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学说

第一节　传统的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学说

一、国际分工学说

（一）绝对利益理论——亚当·斯密（1776）的动态生产率理论

亚当·斯密在1776年最早提出了分工理论，这是贯穿他的外贸学说的基本思想。亚当·斯密将个人分工提高生产率的假设推广至地域和国家，认为地域或国家之间的分工能够使贸易双方的产出增加，并由此产生出国际贸易利益，即分工与专业促进经济增长学说。亚当·斯密认为，分工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国民财富，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短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¹⁾。因此，社会上形成专业化分工以后再进行交换，对交换双方都有利，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来说也是有益的。亚当·斯密所指的国际分工是按照绝对成本高低进行的分工，主张出口本国能便宜生产的产品，去换取外国能便宜生产的其他产品。亚当·斯密认为，应当按由于地域、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商品成本绝对差异进行分工，即一国输出的商品一定是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生产成本绝对低于其他国家的商品。因此，通过这种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各国的物质财富，即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源泉。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分工的程度则受到市场范围的强烈制约。对外贸易是市场范围扩展的显著标志，因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此外，国际贸易使得各国市场扩大，刺激了各国努力增加生产，改进技术，使各国“有机会实行新的分工和提供新技术”⁽²⁾，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不仅通过扩大再生产使国民财富增加，而且还增加了消费者的利益，从而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二）比较利益理论——大卫·李嘉图（1817）

大卫·李嘉图提出了关于根据比较成本分工、分工和贸易促进增长的观点。李嘉图在1817年提出了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相对差异基础上的“比较成本说”。李嘉图创立的比较成本理论论证了贸易静态利益的基础。事实上，在他的著作中，也包含着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思想。他认为，对外贸易是实现英国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指出，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随着人口的增加，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会因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而逐渐昂贵，工资（劳动力的价格）也将随之上涨。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工资上涨将使利润下降，从而妨碍资本积累。通过对外贸易，如果能够从外国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就会阻止在本国发生作用的土地收益递减倾向，促使经济增长。

李嘉图认为，葡萄牙在酒和棉布的生产上都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处于绝对优势，但在酒的生产上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即使英国在两种产品上都处于绝对劣势，但在棉布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英国、葡萄牙在技术上的差距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进行贸易对双方都有益，葡萄牙出口酒、进口棉布，英国出口棉布、进口酒，这样，两国的居民都能消费到比自给自足生产更便宜的进口商品，从而增进两国人民的福利。因此，按照比较成本说进行国际分工，可以使资源配置更合理，从而增加生产总量、促进经济增长。如他所言：“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由于增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相互交往的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正是这一原理，决定葡萄牙酒应在法国和葡萄牙酿制，谷物应在美国和波兰种植，金属制品及其他商品则应在英国制造。”⁽³⁾总之，李嘉图认为，通过进口廉价初级产品，阻止土地收益递减、工资上涨和利润下降倾向，就可保证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随着数学工具的采用，可以直接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贸易和国际分工带来经济增长的学说用图形表示出来，即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两位经济学先驱有关贸易与增长的论题可以简单地表述为：贸易促进了分工，分工与专业化提高了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约翰·穆勒

约翰·穆勒是最早论述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经济学家，第一次明确区分了贸易利益和发展利益；杰罗德·迈耶将约翰·穆勒的思想予以高度概括。

约翰·穆勒是最早论述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经济学家，第一次明确区分了贸易利益和发展利益。他指出，基于比较利益的贸易导致更有效地利用了世界的生产力，这可以看作是对外贸易的直接经济效益。此外，一个重要的动态间接效益是：“市场的每一次扩大都具有改善生产程序的趋向，为比国内市场大的市场进行生产的国家，可以采用更广泛的分工，可以更多地使用机械，而且更有可能对生产过程有所发明和改进”⁽⁴⁾。这其实是强调了发展过程的供给方面，即贸易使得穷国有了消除国内短缺、克服国内市场小的规模不经济、加速向发达国家学习过程的机会。

杰罗德·迈耶将约翰·穆勒的思想予以高度概括，他将穆勒论述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间接作用归纳为三类⁽⁵⁾：一是扩大市场范围，引致创新和提高生产率；二是增加储蓄和资本积累；三是通过灌输新需求和新的嗜好，通过转移技术、工业和企业家精神所带来的教育效应。

（四）要素禀赋理论——赫克歇尔（1919）、俄林（1933）

新古典贸易理论是古典贸易理论的演进，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等，其学说中最具代表性和最具影响力的是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Heckscher，1919）⁽⁶⁾和俄林（B. G. Ohlin，1933）⁽⁷⁾提出的要素禀赋论。要素禀赋论是由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在对比较成本学说进行修正和补充的基础上提出的，又被称为H－O模型。要素禀赋论以各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和生产各种商品时利用它们的程度作为国际分工的依据和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而且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的规模报酬仍然不变，因此，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也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瑞典经济学家俄林（Bertil Ohlin）强调，决定一国比较利益的基本因素是相对资源禀赋，也就是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等投入要素的供给状况。一国所有商品的价格和生产要素的价格都是由它们各自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因为各种生产要素彼此是不能完全替代的，所以在生产不同的商品时，必须使用不同的要素，而且每个国家生产要素供给的禀赋不同，如果一国相对充足的要素是劳动力，则工资相对较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就低，该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就具有比较优势。他认为，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弥补国际间生产要素分布不均的缺陷，使各国都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实现合理的国际分工，而使贸易各国的福利都得到提高⁽⁸⁾。俄林还指出，贸易的结果可以使生产要素的价格趋于均等化，从而使生产要素的结合比例更加合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量，这表明了国际贸易对经济结构发生的影响。

