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翻译学构建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对翻译学构建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一、概念的廓清与学科学理论的学习

翻译学是不是科学？它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如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其学科性质和归属情况又如何？这些问题是目前翻译理论界争论的几个焦点问题。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要弄清几个概念，并要学习一些相关的理论。以往的讨论常常纠缠不清，其原因之一就是概念不清，其结果是各言其是，却没有对有争议的问题聚焦。其二是缺乏相应理论的指导，其结果是讨论难以深化，常出现理论上的常识性错误，甚至带有情绪化的倾向。往往就某个基本问题反复争论，令人生厌，许多读者都表示不愿意再读这类文章了。我希望中国译协和《中国翻译》编辑部专门组织的这次讨论会，一定要避免上述倾向，要引导讨论的深入，倡导理论学习的风气。

首先是明确概念的问题。

要讨论翻译研究是不是科学，首先是明确什么是“科学”这一概念。对于这一概念在历史和现实社会中都有着不同的理解，也可以分广义的理解与狭义的理解两种。广义的科学概念是指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规律的知识，以及获得这些知识的方法。而狭义的科学概念是指那些具有高度逻辑严密性的实证知识体系。它强调严密的逻辑性，甚至可以公理化，或用数字模式来表示，并能直接接受观察和实验检验。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接受广义的科学概念的。一些国际组织都接受广义的概念，并把人类的普遍知识分为三大类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但也有一些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只接受狭义的科学概念，他们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可以称之为科学，社会科学可以勉强算作科学，因为自然科学中的一些研究方法还可以适用于这方面的研究，而人文方面的知识只可以算作学科，不可以算作科学，所以他们称之为“人文学”。他们的分类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德国是接受广义概念的代表，他们认为人文知识也是科学，称之为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他们仅把人类知识分为两类，即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精神科学包括人文与社会这两方面内容，因为这两方面知识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对包括人的精神在内的客体进行研究的。这一点也为其他一些国家和学者所接受，并被统称为人文社会科学。

而从历史上看，人文科学比自然科学有着更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它是先于自然科学出现的，是欧洲思想界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神学统治之后一次人类觉醒的产物，是向神学挑战并站在它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它是人类认识自身和世界的一大成果，在人类科学史上占有光荣的一席。16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就对近代科学做了如下的划分：记忆科学（如历史等）、想象科学（如诗歌、艺术等）和理性判断科学（如哲学等）。他的划分就是根据人类自身的几种能力来划分的，即记忆力、想象力和理性能力。这充分体现了人文精神。我国早初所使用的也是广义的科学概念，但最初我国没有科学这样的字样，我国将通过对事物进行分类辨别、认识和研究叫做“格物致知”，即通过这样的方法获得专门学向，后简称“格致”。后来从日本借用了“科学”这一译词，才有“科学”这个名称。在18世纪，由于近代科学的飞跃发展、科学技术的骄人成就及社会进步和发展对自然诸学科的依赖，使得人们对科学的崇尚达到了顶点，形成了科学主义的思潮，这股思潮是自法国兴起而后迅速蔓延至整个西方的。其基本内涵是科学是探求真理的唯一模式和途径，是一切知识更新的楷模，同时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力量。从此，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和这一思想的制约，因为用科学的、实证的、逻辑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会有许多问题存在，如缺乏可验证性或缺乏严密的逻辑性等。因此，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被排除在科学的大门之外，“科学”这一概念遂成了自然科学的专利和代名词。但是，随着20世纪的到来，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的毁灭性灾难，让人们看到了科学发达的另一面，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这促使人们对科学进行反思：难道科学就只是功利性的吗？难道科学的发展与人的生存和人生意义的实现无关吗？就在这时，现象学和解释哲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促使人文意识又一次觉醒。这一次觉醒是以哲学的语言论转向为标志的。但这次觉醒不是以反对神学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反对唯科学主义的形式出现的。人们普遍认为对人类自身的研究与人类社会的研究和自然科学一样，同样是科学，同样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力量。人文科学有自身的独特性，不应该也不可能以自然科学的模式与方法进行研究，它是人类普遍知识中的一个部分，是有着存在的理由和意义的。所以广义科学的概念今天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而且一个新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正在国际学术界展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正在到来。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的书籍每年出版已占总出版量的三分之二以上。新的理论和学说层出不穷，作为翻译学的研究者至今仍持狭义的科学观点，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套用人文科学的研究，结果得出“死胡同”或“迷梦”的结论已显得很落后和不合时宜了。如果这些人推开窗子看一下，就会感到一阵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热潮扑面而来，而不会再被唯科学主义的迷雾蒙住眼睛了。更何况即使在狭义的科学概念盛行的美国，学者们也并没有把“科学”与“学科”的概念混为一谈，他们认为人文学也是学科知识体系，同样可以成为独立的学科并开设了许多人文学科的课程，其文学、艺术类的课程并不比任何别的国家开设的少。那么，为什么又有人以“翻译不是科学”为由反对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呢？这岂不是很缺乏常识吗？不也说明他们在许多概念认识上的模糊吗？

