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经济周期运行特征及其战略含义

新一轮经济周期运行特征及其战略含义^[1]——兼论经济周期的历史发展

用历史的、实证的和比较的方法，考察新一轮经济周期运行的特征，对于认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到来，以及采取相应的对策，都是有益的。

一、经济周期的历史发展

（一）古代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

从某种共同意义上说，即使在古代社会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条件下，也周期地发生过经济危机。当然，相对后续社会来说，这时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是有其固有特点的。其根本的和主要的起因在于：这些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中蕴涵着统治阶级扩大和强化剥削的机制，导致社会生产的严重破坏，甚至简单再生产都难以进行。其结果必然造成以生产绝对不足为特征的经济危机。这又往往引发社会政治危机，导致同一社会制度下的朝代更迭以致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无论是朝代更迭或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尽管在长短不同的时期内可以促进生产的复苏和发展，但由于上述机制的存在及其作用的加强，又会引起下一次经济危机的发生。由于这时社会生产力不发展，农业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因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局限于农业领域。

这些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政治上也存在周期律。它同上述经济上的周期律是互为因果的，但后者起决定作用。当然，其终极根源还是这些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两个阶段：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现代的、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与此相适应，其经济周期也已经历了各具特点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古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

在古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周期性经济危机仍然存在，并发生了质的变化。历史经验表明：在以机械化生产作为物质技术基础的、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作为社会生产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具有巨大优越性。但私人企业主的生产目的旨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的内在机制必然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社会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另一方面，主要由劳动者消费构成的、作为最终需求的社会购买力，走向相对狭小。同时，作为各个独立的市场主体总是具有一定盲目性。这样，就会引起周期性的、以相对生产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

在古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总的走势看，经济危机是趋于加剧的。其主要表现是：①经济周期趋于缩短。1836年，作为市场经济发展最早的英国发生了第一次经济危机。1847～1848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其后在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和1907年又相继发生过经济危机，大约每8～12年发生一次危机。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发生过3次经济危机，即1920～1921年、1931～1933年和1937～1938年各一次，平均每6年发生一次。②周期过程中高涨阶段的消失，即在危机、萧条和复苏之后，不出现高涨阶段，又步入下一次危机。比如，到1937年，世界资本主义工业仅恢复到1929年的95%～96%，但在美、英、法等国又发生了危机。而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仅仅因为把经济推向军事化轨道，才避免了这次危机。③危机波及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大机器工业占主要地位以后，近代的农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和金融业等均作为独立的产业有大发展。这样，每次相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都会袭击这些产业；而这些产业发生的危机，也会加剧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危机。④与上述各种情况相联系，特别是与生产过剩趋于严重的情况相联系，危机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趋于严重。比如，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其加工工业的产值在1907～1908年危机时下降16.4%，在1920～1921年危机时下降23%，而在1929～1933年危机时下降47.1%。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在很大范围内先后导致了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危机。历史表明：正是经济危机的尖锐化，再加上帝国主义制度固有的其他矛盾（主要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矛盾）的发展，导致部分国家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以至于一战后社会主义苏联以及二战后欧亚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

第二阶段：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

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向现代的、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这种情况表明：像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一样，由古典市场经济体制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根本上说，也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决定的。

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入主白宫以后推行的“新政”，是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在实践上的主要标志，1936年，凯恩斯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其理论上的主要标志。但在二战以前，推行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还只限于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在二战以后，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在完成了经济恢复以后，先后都实现了这种转变。尽管其形态各异，但就实现国家干预经济来说，是共同的。

二战以后，现代市场经济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发展，并不是偶然的现象。除了前述的历史背景以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二战后，旨在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发展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的普遍采用，是促进现代的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形成的最重要因素。除此以外，以下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①二战前和战后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管理和福利政策的影响。②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这一点，在二战后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那些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③二战期间实行战时经济体制的影响。诚然，战时经济体制与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是有原则区别的，而且，在战后都消失了。但这种体制也为实行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这一点，在日本表现得很明显。④二战后，资本集中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也为实行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⑤二战后，垄断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妨碍经济效率的提高。⑥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别的扩大，影响到社会的稳定。⑦二战后，治理环境污染问题也更为尖锐起来。⑧二战后，保护消费者权益问题也显得更加重要。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的发展，使得各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在许多情况下演变成国与国之间的竞争。⑩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抢占高新技术制高点，往往成为增强国际竞争力和维护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的关键。上述⑤～⑩在客观上也迫切要求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

我们在下面以美国为例，考察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的发展。

如果把经济周期中增速下降到0%～1%的年份看做是衰退阶段的低谷年，把负增长最多的年份看做是阶段危机的低谷年，那么，美国在1950～2004年发生的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的情况如下：①经济增速从1951年的10.2%下降到1954年的-1.3%。这是一次经济危机,波峰年和波谷年的增速落差为11.5个百分点。②从1955年的8.8%下降到1958年的0。这是一次衰退，其落差为8.8个百分点。③从1959年的6.3%下降到1961年的0。这又是一次衰退，其落差为6.3个百分点。④从1962年7.2%经过曲折变化下降到1970年的0。这又是一次衰退，其落差为7.2个百分点。⑤从1971年的3%和1972年的5.8%下降到1975年的-1%。这是一次危机，其落差为6.8个百分点。⑥从1976年的4.8%经过曲折变化下降到1982年的-3.2%。这是一次危机，其落差为8个百分点。⑦从1983年的3.2%和1984年的6.3%下降到1991年的-1%，其落差为7.3个百分点。这又是一次危机。⑧从1992年的2.8%上升到1998年的4.3%，再下降到2001年的0.5%。这是一次衰退，其落差为3.2个百分点。⑨2002～2004年经济均为正增长，这三年依次分别为2.2%、3.1%和4.4%。但这个经济周期还没有完成，详见表1。

