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回顾和文献资料介绍

二、学术回顾和文献资料介绍

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研究中财委在新中国第一年活动的论著，对中财委活动的叙述一般只是包含在经济史、共和国史以及陈云生平与思想研究中。所以，对本课题研究状况的考察，需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济史、共和国史和党史及陈云生平研究几个方面来进行。以下分三个阶段介绍这些方面的学术研究情况和部分重要资料集的出版所起的学术功能。

（一）1949年10月至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经济学家，如马寅初、薛暮桥、王学文、陶大镛、千家驹、许涤新、孙晓村、杨波、吴江等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当时国家财经政策进行评析，但因新中国刚刚成立，这些文章难免带有很多局限性。中国经济论文选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一九五〇年中国经济论文选》（共8辑）^[4]，收集了这个时期的重要经济论文、调研报告、社论等，上述经济学家的部分研究成果包括其中。这套论文选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和国家财政方针政策作出了重要阐释，对人们了解新中国初年财经工作方针的基本内容，以及政策实施的初步效果有重要帮助。

国庆10周年前后，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和重要的经济研究机构，围绕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重大历史性课题，出版了一批专著。围绕过渡时期的问题，薛暮桥等集体撰写了《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初稿）》^[5]，许涤新撰写了《中国过渡时期国民经济的分析》^[6]。这两部著作对人们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状况，解放第一年的社会改革，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产生、经济领导地位的确立等问题，有重要启示。围绕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倩华等编著了《七年来我国私营工商业的变化（1949—1956年）》^[7]，吴江撰写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改造问题》^[8]，薛暮桥、苏星、林子力撰写了《中国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9]，中央工商业行政管理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主义改造研究室联合编撰了《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0]、《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1]、《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2]。这些专著，对中国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情况及其特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经济在稳定物价斗争中同资本主义经济在市场中的较量，统一财经、调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一些主要政策措施，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等问题都进行了研究。虽然这些著作基本上是介绍性的，但其中仍包含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和见解。

物价的稳定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1963年由国家物价委员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四个单位的十几位研究人员设立了新中国物价专题史料编写组，从1963年春至1965年春，经过近两年的工作，查阅了大量原始资料，着手撰写了从新中国成立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物价专题史料共20多个^[13]，书名为《新中国物价专题史料》^[14]。后因政治运动频繁，此书一直未能出版，编写组搜集的大量原始资料全部失散，20多个经过整理的专题史料侥幸被分别保存下来，直到1984年才成书并在内部发行。这本专题史料集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物价问题的研究，无论史料还是观点，时至今日都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当时还有两本内部编印的资料集，为以后学界了解和研究1949年国家财经情况，以及中共中央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特别是中财委的工作情况提供了翔实的材料。一本是1950年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编撰的《1949年中国经济简报》，其中不仅综合评述了1949年财政经济情况，而且还分别叙述了农业、工业、交通、贸易、财政金融方面的情况。另一本是1960年国家统计局编撰的《我国国民经济问题研究资料》，这本资料分专题介绍了新中国成立10年来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变化及变革情况，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情况，以及财政、信贷、物价政策、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情况。还有一本公开发行的、由财政科学研究所编辑的《十年来财政资料汇编》^[15]，也为学界了解新中国第一年的财政经济情况提供了帮助。这三部书不仅仅起着资料性的作用，而且其中渗透着国家重要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和研究者对当时国家经济政策及执行目标的看法，从学术的角度看，也为新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不少有见地的认识。

由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辑的《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49—1950）》^[16]，从预算和决算、税收、盐务、金融、贸易、海关、工业、铁道、公路、航务、农业、林业、水利、劳动、合作、工商管理等财政经济工作方面，提供了政务院主要的法令和指示，也包括中财委及下属部、行、署的重要文件。这本法令汇编，对人们从宏观上了解和研究新中国第一年中央人民政府的财经方针和政策给予了直接帮助。特别是中财委的工作是在政务院领导下进行的，研究中财委，了解政务院的方针和政策是必要的前提。