要素禀赋论的结论是：各国应利用自己相对丰富的资源进行生产和贸易，所有的国家都会从中获益，世界的产出也相应增长；虽然各国会趋向于专业化生产那些使用其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其稀缺资源的产品，但是不会出现象简单比较利益模型中完全专业化分工的情况，因为如果国内成本的上升超过世界水平，将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国内产品价格比率与国际自由贸易价格比率的相等最终会使贸易参加国的要素价格趋同；在各国国内，随着丰裕要素被更为密集地使用，与稀缺资源所有者相比，丰裕要素的拥有者的回报将增加，这意味着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将会上升，贸易将有助于促进国内收入分配更为均等；贸易使各国超出生产可能性边界运行，并能以较低的价格从世界其他地区获得资本和消费品。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改进了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某些局限性，该定理指出，对可进口商品施加保护性贸易政策，对进口商品生产过程中密集使用的要素有好处，改进后的H－O模型被称为H－O－S模型。H－O－S模型研究了国际贸易的结果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H－O－S模型认为，国际贸易通过要素资源在不同部门间的再分配导致了更高水平的“帕累托效率”均衡。由于要素在不同部门回报率的不同而造成的波动，导致要素在不同部门间的流动，直至部门间要素回报率重新相等才会停止。假设一国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当该国从保护贸易政策（如进口替代）向自由贸易政策转型（如出口导向）时，进口品的相对价格将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该国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进行生产，则出口部门的产量将增加，而进口部门将减少产量。由于出口部门的生产比进口部门更加劳动密集，所以国家生产结构的转变将增加该国对劳动的需求而减少对资本的需求。这最终将改变该国的要素回报率，实际工资上升，资本使用的实际租金率下降，从而改变一国收入分配情况。因此，根据H－O－S模型，贸易自由化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实际工资水平、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

（五）马尔萨斯的派生需求论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认为，对外贸易的好处是“直接增加由利润组成的那部分国民收入的价值，而无需相应减少其他部分的价值。用国内价值较低的商品换进价值较高的商品，可以使国民收入直接增加；正是这种收入的直接增加，可以提供雇用较多劳动的能力和意愿，并且形成对劳动、产品和资本的活跃的需求。而这种活跃的需求是成功的国际贸易的一种显著和普遍的伴随物”⁽⁹⁾。

（六）马克思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观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等论著中，对对外贸易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对外贸易与国际分工利益、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了全面的分析和阐述。

马克思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研究对外贸易关系的，认为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交换与生产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可见，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的。”⁽¹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与交换的关系时，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根本不行的”⁽¹¹⁾，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国际贸易对剩余价值的增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言：“对外贸易一方面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一方面使可变资本转化成的必要生活资料变得便宜，它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因为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使不变资本价值降低。一般说来，它在这方面起作用，是因为它可以使生产规模扩大。因此，它一方面加速积累，但是另一方面也加速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从而加速利润率的下降。同样，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¹²⁾可见，对外贸易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是相互促进的，对外贸易及扩大国际市场空间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又反过来通过要素成本下降、利润增加、资本积累增加等方面来促进经济增长。

在对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深刻分析了对外贸易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关系，认为国际分工的差异性是对外贸易利益的原因和前提，“如果一个国家的工资和土地价格低廉，资本的利息却很高，因为那里资本主义方式总的来说不发展，而另一个国家的工资和土地价格名义上很高，资本的利息却很低，那么，资本家在一个国家就会使用很多的劳动和土地，在另一个国家就会相对地使用较多的资本”⁽¹³⁾，因此，国际分工是对外贸易的基础，是对外贸易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因为对外贸易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国外市场和获取超额利润，通过对外贸易，不但可以获取国际分工利益，而且可以弥补资源不足，引进先进技术，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并为经济发展带来前后关联效应，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七）国际贸易重要性递减规律

20世纪初期，这一观点在德国经济学界非常流行。1903年，德国经济学家松巴特在《19世纪德国国民经济》一文中提出，随着农业国实现了工业化，国际贸易额与国内贸易额的比重下降，同时，国内消费能力增强，出口也将逐步减少。如他所言：“各国国民经济变成越来越完整的小宇宙，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在一切关系上都日益凌驾于世界市场之上。”。

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也从不同角度肯定了这一观点。例如，凯恩斯认为，技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会缩小各国比较成本的差距，降低贸易幅度；罗伯特逊也认为，从20世纪初开始，各国间的技术差距与比较利益差距呈现日益缩小的趋势，从长期来看，世界贸易依存度会缩小，贸易比价会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利；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成品贸易显著上升，初级产品、食品和原料的贸易比重下降，从长期看会造成世界制成品贸易增长率大幅度降低，从而使世界贸易依存度下降；英国经济学家布劳恩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国经济互补性减少，自给自足的大国经济发展较快，从而减少了世界贸易占世界生产的比重。

