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综述与口述资料介绍

一、学术综述

明清以来，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通设施的改善以及人口的增长等因素，农村市场逐渐繁荣，具体表现在：商品更加多样，交易活动更加频繁，交易程序更加复杂，形成了固定且较为密集的集期（四川称“场期”）。由于农村承担了近代中国大多数的人口和资源，市场是农民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因此农村市场成为20世纪以来学者密切关注的对象。就目前而言，华北、江南和四川是农村市场研究的热点地区，20世纪初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对东北、华北和华东农村地区的调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高潮中刊发的农村社会调查报告，抗战时期中国农业银行和四川省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对四川地区的深入调查，以及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田野调查都给这些地区农村市场的研究保存了大量资料。既往研究多注重共和国建立之前，尤其是晚清和民国时期，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市场的研究相对缺乏。同时，对中国农村市场的人类学研究创造了诸多典范，如施坚雅笔下的川西高店子、脱鲁岱笔下的川西中和场、杨庆堃笔下的山东邹平。这些研究都是中国农村市场研究的典范区域，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民国，而共和国时期这些人类学家研究的典范区域经历了怎么样的变迁，目前尚缺乏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农村市场的研究趋于衰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明清两代市镇经济研究的发展和海外著述翻译增多，为农村集市、市镇的研究提供了学术土壤，其中以江南和华北两个区域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

傅衣凌先生在江南市镇经济的研究中，第一次完整使用了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三个关键词，框定了江南市镇经济研究的叙事结构和学术话语。台湾地区的学者刘石吉对于明清江南地区市镇的兴起、专业市镇的发展和市镇数量的分析带来了方法和视野上的突破。此外樊树志对于江南市镇网络以及市镇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角色有过深入研究，王家范亦对江南市镇的结构和专业市镇均有研究，洪焕椿从剖析明清江南农村综合型产业结构入手探求市镇经济兴盛的原因等等。^[1]华北地区农村集市研究大概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并很快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勾勒了华北农村集市发展的基本线索，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不同时期集市的格局、集市贸易与市镇的关系、集市的功能与作用等方面。其中，许檀在《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2]一书中对山东商业城镇和集市的发展做了深入研究，李正华的博士论文《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二十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3]对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的形成、发展、形式和特点进行了分析。此外，黄宗智、马若孟等人在对近代华北地区社会经济的研究中也涉及农村集市问题。^[4]

近年来学者们将施坚雅基层市场社区理论应用于华北地区集市的具体研究中，形成了一种检验式的研究，这一类研究对本文具有启发意义。王庆成的《晚清华北定期集市数的增长及对其意义之一解》^[5]研究了集市数量与人口和商品化之间的关系；《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6]一文运用丰富的方志资料对近代华北地区农村市场做了论述，并对施氏理论提出了质疑。朱炳祥的《“农村市场与社会机构”再认识——以摩哈苴彝族村与周城白族村为例对施坚雅理论的检验》^[7]以在彝区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对当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市场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市场是促进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构成与发育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必要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并认为施坚雅的“作为社会体系的市场结构”的基层市场理论似有修正必要。奂平清的博士论文《华北乡村集市变迁与社会结构转型——以定州的实例研究为例》，以社会学的方法对目前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农村市场进行了研究。该论文认为，农村集市交易的商品结构中工业品的比重越来越大，集市贸易人员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集市不再如施坚雅所描述的那样，不同层次的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商品的双向流动，乡村集市主要承担外部商品输入这种单向流动功能，集市越来越依赖于乡村居民的需求而存在和发展。^[8]

本章以施坚雅、脱鲁岱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初期对川西平原高店子、中和场赶场的描述和研究为基础，利用四川大学口述史教学实验与科学研究中心于2013年7月、8月对上述两地的口述史采访所得材料，借以考察共和国时期两地赶场所发生的变迁，并进一步考察国家政令与民间习惯的互动。

