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拉美国家通货膨胀问题的思考

第五节　对拉美国家通货膨胀问题的思考

在探讨拉美国家通货膨胀的根源和总结其反通货膨胀的经验教训时，不能忽视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关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以下三种颇为流行的观点：

第一，通货膨胀有益。这种观点认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需要储蓄；储蓄主要来自两个途径：自愿储蓄和税收。在发展中国家，储蓄水平是很低的。这既与税收体系不发达有关，也与人们不愿意储蓄密切相关。而通货膨胀则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储蓄，这是因为：（1）中央银行只要开动印钞机，就能把货币借给政府，供政府或私人用于投资。（2）工资增长幅度一般来说总是小于通货膨胀的幅度，因此，边际储蓄倾向较低的人（即中、低收入者）获得的国民收入就相对少，边际储蓄倾向较高的人获得的国民收入则相对多。其结果是，储蓄总量就会增加，资本积累率也就得到提高。^[32]

第二，通货膨胀难以避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发达国家，3%～4%的年通货膨胀率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工会组织经常要求增加工资，商品和劳务市场上的竞争不完善，而且消费者还有一种预期心理。而在拉美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有出口收入起伏不定等外部因素，因此，40%～50%的年通货膨胀率是在所难免的。还有的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使人们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以后，对食品和进口商品的需求会随之增长。但是，由于食品的供给不敷需求，加之进口因外汇收入不足而难以扩大，因此，当商品供不应求时，通货膨胀就在所难免了。^[33]

第三，通货膨胀既有益，又有害。换言之，只要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通货膨胀就能有益于经济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显然超过了“可接受”的限度，因而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但是哥伦比亚、秘鲁和墨西哥等国则因成功地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而使之促进了经济增长。^[34]

毫无疑问，通货膨胀有益的观点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它忽视了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不良影响：

1.通货膨胀不利于资本积累的形成。众所周知，经济增长要求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于储蓄，以增加投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表明：储蓄系数（即投资系数）与GNP的年均增长率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通货膨胀则会使储蓄量减少。

2.通货膨胀不利于合理配置资源。毋庸置疑，在资源有限供给的条件下，合理配置资源就是提高资源的使用率，从而克服资源“稀缺”造成的“瓶颈”。在合理配置资源的过程中，生产性投资应被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因为这种投资不仅会刺激经济发展，而且从长远来说还能增加总供给，达到减轻通货膨胀压力的目的。在无通货膨胀的环境中，投资决策是以潜在或预期中的利润率为基础的。但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中，投资者首先关心的是投资能否更有效地抵御通货膨胀的侵害。因此，大笔投资被用来购买土地、贵金属、外汇、外国证券、珠宝或豪华住宅等，而非用于生产目的。

3.通货膨胀不利于传递准确的市场信号。价格是一种最重要的市场信号。商品价格（尤其是消费品价格）的快速上升会向投资者传递一种错误的信号，促使其把资本投向生产这些价格上涨快的商品的部门，因为这些部门能为他们带来更大的利润。此外，尽管货币发行量的扩大使政府能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但私人资本的投资积极性则受到了打击。因此，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言，投资规模事实上并未扩大。相反，通货膨胀却能鼓励本国资本流向国外；留在国内的资本则会被用来购买能够起到保值作用的商品，或利用通货膨胀进行投机活动，从而阻碍生产性投资。不从事投机活动的人，也会在错误的价格信号之下，想方设法把通货膨胀的危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如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尼加拉瓜，面对恶性通货膨胀，农民和商人几乎停止出售其产品，从而使整个国家的商品市场陷入了瘫痪。

4.通货膨胀还能导致国民经济中出现“美元化”。如果通货膨胀持续不断地上升，人们就会在交易活动中倾向于用美元或其他外国货币来取代本国货币。这一现象被称做“美元化”。“美元化”对国民经济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正如黄金因价值高昂而不能被用做流通手段那样，对于缺乏外汇的拉美国家而言，在一般的经济活动中用美元取代本国货币，无疑也是一种浪费。（2）“美元化”减少了政府的铸币税收入。仅以阿根廷为例，据估计，1988年，本国货币的价值在国内经济活动中的比重仅占一半，另一半是以美元为主的外汇。^[35]为了获取更多的铸币税，政府采取了进一步扩大货币发行量的对策。其结果是，通货膨胀问题变得更为严重。（3）“美元化”还能加剧资本外流。

5.通货膨胀不利于改善国际收支地位。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在继续维系固定汇率的条件下，这个国家的出口产品对于进口国的消费者来说就会变得更贵，而进口商品则相对而言变得较便宜。这种变化最终必然导致出口减少和进口增加，从而使国际收支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也为出口部门和受到进口商品竞争的部门带来就业问题。

