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视角的未来展望

通过对国际传播学会主办的国际传播学会年会和4本期刊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这些启示围绕传播学的亚洲视角展开，探索未来亚洲视角下的传播学研究路径与发展逻辑。

（一）亚洲是国际传播学研究中的弱势元素，建立传播学的亚洲视角刻不容缓

从上述的研究可以得知，亚洲无论是国际传播学会的会员数量，还是参加国际传播学会年会的人数，或者是在4本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都与亚洲的人口数量、政治经济地位极不相称，可以说，亚洲元素在国际传播学研究中非常弱势，没有应有的地位。而改变这一现状的方法之一是建立传播学的亚洲视角与主张。“建立亚洲传播理论的必要性是不言自明的”（维莫尔·迪萨纳亚克，2007）^[6]，“为了拓展和丰富目前以欧美为中心的人类传播理论，非西方的传播领域学者应当从本土和比较研究的视角，重新思考传播理论的本质”（三池贤孝，2007）^[7]，已经成为众多传播学者的共识。“选择适当的英语对原始的亚洲概念加以解释，其过程困难重重。既然我们意识到这一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妥善解决，我们就需要不断地进行实验性的尝试，继之以持续的工作和努力。”（维莫尔·迪萨纳亚克，2007）^[8]这种努力就包括亚洲视角和主张的建立。

（二）文化差异导致了亚洲的传播学研究进入西方视野的艰难

在这里我们对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上亚洲论文的缺位进行深入剖析。亚洲国家和地区在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上论文数量的稀少不是由于亚洲学者不擅长运用量化研究和经验主义方法，这一点通过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的论文数量已经可以否定。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欧美中心传播学术研究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和亚洲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矛盾。Ishii（2001）^[9]在提及欧美中心传播学术研究的四个理论弱点时指出：“欧美中心传播学术研究以独立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础，并得到其支撑，虽然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完全独立和个人存在。”迪萨纳亚克（2007）^[10]认为：“亚洲和西方的人文主义是有一定差异的。比如说，西方的人文主义是围绕‘个人’这一概念建立起来的，将‘个人’第一概念作为其意义的引导者和最终的裁判者。但是在日本、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关注的重点在很大程度上是集体主义，个人只作为集体的组成成分而存在。”

因此，关注以个体为主要考察对象的人际传播和非语言传播的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涉及亚洲的论文数量就远不如关注大众传播的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亚洲的传播学者更多地对大众传播而非人际传播感兴趣，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亚洲的集体主义人文精神。所以，同样是研究人际传播，亚洲学者的关注重点和研究方法就与西方学者大相径庭，而这一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也使亚洲的传播学研究在传播学的某些领域难以进入西方视野。

（三）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的矛盾使得以“和谐”为主旨的亚洲范式难以在西方学术界确立

西方哲学思想的主要基础是二元论和两分法，而亚洲哲学的基础是“和谐”。在东方文化传播中，“和谐，与其他人、自然以及所有生命获取同一，是传统的尽善尽美的境界，一种值得珍视的核心价值观”（Jensen，1992）^[11]。中国正在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而印度也在进行以“个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目标的发展。东南亚国家信奉的宗教传统也将和谐视为至高善行（三池贤孝，2007）^[12]。和谐是儒教、印度教、神道教和道教中的“道”。亚洲的和谐价值观使传播学者更加关注传播者与接受者以及传播环境之间的“关系”，而非利益冲突，传播的目的是保持人际和情境的和谐。但这些价值观难以被西方主流传播学界所接受。

（四）西方标准的研究方法伤害了亚洲传播学的自身发展

欧美中心的传播学术研究对量化方法和经验主义分析的严重依赖，局限了研究对象的范围。Chu（1986）^[13]指出：“我们只能处理那些能用定量方式和统计检验解决的研究问题。我们常常让研究方法决定我们的研究选题。”本章第二部分的研究显示，进入国际传播学视野的亚洲元素，主要来自量化研究和经验主义分析的论文，而涉及质化和思辨的论文，如Theory Communication很少涉及亚洲。事实上，亚洲的传播学者中能够进行量化研究的，大多接受过西方传播学教育。传统的亚洲本土传播学者更擅长使用亚洲的哲学和文化工具来分析亚洲传播现象，但这些传统而优秀的研究方法都无法为西方主流传播学界所接受，因此也使亚洲的传播学发展进入了西方设置的“瓶颈”。