这里所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理论学习问题。

在前一个阶段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论者在理论知识方面的匮乏，其表现主要有二：一是以某人认为翻译学是否成立的观点为准绳。如果西方某“权威”说它是则是，说它否则否，而不是看他说此话的根据是什么。那还要理论干什么？这种唯某人马首是瞻的做法是研究中的大忌，充其量这只能作为论述过程中的一个佐证，而绝不可以作为理论论述的本身。要说明或证明这一问题，应当用相关理论去研究。二是在某些人的论述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理论常识错误。如有人认为当一个知识体系的主干学科尚未形成时，其分支学科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实际上从学科学的理论来看，分支学科和主干学科的关系是不分前后的。分支学科可能比主干学科先出现，也可能后出现，也可能是同时创生。这在学科创生和发展史上都是有先例的，也是有理论依据的。但有些论者对此一无所知，还以为学科发展也同树木一样，没有主干就不可能有分支。这说明以往的一些讨论是不够深入的。要深入下去，就必先从理论学习着手，而且首先应学习学科学的理论。

学科学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是专门以学科作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知识。它是对学科的定义、分类、结构、模型、形态、特征、更替、衍生、周期、动力、方法、证伪、流派、组织和预测等一般规律进行研究的理论。它对于我们目前所进行的讨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们讨论问题的理论依据。我们首先应学习和掌握这一理论，让它成为我们关于翻译学讨论的指导。

首先就是要用它关于学科的定义去衡量翻译学可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然后再用学科创生标准这一指标体系去检验，看它是否已经建立起来。这样以理论为指导，以事实为依据进行讨论才能得出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并避免无谓的争论。

让我们先看一下学科定义。根据学科学规定，凡是一种系统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他的知识系统不同，亦即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工作任务，并能据此而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而这些理论、原则和方法又不是可以被其他学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所取代的，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根据这一定义，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判断，翻译学有充足的理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它的工作对象和任务是独特的，其理论、原则与方法不是任何其他一个学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可以取代的。尽管它要借用语言学、文艺学和符号学及思维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但又不是仅从其中任何一个学科借用的，而是经过针对自身的工作任务而进行调整和整合而得来的。其实这也是一切综合性学科的特点，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至于翻译学是不是已经建立起来了，也是争论的一个焦点。这一问题，我们且不说在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为根兹勒（Edwin Gintzler）所著的《当代理论》（Contemporary Theories）一书所写的序言一开头就明言：“The growt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separate discipline is a success story of the 1980s.”而且还在其他书中一再声称：“Translation Studies has become firmly established as a serious discipline in its own right.”也许有人会说，这也仅是一家之言。所以我们还是应以学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的创生标准去衡量。一个学科经过孕育、顿悟到创生乃至发展成熟，都是有一定质量检验的指标体系的，各阶段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有人以发展成熟的标准去衡量一个刚刚创生的学科也是不科学的。在这方面已有人论述过了（如侯向群同志的“翻译为何不可为‘学’”——见《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69），其创生标准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即历史条件、理论准备和代表作品及学科带头人队伍。这一方面的详细情况我已在1997年第1期的《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上有所论述，在此不想再费唇舌，但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有些人认为我国尚没有令他们信服的代表作品，或让他们服膺的代表人物。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因为作为一个国际事业，如果在我国没有，那么在国外也没有吗？就以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主编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一套丛书及其他学者如Roger T.Bell，Theo Hermans，Lawrence Venuti，Albrecht Neubert，James Holmes，Mary Snell-Hornby，Gideon Toury等人及其著作也不算是吗？须知，作为一个学科，它的建立及发展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而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甚至是几个人的事。有些人目光太狭小，仅把目光局限于国内，甚至几个人身上，他们忘记了这种研究是没有国界限制的。