6.通货膨胀率对低收入阶层的打击更大。在这方面，巴西是一个尤为典型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巴西的高收入阶层的工资常与美元挂钩，并且直接存入一种特殊的银行账户，其利率每天随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调整，他们的工资收入基本上不受或少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低收入者则不然。他们的收入仅够当月的支出。尽管他们的工资经常根据指数化加以调整，但调整的幅度总是小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幅度。巴西前财政部长M.诺布雷加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自1960年以来，巴西的最低工资已下降了80%。^[36]拉美经委会的经济学家I.科恩指出：“对于穷人而言，通货膨胀是一种最严厉的税收方式……在巴西，通货膨胀使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巴西社会民主党领导人T.赫莱萨蒂也曾说过：“巴西之所以不能制止通货膨胀，是因为中、上层阶层已经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而穷人则无能为力。”^[37]

7.通货膨胀不仅对国民经济带来危害，而且还能加剧社会冲突和诱发政局动荡。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高通货膨胀率是巴西（1964年）、智利（1973年）和阿根廷（1976年）等国发生军事政变的主要因素之一。^[38]

还应该指出，通货膨胀促进储蓄的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虽然高收入阶层的边际储蓄倾向确实较高，而且通货膨胀又能把较多的收入从低收入阶层转移到高收入阶层，但在许多拉美国家中，高收入阶层收入的增长与储蓄的增长并非必然成正比例关系。这是因为，在他们扩大了的收入中，更大的一部分被用于进一步提高其生活水平，而非用于投资。例如，英国经济学家N.卡尔多曾于1956年到圣地亚哥调查智利的税收政策。他把智利与英国进行了如下比较：智利用于生产奢侈品的资源比英国多出3～4倍。在智利，富人的个人消费占国民收入的21.2%，在英国只有7.4%。在智利，个人消费在财产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为60%；在英国只有30%。英国的富人除了将其总收入的42%用于纳税以外，还将27.4%用于储蓄；在智利，这两个百分比分别为16.5%和22%。英国的富人将48%的税后收入用于储蓄，52%用于消费；而智利的富人则把26%用于储蓄，把74%用于消费。据此，卡尔多得出如下结论：智利的资本积累率之所以低，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落后国家，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富人的消费率高。^[39]

那么通货膨胀是不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换言之，通货膨胀是否难以避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但是，由于他们使用了不同的数据或不同的分析方法，他们的结论必然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例如，有的学者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如下结论：在20世纪50年代的拉美，4个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国家，其年通货膨胀率都在10%以上；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国家中，只有巴西的经济增长率较高。60年代的情况基本相似：在8个低经济增长率国家中，有5个国家的年均通货膨胀率超过10%。巴西则仍然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与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并存。^[40]还有的学者根据拉美经委会的资料，对1945～1959年期间8个拉美国家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阿根廷和智利的通货膨胀率较高，经济增长率则较低；海地虽然实现了价格稳定，但经济增长率却很低；巴西和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都令人瞩目；只有委内瑞拉取得了低通货膨胀率、高经济增长率的成就。^[41]也有的学者在分析了1949～1970年期间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四国的情况后得出结论：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力不大，或高通货膨胀率与较高经济增长率无关。如在巴西，1964年后曾出现过持续时间较长的经济高增长，但大部分年份的通货膨胀率却超过了20%。^[42]还有的学者同样以巴西为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961～1966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平均为60%以上，而GNP的增长率却只有3.7%；在1966～1972年，通货膨胀率降为23%，GNP增长率则提高到9%。^[43]1993年巴西在通货膨胀率高达2567%的条件下仍然取得了4.5%的经济增长率这一事实，似乎也说明：通货膨胀并不影响经济增长。^[44]

然而，尽管上述研究结论不尽相同，但它们至少可以说明两点：第一，以下四种可能性都是成立的：（1）高通货膨胀率伴随着经济高增长率。（2）经济增长率高，通货膨胀率低。（3）通货膨胀率高，经济增长率低。（4）经济既无增长，也无通货膨胀率。第二，既然上述四种可能性是成立的，那么，把通货膨胀视做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结果这一论调显然是不正确的。换言之，通货膨胀是可以被避免的。对于许多拉美国家来说，这一结论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些国家在反通货膨胀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障碍，就是基于这种认识：由于外汇收入来源不稳定和经济结构中存在着非均衡性，通货膨胀是无法避免的。

通货膨胀是否既有益，又有害？从理论上说，适度的通货膨胀是能够刺激生产的。这是因为，如果生产者能预料到价格将以“可接受”的速度稳步增长，那么他们就会利用当前较低的成本，生产出能在未来以较高的价格出售的产品，以获取更大的利润。然而，在现实中，并非每一个生产者都能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对自己的市场行为作出必要的调整，也难以对相对价格的上升作出正确的预测。因此，即使通货膨胀“有益”，那么这种“益处”与害处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

