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与收入分配

第二节　技术进步、贸易与收入分配

一、贸易与技术之争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大量对贸易发展与发达国家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距关系的检验，其结果出现很大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为技术和贸易哪一个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上。

（一）贸易是造成收入差距增大的主要原因

许多国际经济学者从SS定理出发，利用H－O模型分析认为相对要素价格是由外生的产品价格决定的而不是由内生的要素数量决定，所以与发展中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贸易发展是发达国家国内工资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如Thurow，1992；Leamer，1996等）。Leamer（1996）利用20世纪80年代美国450个4位数商品分类的行业（4－digit SIC industries）产品价格、TFP增长和最初的要素比例，计算了由贸易模式变化引起的要素价格变化，发现非熟练劳动者相对工资的下降中贸易的影响作用占到40%。Sachs和Shatz（1994）也利用美国1978－1989年的行业数据分析认为贸易通过熟练劳动密集产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增加了美国的工资差距，他的分析剔除了计算机行业。Haskel和Slaughter（2001）也从商品价格的变化和技术变化出发分析英国20世纪80年代的数据，发现贸易而非技术变化是导致英国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

还有一些学者从贸易要素含量模型（the factor content of trademodel）出发首先关注贸易对非熟练劳动与熟练劳动供给的影响，进而分析贸易对其相对工资价格的影响。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较，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稀缺要素是非熟练劳动者，进口的是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这也变相地进口了非熟练劳动。这些国家的对外开放，提高了非熟练劳动者的相对供给，因而对其工资有抑制作用。虽然大部分利用贸易要素含量模型分析的学者得出贸易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最多只占到25%，但也有学者如Wood认为贸易是主要因素。Wood（1994）在其南北贸易模型分析中认为，南北贸易对北方国家非熟练工人造成了损害，造成他们的工资减少和工作流失，这是导致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1995年他还计算了发达国家出口品和进口品中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使用量，发现贸易导致发达国家对非熟练劳动者的需求降低了22%。Borjas，Freeman 和Katz（1992）认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贸易的发展减少了其对非熟练劳动者的需求，这种贸易的发展还伴随着相对于无贸易增长时非熟练劳动者的相对工资。在其理论分析的条件下，他们还计算出1980－1988年美国非熟练劳动者相对每周工资降低了10%，贸易与劳动者的国际流动因素占到30%～50%。

（二）技术是造成收入差距增大的主要原因。

Krugman和Lawrence（1993）对比了1979到1989年美国制造业部门白领与蓝领工资率变化与就业率变化情况，发现几乎所有的行业都雇用了更多的白领，熟练劳动密集行业白领和蓝领雇用比率的改变并不明显，所以贸易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很小，但技术的影响则非常明显；Baldwin和Cain（1994）的分析发现1977－1987年美国工资差距的扩大，贸易最多只能解释9%，1987年之后收入差距的扩大，贸易的影响更小，技术的变化是最主要的因素；Brauer和Hickok（1995）的分析也发现贸易量的变化对美国高中毕业与大学毕业劳动者工资差距拉大的影响最多只占到15%。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贸易对收入差距拉大不起什么作用。Lawrence和Slaughter（1993）认为因为国际贸易交换价格是与SS定理的分析成反方向变化的，所以贸易对解释相对工资变化没有作用，而熟练劳动对非熟练劳动相对工资升水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引起对非熟练劳动需求下降导致的。Desjonqueres等（1999）举出大量事实指出与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发展并不是导致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第一，熟练劳动对非熟练劳动者工资上升（也称为技术升水skillpremia）并不是只发生在密集使用熟练劳动的行业，而是在所有行业都发生；第二，工资升水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存在；还有，非技术密集产品的相对价格并没有因为贸易而有明显的下降。Krugman（2000）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量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左右，如此小的贸易量并不会给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带来很大影响；同时他还指出熟练劳动对非熟练劳动工资的上升是因部门内非熟练劳动向熟练劳动就业转移引起的，而这种转移主要是因为国内技术偏向的技术变化引起的。