二战以后，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发生的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并不都是同步的，差别较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总的发展趋势上，并从共同意义上，就上述美国情况概括出二战以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周期发生的重大变化。①尽管衰退或危机仍较频繁，但已由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平均6年发生一次，延长到平均大约7年一次。②更重要的是：如果说1937～1938年那次危机竟然没有出现高涨阶段，那么二战以后美国发生的4次衰退中，已经看不到危机阶段。③如果可以把经济周期中的波峰年和波谷年在经济增速方面的落差超过10个百分点的称为强波周期，把5～10个百分点的称做中波周期，5个百分点以下称做轻波周期，那么，1950年以后美国发生的8次衰退和危机中，只有第1次可以称做强波周期，后续的6次为中波周期，最后1次为轻波周期。还要提到：1992～2004年，美国经济已经实现了持续13年的正增长。这就根本改变了二战以前（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呈现出的强波周期的状况。这同时意味着经济周期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已经大大减轻了。

表1　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比上年增长，单位：%

续表

资料来源：《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6），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国际统计年鉴》（1995～1998）、《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经济日报》2005年4月13日第7版。

决定上述经济周期变化的根本因素，是有国家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当然，也还有其他多种因素。举其要者有：①二战以后，经济全球化获得了空前未见的大发展，各种国际经济组织（特别是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纷纷建立和蓬勃发展。②掌握了世界生产和贸易大部分的跨国公司的大发展，由此带来的生产集中度的提高，内部计划性的加强以及经营战略的变化。③中间阶层在社会各阶层中比重的上升。④公共财政的建立、发展及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增加。⑤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⑥经济信息化的发展。⑦宏观经济学以及经济预测科学的发展和技术手段的现代化。⑧在政治民主化的条件下，选民意见（如要求低失业和低通胀、反对衰退等）和政治家偏好（如追求政绩、争取连任等）在这方面也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以上各项因素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危机的机制，但却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缓解了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以及生产上的盲目性。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在经济周期方面发生了积极变化，但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强化了各种经济风险，这一点特别突出表现在金融方面。在现代经济条件下，随着金融的深化，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金融不仅作为独立的产业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上升到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中枢地位；同时，各种金融风险也异乎寻常地加大了。这样，随着金融风险的积累，再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就会引发金融危机，并对其他领域的危机发生重大影响，甚至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随着古典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危机基本形态的相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大大缓解了。而且可以设想，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尽管经济的周期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但作为周期的一个阶段的危机是可以消除的。美国从1992～2004年长达13年的实践已经开始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情况表明：在基本经济制度已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根本变革它可以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作为配置社会生产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体制的大变革，也可以在发展生产方面发生重大的促进作用。对后一方面的巨大作用，仍需进一步做充分的估计。

上述历史可以给人们以重要启示。①经济危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必须认真对待。②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缓解经济危机方面具有巨大的作用，必须充分重视这种体制的作用。

（三）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周期的历史演变

以经济增长波峰年为标志，新中国成立以后已经经历了八次经济周期。

第一周期。“一五计划”时期开始时，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在国民经济中已占了主导地位，而这种经济体制内含着投资膨胀的机制。同时政府推行强速战略，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还长期片面推行非均衡战略，重点发展重工业。于是，作为经济增速第一推动力的投资急剧膨胀，因而1953年经济增速达到了15.6%，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经济周期的波峰年。但是，主要由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速的急剧上升，必然遇到投资品以及作为基础产业的农业产品的供给的强烈制约，在客观上迫使经济增速急促下降。而且，这时政府也主动运用行政命令手段对投资进行了调整。于是，1954年经济增速下降到4.2%，这次周期波动幅度达到11.4个百分点，是一次强波周期。

第二周期。1956年，计划经济体制的阵地得到了进一步扩大。由于毛泽东“左”的思想开始发展，从1955年下半年起先后发动了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速度方面的所谓“右倾”思想的批判，于是1956年经济增速又猛增到15%，成为第二周期的波峰年。但由于周恩来和陈云等领导人的努力，1957年及时进行了调整，使得这年增速下降到了5.1%，才没有酿成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这次周期经济增速波动幅度达到了9.9个百分点，又是一个近乎强波周期。

第三周期。1958年，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得到进一步强化。特别是由于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方面急于求成、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左”的路线占了上风。于是，1958年经济增长跃进到21.3%，成为第三周期的波峰年。于是，在1959年上半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但由于毛泽东“左”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1959年夏季庐山会议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把“大跃进”延伸到1960年，致使1961年经济负增长27.3%。与1958年增速相比，落差达到48.6个百分点。这样，不仅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超强波周期，而且第一次形成了由危机阶段构成的经济周期。但这是一次由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作用叠加而形成的周期。