事实上，这些观点基本上反映了经济衰退阶段这一特定时期的情况，并不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济发展实际，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加速、产品贸易兴盛的情况下，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国际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还有加大的趋势。

（八）要素密集度逆转——里昂惕夫之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经济条件的变化，出现了多种传统贸易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现象，其中包括要素密集度逆转现象。要素密度逆转现象是指一个国家会违反比较禀赋优势原理出口禀赋资源稀缺产品的现象。根据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应主要是工业制成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交换，国际贸易应主要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但现实是国际贸易从商品结构上看主要是资本品之间的交换，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而这些国家的资源禀赋是十分相似的，理论与现实产生了矛盾。著名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W. Leontief，1956）⁽¹⁴⁾在对美国一定时期内进出口商品情况进行经验分析后，提出了里昂惕夫反论。

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法，利用1947年美国200种产业部门的出口与进口产品的资料，编制了美国的投入产出表，结果发现，出口产品的资本与劳动比率小于进口产品的资本与劳动比率，其结果恰好与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模型相反，由此产生了“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认为，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美国是资本相对丰富而劳动相对缺乏的国家，应主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统计数据表明，美国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一时间，这一理论与现实大相径庭的矛盾即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在理论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引起了经济学家对此的不同解释，促成了一系列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对国际贸易现象的解释也逐步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向新国际贸易理论转变。理论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里昂惕夫之谜”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向新国际贸易理论过渡的转折点。

20世纪60年代以来，要素密集度逆转的经验证据逐渐增多，Minhas（1962）⁽¹⁵⁾以及特富勒尔（Trefler，1995）⁽¹⁶⁾提供了系统的否定H－O定理的经验证据。此外，成、萨克斯和杨小凯（Cheng，Sachs和Yang，1999）⁽¹⁷⁾严格地证明了即使当替代弹性在不同产业中完全一样，即要素密度逆转不发生时，资源比较优势学说也可能被推翻。他们的模型证明，如果A国既有生产X产品的技术比较优势，又有生产X产品的资源禀赋的比较劣势，当这些技术比较优势超过资源比较劣势时，则A国会出口具有资源比较劣势的产品。

二、剩余产品出路学说

（一）亚当·斯密（1776）提出的“剩余产品出口”学说

亚当·斯密（1776）在提出“绝对利益”学说的同时，还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了“剩余产品出口”模型，直接表达了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他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之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些多余的资源可以用来生产剩余产品以供出口。这样，对外贸易为一国提供了利用过去没有充分利用的要素——土地和劳动力的机会，为本国的剩余产品找到了“出路”（Vent for Surplus）。因为，在他看来，对外贸易可以“给国内消费不了的那一部分劳动成果开拓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这就可以鼓励它们去改进劳动生产力，竭力增加它们的年产物，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与收入”⁽¹⁸⁾。参加国际贸易的各个国家都是出口本国土地和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这些东西如果不输出国外，就没有任何价值。而对外贸易使这些原来没有价值的剩余产品具有价值并得以实现，从而增加了各国的福利。而且，这种剩余产品的生产不需要从其他部门转移资源，也不必减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因而出口所带来的收益以及换回本国需要的产品就不存在机会成本。这样，出口减少了国内的浪费和闲置，提高了该国的储蓄和投资，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基于亚当·斯密的“剩余出路”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缅甸经济学家迈因特⁽¹⁹⁾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资源剩余和就业不足的实际出发，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可以不必花费多少成本就能扩大生产规模和范围，出口剩余产品，换回进口产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消费水平，加速经济增长。

（二）因尼斯在20世纪30年代“大宗产品出口”理论

加拿大经济学家英尼斯（Innis）⁽²⁰⁾以国外市场对某一产品需求增大为前提，以加拿大大量出口小麦如何带动其经济增长为分析对象，提出了“大宗商品出口理论”。该理论假定诸如原材料、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等“大宗商品”的供给是无限的，这些产品的新发现和开发常常导致大量的国内剩余，通过扩大对外贸易，可以解决剩余问题，减少国内资源的闲置和失业，增加国民收入和消费，提高储蓄和投资。因此，该理论认为，一国可以通过建立出口主导产业（例如加拿大的小麦生产）促使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入该部门，并通过产业间、部门间一系列的连锁关系、引致投资等效应而引起其他部门生产的扩大和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及人均收入的增长。

（三）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

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是基于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在不断扩展中吸收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因此，当出口扩大发生在工业部门时，或者是利用了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则必然会推动经济的增长。刘易斯也间接论述了二元经济条件下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1954年，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把经济分为资本主义部门（即工业部门）和非资本主义部门（即传统农业部门）。工业部门通过积累和吸收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必然推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在剩余劳动力尚未吸收完毕、工业部门工资不上升的情况下，利润和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将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将加速。如果工业部门生产的是出口产品，传统部门生产的是进口产品，对外贸易无疑将有助于扩大工业品的市场和需求，并降低劳动力的工资（因为食品价格将因进口而降低），从而进一步增加工业部门的利润和积累，促进经济增长⁽²¹⁾。

