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本文以下简称《比较》）杂志自从1985年7月底创刊以来，已经整整10年了。人们在长期实际生活中似乎养成一个习惯，10周年总要庆祝一下。一份杂志也是一样。庆贺的目的是为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把已经开创的事业坚持下去，办得更好。
一、《比较》杂志创办的由来
在中央编译局的领导下，由我们分在不同单位的人来共同主持办一份杂志，是一种创举，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结出的一种果实。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大概都有过共同经历，怀着革命的理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但是，在中国的现实中，却出现了和理想相违背的现象。在经济研究所，以孙冶方为代表的不少经济学家对中国实际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即以提高国民经济和企业经济效益为目的的理论研究却经常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指责，被扣上“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帽子。这种情况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高峰。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孙冶方的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最小—最大”（“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思想被指谪为“黑线”，必须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红线”来取代，经济学的研究沦为“四人帮”权力斗争的奴婢，在“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中国的学术界处于受禁锢的状态。严寒方知松柏青，烈火方显金石质。孙冶方同志能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正确的学术观点，受到了人们的崇敬。
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迎来了科学理论界的春天，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本身，或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都对我们提出了新的研究任务。
当时任中央编译局局长的王惠德同志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创新。他提出，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需要重新认识。大家也觉得，应该改变中央编译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翻圣贤书”的状态。因此，中央编译局领导同意派荣敬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为了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经济研究所刘国光、董辅礽等同志同我们一起开始了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工作。
经济体制问题在原来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内还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
马克思对自己学说有一个概括的论述：“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基础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2]
我们的理想是以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为基础，即希望通过社会革命，借以变革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以达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的现实中却出现了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情况，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试图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社会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则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
当然，我们并不需要抛弃革命的理想和目的，而是要把理想和现实、目的和手段结合起来进行新的探索。我们从事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在我们从事经济比较研究时，首先是从翻译国外有关文献入手的。这也是继承了中国社会变革史上的传统。
在清朝末年，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和亚当·斯密的《原富》。严复的译述活动对推动戊戌变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虽然后来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是，严复所介绍的西方社会科学思想对破除儒家的八股，废除以儒家八股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仍起了重大的作用。
就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来说，最早也是从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开始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正式成立了中央编译局，以翻译出版《全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从建局开始，中央编译局就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翻译界的优秀传统，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翻译和研究相结合，为翻译出版由自己作序和注释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开展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时，由于中央编译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作，我们就能以较快的速度把一些比较经济学的重要文献翻译过来，并且加上自己的评述。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即从苏联以计划体制为其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诞生以来，国际上对这种模式从各个角度进行过比较和讨论，而苏联的一些学者对这种模式的讨论作过许多反“修正主义”的批判，从而使这种模式僵化，形成一套八股。我们把有关材料汇编成册，供大家研究。在比较中，可以看到，经济体制的差异，归根到底，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差异，按市场方式配置资源，还是按行政命令方式配置资源。苏联的计划体制是按行政命令方式配置资源的体制，这种体制的根本弊病是压制了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即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恰恰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的。因此，开展比较研究，把比较经济学的重要文献翻译过来，起到了破除苏联模式所形成的那一套僵化的八股的作用。