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出现对中财委的专门研究，中财委的活动包含在对整个国家经济政策、方针和活动的叙述中。至于20世纪7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基本上是停滞的，笔者没有收集到这一时期有关新中国第一年财经工作的研究成果。

（二）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研究情况

20世纪80年代初，对中财委主任陈云的研究开始有了不少独立的成果，涉及陈在新中国第一年活动的研究成果有赖诗逸的《陈云同志对党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形成和发展的贡献》^[17]、王杰的《陈云经济论著研究》^[18]等。这一阶段，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是党史研究的热点^[19]，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稳定物价的斗争，是共和国史研究中的热点^[20]。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都谈到陈云的活动和思想，但还没有把中财委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提出来。

柳随年、吴群敢主编的《恢复时期的国民经济（1949—1952）》一书^[21]，是笔者目前见到的20世纪50—80年代唯一专门研究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专著。这部著作仅有10万字，是黑龙江出版社计划在内部发行的四册中国经济发展丛书的第一本^[22]，书后附有统计资料及经济大事记，是较为正规的学术著作。此书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三年恢复时期党和国家领导新中国经济工作的历史进程，中财委和陈云的重要活动及思想在本书中都有直接体现。

80年代，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有了重要进展，出现了较有分量的经济史研究专著，如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23]。在这部书中，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研究框架已初具规模，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得到较为系统的梳理；但该书在叙述中没有专门提及中财委以及陈云的思想与活动。稍后出版的宋春台、宋新中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简史》^[24]，除有前者的研究特点外，对陈云在国家财经活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有了专门叙述。如陈在中财委的成立、召开上海财经会议、稳定物价斗争、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统一财经等新中国第一年的重要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有专门论述，这在以往的党史、共和国史、经济史的专著和论文中是鲜见的。

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5]一书，对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个案研究。因为上海是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具有旧中国历史条件下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基本特点。所以，这一研究成果对于认识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有着典型意义，新中国第一年所进行的私营工商业调整自然包括在其中。

进入90年代以后，学术界和理论界加大了对陈云生平与思想的研究力度。1990年中共中央在文献研究室设立了专门研究陈云的机构——陈云研究组。陈云研究组成立后，邀请部分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并同陈云接触较多的老同志，包括曾参加中财委工作的老同志撰写回忆和纪念文章，编辑成《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26]一书。薛暮桥、张劲夫、戎子和、程子华、周太和、梅行、杨波等老同志的回忆文章，都涉及中财委与陈云在新中国成立第一年的历史活动；杨波还特别叙述了陈云领导中财委时拟定的“依靠各部、相信大区”的八字工作方针。

随后，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四十年》多卷本，在第一卷中，编者将陈云作为经济学家，介绍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稳定物价的一系列思想，并作了研究性的评价^[27]。

与当时中国经济生活的背景有关，90年代前期，学术界比较关注政府对于抑制通货膨胀政策的研究。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抑制通货膨胀十分成功，所以，这段历史的研究十分引人关注。龚建文的《建国初期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和经验》^[28]专门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稳定物价、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和经验。马洪、高尚全合著的《中国通货膨胀研究》^[29]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府治理历次通货膨胀的情况作了研究，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通货膨胀治理在书中有专节介绍。上述两个成果都是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货膨胀治理问题的。

与解决通货膨胀紧密相联的，是稳定市场物价问题。在这个阶段，党史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了新的成果，如钟廷豪的《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市场物价问题》^[30]，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市场物价面临的形势，以及党和政府为稳定物价从体制上、政策方针上采取的应对措施进行了初步分析。

国营经济的建立，是新中国第一年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涂克明的《国营经济的建立及其在建国初期的巨大作用》^[31]，对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建立的历史过程、历史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叙述与分析。

1995年陈云诞辰90周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召开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学术界推出不少研究陈云的新成果。其中有关陈云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思想与活动的研究论文有李海的《陈云同志与上海财经会议》、马巧良的《陈云建国初期在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工作中的历史作用》、姚会元、邹进文的《陈云指挥治理通货膨胀的“淮海战役”及其物价工作思想》、潘石的《陈云的反通货膨胀理论及对策》，以及夏兴国的《陈云恢复时期经济思想研究》、汪海波的《对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考察》等^[32]。这些论文的研究中心多集中于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初年领导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的历史活动。