三、“经济增长发动机”学说

1937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逊首先提出了“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命题，纳克斯在20世纪50年代对这一学说进行了补充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亚洲以出口导向为主的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崛起，该学说进一步盛行。

（一）罗伯特逊（1937）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命题

1937年，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逊总结前人的观点，并根据19世纪英国及新移民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南非等）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实例，对19世纪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首次提出了“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命题⁽²²⁾，认为后进国家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的增长带动本国经济的增长。

（二）纳克斯在20世纪50年代对这一学说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在分析了19世纪英国及新移民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因后，补充和发展了罗伯特逊的这一命题。纳克斯在《贸易的格局与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19世纪国际贸易具有这样的性质：中心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通过国际贸易而传递到外围的新国家去。它们是通过初级产品的迅速增加的需求而把成长传递到那些地方去的。19世纪的贸易不只是简单地把一定数量的资源加以最适当配置的手段，它尤其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²³⁾。它实际上是通过对外贸易，把中心国家的经济增长传递到其他国家。也就是说，中心国家的经济迅速增长，引发了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大量需求，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纳克斯的这一论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先后有一批较有影响的发展经济学家支持他的观点。例如，金德尔伯格举出英国作为“出口引导的增长”的典型实例⁽²⁴⁾，佩帕内克引证了巴基斯坦自1947年与印度分治后的情况，认为市场的扩大是导致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²⁵⁾。

（三）刘易斯（1954）提出的对外贸易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

刘易斯在其论著中也论述了对外贸易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同样具有发动机作用的观点，他把一国（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分为5个阶段，强调“出口是经济增长第一阶段的发动机”⁽²⁶⁾。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通过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扩大出口和总产出，而且可以借助于进出口贸易来改进产业结构，实现工、农业两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²⁷⁾。可见，刘易斯除了从出口需求增长角度外，还从经济结构优化角度论证了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起着“发动机”的作用。

（四）马克斯·科登提出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理论

澳大利亚学者马克斯·科登（W. Corden，1971）⁽²⁸⁾提出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效应论。他将对外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分析，并且特别强调外贸对生产要素供给的影响和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

科登认为，对外贸易将对宏观经济产生五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收入效应。对外贸易提高了收入水平，贸易的静态利益转化为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第二，资本积累效应。当派生性贸易利益的部分收入增加被用于投资时，该国的资本积累就会增加。第三，替代效应。如果投资品主要依靠进口，则遵循以下规律：开展国际贸易——投资品比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下降——投资成本下降——人们更多地将收入用于投资——投资对消费的比率提高——投资率上升——经济增长率上升。第四，收入分配效应。贸易将会使收入投向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促使这些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如果各个生产部门或者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消费倾向不同，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化又会影响储蓄率的高低。例如，当收入更多地分配于储蓄倾向更高的部门或要素所有者，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储蓄率就会提高，因而提高了资本积累率。第五，要素加权效应。假定生产要素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不一致，当出口生产使用的是那种增长更快的生产要素时，出口的扩大将使出口部门的增长率提高得更快。科登认为，所有上述效应都具有累积性，这意味着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将逐渐得到强化。

（五）对外贸易乘数理论

乘数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卡恩（R. Kahn）提出的，凯恩斯在建立其国民收入决定论时接受了这一概念。后来，凯恩斯的追随者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和哈罗德等人将这一概念正式应用到贸易—增长效应的分析中来，哈伯格和蒙特格勒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将凯恩斯“投资乘数”理论在对外贸易方面加以发展，阐述贸易收支与收入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

凯恩斯认为，国际贸易通过调解国际收支，对国民收入和就业产生影响，国际贸易顺差会增加国民收入、扩大就业，贸易逆差会减少国民收入、增加失业。可见，凯恩斯的思想接近于早期的重商主义。

凯恩斯从国民收入恒等式Y＝C＋I＋（X－M）出发，认为净出口（X－M）的增长有利于国民收入Y的增长，而且，他还从投资乘数出发，推导出对外贸易乘数，即K＝dy/dx＝1/（1－c－m），其中，c为边际消费倾向，m为边际进口倾向。其主要的理论观点是：出口和投资一样，会增加国民收入，而进口则相反，是国民收入的漏出。出口时从国外获得的货币收入会使出口产业部门的收入增加、消费增加，从而引起与出口相关产业的收入增加，如此循环往复，国民收入的增加量将是出口的数倍。进口的作用刚好相反，只有当贸易收支为顺差时，贸易才能增加一国的就业，从而促使国民收入成倍地增加。凯恩斯的国民收入等式后来演变为核算经济增长的支出法，也成为衡量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主要方法。