第四周期。由于传统体制和战略的作用，1970年经济增速又迅速上升为19.4%，是第四个波峰年。其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1976年竟然负增长1.6%，落差为21个百分点，成为第二个超强波周期和第二次经济危机。但这是一次政治性的经济周期。

第五周期。也是由于传统体制和战略的作用，1978年经济增速又上升到17.7%，成为第五个波峰年，史称“洋跃进”。到1981年，经济增速下降到5.2%，落差为12.5个百分点，也是一次强波周期。

第六周期。由于传统体制和战略的作用，以及转轨时期的特殊矛盾（如新旧体制并存引发的问题），1984年经济增速又上升到15.2%，成为第六个波峰年。接着进行调整，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人曾经提出实行“软着陆”，但由于传统体制和战略的强大作用，也由于错误地估计了1986年的经济形势（即误认为1986年已经实现了“软着陆”），于是1987年又一次陷入经济过热。但这个周期的波峰年与波谷年的落差为6.4个百分点，是中国经济第一次进入中波周期。

第七周期。1987年是第七个波峰年，经济增速达到11.6%。接着进行调整，由于力度过大，形成了“硬着陆”，致使1990年经济增速下降为3.8%，接近衰退。这个周期的落差为7.8个百分点，也是中波周期。

第八周期。1992年经济增速上升到14.2%，是第八个波峰年。由于宏观调控得当，到1997年，增速下降到8.8%，接近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速合理区间的上限，^[2]实现了“软着陆”。其落差为5.4个百分点，更是一个中波周期，并接近轻波周期。

总结以上八个周期的发展，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基本共同点，也可以看出其中的某些特殊性。①就其发生的原因看，前五个周期都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占主导地位及其完全形成和强化，以及强速战略和非均衡战略形成的。对后三个周期而言，上述各项因素的作用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但还顽强地发生作用。同时转轨经济时期的特有矛盾也起了重要作用。②就其表现形态看，主要由投资急剧膨胀推动经济强速增长，因而必然引起投资品以及农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但在物价方面，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是抑制型物价，因而通货膨胀并不明显。但在进入转轨时期以后，产品价格逐步放开，因而在波峰阶段通货膨胀也明显和尖锐起来。③就其运动形态看，由于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而且每次经济增速上升的势头很猛，因而与大起相随，就是大落。④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样，政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很强烈，以至于在某些周期竟然能发生以经济总量水平下降为特征的危机，成为政治性的周期。⑤与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完全形成和强化，以及进入改革阶段后逐步弱化这样三个时期相适应，在波动幅度方面，也经历了由强波周期到超强波周期再到强波周期、中波周期的演变。

二、新一轮经济周期运行特征的形成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到来

如果我们以作为低谷年的1999年（这年经济增长7.1%）为起点考察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运行，就可以看到以下重要特点。

第一，就周期的构成阶段看，不仅不会出现由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相结合而形成1961年那种危机阶段（这年经济增长-27.3%），也不会出现由政治因素形成的1976年那样的危机阶段（这年经济增长-1.6%），而且也不会出现1990年那样近乎衰退的阶段（这年经济增长3.8%），仅仅由经济增长在合理的区间（7%～9.5%）运行的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构成。

第二，在经济上升阶段，不仅在上升时间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各个周期的最多年份，更是在合理增长区间上限线内运行的最多年份（年增长8%～9.5%）。在以前8个周期，上升阶段的上升年份（包括波峰年份）最多为3年，最少为1年；在合理增长区间的上升年份更少，最多为1年，最少为0年。而在新一轮周期，这两个数字均为4年。这是到2004年位置的数字，但依据目前的情况看，在合理增长区间上限线内运行的年份至少还可以延续到2010年。

第三，在这个周期的下降阶段，也将在经济增长合理区间下限线内运行（年增长7%～8%）。

第四，就经济增速波峰年份和波谷年份的波动幅度看，不仅不会是以往周期多次发生的超强波周期（波幅在20个百分点以上）、强波周期（波幅在10个百分点以上），也不会是中波周期（波幅在5～10个百分点），而是首次出现的轻波周期（波幅在5个百分点以内）。

将上述四个特点概括起来可以清楚看出：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特点真正是经济快速、平稳、持续发展。这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是第一次。

决定上述特点的有以下重要因素：

第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改革开放效应。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并成为这期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但这是否可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在释放生产能力方面已经走到尽头”的观点的论据呢？不能。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国际经验，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就国际经验来说，如果以市场经济发展较早的英国算起（英国在17世纪下半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在18世纪下半叶实现了产业革命），作为社会生产资源主要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已经经历了二三百年的时间。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看不到这种市场经济制度在释放生产力方面已经走到尽头。为什么中国市场取向改革才进行了20多年，就达到了这一步呢？就我国当前实际状况来看，更不能这样说。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在释放生产力方面还有巨大的潜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已有改革还远远没有到位；二是改革发展很不平衡；三是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其难度更大，但作用也往往更大；四是伴随改革的进展，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条件更成熟，方法更完善。这就使得改革仍将在一个长期内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二，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效应。我国原来的科技力量就有一定的基础。改革以后，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科技力量增长很快。但由于体制和投入等方面因素的限制，这方面的力量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其在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力仍然很大。而随着改革和建设的发展，就为发挥这种潜力创造了更好的体制、资金和技术条件。

