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推动力和产业生命周期

我国传统文化体制是“事业单位体制”，其运行模式是“财政支持型”“社会福利型”，俗称“政府办文化”。^[5]

1978年后，我们的新闻媒体和出版机构开始转向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管理，但计划经济体制烙印过的新闻出版业仍缺乏竞争力，即使在行政力量推动下，形成了一些新闻出版集团，但仍没有成为市场主体。^[6]从市场规律的角度来讲，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管理形式，因为它不能激发工作人员的创造力。^[7]柳斌杰认为，文化体制一定要改革，文化单位只有深化改革才能生存。^[8]新闻出版机构市场化运营的方式有些是在市场压力下产生的自觉行为，有些确实依靠巨大的行政推动力量，出版社在复制印刷、发行渠道、市场运作环节的多元资本运营的突破很多都如破冰之旅一般。

改革和科技是当代中国新闻出版业发展的两大推动力，也是新形势下党的新闻出版业实现巩固、发展、提高的关键。我们要大力推动体制机制改革，下气力解决体制性障碍和科学技术支撑问题，大力促进新闻出版业科技创新，推动新闻传播方式和生产方式大转变。^[9]

在改制的过程中，应明晰产权，使市场定位更加精准，释放企业主体活力，为资本运作奠定条件与基础。

一、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情况与产业微观环境分析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增速一直保持在30%—50%之间。2012年，国内数字出版产值达到1 935.49亿元，比2011年整体增长40.47%，数字出版总产出再创新高。可以说，我国传统出版产业已经具备了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条件。^[10]

(一)基本发展情况

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2012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中，数字出版的构成包括手机出版、网络游戏、数字期刊、电子书、数字报纸(网络版)、网络广告、网络动漫、在线音乐和博客。数字出版收入在全行业占比首次突破10%，占全行业营业收入的11.6%，较2011年提高2.1个百分点，表明在经历长期高速增长之后，数字出版仍有较大的成长空间。电子书、数字期刊、数字报纸的营业收入增长52.6%，超过数字出版整体增长速度，表明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的效果日益显现。以网络动漫和在线音乐为代表的新型数字内容服务形态发展迅猛，营业收入增速高达291.2%。^[11]

(二)数字出版产业微观环境分析

1.产业链条各环节主体身份单一化和多元化同步

从微观产业环境角度来看，数字出版产业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出现了主体身份单一化和多元化同步的情况。这与新技术背景下产业边界模糊以及企业市场竞争渗透力差异有关。

内容采集、制作、分发、售卖各个环节渠道纵横联合，具体产业链条涉及内容提供商、内容集成商、技术研发商、技术服务商、数字印制服务商、版权运营商、终端设备提供商、营销平台集聚商和网络服务商。更多时候，这些环节主体的身份并不单一，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方面，企业开展垂直一体化战略，获得产业链的多元身份，提升企业竞争能力，例如内容提供商组建销售平台渠道、售卖自制电子阅读器；另一方面，则可能出现凸显企业优势的专业化操作，其他环节可利用外包公司完成的情况；也有在竞争过程中原有一体化优势削弱，使主体身份单一化或边缘化的情况。

2.不同类型数字出版产业模式

在各环节主体合作与竞争中，形成了诸多不同的数字出版产业模式。技术研发商和服务商主导出版数字化和工序创新服务模式；营销平台集聚商依靠规模议价优势主导数字出版产品整合和渠道定价创新服务模式；网络服务商则主要凭借互联网和通讯网的渠道优势和网络接入用户基数主导网络服务的衍生内容服务(例如，通讯运营阅读服务和互联网企业云存储服务)；内容集成商则依靠技术和内容生产者团队主导原创内容生产和阅读产品定价创新服务(例如，连载章节售卖和打包售卖)；传统内容提供商则和版权运营商共同实现数字内容转化和产品扩散服务。

3.产业链各主体数字化转型周期不平衡

在多元主体主导的数字出版产业模式中，由于行业归属不同、市场化程度不同、资本积累程度不同，必然会影响其数字出版业务收益情况。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成果和过程数字化本身，其投入与收益的成本和风险截然不同。因此，产业链各主体数字化转型的周期是不平衡、不同步的。

这与数字化转型障碍、投入成本和收益可持续性相关。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现象，不仅出现于使用者层面，实际上也表现在产品供给者层面。例如，技术开发商和服务商主导模式，依赖于其技术产出主业，会形成物理的规模经济，主要体现在特定技术产品服务规模经济。内容提供商和版权运营商，由于版权细化归属协商经济成本和法律成本以及单一产品内容数字转化成本较高，并且伴随着产品创新投入和工序投入两个方面的技术、资金和人力投入，其数字化运营收益转化率较慢。而内容提供商的内容服务的差异性，也会导致不同类型内容服务的数字化转化和收益的不平衡。数据、信息、知识和叙事内容的数字转化成本与收益程度并不是相同的。一些内容集成商(例如，知网数据库)积累的专业数字内容资源服务，其收益成效较快，也容易形成特定产品规模经济。