反对儒家那套八股，并不是否定中国的优秀文化，正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同样，反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八股，并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正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回答时代对社会主义提出的挑战。
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八股对流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往往采取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研究方法，即认为凡是在资本主义下发生的一切在社会主义下必然相反。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弄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谬程度。而在经济体制比较研究中，摒弃了这种“主义”的简单对立方法，而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采取比较借鉴的方法，这就有利于我们开拓眼界、增长知识、启发智慧，去探索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因此，开展经济体制比较研究，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一场深刻性的变革。
与此同时，经济研究所邀请了一些东欧国家最早主张对苏联计划体制进行改革的经济学家，到中国访问讲学。这些讲学材料和他们的有关著作，除了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进行扼要的介绍外，还依靠中央编译局的翻译力量，很快译成中文发表，并摘要向中央有关部门作了报告。东欧国家改革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无疑对正在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有直接的借鉴作用。
因此，开展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不仅解放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思想，破除了对僵化的社会主义八股模式的迷信，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且有利于把翻译工作和研究工作结合起来，有利于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改革的实践结合起来，有利于把经济理论研究和实际决策工作结合起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支持。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被邓小平同志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工作是沿着这个轨迹发展的，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中央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新形势下，鉴于前一阶段中央编译局和经济研究所合作的成功经验，当时主持中央编译局研究工作的副局长林基洲同志和常务副局长顾锦屏同志建议由我们主持办一个刊物，以便通过更广泛更系统的比较研究，来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建议得到中央编译局和经济研究所领导的支持，也得到已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王惠德同志的支持。林基洲同志亲自出面，召开多次座谈会来研究办刊问题，在刊物的名称上也经过反复的讨论。大家都赞成突出“比较”，但在刊物名称上有两种方案，一是《比较社会主义》，二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前一个名称容易局限于苏联及东欧国家，而且又容易陷入“主义”比较法的框框，而后一名称，涵盖面较宽，缺点是名称太长，不太通俗，不容易为人们所理解。但是，我们考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经济社会形态这个说法，而经济社会体制则是经济社会形态的具体组织形式，它通常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三方面的内容，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也需要相应地进行改革。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原理，又是这个基本原理在新形势下的必然逻辑和历史的发展。即使这个名称暂时不容易为人们所理解，但是，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延，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必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并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动力。因此，经过讨论，大家同意采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这个刊名。看来，这个刊物的名称具有前瞻性，并且经住了考验。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我们刊物的名称从一开始就表明，没有陷入姓“资”姓“社”的争论，而鲜明地体现了自己的办刊宗旨。在刊物名称确定以后，经过紧张的筹备，在各方的支持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问世了。以上是《比较》创办的经过。
二、《比较》10年的历程
在《比较》创刊的时候，我国的经济改革处于高潮。在1984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我国实际上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体制如何过渡到市场体制虽然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但是，没有完全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日本从统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则有比较成功的经验。同时，在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拉丁美洲国家从管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也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比较》杂志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这些经验和教训，同时翻译和刊载了以这些经验和教训为蓝本的许多经济学的重要文献，并且作了评述，以便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的某些规律性。
在上述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也组织了一些论文，根据我国的特点，对如何从计划体系过渡到市场体系作了探讨，在《比较》杂志上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的说法。这项系统工程包括计划、价格、财税、金融、外贸、工资、劳动、企业、社会保险和保障、土地和政府管理等各方面的改革，目的是建立由政府用法制规范的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商品市场、劳动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所组成的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以利于资源的有效合理的配置。