二、关于货币主义论和结构主义论之争

货币主义论和结构主义论的许多分析是大相径庭的。例如，货币主义论认为通货膨胀是有害的；而结构主义论则认为，通货膨胀较之紧缩货币政策导致的经济低增长率更有害。又如，货币主义论把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视为过度需求，过度需求的起因是用增加货币发行量来弥补财政赤字；结构主义论则认为，通货膨胀率的根源是结构上的“失衡”和“刚性”，亦即供给缺乏弹性。再如，货币主义论主张通过削减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来控制通货膨胀；而结构主义论则主张采用收入政策和冻结价格等办法。此外，货币主义论推崇“休克疗法”，而结构主义论则赞同渐进主义。^[45]

然而，应该指出，尽管货币主义论和结构主义论之间存在着上述分歧，但它们所坚持的“货币因素”和“结构性因素”，都应该被视作拉美国家通货膨胀问题的根源。货币主义论与结构主义论之争的核心是对经济发展的两种不同看法，也是判断经济活动及经济政策的目的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此外，货币主义论与结构主义论之争还带有一定的政治含义。例如，相对而言较为保守的货币主义论总是强调私人企业和所谓自由市场的重要性；而结构主义论则常常与政治上的“激进”或“左派”相连，因为它主张国家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并采取一系列重大的变革措施。此外，货币主义论推崇的稳定化计划一般来说不太受公众的欢迎，因为它包含的紧缩性财政和金融政策很容易导致失业；^[46]而结构主义论则要求政府在控制通货膨胀时必须照顾穷人的利益。

由于结构主义论主张通过土改、改善收入分配、向非奢侈品生产部门投入更多的资金以及进行税制改革等途径来对付通货膨胀问题，而这些措施是难以在短期内见效的，因此，对结构主义论持怀疑态度的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上述反通货膨胀措施见效以前，应如何对付通货膨胀？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结构主义论者并不面临着这个问题；有的学者甚至指出，货币主义论与结构主义论的分歧并非如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大。这是因为，一旦货币主义论者或结构主义论者承担了决策的重任，结构主义论者在近期内会采取一些货币主义论主张的政策（如削减财政赤字和控制货币发行量），从而成为货币主义论者；货币主义论者就长期而言同样会采取一些结构主义论者推崇的政策，从而成为结构主义论者。^[47]

当然，货币主义论和结构主义论对通货膨胀问题根源的分析以及它们提出的对付通货膨胀的“处方”，都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就结构主义论而言，它片面强调“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轻视货币发行量增长过快以及需求过度膨胀带来的危害性。此外，除了对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进行激进的变革以外，结构主义论未提出其他具体而可行的“立竿见影”措施。就货币主义论而言，它在强调“货币因素”的同时，轻视“结构性因素”在诱发和加剧拉美通货膨胀问题中的特殊作用。因此，对拉美国家通货膨胀问题的分析，应该是将货币主义论和结构主义论“合二为一”，尽管就大多数拉美国家而言，“货币因素”似乎比“结构性因素”更为突出和重要。^[48]

三、关于指数化的双重作用

指数化是许多拉美国家经常采用的一种反通货膨胀工具。根据这一机制，工资、利率和汇率的变化以及各种经济合同或契约的签订，都参照过去一段时间内的通货膨胀率。例如，工人的工资将根据以往通货膨胀率的涨幅，定期得到相应比率的提高，住房的租金随通货膨胀率的提高而提高。

应该指出，指数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通货膨胀对一部分人的收入水平的影响。这也能说明为什么在不少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的拉美国家，人们具有“与通货膨胀共存”的能力。但是，指数化也通过通货膨胀的惯性运动使通货膨胀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指数化的副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由于指数化以过去的通货膨胀率为基础，通货膨胀很容易生成一种自我推进的动力。换言之，当前的某些促使通货膨胀压力增强的因素（如进口投入价格的上升、本国货币的贬值、间接税的提高、价格补贴的取消或减少以及季节性农产品价格的上涨，等等），会通过指数化机制传导到未来，从而成为今后通货膨胀的基础。两者之间的关系用等式来表示就是：

今天的通货膨胀=昨天的通货膨胀+需求水平的影响+供给冲击的影响

第二，指数化使国民经济对价格上涨的敏感性与日俱增。其结果是，调整各种指数的频率大大缩短。如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的住房租金从一年调整一次缩短为每半年调整一次，工资调整从每年一次变为半年一次或甚至每季度一次，汇率调整也从每周一次改为每天一次。由于各种经济活动是相互关联的，某一种契约的变化会使许多其他契约发生相应的改动。这种情况在生产领域尤为显著。因此，调整时间的缩短也就意味着成本的进一步上升；而成本的上升又加大了通货膨胀压力。