第三，我国当前工业化中期阶段效应。这个工业化的阶段为我国今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多种重要的契机。主要包括：跨越式发展；由人均收入的提高带动消费结构从而产业结构的变化；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镇化提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社会中等收入人群比重的提高等。这些因素就会从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和供给两方面拉动经济增长。

第四，积累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全过程的宏观调控经验。这里所说的全过程包括以下四个阶段：①1992～1997年积累了经济“软着陆”的经验。这期间经济增长率由14.2%缓慢地下降到8.8%，处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上限（即9.5%）以内。②1998～1999年又积累了制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的经验。这两年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下限（即7%）以上。③2000～2002年积累了经济缓慢回升的经验。这三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7.3%和8.3%，均高于1999年。④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又积累了治理局部过热，避免经济大起以及必然大落的经验。这两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3%和9.5%，处于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上限线内。当然，上述经验还只是初步的，需要发展与完善。但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在国际上也不多见。它是知识形态上的一笔巨额的、宝贵的资本，是我国今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第五，大国的新内涵及其正面效应。我国原来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虽然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困难，但同时在市场容量大、廉价劳动力多和储蓄总量大等方面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众多有利条件。而现在我国虽不是世界经济强国，但已俨然是世界经济大国（当然，仍是发展中国家）。2004年，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制造业总量居第四位，其中172类产品产量居第一位；人力资本总量数额巨大；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位；引进外资位居第二位，2003年还居第一位。这种经济大国地位一方面使得我国拥有更大的强势资源加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使得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形成一定优势，为扩大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第六，中国仍然可以赢得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诚然，当前存在诸多影响稳定的因素。如就业压力大；农民收入增加缓慢，甚至部分农民收入水平下降；部分行政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贪污腐败；以及收入差别扩大等。中国能否实现稳定，是当前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能否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创造一系列条件，并要经历很长的过程。但只要措施得当，就可以把它控制在社会能够承受的限度，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多年来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党和政府有能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今后在这方面还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

第七，就当前的国际形势看，我们仍然可以赢得一个相当长的国际和平环境。这无疑是中国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所必需的国际环境。必须肯定，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就由原来存在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冷战局面走向世界多极化。这一点进一步使得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世界的主流。同时要着重指出：在世界多极化这个主流存在的同时，还存在一股一级化的逆流，即美国顽固推行的霸权主义。因为只有正确地认识这股逆流，并有效地同它进行斗争，才能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但同时也要看到：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多极化趋势，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和平、发展与合作是世界的主流。因而，我国仍然能够争取到一个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

总之，中国有许多有利条件，实现经济的快速平稳持续发展。对此，必须树立坚定的信心。

上述的新一轮经济周期运行特征及其决定因素确凿无疑地证明：中国在21世纪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着千载难逢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但像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一样，宏观经济形势的好和坏，是矛盾的统一体，二者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并相互转化。所以，我们说宏观经济形势好，并不否定它也有严峻的一面，也不否定它在一定条件下发生逆转。就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与之相关的情况来看，诸如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反弹压力很大，油电煤运的紧张状况并未根本缓解，农业发展滞后的局面也没根本改变，通货膨胀、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的压力以及财政、金融、外汇和外贸的风险也都很大，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差别过大，部分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高层经营管理人员贪污腐败严重，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面临着经济发达国家拥有众多科技优势的强大压力，在国际的产业和产品的垂直分工中处于低端的不利地位。进一步就深层次问题说，作为市场取向改革的两个基本方面的国有经济改革（特别是其中的大型企业和垄断行业）和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还处于攻坚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缓慢，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总体上不强。这些问题都会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阻碍我国经济的快速平稳持续发展，弄得不好，还可能使形势发生逆转。但历史经验表明：人类社会的大变革和大发展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但又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估计各种困难和风险，并认真加以解决。否则，就不可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平稳、持续发展。

三、抓住战略机遇期需要采取的基础措施：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

要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就必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经济的快速、平稳、持续增长。

为此，就必须在经济周期运行中的上升阶段防止经济过热，在下降阶段防止经济过冷。而从某种共同的根本意义来说，在我国现阶段，无论是过热，还是过冷，都是同经济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缓慢相联系的。因此，无论从即期来说，或者从长远来说，都需要着力推进经济改革、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但十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在这方面，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也是十分重要的。1992～1997年实行的紧缩的宏观政策，特别在是紧缩的货币，在实现经济“软着陆”中就起了重要作用。1998～1999年和2000～2002年期间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防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和实现经济回暖中也起过重要作用。2003～2004年，虽然还在继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前者已经逐步淡出，后者在2004年的取向上已转向适度从紧。同时适时适度地实行了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政策。这就有力地遏制了经济局部过热，避免了经济大起。