根据我国属于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这种改革会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我国和联邦德国、日本不同，在战前，它们已经有较完善的市场体系。而在我国，市场体系本身有一个发育过程，但我国应该力求避免苏联东欧改革中的教训，使改革停停走走，旷日持久，一再错过机遇。中国改革大体会分两步走：第一步重点建立商品市场，第二步在建立商品市场上建立较完整的市场体系。
经济体制改革涉及各方面利益的调整，必然引起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波动，因此，维持社会稳定对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具有重大的意义。要保持社会稳定，必须注意三个问题：（1）控制总需求，防止通货膨胀。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中，便于推进改革，但是，不能照搬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用刺激需求办法来促进经济增长，那样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既影响市场化的改革，又妨碍经济的有效增长；（2）加强法制建设，惩治腐败；（3）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防止居民收入不合理地扩大；等等。
《比较》还登载了各国价格、财税、金融、外贸、社会保障等体制的大量比较研究的论文和资料，供有关决策部门参考。
《比较》发表的论文引起了体改领导部门的重视，如当时体改委领导人安志文同志曾召开过座谈会，并向有关部门推荐《比较》杂志。从比较研究中得出的意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从1984年中央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1993年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我国从发展商品市场开始，逐步发展了劳动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推进了价格、财税、金融、外汇、社会保障系统等各方面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成长。从这里也反映出比较研究确实具有生命力，有理论上的前瞻性。
正如《比较》杂志所刊登的论文所预期的，在通货膨胀的压力、腐败和分配不公的现象有所发展时，社会不稳定因素会增加，从而形成对改革的威胁。在1988年到1989年初，我们刊物组织了一次颇有新意、颇有影响的关于寻租问题的讨论，把“寻租”这个概念介绍到国内来，并且指出“寻租”是在我国改革进程中某些官员腐败现象有所发展的根源。而且，“寻租”和官员腐败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链，因为有了政府的管制，会产生“租金”，所以，某些政府官员会以种种借口不愿意放弃这种管制，这又是改革发生障碍，甚至逆转的根源。
在1989年以后，由于实行经济稳定政策，商品经济发展，“双轨”价格有所缩小，“寻租”活动有所减少。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在部分放开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时，则由商品寻租变为要素寻租。有人通过土地批准出租，股票和债券批准上市而大发横财。在土地市场和证券市场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出现了不少土地和金融的欺诈案件，某些官员的腐败活动卷土重来，愈演愈烈。这也是造成目前通货膨胀压力、社会分配不公有所发展的重要根源。
我们刊物关于寻租问题的讨论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有关寻租问题的文章和资料已于1989年汇编成《腐败：权力和金钱的交换》一书出版，成为研究当前的腐败问题一本重要参考文献。这本书在1993年出了第二版。
这次讨论的意义在于：（1）纠正了一些模糊的认识，如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带来腐败，或反过来认为，腐败是改革的必要前提或体制改革的滑润剂，从而使人们注意如何降低改革的成本。（2）明确了反腐败的根本道路，既然腐败是由政府对市场的行政管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权钱交易产生的，所以，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只能是取消政府对市场的行政管制，堵塞权钱交易，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完善的商品市场、金融货币市场和土地市场，为此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在反腐败斗争中，惩办一些违法乱纪的干部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搞群众政治运动，以致引起社会动荡，而应该使市场法制化，并提高市场的透明度，以利于群众监督。这些意见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企业改革是10年来《比较》杂志注视的焦点之一。《比较》杂志登载过一篇文章，问：“中国有企业吗？”回答则是否定的，另外有一篇文章则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中国人可以胜过一个日本人，而三个中国人则往往胜不过三个日本人？”接着，《比较》在国内首先发表了科斯（他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的著名论文《论企业的性质》，由此切入了对企业性质的讨论。构成企业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产权明晰，即有资产的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在计划的行政层级和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下，国有企业名义上产权属于国家，但实际上产权是模糊不清的，政府的各种机构似乎都有部分产权。但是，又不能真正承担起对资产增殖和亏损的责任。因此，国有“企业”只是行政机构的附属品，而不是真正的企业。正因为产权不明晰，行政干预多，企业管理上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缺乏日本企业的“公司精神”，所以，出现了“三个中国人胜不过三个日本人”的情况。与此同时，《比较》大量刊载了西方公司制度演变的材料，特别介绍了战后日本法人持股公司的材料，以供我国推行企业改革借鉴。在1987年以后，我国推行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承包制”，就此问题，《比较》开展过多次讨论。多数学者认为，“承包制”不能解决产权明晰问题，并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公司化，即可以参照日本法人持股公司的经验，演变成以国家投资机构、金融机构、银行、各种基金会持股为主，兼有个人参股的公司组织。
关于企业改革的问题，在《比较》杂志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进行过多次讨论。早在1987年广东江门举行的座谈会上，与会者就指出，在条块分割的计划体制下，不改变原来的所有制形态，就很难推行面向市场竞争的企业改革。后来，在1988年庐山举行的座谈会上，则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使产权明晰，有利于资产保值和增值的现代股份公司，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只是“鸡蛋壳里闹革命”，只有改造成为现代股份公司，才能真正成为在市场经济中展翅的雄鹰。在座谈会上，也讨论过国有企业改革的方案，这里首先涉及的是政府职能的分解和国有资产管理的方法，这是需要政府部门解决的。其次也涉及企业股，大家认为，企业股的产权不明晰，不符合现代股份公司的规范，而主张采取职工基金会持有一部分股权，或允许厂长经理、职工个人持有部分股权。