1997年，党史学界推出刘宋斌的《中国共产党对大城市的接管（1945—1952）》^[33]。书中着重搜集了北京、天津、上海、沈阳、西安、杭州、广州、重庆等城市有代表性的接管史料，研究和反映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中共的城市接管工作。这是笔者目前见到的唯一专门研究中共城市接管工作的专著，它开阔了本课题研究的历史视野。

国庆50周年前后，共和国史和经济史学界推出一批有分量的通史和专门史，比如成致平主编的《中国物价五十年（1949—1998年）》^[34]、汪海波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史》^[35]、苏星著《新中国经济史》^[36]、沈立人主编的《中国经济·重大决策始未》^[37]、刘仲藜主编的《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38]、项怀诚主编的《中国财政50年》^[39]、刘佐主编的《中国税制五十年》^[40]、尚明主编的《新中国金融50年》^[41]、孙健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1949—2000）》^[42]、林蕴晖著《奠基创业（1949—1956）》^[43]等。这批专著的主编和主撰者多为著名学者，其中有的还从事过经济领导工作，所以其研究成果材料扎实、观点准确，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学术价值；而且历史论述比以往更具个性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人所起的重要作用，都得到直接的体现。这批专著的出版，标志着共和国史、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共12卷^[44]先后问世。这套资料选编为新中国成立初年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套资料编辑的基础上，先后有两部高质量的研究专著问世，一部是由董志凯主编的《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45]，一部是由吴承明、董志凯共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年）》^[46]。笔者认为，这两部专著代表了这一时期学界对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研究的最高水平，对新中国第一年财经工作的研究同样也达到了最高水平。

另外，还有两部内部发行的史料集应该提到。一部是从1982年开始，财政部综合计划司陆续编辑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47]，这套史料集从1950年起至80年代，按时间顺序分专题（其中包括财政管理体制、国家预算决算、工商税收、国营企业财务等）收集了国务院和财政部正式下达的有关文件。这套史料集收辑的文献完整，与以摘编形式编辑的《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互为补充，为研究者研读和运用新中国第一年财经工作史料提供了方便。另一部是中国人民银行国库司编辑的《国家债券制度汇编（1949—1988）》^[48]，这部资料集专门收集了国务院、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1949年至1988年颁发的有关国家债券的制度、办法和规定等方面的文件，为学者们研究1950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提供了较为系统的材料。

这一阶段有大量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集、文稿、文集、专集问世，其中有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的著作，有新中国成立前后主管过经济工作的陈云、董必武、薄一波、李富春等人的著作，还有当时各大行政区主要负责人叶剑英、李先念、张闻天、王稼祥、彭真等人的著作，以及他们的年谱、传记等。这些编研成果为学界认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一些重大经济工作决策的形成和落实，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资源和观点方面的启示。特别是薄一波撰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49]，直接叙述了中财委的历史活动，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鲜活和可靠的历史材料。

另外，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回忆录与文集的出版，则进一步丰富了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初年经济工作研究的资料和见解。《薛暮桥回忆录》^[50]以薛的亲身经历专门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初在陈云领导下中财委所进行的工作。《马寅初全集》^[51]第14卷中收集的部分文章涉及新中国第一年财经工作的分析，如《〈共同纲领〉中之经济政策》、《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问题》、《新中国现阶段统一财经工作的轮廓》、《调整工商业（公私关系）（要点）》等，这些文章反映了这位时任中财委副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对中共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理解。

在这个阶段已出现专门研究陈云的论文和论著。值得提出的是刘书楷撰写的《陈云与新中国财经工作的起步》^[52]一文，对陈云在中财委组建、稳定金融物价、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中的活动进行了综合性研究，认为陈在上述历史活动中，为新中国财经工作的顺利起步以及国民经济的恢复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这是为数不多的一篇专门研究陈云与中财委在新中国第一年历史活动的论文，但研究视角集中在是陈云，而没有扩展到整个中财委。对中财委机构的研究，除个别老同志的回忆文章有所涉及外，在这个研究时段仍属空白。