二、贸易、技术进步与收入分配的理论探讨

实证中的技术与贸易之争，引起学术界首先放松SS定理中的技术不变和各国技术水平相同的假设，对贸易、技术进步与收入分配关系更广泛的理论探讨。

（一）外生技术进步、贸易与收入分配

其实早在Jones（1965、1971）的分析中，其就已经考虑到了技术进步的作用，只不过她的分析仅考虑外部技术进步。在分析中她把要素投入系数的变化分解成这里的是由要素价格变化引起的要素投入系数的变化，是外部的技术进步，表示生产单位产出i所需f要素投入量的缩减。然后沿着第一节对SS定理的分析思路分析进出口商品价格变化、技术变化和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专门研究技术、贸易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在这方面专门进行分析并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是Richardson。

Richardson（1995）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指出导致贸易扩张和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许多，其中本国内的因素有五个：第一，开放贸易后，经济沿着给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转移，如生产从c₀转移到b₀点，如图18.2.1所示；第二，经济自然的（内生的）增长，如从b₀到b₁的生产扩张；第三，要素偏向的技术进步，比如外生劳动增加的技术进步，导致PPF₁在纵轴上更向外扩张；第四，外生的部门偏向的技术进步，如投资部门的技术比其他部门技术进步得快；第五是偏好或者需求改变，比如对消费品需求相对下降，使a₀ a₁线向东南方向转变。在这五种因素中，Richardson认为只有第一和第四个原因与收入分配相关。贸易开放导致国内贸易品相对于其他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和其所雇佣的劳动力转向贸易品部门，贸易品部门生产可能性曲线的相对增长（技术进步）会吸收被其他部门释放的劳动力，但要完全吸收所有剩余劳动力则劳动者的工资必须下降。所以贸易开放和部门的特定技术变化的联合作用就会导致收入不平衡加剧。

图18.2.1 Richardson贸易、增长与收入分配模型

Leamer（1996）年对外生部门偏向的技术进步对要素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Leamer的模型是一个开放的小国赫克谢尔—俄林—萨缪尔森（HOS）长期模型，部门偏向的技术进步可以是偏熟练劳动型（skill-biased）、偏非熟练劳动型（labor-biased）和希克斯中性型（Hicks-neutral）。当偏向熟练劳动型技术进步发生时，对熟练工人的相对需求会提高，设X产业的偏熟练劳动型技术进步，使X₀ X₀线转移至线X₁ X₁，因为是偏熟练劳动型技术进步，X₁ X₁线比X₀ X₀平坦，均衡点从E₀移到E₁，因而技术进步使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上升，如图18.2.2。如果X产业技术进步是偏非熟练劳动型，那么X₁ X₁线会比X₀ X₀线陡峭；如果是希克斯中性型技术进步，则X₁ X₁线是X₀ X₀线的平移，结果均衡点E₀都向西北方向转移，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都会上升。

但Krugman（2000）不同意Richardson和Leamer的观点，指出Richardson（1995）第三条要素偏向的技术进步也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部门偏向的技术进步只有在产品价

图18.2.2 产业偏向技术进步对工资的影响（开放小国）

格相对不变也即贸易国是小国并且技术进步是单边，其他国家不存在同等程度的进步条件下才会导致国内收入差距拉大；而要素偏向的技术进步影响收入分配则不受这些条件的限制。Krugman认为开放小国模型对研究遍及世界的工薪差距上升现象是不合适的，他使用了世界一体化的大国开放模型，假设自由贸易均衡时世界各国如同生活在一个同一国家一样，技术进步会使两种商品的供应量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其相对价格的变化，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通过SS定理渠道影响收入差距。在Krugman的大国模型中技术进步不但可以通过影响成本曲线对收入差距有直接效应，而且会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化对收入差距产生一个间接效应。以X产业发生的技术进步为例，它的直接效应是使XX曲线上移从而影响收入差距；其间接效应是使X的产量相对增加，使X的相对价格下降进而使收入差距上升。Krugman基于完全竞争的零利润条件证明了当技术进步为希克斯中性时，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正好相抵，技术进步对收入差距没有影响；当技术进步为熟练劳动力偏向时，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技术进步造成收入差距上升；当技术进步为地非熟练劳动力偏向时，直接效应小于间接效应，技术进步缩减收入差距，这与技术进步发生在哪个产业无关，仅仅与其要素偏向有关。