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出口贸易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乘数效应”。他们对这种出口乘数的解释是：在价格不变的前提下，边际储蓄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之和经常小于1，因此，由于扩大出口而导致的收入增加中，总有一部分收入会用于购买本国产品。这样，出口扩张必然会使本国的就业、收入按乘数增加，这就是出口贸易的乘数效应。可见，凯恩斯主义学派对贸易对增长效应作用机制的认识就是“出口扩张——乘数效应——经济增长”，即在边际储蓄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之和小于1的条件下，增加出口有利于提高总需求水平，并增加国内就业量。

凯恩斯主义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认为，20世纪30年代存在大量的失业，传统理论以充分就业为前提的条件已不复存在，而且忽视了进出口贸易不平衡的调节过程对一国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影响。该理论认为，贸易顺差可以增加国民收入、扩大就业，而贸易逆差则会减少国民收入、增加失业。因此，他们赞成贸易顺差，反对贸易逆差。

（六）哈勃勒对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理论的完善

哈勃勒完善了贸易促进经济增长额理论，将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概括为六个方面：（1）贸易促使欠发达国家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2）通过市场的扩大促使劳动力流动及规模经济获得；（3）国际贸易传输新观念、新技术、先进的管理及其他技巧；（4）贸易刺激资本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5）新设备的进口刺激国内需求；（6）国际贸易同时又是最好的反垄断的武器。

罗伯特逊、纳克斯及其追随者后来被称为R－N学派。R－N学派认为，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途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贸易静态利益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国际贸易的发生是由于各国商品间存在着比较成本的差异。如果各国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产品，那么通过贸易，每个国家都能得到比它自己生产的数量更多的产品，使消费水平超过它们各自的生产可能性曲线，这意味着国家的福利水平得到了提高，这种利益就会是贸易的动态利益，它的增加本身就意味着经济增长。（2）通过出口提高进口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资本品的出口可以有效地克服国内资源的短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3）对外贸易的增长将引起投资领域的资源优化配置。在对外贸易扩大的过程中，各国的资金都流向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也即最有效率的领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也会使出口部门的产出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另外，出口部门的快速发展将会通过前后向联系而带动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增长，并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给国家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将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4）贸易将使一国得到规模经济的利益。国际贸易可以开拓国际市场从而使本国产品面临的市场规模得到扩大，市场的扩大会扩张生产的规模，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产生规模经济。（5）国际贸易竞争可以有效地提高国内的生产效率。贸易扩大带来的进出口的迅速增长势必要造成世界市场上竞争的激化，为了生存，各国企业必将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最终促进经济增长。（6）中心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增加而把自己的经济增长率传递到世界其他国家去。

（七）钱纳里（1969）提出“双缺口”模型，认为进口可以缓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瓶颈

钱纳里和斯特劳特（Chenery和Strout，1966）提出了“双缺口”模型⁽²⁹⁾，认为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主要制约就是资本不足，也就是储蓄率太低；但是对一个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即使有了足够的国内储蓄，可能也不足以解决它的发展问题，因为发展生产所需要的许多机器设备和其他投资品都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这时候它就遇到了外汇不足的问题。由于外汇不足，不能进口必要的机器设备而使国内一部分生产能力不能利用起来，经济增长就缓慢。但是，如果国内把部分储蓄（投资）用于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品，外汇缺口则得以弥补，经济增长率就得以提高。

钱纳里认为，进口替代活动与出口活动两者并不一定相互排斥，而是可以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没有出口的增长，进口替代很难有效地进行下去；反过来，没有一定的进口替代基础，出口的全面增长也往往是不可能的。战后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只有使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和衔接，才能促进整个经济的起飞和快速增长。例如，“日本在1945年后，实行了以增长为主的战略，这个战略把出口刺激和对面临进口竞争的工业保护结合起来，而南朝鲜在1965年以后的战略包括了强烈地利用价格和非价格的方法鼓励出口，同时伴随着部分促进进口替代的措施”⁽³⁰⁾。更多国家的经验表明，“重要的出口扩张阶段几乎总是以剧烈的进口替代阶段为先导，而在偏好进口替代的刺激被消除时，出口扩张对增长所起的作用更大，致使进口替代所起的作用极小”⁽³¹⁾。

（八）出口导向增长模型

卡尔多（N. Kaldor，1970）基于累积因果和出口是需求中自主组成部分的概念发展了他自己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型。卡尔多模型强调了外国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传统的凯恩斯模型与卡尔多模型的一个共同点是，两者都强调自主需求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卡尔多模型实际上是双缺口模型的一种特殊形式，双缺口模型的外部约束表现为国际收支平衡约束时就是卡尔多模型。

（九）迈耳在20世纪60年代对发动机学说的进一步补充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和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实行外向型经济，通过对外贸易实现了本国和本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外贸是经济增长发动机”这一理论再度流行，并对这一理论赋予了新的解释。经济学家迈耳（Mier）在《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一书中指出，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的高速增长会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若干动态利益：（1）出口扩大意味着进口能力的提高，进口中的资本货物对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先进技术设备的进口有助于提高该国的科技水平，加快工业化步伐；（2）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国内投资流向发生变化，资本会越来越集中在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在这些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能提高劳动生产率；（3）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出口的扩大克服了国内市场狭小的弱点，生产规模的扩大和销量的增加使单位成本降低，这既增强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又增加了利润；（4）出口产业的扩张会对相关产业发挥关联带动效应，例如出口增加会刺激金融、运输、保险、通信等行业的发展，诱导社会增加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一点对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的国家尤为重要；（5）出口的扩大会鼓励外资的流入，这不但能解决国内投资不足的问题，还会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这对于普遍缺乏资本的落后国家日益重要；（6）国际市场激烈的竞争会促进国内出口产业和相关产业不断改进质量，降低成本，从而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³²⁾。