总之，指数化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当前的通货膨胀受过去通货膨胀的影响；当前出现的需求水平和供给冲击的不良影响使今天的价格水平高于昨天的水平，而明天的水平又可能高于今天的水平。为了抵消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率，各种指数的调整时间就被迫缩短，从而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最终形成一种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

在拉美，巴西的指数化最为“完善”。作为反通货膨胀计划中的一种渐进式战略，巴西的指数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巴西政府希望通过实施指数化来减少高通货膨胀率对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储蓄决策的不利影响。最初，指数化仅适用于工资、住房租金以及政府发行或担保的债券。进入80年代后，当年通货膨胀率达到3位数时，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指数化几乎涵盖了国民经济中的所有交易活动。据统计，90年代初，巴西全国共有13种各不相同的指数。不同的指数对通货膨胀率的计算也是不同的，从最高的2600%到最低的2200%不等（1993年） 。^[49]由于指数化机制日益“完善”和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各种契约随指数化调整的时间也进一步缩短。如在1985年年底，企业主和工人每三个月签订一次工资契约，至90年代初期，调整期已缩短为两个月。

总之，正如一位外国银行家所说的那样：“指数化就像轮子中的一只老鼠，走了一圈又一圈，永远走不到头。”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巴西的通货膨胀问题较之其他拉美国家更严重。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识到了指数化的局限性。1993年，该机构让巴西人参加了它派往俄罗斯的一个经济顾问团，其用意是想让巴西人对俄罗斯人说：不要采用指数化！

四、关于将固定汇率作为反通货膨胀的工具

众所周知，汇率具有两种重要而又不同的功能：其一，它能在维系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作用；其二，它能与其他政策相配套，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减少通货膨胀的危害。

但是，拉美国家常常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为了扩大出口和限制进口，以达到改善经常项目的目的，对本国货币实行贬值似乎是大有必要的；另一方面，本国货币的贬值却又会加大通货膨胀压力。

固定汇率在反通货膨胀计划中的作用是以这样一种假设为依据的：由于政府具有随意调节汇率的能力，它会滥用其权力，通过贬值来达到降低工资和扩大就业等一系列目的。但企业和消费者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贬值带来的损失。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通货膨胀预期，想方设法地通过提高产品价格等途径将这种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其结果是，贬值不仅未能使国民经济受益，反而加大了通货膨胀压力。固定汇率制使政府不能随意诉诸贬值，否则，政府的“可信性”会受到损害。可见，由于排除了不断贬值的可能性，通货膨胀压力也就自然而然地减轻了。此外，固定汇率还能促使政府采取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文件甚至认为，与采用浮动汇率制的国家相比，采用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在反通货膨胀方面取得的成就较为明显。^[50]

但是还应该指出，在财政状况严重失衡的条件下，维系固定汇率制是十分困难的。尤其在国内通货膨胀率超过国际通货膨胀率时，本国货币的定值过高就在所难免，这个国家的国际储备会因资本外流而减少。为了对付这个问题，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指数化的流行，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采用了“爬行钉住”汇率制，即名义汇率定期根据国内通货膨胀率与国际通货膨胀率的差距作出调整。但是，由于将汇率的升降与通货膨胀率挂钩这种做法（即实现指数化）的缺陷日趋明显，自70年代后期起，一些拉美国家又把固定汇率作为反通货膨胀的主要工具。

拉美国家在实施以固定汇率为基础的反通货膨胀计划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成功的教训。如何看待汇率这一反通货膨胀工具的作用？从上述国家的实践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固定汇率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通货膨胀。尤其是在通货膨胀惯性较强的情况下，降低调整汇率的幅度或缩小调整汇率的频率，更能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阿根廷的“兑换计划”和巴西的“雷亚尔计划”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将固定汇率制作为反通货膨胀的工具很容易使本国货币的币值高估。尤其是在存在着惯性通货膨胀以及其他价格未被冻结的情况下采用固定汇率，这种情况就更容易发生。一旦币值高估长期得不到纠正，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就会出现赤字，资本就会外逃，债务负担也会加重。这一切不良后果很可能使政府的反通货膨胀计划流产。阿根廷的遭遇就是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子。1975年年中，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已达到100%，1976年年初上升到400%。军人掌权后，虽然通过控制工资增长和压缩财政开支等方法使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但仍然高达150%。1979年年初，政府开始实施一个以“塔布利塔”为基础的反通货膨胀计划。政府采用“塔布利塔”的目的有三：一是为了减少国外通货膨胀的不良影响；二是迫使本国产品为了面对进口商品而降低价格；三是为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提供“准绳”。通货膨胀率确实被降低到低于100%，但仍然超过本国货币的贬值幅度。因此，至1980年，汇率高估变得如此严重，以致越来越多的资本逃往国外，而中央银行则为了支持“塔布利塔”而不得不举借大量外债。随着汇率体系的崩溃，通货膨胀率再次上升。^[51]