(三)市场化力量与行政力量的双重推手

中国文化产业改革的探索，在厘清经营性文化产业和公共性文化事业关系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地挖掘了企业的活力和市场的动力，通过转企改制解放束缚发展的体制，寻求更多面向需求的市场契机。数字化既是重点，又是核心，必须将数字出版放在事关新闻出版业未来发展的重要位置，这也是推动新闻出版业成为支柱性产业的必然选择。^[12]

目前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增速较快，但也有专家对数字出版产值的真实估值进行批判性思考。根据《2011书业趋势预测书业高端问卷调查》，近两年数字出版并未取得让人欣喜的成绩，98.04%的受访者表示，数字出版收入目前仅占出版总收入的10%以下。^[13]这反映出数字出版产业目前仍处于产业形成期，尤其对于传统出版主体内容提供商，他们的数字化转型的投入与产出比值较大以及收益转化周期较长。这需要企业自身、行政力量和行业力量共同推进转型与升级。

(四)巨大文化消费需求尚待满足

近三十年来，国内消费水平逐步提升，消费方式实现了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转化。2013年11月9日，“文化中国:中国文化产业指数发布会”的数据表明，我国文化消费潜在规模约为4.7万亿元，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30%。而当前实际文化消费规模约为1.0388万亿元，仅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6.6%，存在3.66万亿元的文化消费缺口。^[14]在众多文化消费门类中，数字出版产业领域仍有较多产品和服务需求优势。这种潜在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和数字出版收入占比较低的情况需要结合起来进行调整，梳理数字出版领域落后产能、持续性产能和创新性产能对应领域，有针对性地进行调节与干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消费者类型的差异可能导致选择差异，由于一些出版产品服务或形态可能产生网络效应并影响消费者决策，除了考虑内在品质和偏好之外，还要考虑使用相同产品或服务的其他人的网络的规模。在终端设备选择和平台选择中这一趋势尤其明显。

(五)存在问题分析

1.独特生态圈影响价格与分成机制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5G网络带宽的扩容与升级，云存储等不同的存储和呈现技术层出不穷。原有传统出版流程中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重新呈现中心化竞争博弈，具体表现为立足原产业链的全流程覆盖，形成一个个单一的生产、流通、传播的内容与服务售卖形式。因此，数字出版领域呈现出大量的平台之战、入口之战和终端之战。这使得数字出版形成了一个由封闭性生态圈被迫开放并走向半封闭的生态系统。

这种独特的生态圈影响了传统出版商的价格机制生成和其影响能力。出版商无法靠低成本形成价格优势。传统的价格歧视方法遭遇其他主体价格定制的影响。例如硬件设备预装内容打包服务价格、网络阅读和移动阅读中的单本和单章价格、电商平台的微利价格模式和智能阅读应用统一分等价格模式，甚至互联网的免费逻辑，影响出版商的数字产品定价权和具体分成收益。非网上“原创”的传统出版物(特别是那些需要网上出版商进行“转档”的纸质书)变为电子书销售时无法盈利。出版社将优质出版物转化为电子书在网上出版，造成优质图书被贱卖，这是国内大多数出版社所无法接受的，这正是至今很少有传统出版社对网上出版进行深度参与的主要原因。^[15]

2.理念、定位与转化路径选择的困惑

目前，国内数字出版收益规模并不平衡，在传统出版领域，自身内容优势的转化路径面临一定的选择困惑。对于一些企业主体来说，数字出版成为一个鸡肋式问题，前期资源的数字化成本较大，可能与当下的收益并不成正比，原有企业定位和内容资源的差异也影响了数字化的成本与周期。专业出版和教育出版领域的资源，可能较大众出版更容易规模化，这将在无形中影响相关企业在数字出版领域的投入。而选择适合自己的数字出版产品定位，发挥前期资源优势，规划合理的盈利模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全流程数字转型和自主平台的搭建，可能收效较慢且易形成同质化的发展模式。这也是影响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

网络销售平台在跑马圈地过程中，为了扩大数字出版业务，前期投入成本与收益也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2012年，当当网为了发展数字出版，将一大批优质的纸质书“转档”(制作电子版)，然后作网上出版，结果转档费花了500万，收益不足300万。^[16]所以当当网的副总裁王曦甚至呼吁政府扶植他们的数字出版业务，出资支持转档。