（三）进入21世纪至今的研究情况

进入新世纪，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济史和共和国史研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研究涉及的面越来越宽，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对中国公私经济互补关系的研究^[53]、对外汇管制的研究^[54]、对失业问题治理的研究^[55]、对市价与牌价关系的研究^[56]、对市场与政府配置资源作用消长问题的研究^[57]、对救灾度荒工作的研究^[58]等。

第二，出现新的研究视角。如从民族国家整合、执政党合法性基础等政治学概念来探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短时期内解决国民党政府十余年未能解决的社会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百年中国政治的黑暗和无序决定了新中国民族国家整合的合法性^[59]。也有的学者通过对人民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有益于广大民众的政策措施，考察中共所获得的较丰厚的执政基础^[60]。这一新的研究角度的出现，使人们得以从更深的层面总结中共执政经验。

第三，有了独立于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研究成果，比如对1950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系列专业会议的研究^[61]等。《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始末》^[62]一文，是目前笔者见到的唯一专门研究中财委的文章。该文对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筹备、建立及其工作，直到转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所经历的三个阶段作了初步的研究叙述。这篇文章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资料信息。金冲及的《老一代革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过程中的历史贡献》^[63]和《新中国的第一年》^[64]两篇文章，对开国第一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另外，黄小同的《“四面八方”政策与建国前后城市经济的恢复与发展》^[65]、胡鞍钢的《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66]，对新中国起步时至关重要的指导方针和历史条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这两个问题的专门研究，为学者们从宏观上认识和理解新中国初年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在财经工作方面的重要举措提供了启示。

第四，学界推出一批较有分量的专门史研究成果。比如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67]、赵梦涵著《新中国财政税收史论纲（1927—2001）》^[68]、杨希天等编著《中国金融通史》第六卷（1949—1996）^[69]，都从某个特有角度叙述了新中国第一年的财经工作，有利于丰富研究者的视野。

第五，台湾学者对新中国初年的历史也进行了研究。2002年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召开的“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挑战与思考”学术研讨会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永发提交了《国家汲取能力的遽增：中共建国之初上海和天津》^[70]，文中他以1950年初期的天津、上海为例作个案分析，尝试说明1950年初期中共税务工作的成就及其局限性。

第六，在研究资料的编辑上有很大进展。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了《陈云年谱》和《回忆陈云》，这两部书为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和中财委的工作提供了重要帮助。国家经贸委编辑的《中国工业五十年》，是一部综合性研究资料，其中第一部（1949年10月至1952年）对研究新中国第一年的财经工作有很大参考价值。该资料集除收集有中共中央、政务院文件，以及中央领导人的文稿外，还有大量的中财委及下属部、署、行，以及部分各大财委的文件。这些文件分别按法律法规、方针政策、领导文稿、计划规划、重要会议、主要工作、统计信息、调查研究、大事辑要等几个部分归类，较全面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在城市工商业中以及财政金融、物资供销、教科文卫、基本建设、对外经贸等各个方面恢复的情况，反映了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方针政策，以及中财委等下属机构的工作情况，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开阔的研究视野。2005年陈云诞辰百年时，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陈云文集》和《陈云传》，则为学者们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与中财委的活动提供了新的丰富的信息。

从上述学术状况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研究成果丰硕，但集中地对新中国第一年财经工作的研究，力度仍显不足，一般只是包含在国民经济恢复史和陈云生平研究中，缺少总体的综合性研究，无论深度和广度都有待于进一步拓展。要推进研究，就要选择新的视角。中财委在新中国首年财经工作中处于核心领导位置，也可以说是处在中共中央、政务院和各地区财委之间的枢纽位置。选择中财委为研究视角，对推进新中国第一年财经工作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以中财委为研究视角，透视新中国财经工作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专著，笔者尚未见到。所以说，这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