正是由于固定汇率具有上述缺陷，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以固定汇率制为基础的反通货膨胀计划是用近期内的低通货膨胀率换取必然要出现的衰退性影响。这与以货币为基础的反通货膨胀计划的效果正好相反。^[52]

3.单纯依赖汇率难以达到控制通货膨胀的目的。智利和墨西哥的经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前所述，20世纪70年代末，智利先后采用“塔布利塔”和固定汇率制，试图以此来降低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这一手段固然使通货膨胀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是，比索定值过高的现象却十分突出。因此，当时国际市场上较高的铜价并未扩大智利的出口收入，而进口则快速增长。事实上，比索不断升值不仅削弱了智利产品（包括非传统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且还使大量资本外流。1982年，智利被迫停止将汇率作为反通货膨胀的工具。^[53]

在墨西哥，经过多年的准备（其中包括努力削减财政赤字），政府于1988年采用了固定汇率制，使比索钉住美元。次年，政府又采取了事先宣布比索贬值幅度的做法，以控制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如同智利一样，墨西哥比索的贬值幅度小于通货膨胀率的增长幅度。但墨西哥的计划较之智利的计划有非常明显的不同之处。例如，除了使用汇率这一工具以外，墨西哥还采取了与之相配套的收入政策和其他一些辅助性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政府与有关方面达成了“经济团结契约”。又如，墨西哥在把汇率工具纳入反通货膨胀计划之前，比索的币值实际上是大大低估的。这就使得汇率制度本身获得了一种内在的“缓冲力”，以减少汇率升值带来的不良影响。然而，应该指出，这种“缓冲力”的持续时间也是有限度的。事实上，1994年12月爆发的金融危机，与政府将汇率作为反通货膨胀的工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五、关于拉美国家反通货膨胀的经验教训

从拉美国家的反通货膨胀斗争中，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下述几点经验教训：

（一）全社会应对反通货膨胀计划的必要性和可信性达成共识

在实施反通货膨胀计划之初，全社会的共识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反通货膨胀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后，这种共识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如前所述，至1986年年初，“阿斯特洛尔计划”的第一阶段成功地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尽管许多人认为，通货膨胀率的降低使国民经济中的绝大多数部门受益，但有些部门却认为，它们获得的好处不及其他部门，因此总是希望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此外，不少企业和消费者还认为，政府为控制通货膨胀而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即经济得不到快速增长。一些民意测验甚至表明，人们关心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如何使经济复苏。

在这种情况下，阿方辛总统及其经济班子成了政治压力攻击的目标。一方面，庇隆主义党、工会以及激进党中的一部分人要求政府全面放松对工资的管制，以弥补1985年6月实施“阿斯特洛尔计划”以来工薪阶层的损失。另一方面，农产品生产者和制造业厂商则要求提高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并希望政府放松对信贷的控制。面对来自多方面的压力，政府面对着两个选择：其一，继续执行前一阶段奉行的紧缩性货币、财政、价格和工资政策，通过进一步降低通货膨胀率来巩固第一阶段的成就；其二，采取一种灵活的政策，即继续努力降低通货膨胀率，但不作出将要采取何种政策工具的承诺，以便使政府在政策领域中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阿方辛总统采纳了第二种选择。1986年4月6日，政府终于宣布取消工资和价格的冻结。

与此相反，有些拉美国家则因政府与工人、农民和企业主等阶层达成了经济契约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从而为政府实施反通货膨胀计划奠定了政治基础。例如，玻利维亚政府于1986年9月与工会达成了契约。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爆发经济危机后出现在拉美地区的第一个经济契约。它为政府和工会确定了一系列各自应该承担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由于得到了工会的支持，政府的反通货膨胀计划能在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展开。1987年12月，墨西哥政府也与工会、农会和企业家组织签订了类似的契约。根据该契约，政府除了遵守严格的财政纪律以外，还要控制交通和大部分公共服务设施的收费标准，控制能源以及一些国有企业产品的价格；企业主应将其产品价格的上涨限制在一定的幅度内；工会则同意使工资的增长幅度小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幅度。由于各方都能信守契约的规定，通货膨胀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54]

（二）控制财政赤字和压缩总需求的任务不能半途而废

采用固定汇率或冻结工资和价格的方法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达到降低通货膨胀率的目标，从而使政府获得较强的可信性。但是维系反通货膨胀计划取得的成就却非易事。从表5-4中可以看出，有些拉美国家的反通货膨胀计划成功地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并使取得的成就维持了较长一段时间，有些计划则不然。

表5-4　拉美国家反通货膨胀计划的成果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转引自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0年12月，第127页。