四、对传统理论关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提出质疑的学说

（一）贸易条件恶化论

贸易条件是指国家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的比乘以100，即

N＝（P_x/P_m）×100

它表示进口每一单位的商品需要用多少出口商品相交换，是贸易利益的分配基础。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和美国经济学家辛格于1950年分别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在持续恶化的观点，后来，缪尔达尔也提出类似的理论，学术界称之为“辛—普—缪命题”。

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针对1929年大危机后拉丁美洲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状况，在1949年5月向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提交的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论”。该报告对1876－1938年英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价格指数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且以1876－1880年的世界价格为100，计算出此后各年的初级产品价格与制成品价格之比，大部分年份的这一比例都是递减的，1936－1938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64.1⁽³³⁾，由此，普雷维什得出结论：贸易条件变得越来越不利于初级产品出口国，并认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是一种长期趋势。

在联合国工作的另一名美国经济学家辛格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辛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原因是由进口品需求弹性不同引起的：“由于实际收入增长所产生的对制成品需求超比例的增长，技术进步将有利于制造业；收入增加对食品和原材料的需求却不会产生相同的效果。需求的自动乘数效应的缺乏，加上原材料和食品的低需求价格弹性引起既是周期性也是结构性的跌价。”⁽³⁴⁾学术界将普雷维什和辛格对贸易条件的观点称为“普雷维什—辛格命题”，这一命题引起了人们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趋势的热烈的讨论。

自20世纪80年代起，辛格、沙卡对贸易条件恶化的理论做了扩充和修改，并用其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贸易。他们针对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出口制成品的事实，对“贸易条件恶化论”做了新的解释和修改，把分析从初级产品引向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贸易，认为贸易条件恶化不仅指初级产品与制成品贸易等不同类别商品之间比价的恶化趋向，更是指南方与北方等不同国家之间外贸商品比价的恶化趋向；他们在实际检验中发现，1960－1980年间，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的双要素贸易条件也在趋于恶化，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而且两者的差距一直在扩大。以净实物贸易条件衡量，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在恶化；如果以要素贸易条件衡量，则恶化倾向更为严重。他们指出：“很显然，将边缘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品更多地由初级产品转变为制成品，并不能为其相对于中心地区（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提供一条真正的出路。”⁽³⁵⁾辛格将贸易条件恶化的内容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比率高于发达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比率。（2）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比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下降得更快。（3）初级产品占有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较高比重也使得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甚于发达国家。由此可以推断，发展中国家即使以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取代初级产品出口，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并改变外贸结构，其结果只能是转换了贸易条件恶化的内容，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

辛格注意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沉重的债务负担，还本付息的压力使债务国扩大出口，形成价格倾销，不仅导致自身贸易条件恶化，也影响了其他国家的贸易条件，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加剧了这种影响。而贸易条件恶化又将加重债务负担，出口收入的减少还将强制性地压缩进口需求，资本品和原材料进口不足势必降低生产能力并最终阻碍出口增长。债务危机和贸易条件恶化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发展中国家出口扩张引起的贸易条件恶化抵消了外贸收益。

达特利指出，由于发达国家的消费示范效应，使得发展中国家“消费早熟”，形成超越收入水平的消费习惯，过多地进口奢侈品，这不仅减少生产资料的进口，也降低了积累水平，使正常的投资比例和经济发展遭到破坏，从而进一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双方经济发展的差异加大。

克鲁格曼使用规模经济原理进一步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只能出口农产品的原因。他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资本方面的劣势，难以取得制成品的规模经济效益，容易受到工业国进口制成品的挤压竞争，使制成品生产更加萎缩。为了维持贸易平衡，处于制成品劣势的国家不得不更多地生产和出口农产品。这样的过程不断地循环，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贸易条件恶化论自提出起，就遭到了美国经济学家维纳和奥地利经济学家哈勃勒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普雷维什据以立论的统计资料有缺陷，没有考虑期间运费的大幅度下降和产品质量的提高，而他所使用的统计数据中，英国的出口产品价格是按照FOB计价，而进口产品价格则按照CIF计价，运费价格直接影响到进口的价格水平。其次，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的供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各种初级产品的变动趋势完全不同，不可能以英国进口价格指数代替发展中国家出口价格指数，并用一个发达国家贸易条件来推算众多发展中国家整体贸易条件。哈勃勒论述道：“国际分工于国际贸易，由于它们能使每一个国家都专门从事其成本较低的商品的生产，并以之交换到它国能以较低成本供应的其他商品，过去与现在都是增进每个国家经济福利及提高其国民收入的基本因素之一……贸易既能提高收入水平，也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所有这些对于高度发达的国家与不发达的国家同样适用”⁽³⁶⁾。他们认为，把农业和矿业等同于贫困是缺乏依据的。农业不等于贫困，工业也不等于富裕，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取决于其工业或农业或矿业上的比较优势状况，而不是取决于它所从事的产业部门的性质；同时，将初级产品与制成品之间的交换关系等同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也出口制成品，而不少发达国家也是初级产品的出口大国。所以，如果说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那么也包括大量出口初级产品的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垄断力量和工会组织的因素在使制成品价格上涨的同时，也会使初级产品价格上涨，这与初级产品价格下降又相矛盾。至于需求弹性问题，他们指出，并非所有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都很低，并且不少初级产品销售更多地取决于需求的价格弹性。技术进步并不总是减少对原料的需求，也可能导致对某些原料需求的增加。