参加座谈会的有各种类型的企业，既有国有大中型企业，也有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等，目前有的企业已经成为上市股份公司，有的企业已经成为有限责任公司等，各种股份制的试验仍在进行中。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有许多创造，我们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他们的经验以及他们在座谈会上的实事求是、生动活泼的发言，都刊登在我们的刊物上。
现在中央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正在进行中，并且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但是，在具体落实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因为这不仅涉及企业问题，而且涉及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在10年时间里，我们刊物同不少政府部门和企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改革中同呼吸、共命运。今后，我们将同他们一起继续紧密合作，这已成为我们刊物理论联系实际的一大特色。
自从寻租理论、产权理论在国际上受到重视，新的政治经济学开始流行。这就是说，对于经济现象，不仅要作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而且要作制度分析。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实际上经历着制度变迁的过程。一种制度安排往往涉及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之间的关系，制度变迁涉及这三种组织之间关系的重组。在发达市场经济中，经济组织（企业等）不是凭借行政权力，而是靠生产满足市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来牟取自己的利益。政治组织（各级政府等）是靠保障产权，建立和维持市场交换秩序，减少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来牟取自己的利益。文化组织（学校、各种社会文化团体）是靠培育人才，建立市场交易所需的精神道德规范来牟取自己的利益。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各种组织按这种方向演进，制度的收益就会递增，相反，各种组织都靠行政特权牟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制度的收益就会递减，导致经济衰退、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的“寻租社会”。《比较》杂志在苏联、东欧发生巨变后，冷静地观察了国际的发展态势，介绍了国际上比较制度分析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道格拉斯·诺斯（他后来获得诺贝尔奖）对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最新论著，为制度变迁的规律性的研究提供了某些借鉴。
10年来，我们刊物取得以上成就，归根到底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和在党中央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取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一开始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后来又研究以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学派，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来开展经济社会形态运动规律性的研究。同样，在今天，我们也应该吸收新古典学派和新历史学派或新制度学派研究的成果，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社会体制变迁的某些规律性。例如，上面提到的寻租理论是继承了反对国王对市场的垄断特权的英国古典学派的传统而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新古典理论的代表，现代产权和制度变迁理论则是继承了制度学派的传统而吸收了新古典学派对现代市场的研究成果即交易费用理论而形成的新制度学派或新历史学派。我们在研究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规律性时，自然应该借鉴这些研究成果。同时，应当同中国的经济社会特点相结合。10年来，《比较》杂志坚决贯彻了这样的办刊方针，所以，能做到不随风倒，而坚持实事求是的比较研究，受到各界的好评和支持。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前国家体改委负责人安志文同志，经济学界的前辈于光远同志为我们刊物题了词，许多专家学者，许多企业界人士以及广大读者都来稿来信，表示祝贺。这既是对我们的鼓励，也是对我们的期望。
三、今后的展望
为了今后把刊物办得更好，我们召开了编委会，进行座谈讨论，也广泛听取了读者的意见。这些意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希望内容更广泛些。国际比较的覆盖面应该更广，不仅发达国家，而且不发达国家。它们的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借鉴。10年来，以经济体制比较为中心是必要的，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必然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迫切需要加强以上各方面的比较研究，以作为我国推进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改革的借鉴。此外，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方面都有很大差别，也迫切需要加强地区发展的比较研究。各地区的领导干部和企业界人士也有这种需求，他们很关心本地区的改革和发展。同时，我国存在广大农村地区，农业发展极为重要，也希望加强农业发展和农村政策的比较研究。
2.希望内容更深入些。经过16年改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已经前进了很多，现在的迫切任务，是进一步推进改革，以便早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有一系列的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深入讨论。理论和政策实际上存在着密切联系，某种理论观点和实际政策操作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存在着相关作用，这种相关作用影响到实践，而又受到实践的检验。这就为理论、政策、实践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广阔的领域。
总之，大家希望《比较》杂志能总结前10年的经验，在未来的10年把《比较》杂志办成更有影响、覆盖面更广的杂志。
可以预期，在未来的跨世纪的10年，是我们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最关键的10年，也是比较研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10年。我们希望《比较》能为这一研究服务得更好。
【注释】
[1]本书作者与荣敬本、赵人伟合写。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年第4期。
[2]马克思（1859）：《〈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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