二、关于翻译学的学科性质与归属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研究者也应放开眼光，开拓胸怀，不可以用传统的学科划分方法去归属和划分一些新的学科。在学科学发展进入第四个时期即系统综合时期以来，有些学科就是一种横向的和综合的，如生态学或环境科学等。它们涉及众多领域，也必须用许多学科的方法去研究。如它们涉及工农业生产、经济管理及城市发展、农村城镇化等多个领域，所用知识也涉及物理、化学、生物、生物化学、地理学、经济学、人口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它们的学科性质就是横向学科，“横向”就是其学科属性。而翻译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涉及领域虽然只是限于信息的传播领域，但它所涉及的学科知识却不止一种，如巴斯奈特等人说：“Translation Studies bring together work in a wide variety of fields，including linguistics，literature，history，anthropology，psychology and economics.”（翻译研究涉及了语言学、文学、历史、人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广泛学科领域的知识。）其实还不止于此。这就是综合性学科的特点，它不同于横向学科，它只在一个领域内，但涉及各方面的综合性知识。横向学科不仅综合运用各方面的知识，还应用于许多不同领域。所以说，“综合”就是翻译学的学科性质。有人总以为这样似乎仍不踏实，总想用某一个老标签给它贴上才安心，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总是名不正，言不顺。他们的想法有点儿像在传统文化中，父母只有把姑娘找个婆家嫁出去，才算安心，好像这样女儿就有了归宿，至于他们的婚姻是否合适那是次要的。于是有人就说翻译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有人说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有人说它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有人又说它是文化学的一个分支，等等，不一而足。我们不应当因为它用了某一学科的知识或可以应用于某一学科领域就认为它是某一学科的一个分支，这样只能以偏概全，不能正确反映该学科的学科本质。“综合”本身就是其学科性质，综合学科划分理论也是20世纪后半叶学科学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向和新的学科划分理论。它代表了目前学科发展的新趋势，各学科知识交融、渗透，已难以用传统学科的方法去套用。综合学科划分理论是依据对学科体系进行整体考察和综合审视的结果，是为了适应当代科学技术系统综合的宏观整合大趋势而产生的学科划分理论。这一理论不重视各学科的具体内容，而侧重于学科知识体系的组成方式。这种方法有利于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使学科之间横向贯通，交叉渗透，形成整体意识和综合观念。根据这一学科理论可以把学科分为综合学科、横向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比较学科和分支学科等几大类别。这里只有分支学科和比较学科尚可找到归属。而其他学科就难找归属了，比较典型的如横向学科和综合学科，而交叉学科也不十分明显，例如生物化学，它是属于生物学呢？还是属于化学呢？这就不是很容易说得清楚了。

目前世界上普遍采用的另一种学科划分方法是群学科划分理论。这一理论是把学科群的概念引入学科分类的研究中。它把学科学既看作核心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内在组合，又看作学科王国正在演变中的一种新的有机结合形式。这种学科划分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学科群内的各学科的共同性质与研究方法并找出彼此间的层次和属性。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人类的普遍知识系统分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药科学、农业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很明显，翻译学是属于人文社会学科群，它有着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共性，与这些群体之中的一些学科有着联系和关系。要研究翻译就必须先建立起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从而摆脱科学主义的束缚。