但是，这样的基础并不牢固，当前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仍然十分重要。①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9.5%，比去年第一季度下降0.3个百分点，与去年第四季度持平，处于我国潜在增长率的上限。②第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2.8%，比去年同期回落20.2个百分点。但这是以去年同期增长43%为基数的，因而投资规模仍然偏大。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建项目投资规模过大。去年在20万亿，今年3月末，同比又增长了26.7%。因此，投资膨胀压力仍然很大。③与此相联系，油电煤运的紧张状况并未根本缓解。比如，去年一季度拉闸限电省份为17个，下半年上升到24个，今年一季度为18个。④第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升了2.8%。但其中未包括居民住房价格，如果加上这一点，约为4.5%以上。还有，一季度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升了10.1%。可见，通货膨胀压力也很大。⑤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的农业滞后的情况，一时也难以根本改观。⑥居民消费水平虽在稳步上升，但消费率仍在下降。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了11.3%，农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了11.9%。^[3]但其增速比投资增速低得多，这就必然进一步拉大消费率已经过低的状况。

为了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要继续并完善已经并正在实行的政策措施，同时要对相关政策做出适当调整。

1.要下大力气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逐步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

从价值（货币）形态考察，过高的投资率，是投资膨胀在资金方面的基础。这一点，在当前经济总量已经达到巨大规模的条件下尤为如此。因此，当前消除经济局部过热，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首先就需要降低投资率，相应地提高消费率。

当前，我国工业化正处于作为资金密集型产业的重化工业阶段，又要补偿多年积累下来的环保和生态建设的巨额投资，可以而且必须高一些。但现在的问题是：投资率长期偏高，而2003年和2004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7.7%和25.8%，大大超过了消费增长速度。于是投资率也上升到47.39%和51.33%。2004年投资率比三年“大跃进”的最后一年1960年还要高出15.59个百分点，比经济过热的1993年也要高出13.59个百分点，真正是历史新高！

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表明：投资是多次发生的经济过热的第一推动力。但投资率过高的另一面就是消费率过低。这就必然会形成局部经济过热与部分消费不足并存的局面。当前我国大部分消费品供求是平衡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供过于求的。这就是部分消费品不足的有利证明。必须清醒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相对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的原理，即生产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主要由劳动者消费构成的有购买力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的原理，从一般意义上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适用的。因此，如果听任上述局面的发展，终究会酿成严重的相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降低积累率和提高消费率是相互联系的，但是又有区别的。因此需分别叙述。在降低投资率方面，当前需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①实现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向稳健的财政政策的转变；稳健的货币政策也需要适时适度调整其取向（详见后述）。这样做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可以直接降低投资率，而且可以通过各种手段间接抑制投资率增长，并从作为主要的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方面向各类市场主体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即控制投资的膨胀。②2003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局部经济过热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企业投资的盲目性的叠加而形成的。针对这两种情况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对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包括进一步实现政企分开，加快财税改革和建立公共财政以及干部制度改革等），加强依法行政，树立中央权威，广泛宣传科学发展来加以抑制；对企业投资的盲目性，则需要通过财税政策和信贷政策的诱导以及发布经济信息等手段，把它们的投资引导到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方向去。③对与经济过热相关的（不包括投资膨胀）引进外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的规模也需做出适当调整。毫无疑问，改革以来，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改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适当的、巨额的外汇储备，对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防患金融风险，加强国家安全，是完全必要的。但任何事物的发展均需要一个度。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已有议论。2003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局部经济过热，使得这个问题凸显起来。2003～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顺差一次分别达到了535.05亿美元和606亿美元，354.7亿美元和320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了1168亿美元和2067亿美元。这两年增加的外汇储备比1978～2002年增加总和还要多出379.4亿美元。这些因素无疑是促进这两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但也不能说同这期间投资膨胀、煤电油运供应紧张和通胀压力加大没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方面，不仅首先要花大力气在提高质量上下工夫，而且要在规模上做出适当安排。

当前我国消费率过低，除了受到投资率过高的限制以外，还受到居民收入率低、消费倾向低和消费预期不佳等因素的制约。但同时在这三方面拓展的空间都很大。因此，从这些方面着手提高消费率，是大有作为的。

当前在这些方面可以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1）提高居民收入。在这方面，当前有两个重点。