另外，数字出版产业发展逻辑与传统出版产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网络化趋势加剧的情况下，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和尝试，一定程度上会改变数字出版生产流程和营销过程，而盈利的模式可能也会突破原来的单体产品服务思维。在内容生产(选题设计)等方面，大数据技术通过免费样章的投放，吸引用户并从用户反馈中优化选题，进而通过关键内容付费或者分析用户行为趋势产生定向咨询内容产品。这无疑会改变传统经营中的营销理念与盈利模式的搭建。线上线下的互动模式，众筹的生产、营销、金融操作方法，都会极大地改变数字内容产业链生态情况。但这种免费经营模式的投入与产出比协调，则需要耗费较多财力和技术层面的投入与设计，其适用范围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数字出版企业。

3.数字版权的归属与开发方式决定建立长尾的可能性

版权中的数字版权问题是制约数字产品运营效果和衍生程度的关键问题，需要法律的健全完善以及企业自身运营能力的提升。数字版权的归属与开发方式，决定了建立长尾的可能性。数字版权的独立性问题决定了最初进入这个市场的产品形态，而开发方式的差异则决定了它的衍生程度，是否跨越单纯出版领域进入影视等其他延伸环节，开发程度的不同也会影响数字出版产品扩散的广度和深度。

不同性质的内容产品，其版权开发深度也截然不同。虽然一些出版企业明确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归属问题，但实际开发率却并不高。三联书店总编李昕谈到，他们掌握数字版权的图书有2 500种以上，但只拿出了不足200种去做数字出版尝试，所占比例不到10%。另外，版权开发的横向衍生与垂直细化两条路径选择与评估方向并不清晰。

从源头上来看，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出版产业的集中度较低，导致版权资源的集中度也较低。以美国为例，在图书市场上，大型出版传媒集团的前4名已经占据30%以上的市场份额，前8名占据了52%以上的市场份额，前20名占据了85%以上的市场份额。这就是说，如果网上出版商(例如亚马逊)能够同这20家大型出版传媒集团达成合作协议，就可以获得绝大部分传统纸质图书的网上出版权。但在中国，虽然近些年也出现一些中央级和省市级的出版集团，但是版权资源并不在它们手中，全国有582家出版社，数千家民营工作室，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作者，分别掌握着版权资源。没有他们的授权，任何网上出版都寸步难行。一般来说，出版社手里的版权资源相对集中一些，但也十分有限，与西方国家的出版社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目前中国的几家较大的网上出版商如盛大、当当、卓越，所得到的纸质图书的网上出版权都非常少，虽然号称有10万种或8万种，但是其中许多是早已进入公有领域的无版权图书，而真正由出版社授权的图书比例甚低(也就是说，目前出版社享有版权的图书，绝大多数都没有实现正规的网上出版)。^[17]

4.国内外数字出版收益率差异较大

2012年，国际专业出版、教育出版巨擘们在数字出版方面的收益已经高达70%以上，美国大众出版巨头的数字出版权重也已经突破了10%。^[18]与国际企业相比，我国数字出版发展水平还不高，也较为缺乏良性循环的商业模式。在体制机制、产品规模及产品影响方面，都有明显的差距。

近年来，政府主管部门一直积极推动这项工作。2011年11月，政府召开首次全国数字出版工作会，2012年9月，开始推动转型示范工作。这些措施对推动整个产业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是整个转型示范工作的大背景。^[19]

在还原数字出版产业真实数据方面，任殿顺(2014)提出了一些新的视角与思考，能够更有针对性地了解传统出版数字转型收益的现实困境。第一，在总数据统计中可能存在重复计入情况；第二，与新闻出版机构主营业务弱关联部分产值被计入；第三，由出版社产生的数字出版收益估值比重不大，例如2012年估值收益不到1亿元，2013年估计值有所增长，大约2亿元。2012年相关数据可参考表2.1。

表2.1　2012年数字出版产值分布估算

来源:任殿顺:《2亿，真实数字出版产业收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A3NzYyM A==&mid=200055895&idx=4&sn=1ca17d27a5ae7aa6c0cfe6f5f8f08ad7#rd。

二、数字出版产业生命周期分析

我国出版业尚属于“幼稚产业”，需要政府通过经济调控手段给予扶持。我国出版业处于发展初期，其基础和竞争力薄弱，但通过适度保护能够发展成为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20]按照产权结构和相应的市场结构划分，我国产业可分为完全的政府垄断市场型、国有企业主导的垄断竞争市场型、国有企业主导的竞争市场型和一般的竞争市场型等四种不同的类型。^[21]这主要是根据国有企业在市场上所占比重(产权结构)、市场的进入或退出是否受到严格控制(竞争程度)等因素来划分的。^[22]其表现出来的主要市场特征是集中度不高，利润率在产业间的分布极不均衡。无论是从国有企业所占比重还是市场特征来看，出版产业都属于典型的完全政府垄断市场型。首先，出版企业全部为政府所有。民营出版机构虽然在诸如畅销书、教辅等出版领域表现出较强的实力，但由于尚未取得市场资质，只能采取与国有出版企业合作的方式运营。因此，从产权结构来看，我国出版业完全由国有出版企业构成。出版业表现出来的市场特征，也基本与完全政府垄断相符。^[23]

