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关系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两大病症——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关系多有论述，其理论也在不断发展。

按照传统的凯恩斯理论，经济在未达到充分就业以前，是不会发生通货膨胀的。这时扩大需求只能使供给增加，而不会使物价上涨。当经济接近或达到充分就业时，通货膨胀就会发生。这时扩大需求只能使物价上涨，而不会使供给或产量增加。

按照这一理论，经济在经历通货膨胀以前，是处于资源未能充分利用或存在失业的状态；而在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之后，就会处于资源充分利用或存在膨胀的状态。可以用图17-4说明这个问题，横轴代表产量或收入，纵轴代表价格，AS代表总供给曲线，AD₁、AD₂、AD₃、AD₄代表不同水平的总需求曲线。假定总供给曲线在达到充分就业产量之前是水平的，因此，随着总需求曲线的变化即从AD₁、AD₂到AD₃，产量或收入也从Y₁、Y₂到Y₃变化。由于未达到充分就业点，因此在AD₁、AD₂、AD₃不同的需求水平下，价格始终是P₀。但在达到充分就业Y_f以后，如果总需求变化到AD₄时，总供给不会再继续增加，这时物价水平由P₀上升到P₁，通货膨胀就会发生。

图17-4　失业与通货膨胀

由总供给曲线所表示的失业与通货膨胀的交替交系是，有失业存在，就意味着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因而就不存在通货膨胀；而一旦充分就业，就意味着资源已经充分利用，需求扩大通货膨胀就会发生。按照这一交替关系，失业与通货膨胀是不能并存的，有此无彼。

菲利普斯曲线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用来说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关系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和方法。

1958年，当时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的新西兰籍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Philips ）通过整理英国1861—1957年的近一个世纪的统计资料，发现在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的联系，西方经济学家把这个表示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动率（或通货膨胀率）之间此消彼长、互相交替的曲线称作菲利普斯曲线。如图17-5所示。

图17-5　菲利普斯曲线Ⅰ

图17-6　菲利普斯曲线Ⅱ

图17-5中，W表示货币工资率，纵轴（ΔW/W）表示货币工资增长率，横轴U表示失业率。曲线L就是菲利普斯曲线，当失业率由U₁降到U₂时，货币工资增长率就由（ΔW/W）₁上升到（ΔW/W）₂ ，这表明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增长率之间有一种交替关系。

由于货币工资变动率与物价上涨率相关，通货膨胀率又用物价上涨率来表示，因此以后的经济学家也就把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用菲利普斯曲线来表示。如图17-6所示，菲利普斯曲线表示通货膨胀率（以P表示）与失业率（以U表示）此长彼消，即失业率较低时，通货膨胀率就较高；反之，失业率较高时，通货膨胀率就较低。

菲利普斯曲线提供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为实施政府干预、进行总需求管理提供了一份可供选择的菜单。它意味着可以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为代价来降低失业率或实现充分就业；而要降低通货膨胀率和稳定物价，就要以较高的失业率为代价。

当然，政府在运用菲利普斯曲线确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首先要确定社会临界点。所谓临界点，是指政府对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社会可接受程度的理解”，即在一定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下，社会是可以接受的，或者说是被认可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这时政府不必采取任何措施进行调节。

如在图17-6中，假定4％的通货膨胀率和4％的失业率是社会可以接受的“临界点”，那么图上阴影部分表示安全范围。当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处在这个范围之内时（如图上的B点），政府不必采取调节措施进行干预。而在安全范围之外的点，政府就要采取紧缩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较高的失业率来换取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如在A点时），或者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换取较低的失业率（如在C点时）。

20世纪60年代以后，菲利普斯曲线不断向右上方移动，这说明必须用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才能使失业率下降到一定点；或相反，要用更高的失业率才能使通货膨胀率下降到一定点。这说明原来的“临界点”不能用了，应当修订新的“临界点”。