（五）欧美的话语体系决定了亚洲的弱势，亚洲视角和亚洲主张的核心是建立亚洲自己的传播学研究话语

著名传播学者三池贤孝（Yoshitaka Miike，2002）^[14]曾经指出：“对于对西方以外地区的文化感兴趣的传播学者来说，必须抛弃传播学研究的“欧洲中心模式”。“欧洲中心模式”指的是传播学研究运用欧洲的文化价值观、欧洲的研究方法和角度以及欧洲的话语和哲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亚洲永远是“他者”。正如萨义德（1999）^[15]在枟东方学枠中指出的：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在大部分时间里，“the Orient”（东方）是与“the Occident”（西方）相对而言的，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即以二者之间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区分为基础。

亚洲传播学者应该“挖掘更多的亚洲语言中的本土理念，从而更好地理解亚洲传播的复杂性，更恰当地评估亚洲传播者的主动性与被动性”，“鉴于欧美中心传播学术研究不断用英语中伪客位理念界定亚洲文化认同以及传播模式，亚洲中心传播学者应当通过亚洲语言中的主位理念进行积极的再定义”^[16]。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中亚洲元素稀少的另一个原因是，该期刊重点研究语言交际行为，而所研究的语言主要为西方语言，所运用的语言研究方法也是西方的语言研究方法，与亚洲的语言研究方法有着比较大的差异。所以，建立亚洲自己的传播学研究话语不只要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而且要在研究对象上，突破西方传播学的故步自封和画地为牢。

（六）传播学亚洲视角的突破口在于亚洲传播理论的研究与建构

Goonasekera和Kuo（2000）^[17]针对亚洲的传播理论做过如下论述：“要成为亚洲的，就必须是独特的；要成为理论的，就必须是有普遍性的。这就是矛盾所在，就是亚洲传播理论所必须面对和化解的挑战所在。”这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Communication Theory是亚洲元素最少的国际传播学会期刊。

如前所述，在西方的传播学话语体系中，亚洲的理论无论是从“和谐”的哲学基础上，还是从量化的研究方法上都无法建立。Communication Theory上亚洲元素的缺位，既不是由于刊物的学术水平不足，也不是由于亚洲缺乏传播理论，而是整个机制出了问题。用西方的视角是无法发现亚洲传播理论的，亚洲传播理论的确立只有通过传播学的亚洲视角。因此，高质量的以研究亚洲传播理论为主的、依托亚洲本土语言和本土理念研究的国际学术期刊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当亚洲的传播学理论研究渐成气候，建构一批成熟的亚洲传播学理论，形成稳定而健康的学术环境和话语体系，才能作为整体被西方传播学界所接受和认同，为当下严重依赖美国和欧洲的国际传播学界提供必要的多元化学术改良做出贡献。传播学的亚洲视角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注释】

[1]数据来源：枟国际传播学会会员专刊枠，2008年第3期。

[2]根据Blackwell数据库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介绍，http://www.blackwellpublishing.com/journal.asp？ref＝0021-9916.

[3]根据Blackwell数据库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介绍，http://www.blackwellpublishing.com/journal.asp？ref＝0360-3989.

[4]根据Blackwell数据库Communication Theory介绍，http://www.blackwellpublishing.com/journal.asp？ref＝1050-3293.

[5]根据Blackwell数据库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介绍，http://www.blackwellpublishing.com/journal.asp？ref＝1083-6101.

[6]［美］维莫尔·迪萨纳亚克.人类传播研究的亚洲方法：回顾与展望［M］//赵晶晶（J.Z.爱门森）.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14—136.

[7]［日］三池贤孝.建立亚洲背景的文化与传播理论：一个假设性基础［M］//赵晶晶（J.Z.爱门森）.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37—157.

[8]［美］维莫尔·迪萨纳亚克.人类传播研究的亚洲方法：回顾与展望［M］//赵晶晶（J.Z.爱门森）.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14—136.

[9]Ishii，S.（2001）.An emerging rational for triworld communication studies from Buddhistic perspectives.Human communication，4（1），1-10.

[10]［美］维莫尔·迪萨纳亚克.人类传播研究的亚洲方法：回顾与展望［M］//赵晶晶（J.Z.爱门森）.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14—136.

[11]Jensen，J.V.（1992）.Values and practices in Asian argumentation.Argumentation and Advocacy，28（4），153-166.

[12]［日］三池贤孝.建立亚洲背景的文化与传播理论：一个假设性基础［M］//赵晶晶（J.Z.爱门森）.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37—157.

[13]Chu，G.C.（1986）.In Search of an Asian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theory.Media Asia，13（1），3-5.

[14]Miike，Y.（2002）.Theorizing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sian context：An assumptive foundatio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11（1），1-21.

[15]［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6]［日］三池贤孝.建立亚洲背景的文化与传播理论：一个假设性基础［M］//赵晶晶（J.Z.爱门森）.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37—157.

[17]Goonasekera，A.&Kuo，E.C.Y.（2000）.Forward-towards an Asiantheory of communication？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0（2），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