如何才能巩固反通货膨胀斗争的成就？

事实上，反通货膨胀计划的目标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期目标，即迅速降低通货膨胀率，二是长期目标，即防止通货膨胀率再度回升。20世纪80年代期间，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拉美国家的反通货膨胀计划表明，如要避免通货膨胀“卷土重来”，还必须坚持不懈地削减财政赤字和控制总需求，绝不能因通货膨胀率暂时跌落而放松警惕。在这一方面，巴西于1986年2月推出的“克鲁扎多计划”尤其富有启发性。当一系列非正统措施的实施使通货膨胀率出现短暂的下降时，政府不再重视控制总需求和压缩财政赤字。由于实际工资迅速提高，加之公众手中的货币持有量在计划实施后的一年内每月增长7.1%，通货膨胀率迅速回升。^[55]当然，削减财政赤字和控制总需求不仅在经济上是艰难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不容易的。^[56]

（三）价格控制不是反通货膨胀的有效工具

如前所述，采用非正统反通货膨胀计划的动机之一就是通过价格控制来改变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并力求使该计划在公众的心目中获得可信性。但是，拉美国家的实践表明，价格控制只能在有限的短时间内降低通货膨胀率；就长期而言，它只能使通货膨胀问题在取消价格控制后变得更为严重。这是因为：（1）当不均衡的市场上价格被冻结后，就会迅速出现商品短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也会进一步扩大，从而使通货膨胀压力“死灰复燃”。此外，长时间的价格控制还有可能破坏价格信号的传递，损害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能力。（2）即使在均衡的市场上，长时间的价格控制同样会面临着管理上的复杂性和价格信号传递中的变异性等一系列问题。（3）当政府通过增加对生产者的财政补贴这一方式来缩小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缺口时，政府的财政负担就会加重，从而为维系财政平衡带来困难。

（四）控制通货膨胀要“对症下药”

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后期玻利维亚实施的反通货膨胀计划是一种正统计划，而阿根廷实施的“阿斯特洛尔计划”则是一种非正统计划。前者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后者则以失败告终。这一事实并不表明正统计划必定优于非正统计划。但是，就包括玻利维亚和阿根廷在内的许多拉美国家实施过的正统和非正统计划而言，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正统计划本身所包含的反通货膨胀措施，能较有效地降低通货膨胀率，但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如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会放慢，失业率也会上升。80年代初的智利和80年代末的尼加拉瓜就是最好的说明。（2）非正统计划虽然也能降低通货膨胀率，但除非采取必要的配套措施（如继续控制总需求的膨胀以及通过扩大财政收入等途径来实现政府的财政平衡），否则，通货膨胀率在经过短暂的“蜜月”后，立即会“死灰复燃”。

一方面，任何一种反通货膨胀计划都有其局限性，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的根源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最理想的反通货膨胀计划似乎是将正统计划和非正统计划结合在一起。换言之，对付通货膨胀问题应该“对症下药”。例如，如果通货膨胀是由需求的过度膨胀引起的，那么，或采取紧缩政策，或扩大供给，或“双管齐下”。但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紧缩政策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可能造成“滞胀”。就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过快导致的通货膨胀而言，实施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无疑是当务之急。同样，对付“结构性”因素诱发的通货膨胀，最佳“处方”显然是消灭“瓶颈”。

【注释】

[1]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1990年12月，第116页。

[2]I.M.D.利特尔：《经济发展：理论、政策和国际关系》，美国基础图书出版社，1982年，第77页。

[3]关于货币主义论和结构主义论对拉美通货膨胀问题的阐述，见下述著作：I.M.D.利特尔：《经济发展：理论、政策和国际关系》，美国基础图书出版社，1982年；E.卡多佐等著：《拉丁美洲经济：多样性、趋势和冲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 J.斯维夫特著：《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美国圣马丁出版社，1978年； J.亨特等著：《拉丁美洲的经济问题》，美国休登—密夫林出版公司，1975年；W.戈登著：《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J.希汉：《拉丁美洲的发展模式：贫困、镇压和经济战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

[4]例如，对结构主义论持批评态度的巴西经济学家R.坎波斯（曾于1952～1959年任巴西经济发展国家银行行长、1964～1967年任巴西财政部长）指出：政府的政策和通货膨胀本身也能造成供给弹性不足。基础设施中的“瓶颈”、食品供应的缓慢增长、储蓄的不足和进口能力的低下等，都因错误的政策而变得更加严重，而这些错误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货膨胀本身诱发的（见I.M.D.利特尔：《经济发展：理论、政策和国际关系》，美国基础图书出版社，1982年，第81～82页）。

[5]在1961年出版的《拉丁美洲问题：论文与评论》（A.赫希曼主编，美国二十世纪基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巴西经济学家R.坎波斯指出：“在那些面临着严重通货膨胀问题的拉美国家，有一种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激烈争论。我姑且称争论中的两派为‘货币主义’和‘结构主义’ 。”自那时以来，国外学术界都认为“结构主义”这一术语是坎波斯发明的。