第一，提高农村居民（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这是首要的重点。200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后者是前者的3.2倍。如果在考虑到城乡福利待遇的差别，这个倍数还大得多。而在全国近13亿人口中，农村约占60%。为此，一要依据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和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财政支出要向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教商等方面倾斜。二要通过经济改革和科技兴农等措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样，就可以逐步地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第二，提高城镇居民（特别是其中的低收入的居民）的收入水平。为此，①要积极扩大就业。这是城镇居民收入的基础工程。这就需要提升就业率在宏观积极调控中的地位。当前还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正确方针，就业率的重要性还难以同经济增长率相比，甚至还难以同通货膨胀率相比。但又确实需要把提高就业率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能仅仅让提高就业率单纯服从积极增长率的需要，而是要兼顾提高就业率的需要。而所谓兼顾又不能只是满足于把失业率控制在预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的限度内。当然，在我国当前情况下，做到这一点是完全必要的，而且绝非易事。但这仅仅是第一步。要有条件、分步骤地把农村这个数量极其巨大的就业群体纳入就业调控的范围。事实上，多年来，农村就约有一亿人进城务工。忽视这个重要现实，而单纯讲控制城镇登记失业率，是远远不够的。如果长此以往，势必人为化地极大限制了就业面的扩大。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要以大力推进城乡二元体改革为前提的。这是其一。其二，要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们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在这方面，如果把它同现代化建设对立起来，是不妥的。毫无疑问，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大力发展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但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不利于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这一基本优势，恰恰是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在这方面，如果把它同积极增长方式的转变对立起来，也是不妥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本质是要在生产中节约社会生产资源的耗费。就这点来说，无论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资金密集型产业或技术密集型产业都有一个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诚然，如果单纯地孤立地就这三种产业的比较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节约劳动资源方面远不如资金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但如果放眼整个国民经济，那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势那就根本谈不上节约，而是最大的浪费。这里还未提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实现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三，还要提升手工业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多层次性，人民生活需求极为复杂，手工业由悠久历史形成的优良技艺。这样，发展手工业不仅有利于扩大就业，而且有利于发挥各种生产潜力，促进生产发展，以及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以上三个方面都要彻底放弃那种不符合我国国情的观念，同时还要在财税、信贷和法制建设等方面采取有利于扩大就业的措施，特别是在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上要采取得力措施。②在扩大就业的基础上，还要提高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格过低是当前我国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最突出的表现。整体说来，中国农民工工资低于城市工工资。这其中有合理因素，但工资过低则是明显事实，特别是占到城镇就业人数约30%的农民工工资过低，这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劳动成本低，在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提高企业的积累等方面都有好处。但它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近年来，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发生的民工荒，就是这方面的最明显的信号），不利于克服内需不足。因此，必须逐步改变劳动力价格过低状况。这种情况的形成，有历史原因，有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原因，也有由法制不健全导致劳动者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特别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改革。因此，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当前需要采取以下措施，要整顿和规范劳动力市场，要建立规范的劳资谈判机制，要发布和调整工资指导线，要加强法制建设，要发挥工会的作用，特别是要大力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要通过这些，逐步提高劳动力价格。

（2）提高消费倾向。农村居民和城市低收入居民是消费倾向最高的两个社会群体，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同时也就意味着从最主要方面提高了消费倾向。

（3）改善消费预期。当前我国消费预期不佳，主要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建设也没有真正到位，义务教育费用部分地还由人民自己负担，再加上乱收费，致使教育费用过高。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本来水平就不高的即期消费，致使储蓄率过高。而储蓄率过高，不仅会降低即期消费水平，而且会成为投资率过高的基础，从而会成为加剧投资膨胀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改善消费预期，需要加速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不同层次的，包括养老、事业和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时，需要加快公共财政建设，并规范教育收费。当然，为了提高即期消费水平，还需要建立健全社会和个人的信用制度，改善金融业的信贷服务，转变消费观念，以促进消费信贷有一个大的发展。

2.调整和完善产业结构政策

从使用价值（物质）形态考察，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不过是结构失衡的表现。因此，要消除经济局部过热。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还需要调整和完善产业结构政策。这包括三个重要方面：

（1）把发展农业放在突出的位置，加速农业的发展。按照经济规律，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增加值、劳动力和人口的比重会逐步相互适应地下降。但我国的问题是：一方面，农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显著下降；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还保持了很大的比重。1952～1978年，农业增加值的比重由50.5%下降到28.1%；到2003年，再下降到15.2%。在上述两个时期内，农村劳动力比重和农村人口比重一次分别由83.5%下降到20.5%，再下降到49.1%；由85.6%下降到82.1%，再下降到59.5%。^[4]这种状况必然极大地妨碍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村人均收入的提高。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农业作为基础产业作用的发挥。特别是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农业的“瓶颈”作用就突显出来，农产品价格也因供给短缺而上扬，成为推动通货膨胀的最重要因素。而在下降阶段，由于农民人均收入低，又成为消费需求不足和促进通货紧缩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所以，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发展，发展农业是一项基础工程。

诚然，近几年来，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多予、少取、搞活”农业等一系列方针，2004年以来，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年粮食产量达到46947万吨，改变了粮食产量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实际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农业基础脆弱的状况，没有也不可能在一年内根本改变。因此，一是大力推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如果不说各国的差别，那么在工业化过程中先后相继地都发生过两种趋势：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农业为工业提供资金；在工业化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就要反哺农业。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启动工业反哺农业政策方面，不能算早，甚至说晚了一步，因而更需大力贯彻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二是继续推进包括农业经营制度、税收制度、农产品流通制度和金融制度在内的各项改革。三是继续实行科教兴农方针。四是加强作为当前农业发展关键环节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建设。这首先是保证农业（特别是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迫切需要，进而是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的需要。1990年以来，我国曾经多次发生粮食减产。199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44624万吨，1991年下降到43529万吨；1993年为45648.8万吨，1994年下降到44510.1万吨；1996年为50453.5万吨，1997年下降到49417.1万吨；1998年为51229.5万吨，此后连续5年减产，到2003年下降到43069.5万吨，比1990年的产量还要低。发生这种状况，有多种原因。诸如：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实现了家庭承包经营制以后，忽视了包括农业生产、流通和金融在内的改革，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还错误地实行了本质上还是计划经济性质的粮食购销政策；忽视了农业比较效益低对农民生产粮食积极性的严重影响；不仅工业反哺农业政策迟迟没能出台，而且农村税费负担趋于加重；等等。但就粮食生产的物质基础来说，就是由于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不强。这个教训表明：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建设，对于实现农业稳定增产至关重要。但很显然，这项建设还是保证作为国家最重要战略物资的粮食安全的需要；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因为这项建设过程就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2）适度地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即以比工业增速更高的速度发展第三产业。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由来已久，当前已发展到很离奇的地步。在1952～1978年建立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8.6%下降到23.7%。改革以来，到1994年这一比重上升到34.3%，其后十年虽有波动，但总的趋势是下降的，到2004年下降到31.8%。这不符合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规律。国际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首先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上升；接着不仅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也下降，只有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诚然，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低，有统计低的因素。但即使考虑到这一点，其比重也是过低的。但从实现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发展的视角考察，从整体上说来，发展第三产业需要的投资比较少，在经济增速上升阶段，对缓解可能出现的内需不足也大有好处。发展以服务业（包括为生产服务和为生活服务两部分）为特征的第三产业还是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物质精神生活的重要条件。发展现代服务业，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服务业对缓解环境、生态和资源的压力也有重要作用，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有利的。总之，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会有多方面的好处。