如图17-7所示，L、M、N为三条菲利普斯曲线。

图17-7　预期扩大的菲利普斯曲线

图17-7上的阴影部分为“临界点”之下的“安全范围”。但当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动，由L变为M后，M不通过这个有阴影的部分。这表明，此时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需求管理措施，都不能把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下降到“临界点”之内，于是只得提高“临界点”。图上的虚线框，就表明提高了“临界点”后的“安全范围”。但当M移到N后，这样的“临界点”也就不适应需要了，除非再提高“临界点”。

图17-8　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

那么为什么菲利普斯曲线会向右上方移动呢？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原来的菲利普斯曲线L （或称简单的菲利普斯曲线）反映的是通货膨胀预期为零时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此消波长的关系。如果通货膨胀连年上升，特别是政策利用菲利普斯曲线进行相机抉择，用高通货膨胀率换取低失业率的话，就会形成一种通货膨胀预期。如果通货膨胀已被预期到了，工人就会要求提高货币工资以避免生活水平受通货膨胀侵蚀，这时工资—物价螺旋上升，这表明现在必须用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来换取一定失业率。

假定失业率不因通货膨胀率的变动而变动，那么菲利普斯曲线可能成为一条垂直线。如图17-8所示。

图17-8中NM线，就是一条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它表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交替关系（或长期的交替关系）。据弗里德曼解释：这是因为经济中存在着一种“自然失业率”，即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的均衡失业率。无论通货膨胀率如何上升（图中由P₁上升到P₂），从较长时期来考察，失业率不会下降（始终为ON）。这样就使经济中形成了失业的“硬核”。

图17-9　正相关的菲利普斯曲线

一些经济学家（如弗里德曼）认为，如果采取人为的干预措施，使市场机制失去作用，那么菲利普斯曲线可能成为一条正相关的曲线，如图17-9所示的NN′线。

这表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同时增加的正相关的关系。现在已不再能够用较高的失业率来换取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或用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换取较低的失业率。这种情况反映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严重的高通货膨胀率与高失业率并有。“滞张”现象，也表明用宏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失灵。

“滞胀”即停滞膨胀，经济停滞从而失业与通货膨胀同时并存。

（1）对“滞胀”原因的各种解释

①用市场的不完全性来解释。托宾和杜森贝利认为，市场上存在两大垄断力量：大公司和工会，前者控制物价，后者控制工资，从而形成“价格刚性”和“工资刚性”，即价格易涨不易跌，工资易升不易降。物价上升，工资紧跟着上升，大公司一般根据成本加成法定价，因此，当工资上升时，物价再度上升，从而引起工资和物价的螺旋式上升。

此外，由于工人在工种、技术、年龄、性别等方面存在着差别，特别是劳工市场不统一，存在着地域性的差别，因而即使劳动的需求等于劳动的供给时，也会出现失业与职位空缺并存。由于“工资刚性”的作用，社会上存在失业时，工资水平并不因此而下降；但当社会上有职位空缺时，工资水平就会上升，而工资水平的上升又推动物价上涨。于是，失业与职位空缺并存转化为失业与工资上升，失业与工资上升并存又转化为失业与物价上涨并存。

②通货膨胀与失业相互加强。弗里德曼认为，从长期来看，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菲利普斯曲线已成为一条垂直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货膨胀率的增长速度快于工资率的增长速度，才能使实际工资相对下降，失业才有可能减少。一旦劳工意识到物价上涨率超过了工资增长率，他们就必定要求工资增长赶上物价上涨，甚至需要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那部分追加到工资增长中。这样，失业便将回升到自然失业率水平。因此，经济中实际上存在的是通货膨胀的加速与失业之间的稳定关系。

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和低速增长是政府庞大化的产物，两者有相互强化的力量。首先，由于政府庞大化，支出必然增加，但为了取得增加支出的来源，政府只能依靠税收来增加。由于增加税收会遭到人们的反对，政府就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实际上，这是用变相征税的方法制造通货膨胀。其次，政府还采用借债的方法，如发行公债等，来弥补政府的开支。而这与发行新货币的效果相同。

