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一些拉美国家中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是一个久已有之的现象。如在20世纪30年代，智利的年通货膨胀率曾达到10%。40年代，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等国的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0%。进入50年代后，上述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迅速上升：智利达到80%，巴西和阿根廷则接近或超过100%。[2]面对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和其他一些经济问题，不少拉美国家开始寻求国外经济学家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例如，应秘鲁政府邀请，美国一家私人咨询公司于20世纪50年代初派出一个专家小组（即克莱恩—塞克斯顾问团）赴秘鲁作实地考察，以便为秘鲁政府制订反通货膨胀计划。由于该计划获得了成功，智利政府也于1955年下半年对这一专家小组发出了邀请。克莱恩—塞克斯顾问团在智利逗留了约3年时间，为智利政府制订了一个较详细的反通货膨胀计划。P.雅各布森于1956年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后，这一国际多边机构开始更加关注受援国的宏观经济稳定和通货膨胀对国民经济的危害性。因此，它把实施稳定化计划作为拉美国家获得其援助的首要条件之一。然而，无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拉美国家开出的反通货膨胀“处方”与拉美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尽相同，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大相径庭的。两派经济学家的激烈辩论终于演化为后人所说的结构主义论与货币主义论之争。[3]
一、货币主义论的分析
货币主义论认为，市场经济不可能产生导致长期性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因素。这是因为，货币流通速度是比较稳定的，而且货币流通量、物价和总产量三者之间有一种自行调整和走向新的均衡的趋势。因此，只要使货币数量保持稳定，即货币供应量能按一种稳定的比例增加，那么价格的波动就不会是突然性的，不会对生产产生明显的冲击。
货币主义论把通货膨胀视为“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的结果。它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没有持续性的货币增长，货币数量的增长不快于产量的增长，通货膨胀就不会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制止通货膨胀的惟一有效方法就是限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使其与国民经济中产量的增长相适应。
那么货币扩张是如何产生的？货币主义论断言，由于政府开支过多和收入来源有限，政府只能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即进行赤字消费。因此，如要减少货币供应量，降低或消除财政赤字是至关重大的前提条件。
在货币主义论看来，“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实际上也是商品短缺的结果。因此它主张政府应该努力发展生产。但是它又强调，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政府不应该对市场进行干预，因为私人资本较之政府更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政府的赤字财政不仅会强迫公众为适应变化无常的价格而作出多方面的调整，而且还因为它使政府的消费和投资取代私人消费和投资而损害生产活动，从而加剧商品短缺。此外，货币主义论还主张政府采取其他一些措施，如统一汇率、贬值以及实行进口自由化等。
总之，货币主义论认为，只有减少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率才能降低；通货膨胀无益于价格机制的正常运转，因而也无益于国民经济的长期性稳定增长；供给与需求之所以缺乏弹性，完全是通货膨胀本身造成的，因为通货膨胀向供给和需求传递了错误的价格信号。[4]
二、结构主义论[5]的分析
货币主义论把通货膨胀视为赤字财政和货币扩张的必然结果。但是结构主义论则认为，通货膨胀是国民经济中的结构性因素引起的。国民经济中不同部门的发展速度各不相同，从而产生了所谓“瓶颈”。换言之，某些发展慢的部门产生的短缺导致价格上涨，而这一上涨又波及整个经济；赤字财政和货币扩张仅仅是国民经济对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造成的通货膨胀作出的一种反应。
结构主义论指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瓶颈”是农业部门。它认为，在大力发展工业时，拉美国家的政府未能向农业部门提供足够的信贷和技术援助，也未能使广大农民从土改中受益。此外，随着工业部门的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对食品的需求随之扩大。其结果是，由于食品供不应求，食品价格大幅度上升。面对食品价格的上升，城市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企业主为了弥补增加工人工资后带来的损失，就采用提高工业制成品价格的方法，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通货膨胀率居高难下的不良境地。