三、翻译学的人文性与社会性

前面讲过，由于科学主义思想的盛行，使一些人看不清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某些基本特性，企图在人文科学中去寻找自然科学中的那种恒常关系和普遍的规律性，其结果使得人文科学研究矛盾重重，许多现象难以解释，从而丧失研究信心，以为走进了“死胡同”，或进入了“迷梦”。其实认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区别并不是最近的事。在19世纪，心理学奠基人冯特（W.Wundt）就已经提出应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分开，后来的李凯尔特（Rickert）又从“价值”观念的角度区分了这两类不同的科学，他认为文化科学（精神科学）是同价值相联系的，而自然科学是“非价值”的，而且其研究方法也不相同。他认为对自然实在现象的研究应按自然科学方法进行，而对于文化现象的研究应运用历史学方法来开展，从此也就产生了科学哲学和文化哲学的两大分野。但真正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热潮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是由于哲学的语言论转向而引起的，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在我前一两年的论文中已有论及，此处不再赘述。人们不仅从根本上认识了语言的性质和人—语言—世界的关系，而且还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科学中主—客体这一对基本矛盾的关系的不同。在自然科学中，人是主体，客体则是人以外的客观世界，即自然界的构成、运动规律等。而人文和社会科学中，人虽然是主体，但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人以外的自然界，而是包括人在内的社会。如在社会科学中，客体可以是社会的构成及其发展规律，但社会是人类社会，其客体中包括人。因此有着人与社会的内在同一性。而在人文科学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可以说是一种互为主客体的关系。以文学创作为例，作者是创作活动的主体，文本则是他创作的直接客体。但创作的目的是给人来看的，他必须有隐含的读者，这个隐含的读者就是他创作活动中的间接客体。但一旦创作完成，到了审美接受阶段，读者这个原来的间接客体在阅读时（审美参与的接受中）又成了主体，他所阅读的文本是客体，但他实际上是在和不在场的作者进行对话和交流，这时作者又成了他阅读活动的间接客体。这里的主客体角色互换就形成了刚才所说的互为主客体。正如皮亚杰所说：“由于人文科学以从事无数活动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而同时又由人的认识来思考，所以人文科学处于既把人作为主体又把人当作客体这样一个特殊的位置。”（皮亚杰，1999：21）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主客体关系的特点使得它同自然科学产生了重大区别。我们再也不可能寻找到十分客观的规律性，因为人作为客体对象时有变动不居的性质，人与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在这一方面人文科学尤甚。因为社会科学主要以社会为客体，虽然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有人与社会的内在同一性。但社会离开某个具体的人是仍旧存在的。一个人也不可能改变社会。社会是群体的社会，在群体之中存在一定的共性，不完全是个性。而人文科学则不然，它更具有个体性质。也正是出于此，美国认为社会科学勉强可以算作“科学”，还可以用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而人文科学则不行。因为在人文科学中的主体是“中心主体”或“个体主体”。而自然科学中的主体则是“非中心主体”。

所谓“非中心主体”是主体在协调自己行动的时候也必须同时协调他人的行动，以达到一种人人都能检验的方式来检验、测量和推理目标，使他的认识活动成为一切主体所通有的认识活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所谓客观性的基础。而“个体主体”或“中心主体”则不同，它是以主体自身的感受或认识为中心的，不必去协调他人的认识或行动，强求别人与他一致，这是一种“自我”或“自我中心”的主体，在人文活动中，主体都带有“个体主体”性质。每个人的审美观、看问题的视角、社会背景、文化传统、教育程度、生活经验与情感经历等均不相同。他们有各自的先有、先见和先识的基础。所以，同一本书，不同的人去翻译，往往会产生不尽相同的译文，对同一段文字，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尽相同的阐释。因此，对这类学科知识的研究就不可能以实证的、逻辑的方法去探讨，而应用现象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去研究。因为人文科学说到底是“人学”，它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些人不是固定不变的，他们是有意识的，是有个性的，而不是抽象的、概括的形式。所以要注意人文性的特点。

