xu Bin（2003）认为南方国家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与贸易自由化导致的非贸易品和贸易品范围的变化有关；Marjit、Beladi、Chakrabarti（2004）也对发展中小国的贸易与工资差距进行了分析；Trefler和Zhu（2005）指出若南方国家的经济赶超较快，则南北两国的收入差距都会拉大；殷德生、唐海燕（2006）认为自由贸易通过促使发展中国家产品种类数增加型的技术进步加剧该国的工资差距。Glazer和Ranjan（2003）从消费者偏好差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贸易与要素价格的关系。他们认为不论是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劳动丰裕型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熟练劳动丰裕型国家），如果熟练劳动偏好用熟练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则熟练劳动工人人数的增加会增加熟练劳动者的工资。在贸易条件下，若本国是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国，则熟练劳动密集产品的进口增加了熟练劳动的禀赋，从而提高了熟练劳动的相对工资，所以贸易自由化会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这在墨西哥、智利等国家的实证分析中已经得到证实。虽然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收入分配关系，但是专门基于发展中国家角度进行理论分析的模型还是比较少的，在这方面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探索，将成为学者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

第四，近年来，对贸易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动态研究越来越多。前面所陈述的大量研究都是从静态角度进行，但学者已经开始注重分析贸易与收入分配的长期动态关系。比如Fischer（2001）的跨期模型、Dinopoulos和Segerstrom（1999）发展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Thoenig和Verdier（2003）建立的质量梯度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等。

再者，近年来的文章逐步呈现理论加实证一起进行分析的态势，而不像前面的文章理论是理论分析，实证就专门是实证，这也是现在经济学文章分析的一大趋势之一。比如Fischer（2001）的文章、Isabelle Bensidoun等（2005）的分析、Eric Verhoogen （2008）的分析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为中国数据的可得性和收入分配的复杂性，目前对中国样本的研究还比较少，而且集中于分析贸易与地区收入差距的关系，对此，Wei和Wu（2001）对此进行了研究和相关文献的梳理；但是从理论角度和实证角度对我国贸易发展与城乡差距、要素报酬差距和基尼系数之间关系的分析还非常缺乏，还需要学者努力完成关于中国各种收入差距与贸易发展问题的一流水准的研究文章，以弥补这方面文献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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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Feenstra：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国际贸易与投资部主任，曾长期担任《国际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 ics）主编，也是国家经济研究局国际贸易和投资计划部的主任。所编教材“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Theory and Evid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是一本成熟的研究生教材，已被世界一流高校广泛采用。个人主页：http://www.econ.ucdavis.edu/faculty/fzfeens/

［57］Edward E. Leamer，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研究院的主任，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对国家贸易中的许多问题都有研究。个人主页：http://www. anderson.ucla. edu/faculty/edward. leamer/homepage_index/index. htm l

［58］Bin Xu（许斌）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及金融学教授。在加入中欧之前，是美国佛罗里达大学Warrington商学院终身教职副教授，弗吉尼亚大学Darden商学院访问教授，并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咨询。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经济学期刊》、《国际经济学期刊》、《发展经济学期刊》、《经济一体化期刊》、《政策改革期刊》、《加拿大经济学期刊》等国际刊物发表文章多篇。主页以及相关文章参照：http://www. ceibs.edu/faculty/xubin/xubin.htm l

［59］Adrian Wood：为英国国际发展部的首席经济学家，剑桥国际发展系教授，曾在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就读。1969年到1977年，为剑桥国王学院经济学系的讲师；1977－1985年，在世界银行工作；1985年到2000年，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现象。相关资料：http://ideas. repec. org/e/pwo106.htm l

【注释】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175.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181、182.

(3)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11－11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2页。引文中的黑体字是原文如此——本文作者加注。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2页。

(6)见Jones，Ronald W.“The Structure of Simp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73，No.6，1965，p557－572.其后Feenstra，R.C.：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Theory and Evid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13－16进行了总结。

(7)可参见Feenstra，R.C.：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Theory and Evid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68－72的详细表述。

(8)相关文献可参见Krugman著，黄胜强译，《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9)Helpman，Elhanan and Paul R，Krugman 1985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Increasing Returns，Imperfect Competition，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Cambridge，MA：MIT Press. pp.190－195.

(10)乔万尼·A.科尼亚.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3）：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