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判断的理论

这个理论是由心理学家穆萨弗·谢里夫（Muzafer Sherif）等人提出，主要研究人是如何对信息作出判断的。谢里夫参照早期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侧重分析人们对外界刺激的心理反应对于人们判断信息的方式进行研究。

他们的研究理论表明，人们是在支点或者参照物的基础上对事物作出判断的。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人们对传播信息作出判断时所起的作用。人们感知社会的基点是内在的，并且是建立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的。这些参照点或者支点是无所不在的，影响着人们对于信息作出回应的方式。比如某一事物对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越是重要，支点对于人们认识产生的作用就越大。人们在对事物作出判断的时候容易受到“自我介入”的影响，影响我们对于相关主题的信息进行回应。“自我介入”指的是个人与特定事物的相关程度，即一个人对某件事物的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自我概念或者是他对该事物重要性的估价。简言之，就是人们是以自身的支点和自我介入为基础来判断信息是否受到欢迎的。

社会判断有助于我们对于传播的理解，尤其体现在态度的变化上。首先，信息是在我们接受的范围内，有助于促使我们态度的变化。其次，如果信息在所排斥的范围内，那么态度的变化就比较小，甚至是没有。倘若信息与自我本身的立场大相径庭，反而会更加坚定自我的立场，即为“回力飞镖效应”。再次，信息在接受或中立的范围内，那么信息越是与自己的立场不一致，态度越是容易改变。最后，对于事物的自我介入程度越深，那么拒斥的范围就比较大，中立的范围就越小，态度变化也就越小。这是信息判断在我们态度改变中所起作用的表现。

从总体上来说，“自我介入”的概念是社会判断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这个理论比较多地关注了个人内在的因素，而较少地考虑到环境及其周围的影响。

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培蒂（Richard Betty）和约翰·卡西奥普（John Cacioppo）在总结了各种态度变化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深思概率”（elaboration likelihood）。

该理论认为人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评估信息的。所谓“深思概率”是指对论点进行批判式评估的可能性。深思概率取决于人们处理信息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中心路线（批判或者说是批判式思考）和边缘路线（一般性的思考抑或缺乏批判式思考）。当采取中心路线时，如态度改变将会较为持久，产生的作用也是深刻的；假如采用的是边缘路线，那么任何改变的影响可能是不大的；也可以采用两种路线。

批判式的思考取决于两个因素：动力和能力。当人的动力较大时采用的是中心路线来处理信息，反之则采用边缘路线。动力主要包括三个因素：首先是介入，与主题相关的程度越多越是可能采用中心路线；其次是论点的多样性，人们会对来自不同信源的论点进行深入地思考；最后是个人对批判式思维的偏好程度。但是不管人的动力如何，必须具备批判式思考的能力才行。

下面以两位学者的中心路线和边缘路线处理信息的过程（Petty & Cacioppo）来说明问题。

足够的动力、较强的信息处理能力使得人比较容易采取中心路线，反之则采用边缘路线；倘若在中心路线的过程中发现动力和能力不充分，也会转向采用边缘路线。在采用中心路线的时候，信息与原有态度的契合程度以及论点本身所具有的说服力起到重要的作用。较为契合的信息会得到正面的评价，反之则是负面的评价。而在采用边缘信息处理问题的时候，相反不会考虑论点是否具有说服力，而是较为注意一些简单的线索或者是多种线索，对于所见所闻匆忙地作出判断。

深思概率理论告诉我们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候的内部过程，在评估信息的时候要深入而审慎的思考问题，但是实际生活中却不总是如此。人们在处理信息的时候通常是把中心路线和边缘路线结合起来，即使在动力和能力都不强的情况下，人们仍然会受到那些强势理论的影响，在采用中心路线处理信息时，人们的态度也会受到一些不具有批判色彩的边缘性因素的影响（见图3-8）。

图3-8　深思概率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　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关于人们对期望被破坏是如何作出回应的，学者朱迪·伯古恩（Byrgoon & Hall）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从她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知道每个人和另外的人进行交往是存在一定期望的。期望破坏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如果期望得以满足，那么他人的行为就可以得到正面的评价；反之，如果期望被破坏，那么其行为就会被判为负面的。期望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社会规范、以往对于他人的了解和体验以及行为出现的具体情境。