但是，提出适时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以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为依据，而且是以第一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已有强大发展作为物质基础的。而且，在这方面，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是不同的。对第一产业来说，提出加速发展是可能实现的，但如果提出有限发展，则是不现实的。而发展第三产业则不同，从总体上说来，它不像发展农业那样，会受到土地这种自然条件的限制，也不像发展工业那样，会受到资金、人才和资源的限制；而且生产门类极为众多，社会需求极为巨大，发展空间极为广阔，而我国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改革深化和非公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又在这方面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据此可以认为，适度优先发展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尽管由于体制、战略和理论等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第三产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但在1952～2004年的53年中，仍有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速超过了工业（其中连续两年超过的有三次，连续四年超过的有一次），有6年接近工业（即增速已比工业约低1个百分点）。这样，共有19年，约占53年的2/5。这一历史经验证明：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何况当前优先发展第三产业还有更多的有利条件。

提出这一点，也是借鉴了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优先发展轻工业的经验。“一五”时期我国依据国内外形势提出和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后来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片面推行这一方针，造成了轻重工业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改革以后，就采取了加快发展轻工业的措施。1980年国务院决定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的原则，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的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这实际上就是推行优先发展轻工业的方针。这样，到80年代中期，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就协调了。这一历史经验又启示我们在一定条件下，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也是可行的。

（3）在保持工业适度快速增长的同时，适当降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并相应提高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如前所述，到1985年，我国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就趋于协调了。此后一直到1998年，都大体上保持了这种协调关系。1986～1998年，轻重工业产值的对比关系是在46.3%～49.4%、53.7%～50.6%的幅度内波动。但在1999年以后，主要是2003年以后，这种对比关系又开始陷于不协调状态。在1999～2003年五年间，轻工业产值比重由41.9%下降到35.5%，重工业由58.1%上升到64.5%。这一点同这期间重工业发展过快直接相关。这五年重工业增速依次13.6%、20.1%、16.3%、19.1%、33.4%；依次比轻工业高出2.3、6.9、3.9、2.0、8.6个百分点；2004年又高出3.4个百分点。^[5]诚然，当前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重工业速度可以而且必须高一些。但现在的问题是重工业发展速度过快了。还要说明：1999年以后，重工业比重上升同统计口径变化也有关系。在这以后，工业产值的统计范围只包括国有和非国有规模以上的工业，这就会在一定程度内降低轻工业产值的比重。但即使按同一口径计算，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也过快。在1999～2003年5年中，重工业产值比重就提升了6.4个百分点，其中2003年一年就比上年提高了3.6个百分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每一次经济过热，重工业增速过快都成为带头年。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局部过热亦是如此。由于重工业发展速度过快，就会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并由此引起煤电油运再次紧张，但同重工业本身特点也有一定的联系。重工业产品除了满足其他产业、生活消费和出口的需要以外，相当大部分是满足自身需要的，具有自我循环的特点。因而在一定的时限和程度上，重工业增长并不会受到前一方面的制约。这样，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经济趋于过热时，它会掩盖经济过热的程度，并成为促进和加剧经济过热的因素；而在下降阶段，经济趋于过冷时，启动重工业比启动轻工业又要难得多，成为延迟和延长衰退的因素。

因此，当前适当降低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是治理经济局部过热，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就我国当前情况来看，无论是调整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还是调整产业结构，都需要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和本地政策来实现。下面分别论述这些政策。

3.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向稳健的财政政策的转变，并继续推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适应宏观经济形势由防止过冷到防止局部过热的转变，1998年开始实行的积极（扩张）财政政策，需要转变到稳健（中性）的财政政策。按照财政部的说明，所谓稳健的财政政策，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6]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适当减少财政赤字。2005年，安排中央财政赤字3000亿元，比上年预算减少198亿元。1998～2003年，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中央预算赤字与上年持平。而2005年，中央预算赤字是七年来的首次下降。中央预算赤字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由2000年的最高点2.9%，大约下降到2005年的2%。二是进一步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2005年，拟发行长期建设国债800亿元，比上年减少300亿元，同时增加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建设投资1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是从1998年开始发行的，当年为1000亿元，随后上升到1100亿元和1500亿元。2003年到1400亿元，2004年再减少到1100亿元。2005年长期建设国债支出结构也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主要用于两项需要：①加大对薄弱环节的投入。如加大对“三农”、社会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的投入。②支持地区发展。如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支持项目需要国债资金继续予以支持。这样，无论从长期建设发行规模或其用途来说，都可以认为，原来实行的以发行大量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特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完成了到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变。