Xu（2001）将Leamer和Krugman的分析纳入到一般化的国际贸易模型中，识别了技术进步产业偏向和技术进步要素偏向发生作用的各种条件，发现除了极端情况外，Krugman和Leamer所揭示的技术进步都是存在的，它们的作用力取决于技术进步是全球性还是区域性以及生产和需求中产品和要素替代性等多种因素，详细可参见表18.2.1，其中η为消费边际替代率。

表18.2.1　Xu技术进步对工资差距的影响

续表

在贸易与技术之争以及Krugman与Leamer对外生技术进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的讨论后，大部分学者在分析贸易与收入分配时会把技术进步、贸易、收入差距放到同一的模型中。Jones（1997）以简单的2×2 H－O模型分析，认为结构性的收入不平等是受以下因素影响：一是国际市场上产品价格的变化；二是技术的变化；三是以成本降低为主的贸易自由化。随着南方国家技术的进步，对于中等技术密集产品，南北两国都可以生产该产品，两国中等技术密集产品关税的降低会导致两国工资不平等向同一方向变化；但是这种变化还依赖于贸易自由化变化的方向。如果北方国家进口的中等技术密集产品并且降低关税，则两国国内工资不平衡会扩大；如果南方国家进口并减少关税，则两国工资不平衡程度会降低。Zhu和Trefler（2005）则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优势的基础上设立了一个南方国家经济赶超指数。在一般均衡且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条件下，若南方国家的赶超指数大于零，则南北两国国内的收入差距都会拉大；若指数小于零，则两国的收入差距都会缩小。若存在技术偏向的技术进步而且技术进步在各国国内所有部门都相同，则北方国家的技术进步会使北方国家收入差距拉大而南方国家的收入差距会缩小；反之，南方的技术进步则缩小北方，加大南方的收入差距。

（二）贸易引发的技术进步与收入分配

贸易存在技术溢出效应。Acemoglu（1998）构建了一个贸易开放与其引发的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与收入差距的模型。在模型中假定最终产品由两个中间产品组装而成，其中一个为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Y_L），另一个为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Y_H）。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为：

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利润最大化使得两个中间产品的相对价格必须服从：

而中间产品生产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使得工资差距必须服从

这里A_H和A_L是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劳动生产率，β和ρ都是相关生产函数的导数。Acemoglu指出上式显示了两个效应：第一，ω和H/L负相关表明替代效应；当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工资差距上升时，非熟练劳动力变得便宜会替代熟练劳动力；第二ω和A_H/A_L正相关表明生产率效应，当熟练劳动的生产率上升时，工资差距会扩大；Acemoglu同时利用内生技术进步模型推导出影响技术进步的函数：

（18.2.7）式表明：第一，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价格p上升，会促进企业开发与熟练劳动力生产率相关的技术进步；第二，熟练劳动力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规模的上升会提高用于熟练劳动力的技术开发回报率，从而促进企业开发和熟练劳动力生产率相关的技术进步。第一个效应是价格效应，第二个效应是市场规模效应。Acemoglu证明在p＞0条件下，市场效应大于价格效应。运用这个模型，Acemoglu推导出在知识产权完全受保护的情况下，技术创造者（发达国家）可以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进行生产。因为发展中国家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比率较低，为了迎合全球一体化的技术开发市场，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会是偏非熟练劳动的，因此贸易开放会缩减收入差距；在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技术开发的市场动力仍然来自于发达国家熟练劳动力的相对规模，因而贸易开放不导致市场规模效应，但会提高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扩大发达国家的工资差距。由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发展中国家也会采用偏熟练劳动力的技术，其国内的收入差距也会上升。

Thoenig和Verdier（2003）建立了一个质量梯度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general-equilibrium quality laddermodel）对贸易一体化引发的技术进步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也进行了分析。他们把生产部门和研发部门分开，生产部门依据其技术水平向研发部门购买专利。这里的技术水平有两种：一种是一般的技术，通过信息溢出可以被其他竞争者模仿，不过在这种技术水平下，生产部门可以通过改进转变成为第二种技术；第二种是熟练劳动偏向的技术，不存在信息溢出而且很难被模仿。