不管评价好坏，期望破坏总是会引起观察者的兴趣。当人的期望得到满足的时候往往不会去注意这些行为；如果期望一旦遭到破坏，那么人的注意力就会转向那些行为上，导致人们对那些行为进行评价。这也是后来伯古恩通过研究发现的，这个期望理论的假设也不是完全成立的。另外在人际交往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回报价值”，这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是人们对于交流的评价，具体指的是交流的回报程度有多大（见图3-9）。

图3-9　副语言性的期望破坏价值

资料来源　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从图3-9中我们可以看出，期望来源于以下三个因素：人们对双方特征的感知、双方关系的现状以及行为出现的具体语境。在过程之中，破坏对判断起了强化作用，另外交流另一方的回报价值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的破坏行为引起了另一方的某种情绪，反过来又强化了对其行为、交流过程以及信息意义的评价。如果对于交流过程做了正面积极的评价，那么交流行为就具有了积极的意义，也就会出现相应的积极成果。

我们还从图3-9中发现其他的可能性。行为本身的意义或许是模糊不清的，无法对其进行确定，因此根据这个理论只要其是由一位有价值的交流者作出的，那么这行为也许被我们视为正面积极的；反之，则往往会被视为是负面消极的。在期望被破坏的情况下，这样的情况表现得更加明显。

最近二十年来，传播学对人际欺骗理论如何发现欺骗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大卫·布勒（David Buller）和朱迪·伯古恩在期望破坏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总结并发展出了一套新型的“人际欺骗”理论。

他们把欺骗和发现欺骗看作交流者之间的你来我往、进行互动的过程。欺骗指的是通过对信息、行为和形象的精心设计，导致对方接受一个虚假的信念或者结论。信息的发出者——“骗子”通常会含有某种焦虑感，害怕自己的谎言被揭穿，而接受者也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疑心，怀疑自己被骗。他们这些“内在”想法往往会通过“外部”的行为表现出来。欺骗焦虑和怀疑会通过有节制的策略性行为表现出来，欺骗者有时候会努力把自己与其所发出的错误信息区别开来，会努力找出引起对方怀疑的细微之处，而作为接受者也会认真辨认发出者的行为，努力寻找谎言的蛛丝马迹，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各自认识到是否欺骗成功或被骗。

但是作为这样的欺骗与被骗更容易通过非策略性的行为表现出来，或者是出现行为失控的情况，或被称为泄漏。接受者怀疑发出者的一些不正常举动，发出者常常若无其事，而假如接受者要欺骗发出者常常会焦虑于自己的一些举动是不是会被发现等等。人们在实行欺骗的过程中会精心设计细节、操控信息、行为和形象，但是还是会有些失控的行为易于被大家发现。

在人际欺骗的过程中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首先是互动性。互动性是指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进行充分的互动。互动性可以增加交流的直接性，增加交流者心理的亲密程度，那么交流者彼此的关系越紧密，对于彼此的行为越是了解，就容易掌握更多的信息，对于双方的意图和猜疑就会作出更准确的判断。但是有时候却不是这样，可能会恰恰相反。关系的亲密致使两者之间容易产生真理偏见，对于欺骗的戒心会大大减少，同时谎言偏见也会加深彼此的猜忌导致误会。其次是谈话的需求，就是说我们在谈话中要完成哪些内容。谈话内容的多寡决定了我们对于欺骗或者发现欺骗的细节的关注。另外，彼此的熟悉程度也为欺骗和发现欺骗带来很大的难度。最后是欺骗动机的强弱和进行、发现欺骗的技巧。欺骗的动机和技术都比较高明的时候，他被戳穿的恐惧就会大大降低，掌握并利用更多相关的技巧；同时，接受者对于欺骗者的疑心也会相应增加，对方也会倾向于转向掌握高超的发现骗术的技巧，防止自己被骗。从总体而言，欺骗的目的比较公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