结构主义论指出的另一个“瓶颈”是进口能力得不到扩大。它认为，拉美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缺乏收入弹性，因此出口收入增长缓慢。但是，拉美国家进口的各种商品则具有较高的收入弹性。一方面，出口收入增长缓慢；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进口需求日益扩大。其结果是，国民经济因进口投入不足而无法快速发展，对外部门则处于“失衡”状态。为了解决这一“失衡”，拉美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采取贬值的措施。贬值使进口投入的价格上升。但垄断着市场的制造商却能把由此而来的成本上涨通过抬高价格的途径转移给消费者。此外，贬值后，出口增加，供给国内市场的商品就减少，从而产生出另一种通货膨胀压力。[6]
在许多结构主义论者看来，拉美国家的供给弹性之所以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下列因素造成的：（1）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低。如果把价格上涨幅度降低到最低限度，价格体系就能有效地运转。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企业主应该对价格信号作出正确的反应；同样，生产要素也应对价格信号作出正确的反应。例如，企业主如要增加产量，就应该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但是，在许多拉美国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企业主往往很难以较低的价格获得足够的生产要素，因而无法扩大生产。（2）基础设施落后。例如，为了解决能源短缺的问题，许多企业只得自行建造发电厂。但是，由于缺乏规模经济效益，电的成本很高，该企业的产品成本也必然很高。[7]又如，由于交通运输、通信和营销渠道等基础设施不发达，即使工农业产量提高了，产品仍然不能及时而有效地进入市场，或产品的价格被中间商任意提高。
结构主义论认为，许多拉美国家采纳的累退制税收体系也是推动通货膨胀的动力之一。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累进制税收体系。这种体系能使GNP的增长带来相应的税收增长。由于税收吸纳了一部分购买力，通货膨胀的压力遂得到控制。而累退制税收体系则不具备上述优势。它的缺陷在于：一定量的GNP增长率并不能带来相应的税收增长率。换言之，GNP的增长使税收在GNP中所占比重下降，从而产生更大的购买力，因此也加剧了通货膨胀压力。
结构主义论还认为，政治压力使得政府不能减少财政开支。这一状况与累退制税收结合起来，最终导致政府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政府常常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来弥补财政赤字。然而，增加货币供应量并非通货膨胀的根源。在结构主义论看来，尽管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密切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前者导致后者，而是后者诱发前者。换言之，货币是被动的，并不是主动的；不合适的财政收入体系才是真正的根源。因此，在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中，除非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财政体系，否则，通货膨胀就无法根除。
此外，也有许多结构主义论者指出，以下三个因素与通货膨胀的形成密切相关。（1）拉美国家的出口购买力不足，因此难以通过大量进口粮食来降低食品价格。（2）劳动力市场既不均衡，也缺乏竞争性。因此，尽管失业工人和无技术工人大量存在，但是工业部门需要的有技术工人仍然可以组织起来，在价格上升威胁到自身的生活水平时要求提高工资。（3）由于拉美的市场是由少数制造商垄断的，他们可以把价格上升以及工资成本增加带来的弊端转嫁给消费者。可见，在通货膨胀的后面还隐藏着不同社会阶层为稳定或甚至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展开的斗争。
结构主义论甚至认为，在拉美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是难以避免的。这是因为，在发达国家，价格的任何波动都会使产量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在拉美国家，即使价格大起大落也只能使产量出现较小的增减。由于拉美国家的许多产业部门都存在着这种较低的供给弹性，要使国民经济获得较快的增长，就必须容忍一定的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一旦形成，如通过采取紧缩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来制止通货膨胀，那么经济就会停止增长，通货膨胀却仍然得不到控制。而且，随着价格的上升，国民经济中各种交易活动所需要的货币量也就随之增加。如果政府试图通过采取限制发放信贷等措施来拒绝满足这一需要，那么，国民经济就有可能出现衰退，扩大就业也就得不到保障。
结构主义论反对拉美国家采用传统的反通货膨胀工具即紧缩财政金融政策，因为这种工具既不利于经济增长，也无益于根除通货膨胀。因此，结构主义论认为，反通货膨胀的重点应被置于以下两个方面：（1）为了增加农产品供给的弹性，必须进行土地改革。这是因为，大地主仅把大片土地看做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他们并不想使这种生产要素产出最大限度的农作物，因此也不会对市场需求作出灵敏而积极的反应。（2）为了消除进口能力不足的“瓶颈”，政府应该采取下述措施：鼓励出口多样化、发展非传统出口贸易、控制非必需品的进口（但是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的进口应得到保障）、改革税收体系和增加财政收入，等等。
总之，结构主义论认为，尽管增加税收、紧缩通货和降低政府开支等手段能控制通货膨胀，但是这些手段都是无益于增长的。因此，拉美国家不能同时取得经济增长和价格稳定。换言之，解决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问题不能仅仅依赖于紧缩银根这样的技术手段，而必须要对整个经济结构进行重大的改革，如土改、更多的进口替代以及发展教育，等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