生产函数为：

这里k∈｛1，s｝，s＞1代表两种技术水平，k＝1代表是第一种技术水平，k＝s代表第二种技术水平。l，h分别为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A_t是t时的生产率系数。模型的均衡点由研发部门的资源约束线（STR线）与无偏向的技术条件（ГГ线）的交点S决定。研发部门的预算约束线为：

这里H_R是研发部门特定的熟练劳动力，α_t代表k＝1的产品比率，cθ为研发的成本，c＞0，θ由第一种技术水平跳为第二种技术水平的比率。

无偏向的技术条件线为：反映技术进步后，生产率系数变化的幅度；ψ（α）是第二种技术水平下与第一种技术水平下生产单位成本比。

图18.2.3　贸易一体化、技术进步与收入差距

在给出模型的均衡条件之后，Thoenig和Verdier分别分析了北方国家贸易一体化和南北国家贸易一体化后，其技术变化及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北方国家贸易一体化和动态均衡过程中，贸易首先导致研发人员数目上升，资源约束线右移，到STR′，在达到新的均衡点过程中会发生技术偏向的技术进步，从而扩大北方国家的收入差距。

在南北国家贸易一体化过程中，根据比较优势南方国家会专业化用第一种技术生产，北方国家会专业化用第二种技术生产。南北国家的专业化程度可以分为南方完全专业化、北方国家不完全专业化也即EE线上方部分、北方国家完全专业化、南方国家不完全专业化也即EE线下方部分、南北国家完全专业化也即EE线。随着南北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和南方国家参与数目的上升，由于南方国家专利保护不利，技术模仿增多，导致ГГ线下移至Г′Г′，新的均衡点变为S′。在由原来的均衡点向新均衡点移动的过程中，在EE线上面，α下降使北方国家的收入差距上升，南方国家收入差距不变；当移动到EE线以下时，南方的收入差距上升而北方国家的收入差距不变。只要一方不完全专业化于第一种或者第二种技术，则贸易导致的技术偏向的技术进步会同时拉大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收入差距。他们认为贸易影响收入分配的方式是：贸易——技术偏向的技术进步——收入差距。

Dinopoulos和Segerstrom（1999）发展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指出贸易自由化会增加R＆D的投入。假设R＆D相对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是技术密集型的，则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对熟练劳动工人需求的增加，从而提高熟练劳动者的相对工资。

Beaulieu等（2004）则建立了一个既存在科技产品间产业内贸易又存在科技产品与传统产品的产业间贸易的南北模型，考察科技产品贸易壁垒的降低与南北两国国内工资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如果两国在科技产品上贸易壁垒都降低，则两国国内对科技产品的需求都会上升，两国的贸易量会扩大，国内产量会扩大（也即技术进步）。随着两国科技品产量的扩张，两国对熟练劳动的需求会上升，从而使两国国内熟练劳动者的工资上升，而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下降，收入差距扩大。另外，Beaulieu等还指出，如果一国贸易壁垒降低的幅度大于另一国的降低幅度，比如南方国家贸易壁垒降幅比北方国家降幅更大，则北方国家收入差距扩大而南方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会缩小。

Ekholm和Midelfart（2005）以北北贸易模型为基础分析北方国家贸易引起的科技变化与相对工资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模型中存在两种产品：一是传统产品（Y产品），二是同时使用熟练和非熟练劳动者的新兴产品（X产品）。X产品的生产企业有两种进入方式；其一是使用传统工艺，即以低固定成本和较高的可变成本进入；二是使用新技术生产，即以高固定成本和低可变成本进入。随着两国间关税的降低，贸易会引起X产品企业类型的变化，由使用传统工艺变为采用新技术，即引起技术的变化，随着新技术企业的进入和关税水平的进一步降低，新技术企业的规模会扩大，对熟练劳动者的需求上升，从而使熟练劳动者的工资上升，收入差距拉大。这样贸易通过引起两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方式影响国内的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