[6]但是也有些结构主义论者认为，贬值很难扩大出口。这是因为，面对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工人们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由于工会组织的力量十分强大，工人的要求一般来说总能得到满足。而工资的提高以及进口投入成本的上升又进一步损害了出口部门。因此，在贬值真正发挥作用以前，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已大大削弱了增加出口的刺激性。

[7]一些结构主义论者经常引用的一个例子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这种低效益的发电厂却占整个拉美地区发电量的1/5（见拉美经委会：《拉丁美洲的能源》，载《拉美经济公报》1970年第2期）。

[8]宋承先等:《当代西方经济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页。

[9]关于阿连德政府的经济政策，见世界银行：《转变中的智利经济》，华盛顿，1979年，第61～92页；T.斯基德莫尔等著：《现代拉丁美洲》，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35页；S.斯威夫特：《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美国圣马丁出版公司，1978年，第142页。

[10]J.威廉姆森主编：《拉丁美洲的调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1990年，第87页。

[11]E.卡多佐等著：《拉丁美洲经济：多样性、趋势和冲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214页。

[12]M.埃德尔：《拉美的食品供应与通货膨胀》，美国普雷格出版公司，1969年；转引自J.斯维夫特著：《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美国圣马丁出版社，1978年，第134页。

[13]R.索普等主编：《拉丁美洲的通货膨胀和稳定化计划》，美国霍尔莫斯—梅耶出版公司，1979年，第66页和第92页。

[14]R.索普等主编：《拉丁美洲的通货膨胀和稳定化计划》，美国霍尔莫斯—梅耶出版公司，1979年，第66页和第92页。

[15]有人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玻利维亚和墨西哥以及70年代期间的中国台湾省和印度之所以能成功地降低通货膨胀率，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它们没有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的历史，因此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性较弱。在这种状况下，通货膨胀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得到控制（见奥克斯弗德—埃纳利蒂卡：《拉丁美洲透视》，美国休登—密夫林出版公司，1991年，第206页； I.M.D.利特尔：《经济发展：理论、政策和国际关系》，美国基础图书出版社，1982年，第83页）。

[16]R.索普等主编：《拉丁美洲的通货膨胀和稳定化计划》，美国霍尔莫斯—梅耶出版公司，1979年，第91页。

[17]前苏联《工人阶级与当代世界》，1981年1月，转引自安建国：《试论战后拉美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发展》（中国拉丁美洲学会成立大会暨拉美民族民主运动学术讨论会论文，1984年）。

[18]R.索普等主编：《拉丁美洲的通货膨胀和稳定化计划》，美国霍尔莫斯—梅耶出版公司，1979年，第43页。

[19]新保守主义论认为，固定汇率不仅能使进口商品价格变得相对低廉，从而迫使国内制造商降低其产品的价格，而且还可以成为影响价格预期的中心价格。

[20]关于玻利维亚的反通货膨胀计划，见M.布鲁诺等主编：《通货膨胀的稳定：以色列、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经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11～214页；J.威廉姆森主编：《拉丁美洲的调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1990年，第112～127页；江时学：《玻利维亚是如何对付通货膨胀的》，载《拉丁美洲研究》1988年第5期，第15页。

[21]T.斯基德莫尔等著：《现代拉丁美洲》，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0页。

[22]关于智利等国的新保守主义计划，见J.拉莫斯：《拉丁美洲南端国家的新保守主义经济：1973～1983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6年；A.福克斯莱：《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在拉美的试验》，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83年。

[23]关于“阿斯特洛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见L.马塞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经济稳定化——阿根廷之实例》，美国普雷格出版公司，1991年，第139～190页； M.布鲁诺等主编：《通货膨胀的稳定：以色列、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经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11～214页；J.威廉姆森主编：《拉丁美洲的调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1990年，第112～127页；T.斯基德莫尔等著：《现代拉丁美洲》，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6～110页。

[24]拉美经委会：《1994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的初步总结》，第11页。

[25]美国《洛杉矶时报》1994年9月27日。

[26]英国《经济季评——阿根廷》1993～1994年，第18页；美国《北方—南方：美洲杂志》1993年10～11月，第15页。

[27]英国《经济季评——阿根廷》1993～1994年，第18页；美国《北方—南方：美洲杂志》1993年10～11月，第15页。

[28]拉美经委会：《1994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的初步总结》，第43页。

[29]阿根廷国际经济中心编：《阿根廷经济报告》1993年第5期，第19页。

[30]阿根廷《地中海基金会通讯》1995年1月。

[31]拉美经委会：《1994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的初步总结》，第21页。

[32]转引自J.普尔逊：《拉丁美洲：今天的经济社会革命》，美国麦格罗—希尔出版公司，1964年，第167～191页； J.亨特等著：《拉丁美洲的经济问题》，美国休登—密夫林出版公司，1975年，第273页。