1998年以来，实行了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但在开始一个阶段，适应防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的需要，它们取向是适度从松的。而在2003年下半年以来，适应治理经济局部过热的需要，它的取向转到适度从紧。鉴于当前经济局部过热已经得到抑制，而且考虑到去年的适度从紧的滞后效应，为防止紧缩过度，今年取向又回到不松不紧。其内容一是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总量方面。2003年12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比上年末加快了2.8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比上年末增长18.7%，增幅比上年末加快1.9个百分点。2004年12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比上年末增长14.6%，增幅比上年末回落5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比上年末增长13.6%，增幅比上年末回落5.1个百分点。2005年，货币政策的预期目标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狭义货币供应量均预期增长15%，低于2003年，略高于2004年。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2003年为2.77万亿元，比上年多增9177亿元；2004年为2.26万亿元，比上年少增5100亿元。2005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的预期目标为2.5万亿元，比2003年低2700亿元，比2004年高2400亿元。二是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结构调整的力度，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各项消费政策的实现。三是在实现上述两项任务的过程中，要改善金融调控方式，着重完善间接调控机制，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发挥利率杠杆的调控作用。为此，要总结近几年来在这方面的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它。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货币政策三大工具都得到了较好应用。①2003～2004年，央行两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虽然分别只上调了1个和0.5个百分点，却产生了很大的市场效果。20世纪90年代央行也曾多次调整准备金率，且调整幅度大大高于这两次，但市场几乎没有反应。这说明我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已经很高。②公开市场操作日臻成熟。央行在市场上通过公开买卖国债，向商业银行体系放松或收紧银根，从而起到调控货币供应量的资源，使稳健货币政策的执行得以保证。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以及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形成的货币供给的快速增长，央行在国债买卖之外加大了央行票据的发行，以冲销人民币的过快增长。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量2003年达到14万亿元左右，2004年也有近12万亿元，大大超过其他证券市场的交易量。③利率手段的运用日益重要。2004年初，商业银行和信用社贷款利率的浮动上限被放宽至央行基准利率的1.7倍和2倍。到当年10月，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1.27个百分点，同时放开了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的下限和贷款利率的上限。特别是后一次利率的调整，虽然幅度很小，但对市场的影响很大，甚至国际金融市场和一些国际原材料市场的价格都因之下跌。这说明我国市场经济进程和经济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央行还通过票据再贴现政策、窗口指导以及发布市场对某些风险的提示来实施宏观调控。可见，央行不再依赖单一政策，而是运用一系列微调手段，达到综合的效果。这种组合拳式的调控方式，将是今后的主要调控手段。^[7]④要继续加强对金融企业的监管，确保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

4.提升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战略地位，实行严格管理的土地政策

土地和资金、劳动力都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理应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我国原本人均土地很少，土地是最紧缺的资源。而在当前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作为支柱产业的建筑业的作用会提升，城镇化也会提速，其战略地位就显得更为重要。这不仅在理论上说是这样，在时间上也是如此。1993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针对经济过热的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特别是在把信贷这个闸门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这样，不仅制止了经济过热，而且于1997年实现了经济“软着陆”。这在新中国经济史上是一个首创。

但从后来总结经验的角度来说，当时由于缺乏经验，没有把土地政策放到应有的地位；否则，其调整效果还可能更好一些。而面对2003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局部过热的情况，党和政府强调同时把好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并于2004年修改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务院还做出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还依法广泛开展了以开发区为重点的全国土地市场的治理整顿，取得了显著成效。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全国撤销各类开发区4813个，占开发区总数的70.1%；核减开发区规划用地面积2.49万平方公里。占原来规划面积的64.5%。^[8]可见，提升土地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战略地位，完善土地政策，严格管理，在制止这次局部经济过热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一大发展。

【注释】

[1]本文摘要载于《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日第6版，主要内容载于《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10期。

[2]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内，即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在实现充分就业和不引发加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可能达到的可持续的最高经济增长率。但在我国，潜在失业人口数以亿计，要实现充分就业，需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因而不能完全套用这个定义。但其中提到的“可能达到的、可持续的最高经济增长率”的说法是可取的，而且可以采取简便而又较为可靠的办法做到这一点，这就是长时间的年均增长率。我国改革开始以后的1979～2004年的年均增长率为9.4%，这可以看做是潜在增长率。但它有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其下限可以定为7%，上限可以定为9.5%，合理的增长区间为7%～9.5%。

[3]《经济日报》2005年4月21日第1～2版。

[4]《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54、95、120页。

[5]《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516页；《经济日报》2005年4月25日第9版。

[6]《经济日报》2005年4月9日第1～2版。

[7]参见《人民日报》2005年4月15日第9版；《经济日报》2005年3月21日第9版。

[8]《经济日报》2004年8月20日第5版、12月1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