对于翻译研究，应加强社会性的认识，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翻译的研究是建立在一种天真的假设基础上进行的，这个假设就是翻译活动是在真空中从事的；文本创作也是在没有任何外界因素干扰下进行的；语言是透明的、工具性的（而不是主体性的）；译者也是价值中立的、公允的；意义是预先设定的，而不是生成的；两个文化间的关系也是平等的，等等。

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研究很容易变成一种简单的符码转换，甚至机械性的操作。而实际上，翻译活动远不是那么纯净，那么天真，那么远离价值。社会上的各种“权力”（福柯的权力概念）都在其中渗透，以不同的话语形式强烈地表现自己；中心文化对边缘文化的排斥；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轻蔑；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对异文化的态度；文化转型期与文化稳定期翻译观念的变化；译者对原文文本的增删、篡改，甚至伪译本的出现；一些国家对一些翻译著作的焚烧销毁，以及对译者的追杀迫害；出版部门对原文的选择，对译者的要求，对发行范围的限定，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对翻译活动的介入、干预和制约。总之，翻译研究中的社会性一面长期被忽视，致使翻译研究一直囿于文本之间与文字之间，这不仅限制了翻译研究的客观性视野，也掩盖了翻译活动的本质。这样一来，翻译史上的许多现象就难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翻译研究许多方面被完全忽视，致使翻译学也迟迟不能建立。所以只有认清翻译学的人文性与社会性这两个方面才能使翻译学的研究得到深化。

四、翻译学建立中的两个步骤

任何学科的建立都需经由以下两个主要步骤，翻译学亦不例外。即（1）论题的确立，学科的界定，体系的建构，特点的分析，分类的研究；（2）向理论层面的深入和方法的建构，其目标是更好地解释实践活动和指导实践活动。

关于翻译学是否是独立学科的讨论就是论题的确立。这是关键性的一点，论题得不到确立，以下的事情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但其他方面的讨论又会促进论题的确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关键问题是要摆脱前一阶段的讨论方式，做到以理论学习为先导，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用学术探讨的方式去讨论或争论。在讨论的过程中要认真和虚心地去听取对方意见，去看别人的文章。前一时期也发表了不少关于翻译学讨论的文章，有些观点也已见诸于学刊文字，但有些人还是旧话重提、老调重弹。看得出，有些人并没有认真地看不同观点的论述。学术上争论是难免的，这并不限于新学科，一些已成熟的学科，随着科学的发展也会有一次一次争论。如心理学界就是如此。在目前学科互相渗透的形势下，许多其他学科也介入了心理学领域，有人认为这是心理学科的消解，而有些人则认为这是新形势下心理学的新发展。自然科学界的许多争论也是众人皆知的，结果带来的是科学的发展。关于向理论层面的深入问题是十分关键的问题。翻译学的建立与发展，并不能只依靠对传统译学的总结，也不仅靠西方译学研究的发展。翻译研究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许多理论，如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哲学、方法论知识、学科发展理论和思维学，等等，都与翻译研究有关，对这些理论的学习都有助于翻译学的建立。目前尤为重要的还有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的理论和关于文化哲学的理论问题等。它们是更高一个层次的理论知识，也是引导翻译学建立的深层理论。

当前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迅速发展并走向科学前沿，成为当代大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学的建立正处在这样一个大好形势下，认真学习，抓住时机，建立翻译学是历史赋予每个译学研究者的任务。

参考文献：

［1］　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New York：Routledge，1998.

［2］　Bassnett，Susan.Translation Studies.New York：Routledge，1988.

［3］　陈燮君，《学科学导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4］　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

［5］　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6］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7］　吴鹏森、房列曙，《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中国翻译》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