此外，金德尔伯格（Kinderbelger，1956）⁽³⁷⁾、埃尔斯沃斯（Ellsworth，1956）⁽³⁸⁾、迈耶（Meier，1958）⁽³⁹⁾、摩根（Morgan，1963）⁽⁴⁰⁾、迈因特（Myint，1964）⁽⁴¹⁾、史洛斯（Schloss，1977）⁽⁴²⁾、利普西（Lipsey，1994）⁽⁴³⁾、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1）⁽⁴⁴⁾等人也纷纷质疑“普雷维什—辛格命题”的理论依据和理论基础，对“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论”提出反驳，认为该结论缺乏经验数据的支持，因而并不成立。

迈耶（Meier，1958）⁽⁴⁵⁾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重要的是贸易收入条件而非单纯的贸易条件。进口数量所反映的是一国的购买力，也就是该国通过对外贸易满足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能力。因此，贸易收入条件有时又被称为购买力指数，它由以下公式得出：

I＝N×Q_x＝（P_x/P_m）×Q_x

其中，Q_x为出口数量指数。该公式包含了出口品价格指数、进口品价格指数和实际出口值，而三者的运动方向对I值的影响并不一定相同。与贸易条件的公式相比，当一国的贸易条件恶化时，它的贸易收入条件却有可能得到改善：只要进口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小于进口数量的增长，即使贸易条件在恶化，而实际购买力却在增强，进口产品的数量仍然呈现增长趋势。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资本品的进口，所以这项指标的变化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

格瑞利和杨在世界银行的报告中指出，初级产品和制成品（可大致看作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在1900－1986年间大约每年仅恶化0.6‰（此数据不包括自1953年后的石油产品）。在1953－1986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虽然恶化了20‰，但它们的贸易收入条件改善了大约165‰。

迈耶（Meier，1958）⁽⁴⁶⁾通过对贸易条件各种变化的分析，否定了“不幸的增长”的现实性。他认为，“不幸的增长”仅限于以下不完全竞争的状况：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积累只发生于出口部门；出口国生产扩张将减少进口竞争品的生产；外国对本国所增长的出口品的需求是完全无弹性的；出口国的生产结构如此缺乏弹性以至于新增加的经济资源只能流入已经没有利润的产业等。上述条件几乎不可能同时存在，假设真的同时存在，出口国还可以通过对出口产品课税以保留住产量上升所产生的部分收益，从而避免“不幸的增长”的局面。

总之，反驳者坚持大多数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近百年来经常变动，但并没有呈现长期恶化趋势，分析一个包括所有初级产品在内的总的贸易条件的意义不大，而且这种估算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统计上的困难，例如时间段的选取、进出口价格的计算方式等都极易对结论产生影响。

（二）“中心—外围”理论

普雷维什根据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论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该理论指出，世界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客观上已经形成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中心”和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外围”两个部分，前者技术领先，劳动生产率高，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后者只能生产出口初级产品。中心在整个世界的经济运转中起着动力的作用，它不仅能够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的经济，而且还能够控制外围国家的经济发展。即外围国家经济结构的发展与变化过程都是在中心的影响下，顺应中心的经济发展而发展的。“这种霸权表现为‘中心’国家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的技术和经济优势以及它对‘外围’国家施加的影响。由于‘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上层分之有密切联系，这就使它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外围’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并使后者处于依附地位。‘中心—外围’的不平等经济关系是由‘外围’的经济、金融和技术劣势以及‘外围’在经济上的分裂所引起的。”⁽⁴⁷⁾“一旦外围有意无意地伤害了这种经济和政治利益时，中心——特别是主要中心——往往就会采取惩罚措施，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通过军事干预的手段进行报复。”⁽⁴⁸⁾在这样的世界中，中心国家不仅可以通过与己有利的贸易条件和国际分工体系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还能享有几乎全部的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以及投资收益的绝大部分。

普雷维什认为，中心国家通过资本输出、凭借技术和管理优势，获得了投资收益的绝大部分。中心国家除了采用一般方式经营资本输出获取利润外，还通过建立跨国公司的途径进行直接资本输出，最大限度地剥削外围国家。由于技术进步、市场容量以及收入弹性、需求弹性等一系列条件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产生不利影响，在国际市场上，存在着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的价格长期恶化的趋势，从而在该格局下进行贸易的结果是使经济剩余流向中心国家，这是中心剥削外围的结果。因此，对外围国家而言，由于进口中心国家的产品与技术会因外汇缺口而遇到困难，从而阻碍国内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普雷维什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会不断恶化，所以发展中国家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国际贸易只能使自己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不会获得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因此，普雷维什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建立本国工业体系，逐步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才能获得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三）回波效应理论