[33]转引自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0年12月，第117页。

[34]转引自J.普尔逊：《拉丁美洲：今天的经济社会革命》，美国麦格罗—希尔出版公司，1964年，第167～191页。

[35]关于“美元化”的形成及其危害性，见E.卡多佐等著：《拉丁美洲经济：多样性、趋势和冲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56～161页；G.卡尔沃等：《高通货膨胀率国家的货币替代》，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金融与发展》1993年第3期； C.L.罗贾斯：《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替代》，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金融与发展》，1986年第6期。

[36]美国《西半球档案》杂志1994年3～4月，第8页。

[37]美国《西半球档案》杂志1994年3～4月，第8页。

[38]张宝宇：《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难以避免》，载《拉丁美洲研究》1988年第5期，第12页；奥克斯弗德—埃纳利蒂卡：《拉丁美洲透视》，美国休登—密夫林出版公司，1991年，第203页；J.希汉著：《拉丁美洲的发展模式：贫困、镇压和经济战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5页。

[39]J.迪茨等著：《走向发展：从普雷维什到技术自立》，美国林—雷纳出版公司，1990年，第52～53页。

[40]J.亨特等著：《拉丁美洲的经济问题》，美国体登—密夫林出版公司，1975年，第268页。

[41]W.戈登著：《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378页；拉美经委会：《拉美经济公报》，1962年10月，第234页。

[42]F.帕索斯：《拉丁美洲的持续性通货膨胀》，美国普雷格出版公司，1972年，第30页；S.斯威夫特：《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美国圣马丁出版社，1978年，第138页。

[43]J.享特等著：《拉丁美洲的经济问题》，美国休登—密夫林出版公司，1975年，第269页。

[44]美国《西半球档案杂志》，1994年3～4月，第8页。

[45]20世纪80年代，一些结构主义论者也开始重视实现财政平衡的重要性。此外，他们还进一步强调惯性通货膨胀的危害性。这些认识上的变化使得他们不再把自己视为传统的结构主义论者，而是称做所谓“新结构主义论者”（见E.卡多佐等：《拉丁美洲经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50页； E.卡多佐：《拉丁美洲的恶性通货膨胀》，载美国《挑战》杂志1989年1～2月，第15页）。

[46]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某些时期实施的较成功的反通货膨胀计划，都是以政府的强硬立场为基础的。这些计划之所以成功，完全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是“专制”政府（见T.斯基德莫尔：《战后拉美经济稳定化的政治》，载J.莫洛：《拉美的专制主义和各阶级合作主义》，美国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77年）。

[47]R.坎珀斯：《对拉丁美洲发展的思考》，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108～109页。

[48]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主义论的分析相对而言较适用于恶性通货膨胀；而结构主义论的分析则较适用于一般的通货膨胀问题（见E.卡多佐：《拉丁美洲的恶性通货膨胀》，载美国《挑战》杂志1989年1～2月，第15页）。

[49]美国《西半球档案》1994年3～4月，第8～9页。

[50]B.阿格埃夫利等：《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政策：一些分析性问题》，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定期文选》，第78号，1991年。

[51]E.卡多佐等著：《拉丁美洲经济：多样性、趋势和冲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85页；E.卡多佐：《拉丁美洲的过度通货膨胀》，载美国《挑战》1989年1～2月，第17页。

[52]以货币为基础的反通货膨胀计划是先出现衰退性影响，后出现低通货膨胀率（见G.卡尔沃等：《通货膨胀的稳定和名义基础》，载美国《当代经济政策》1994年4月，第35页）。

[53]也有的学者为了证明1979年6月智利采纳的固定汇率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用数学方程进行了推导和计算。其结论是：它“与通货膨胀进程的性质不相干……尤其是通货膨胀预期和指数化受汇率制度的影响不大。因此，以汇率为基础的反通货膨胀计划并没有改变通货膨胀惯性的程度”（参见S.埃德华兹：《作为名义工具的汇率》，载德国《世界经济档案》1993年第1期）。

[54]关于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契约”，见沈安：《社会契约——振兴经济的共同纲领》，载《拉丁美洲研究》1989年第4期；E.卡多佐等著：《拉丁美洲经济：多样性、趋势和冲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M.布鲁诺等主编：《通货膨胀的稳定：以色列、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经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8年。

[55]奥克斯弗德—埃纳利蒂卡：《拉丁美洲透视》，美国休登—密夫林出版公司，1991年，第205页。

[56]例如，有一种看法认为，以紧缩为主要内容的稳定化计划是不得人心的，因为它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对于那些依赖于人民支持而非高压统治的政府来说，这种政策是不可取的”。但也有人认为，与稳定化计划相比，高通货膨胀率对社会安定带来的危害性更大。1988年10月在秘鲁所作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75%的回答表示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稳定化计划（见E.卡多佐：《拉丁美洲的过度通货膨胀》，载美国《挑战》1989年1～2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