二、本章所用口述材料介绍

2013年7月1日至7月10日，四川大学2010级历史学基地班学生和2011、2012级中国史硕士研究生共36人对成都市高新区中和场进行了口述调查。本次调查共完成59位老人的口述调查，另有10次回访，受访者年龄集中在80岁左右，最小的为57岁，最大的为98岁。2013年8月5日至8月10日，他们对成都市锦江区高店子进行了以共和国时期高店子场镇变迁为主题的口述史调查。本次口述调查共采访11位高店子本地老人，受访者年龄集中在75岁左右，最小的为52岁，最大的为83岁。上述材料均保存在四川大学口述史教学实验与科学研究中心。

本次口述史调查的采访对象均为中和场与高店子本地人，他们长期生活在那里，对新中国成立后两地的社会变迁有着切身的体会。从年龄结构来看，大部分受访者年龄集中于75～80岁之间，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上述两地赶场制度变化有着较为清晰的记忆，这也是本文论述所依托的主体。另外，较为年长者的清晰记忆可以追溯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可以为认识赶场制度变迁提供延续性的视角。从社会身份来看，受访对象的职业包括了新中国成立早期时的村干部、农村合作社售货员、农民和小商贩（有时农民兼小商贩身份）。这些受访者对于赶场的记忆主要依托其原来的职业。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层面进行了回忆，较为立体、多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变化。因此，受访人群有差距的年龄结构和较为多元的社会身份为本文认识农村基层社会的变化提供了一个丰富多维的视野。

口述作为记忆的一种表达形式有着文字不具备的功能，口述史料也可以视为另一种形式的史料文本，从而为“眼光向下”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提供史料上的补充。受访人受其年龄、社会身份、活动空间的影响，其记忆是具体的、特殊的、不全面的。但本研究所涉及的最基层的赶场活动变迁则与其生活密切相关，他们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农民衣食住行的生动画面。

赶场作为农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几乎充斥着人生的各个阶段，因此农民的这种回忆基本是可信的。但是由于这种活动太过“平常”，因此这种回忆充满着模糊性和泛化。农民对发生在其身边的日常生活的记忆是大历史书写和档案文献很少记载的，因此口述构成了研究日常生活史的重要方法和材料来源。为了保证口述材料的原始性和乡土性，本文在引用口述材料时皆为直接引用，不做文字修饰。

三、中和场、高店子的自然地理及建制沿革

高店子（场）位于成都东南郊，距市区7公里。清代光绪年间建场，因地处狮子山凉风顶高坡，坡上有卖酒小店而得名，又称三圣场，新中国成立后为三圣乡人民政府驻地。三圣乡位于成都市东南角，东与龙泉驿区大面乡、洪河乡接壤，南接双流县新兴乡，西依琉璃厂，北连保和乡。辖区面积13．8平方公里。1990年，全乡人口为17696人，其中农业人口为16959人。三圣乡1959年属华阳县管辖，1959年10月划入成都市郊区，1960年7月属成都市金牛区，1990年底划入成都市锦江区。2004年10月，撤销三圣乡建制，政区主体部分形成三圣街道辖区（高店子街道辖区）。高店子属于浅丘地形，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平均海拔543米，主要农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红苕。乡域内自清代乾隆年间开始种养花卉，素有“花乡”之称。1992年成都市人民政府确定三圣乡为成都市鲜花生产基地，逐渐发展成为全省、全市乃至中国西部地区花卉生产主产区。^[9]

中和场位于川西平原，西距双流县城26公里，北距成都市东南10公里，现与北面锦江区柳江街道相接。其南及东之偏南毗邻双流县万安镇，东之偏北与锦江区三圣街道接壤，东之中部与双流县新兴镇相邻，其西邻府河、傍天府大道，与成都高新区桂溪街道以及双流县华阳街道毗连。2011年辖区有户籍人口6．4万，居住人口总计约15万。中和场是由迎江、黄都二场合并新建而成，具体年代已不可考。民国时期隶属华阳县第三区，1965年4月并入双流县。2010年5月，为打造“天府新城”市级战略功能区，中和街道划属成都高新区。此地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大部分为平坝，少数为浅丘。与高店子同样具有川西平原的气候地理特征。经济上以农业为主，主产粮油，农村副业以饲养毛猪为主。因府河由成都向南流经镇境，可通太平场等五场和仁寿等地，下达嘉定（乐山）出川，故此地兼有水陆交通之便。^[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