政府庞大化及其膨胀性措施又会使经济低速增长。因为政府支出增加使税负增加，人们失去努力工作和存款投资的欲望；由于通货膨胀的情况不断变化，价格体系与市场结构出现不平衡，经济活动效率受到损失；由于通货膨胀率经常发生变化，消费者为逃避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损失，不是从事生产活动，而是热心于投机。

这样，由于通货膨胀与低速增长相互加强而造成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胀”局面。

③用结构理论来解释。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等人用结构理论来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他们认为，经济部门可以分为两大类，扩展中的部门和停滞的或衰退的部门。前一类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得较快，后一类部门劳动生产率停滞甚至下降。各部门工人都要求“公平性原则”，即要求在工资报酬方面一视同仁。前一类部门因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货币工资率也相应地上升。后一类部门的工人看到了这种情况，不管本部门是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或是否盈利，也要求提高工资，否则以罢工相威胁。为了避免因罢工造成更大的损失，后一类部门的企业不得不仿效前一类部门那样提高工资率。但由于后一类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这样对全社会来说就形成货币工资率增长率大于劳动生产率的情况，这种通货膨胀属于结构性通货膨胀，其根源是部门间发展的不平衡性。

在发生上述这种结构性通货膨胀时，经济中原有的失业不但不会因物价上涨而减少，甚至有可能因后一类部门的企业盈利状况的恶化以及它们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采取的技术措施而增加。这样就形成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

④“市场操纵”说。卡尔多认为经济活动中存在三类部门，即初级部门，它为工业活动提供必需的食品、燃料和基本原料；第二级部门，它将原料加工为制成品以供投资或消费；第三级部门，它提供辅助其他部门的各种服务，如运输、销售或各种专门技术以及提供欣赏的服务等。第三级部门不会发生重大问题，但是初级部门和第二级部门都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根源。

卡尔多认为，初级产品的市场价格对个别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是既定的，其价格变动是调节未来生产和消费的“信号”；而制造品的市场价格则是由生产者根据成本按“垄断程度”加价的原则制定的。初级产品的市场价格主要受供求关系调节；而制造品的市场价格对需求变动的反应是不十分敏感的，但对成本变动却迅速地做出反应。

卡尔多认为，初级产品价格的任何巨大变动，无论是有利还是不利的，对工业活动往往起着抑制作用。

第一，当农矿品价格下降时，虽然有可能刺激工业部门吸收更多的农矿产品，以及由于食品价格的下降而使工人实际收入有所提高，从而有可能刺激对工业品的需求。但由于贸易条件（初级产品价格与制造品价格的比例）对初级产品生产者不利，所以这将减少初级品生产者对工业产品的有效需求，同时也降低了对初级产品生产的投资，结果势必抵销了农矿产品下降所带来的对工业品需求的任何刺激而有余。

第二，当农矿产品价格上涨时，它在工业品成本方面便具有强有力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因为农矿产品等基本原料和燃料价格的上涨，增加了工业制成品的成本，导致制成品生产者根据垄断加价法使产品价格提高。如果制成品价格的提高使得利润在增加值中的价额上升的话，就会引起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以便抵抗实际工资降低。这样，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很可能在工业部门引起工资—物价螺旋上升式的通货膨胀。因而，使贸易条件有利于初级产品生产者的趋势不可能持续很久。工业部门将通过由成本引起的工业品价格上涨来对付农矿产品价格的上涨，以便保障它的实际收入不下降。与此同时，通货膨胀本身也有缩小工业品有效需求的作用。一方面是初级产品部门的生产者利润的增加与他们的支出不相称，另一方面是大多数工业国可能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对付通货膨胀。这样，这种通货膨胀一方面限制了工业活动的发展，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又使得低收入家庭更加贫困，他们不得不增加劳动力的供给。所以，通货膨胀不仅减少了就业机会，还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使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形成了经济中的“滞胀”局面。