缪尔达尔（Myrdal）的回波效应理论对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做了进一步的说明。缪尔达尔认为，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工业化国家大批的成本低廉的工业品被输往贫穷国家，这不仅没有促进当地工业的发展，反而挤垮了那里的落后工业和手工业，并进一步使贫困的经济更加衰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发达国家凭借经济和技术优势，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支配地位，而不发达国家则因为经济和技术落后而在国际贸易中处于被支配地位。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回波效应”（表现为扩大富国与贫国的差距）的力量要远远大于其“扩散效应”（表现为把富国的繁荣引向贫国）的力量。

缪尔达尔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⁴⁹⁾，他认为，先进的国家和地区有一种自我增强的作用，而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也会自我加强这种落后；如果展开国际贸易，落后国家不进行保护的话，它们的小规模工业和手工业就会竞争不过先进国家的大工业，它们不仅不能建立自己的工业，甚至连原来的手工业也要被挤垮，所以发展中国家应当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四）巴格瓦蒂（1958）的“贫困化增长”模型

贫困化增长理论源于“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印度学者巴格瓦蒂（Bhagwati）根据“普雷维什—辛格”命题进一步提出了“贫困化增长”的概念。他指出，外贸不健康发展会对经济增长形成损害。在开放经济中，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水平的提高可能由于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而减少，而且，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所造成的福利损失，完全有可能大于经济增长本身所带来的收益。即，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产量提高收益，可能被贸易条件（注：指价格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所抵消，从而使本国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绝对下降。

巴格瓦蒂认为，过度进口会对进口竞争部门产生“挤出”效应，促使生产与就业下降，从而形成产业冲击；过度出口（特别是大国）可能恶化贸易条件，相当于白白地输出财富，从而导致“贫困化增长”，损害本国的整体福利；对国内供不应求的商品或要素的过度出口还可引起国内通货膨胀，影响国内经济的健康稳定。

巴格瓦蒂认为，贫困化增长的出现需要具备以下条件：（1）一国商品的出口量必须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2）该国必须是一个贸易大国，这样其大幅度的出口扩张必然导致该国贸易条件恶化；（3）世界其他国家对该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很低，这样该国贸易条件恶化的程度将十分严重；（4）该国经济严重依赖对外贸易，这样其贸易条件的大幅度恶化才有可能导致社会福利的绝对下降。

贫困化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扭曲造成经济增长后本国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的全面恶化，消除贫困化增长的关键在于消除对内和对外经济增长中的各种扭曲。

（五）20世纪60年代以伊曼纽尔、阿明、弗兰克为代表的“依附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针对“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和“贫困化增长”，国际经济学界展开了激烈讨论。

以希腊经济学家伊曼纽尔（A. Emmanuel，1969）为主要代表的法国学派以不平等交换产生的价值转移为依据来论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不公。伊曼纽尔进一步发展了普雷维什的观点，提出贸易条件的恶化不应当和出口产品的类别相联系，而与国家的类型有关。他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不管生产什么商品，总是以较多的国内劳动换取较少的国外劳动，因为发展中国家工人工资低，以低工资生产产品的剩余价值，会通过商品的出口被发达国家所无偿占有”⁽⁵⁰⁾。伊曼纽尔指出，资本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劳动要素则不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资本的竞争性导致利润率的国际平均化，劳动要素的非竞争性则形成不均等的工资水平和剩余价值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工资水平的差异超过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异，发展中国家由于低下的工资水平，因而其剩余价值率高于发达国家。由此产生的商品价格（作为独立自变量的工资水平在国际贸易中决定作为因变量的价格）导致国际贸易的不平等交换。换言之，工资差异是不平等交换、富国剥削穷国以及依附产生的主要原因。

埃及经济学家阿明（Samir Amin，1976）⁽⁵¹⁾强调，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来自外部因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制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发达国家制订的各种经济政策，由于业已形成的国际贸易格局，发展中国家所需短缺要素依赖进口的情况严重地阻碍了其经济发展。若要推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则须协调好国际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建立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国际经济新体系。阿明认为，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贸易之所以是一种“不平等交换”，是因为双方交换的产品中工资的差异大于生产率的差异。“不平等交换”的结果是使中心国家更加发展，而外围国家更加落后，并使外围依附中心。

日本经济学家中川信义⁽⁵²⁾提出了“国际等价交换”和“国际不等价交换”两个概念，他指出，国际等价交换指的是具有等量国际价值的各种商品互相交换，国际价值是由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由于国际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只要进行这种国际等价交换，就会产生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而国际不等价交换意味着不是按照国际价值而是按照某种国际价格进行的交换。如果按照跨国公司和大企业所规定的垄断价格强制地进行国际不等价的交换，强制地压低某种资源的价格和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价格进行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