（2）解决“滞胀”问题的各种对策

①工资—物价管制。宏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货币政策被认为不足以应付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因此，有些经济学家建议采取工资—物价管制政策。这种政策又称收入政策，主要指限制工资收入增长率的政策。

工资—物价管制政策旨在限制工资上升，其矛头是对准工会的。其理由是：只要工资不上升，物价就不会上升。但有时，政府为了不让工会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也采取管制物价的措施。但对物价的限制与对工资增长率的限制相比，前者是次要的，后者是主要的。

工资—物价管制的具体措施包括：第一，硬性冻结，即禁止工资和物价上涨。第二，工会与企业自愿议定，共同遵守限制工资收入增长率的措施。第三，以增税或减税作为惩罚或奖励以限制工资收入增长率的政策，又称以税收为基础的收入政策。凡遵守规定的工资增长界限的企业和企业里的工人，可以得到减税优待，以示奖励；凡违背这一规定的，就对企业加重征税。由于企业不按规定给工人增加工资要受到惩罚，雇主就可以以此来拒绝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

②人力投资。由于劳工市场结构不协调而造成的失业，被称为结构性失业。失业与职位空缺并存条件下的失业，通常用于结构性失业。政府的人力投资（人力政策）被认为可以解决失业与职业空缺的矛盾。因为这将使不适应雇主要求的工人和失业者有机会重新受训练，或迁移到适宜于他们就业的地点去。

③部门之间的协调。考虑到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和失业的结构性，一些经济学家建议应使各部门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这是因为，在经济波动过程中，经常会有些部门兴起，有些部门衰落，这就发生劳动力能否转移到新工作岗位去的问题，而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也是一个技术适应问题。如果部门比例不协调，将加剧失业状况。

不仅如此，为了避免因某些产品供求失调而推动的物价上涨，特别是为了避免某些关键性产品的供求失调，部门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被认为是必要的。

④实行微观财政政策和微观货币政策。微观财政政策包括税收结构政策和公共支出的微观化。税收结构政策并不是指变动税收总量，而是指在一定的税收总量前提下，调节各种税的税率和施行的范围等。公共支出的微观化并不是指变动财政支出总量，而是指在一定的财政支出总量前提下，调节政府支出的项目和各种项目的数额。

微观财政政策的用处在于影响需求和供给的结构。

微观货币政策包括利息率结构和信贷结构的调节。它旨在通过各种利息率的差别的调整以及通过各种信贷数额和条件的变动来影响存款和放款总额，以调节货币流通量。

尽管经济学家提出了上述这些据说可以缓和或消除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的措施，但实际上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就以工资—物价管制措施为例，它的实施即使能暂时限制工资率的提高，但却无法制止物价的上涨，而物价的上涨一方面与“紧”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的预期效果相抵销，另一方面又使职工的实际收入下降，从而使生产能力的提高与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如果说收入政策所采取的是极端的形式（包括对物价的冻结），那么马上就会使经济中一向借以调节生产要素供给的资源配置机制失灵，硬性的物价管制将造成黑市，将促使资本朝着比较易于逃避监督的地区和部门流动，经济效率会大大降低，企业的扩建和新建会停顿下来，这一切又会加剧失业率。同时，私人资本必定会使政府预定用来解决通货膨胀、失业的一切措施受到极大的牵制，如果收入政策采取的是指导性的措施，那么私人企业不一定按照政府的指示去做，除非他们认为这样做恰恰符合自己的盈利意图。如果政府采取法体形式硬性管制物价，那么私人企业不愁找不到可以逃避管制的途径，而且一旦有势力的集团认为这些管制侵犯了自己的实际利益，它们甚至可以迫使政策制定和执行者改变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