数字出版实际是出版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新产业发展阶段，必然受到出版业整体产业特征影响。我国出版传媒企业整体实力不强，集约化程度低，规模经营能力差，面对国外出版传媒资本的强势进入，我们始终存在着既打不出也守不住的危险。培育出版传媒业的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不仅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命题，也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的战略举措。^[24]

(一)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沿革

费农(Vernon R，1966)提出了国际市场上产品的生产周期:新产品发明阶段，产品成长和成熟阶段，衰退和转移阶段。^[25]

1975年至1978年，美国哈佛大学的阿伯纳西(W.J.Abernathy)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厄特拜克(James M.Utterback)等进一步发展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业创新动态过程模型，即Abernathy-Utterback创新过程模型，简称AU模型。^[26]

美国学者戈特和克莱珀(Gort，Klepper，1982)将研究重心转向市场中企业数量的变化。他们对46个产品长达7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按产业中的企业数量对产业发展周期进行划分，得出引入、大量进入、稳定、大量退出淘汰和成熟等五个阶段，如图2.1所示，^[27]建立了产业经济学意义上第一个产业生命周期模型。^[28]

图2.1　产业生命周期各阶段划分

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是产业成长阶段，它在产业生命周期中起重要作用，决定了该产业的总体发展规模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该产业能否进入成熟阶段，影响整个产业链的扩张。因此，政府在产业成长阶段应进行一定产业政策供给，促进产业健康良性发展，提升竞争优势。如图2.2所示:

图2.2　战略性新兴产业各阶段政策目标^[29]

(二)数字出版产业生命周期分析

常用的判断产业生命周期的办法有三种，第一种是拟合曲线分析法；第二种是计算判断法；第三种是经验对比法。^[30]

常征(2012)根据中国数字内容产业规模数据统计提出，数字内容产业十多年来保持了大于25%的增长率，与全球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相比，可以定性得出目前数字内容产业正处于生命周期的成长期。^[31]这是广义范围的数字内容产业的整体产业周期情况。1995年，西方七国信息会议首次提出“数字内容产业”(Digital Content Industry)概念。数字内容产业被划分为数字影音、电脑动画、数字游戏、网络服务、移动内容、数字出版、数字学习和内容软件等8大类别。^[32]

表2.2　产业生命周期指标^[33]

肖扬(2013)根据Logistic模型拟合生长曲线计算发现，针对数字出版产业Logistic曲线的生长过程对应划分为渐增期(t=0～25)、快增期(t=25～37)、缓增期(t=37～∞)。以2006年为起点，我国数字出版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的渐增期为2006—2031年，快增期为2031—2043年，缓增期出现在2043年以后。

这反映出2031年之前我国数字出版产业都将处于形成期。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形成期较为漫长，产业垄断性、进入数字出版产业的企业数量少、市场风险多等状况要持续20余年。2031年产业进入成长期，2037年数字出版产业占GDP比重增长态势达到巅峰，2043年曲线增长达到盛末期，增长态势放缓，数字出版产业走向成熟期。^[34]如图2.3所示。

以上两种观点从宏观数字内容产业和狭义数字出版产业的角度进行测算，得出的结论有一定相似性，即对应产业增长速度较快。但由于测算方式差异，数字出版产业的生命周期目前仍处于形成期，直到2031年后才进入成长期。

图2.3　Logistic模型拟合数字出版产业生命周期^[35]

数字出版产业生命周期的测定存在一定的难度，由于产业融合效应较强，技术平台提供商、终端制造商、通信网络服务商、数字复制印刷企业广泛参与其中，从事数字出版领域的企业认定和数据统计横跨几个行业领域。另外，从内容提供商角度，除了传统的出版社、报社、杂志社之外，网络原创文学网站和内容聚合商共同提供内容和信息服务，另外，自助出版平台和社交网站均可聚拢用户生产内容(UGC)。由于衍生效益的存在，基于范围经济的产品序列创新也使得数字出版经营者身份多元。

目前，国内数字出版产品差异化程度不高，主要是以技术理念和载体形式包装的，内容诉求差异的数字出版产品经营状况不一。在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领域，数字出版产品和数据库产品经营情况较好。而大众出版领域，则仍需进一步挖掘和探索。另外，数字出版产品对于经营企业来讲，并不一定是首推产品和重点产品，其收益目前还尚不明朗，企业经营动力仍不足。2013年，首批70家“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包括出版集团5家、图书出版社20家、报业集团5家、报社20家和期刊社20家，占全部申报单位的16.3%、全国出版单位的0.56%。^[36]因此，面对较长形成期预估，政府部门应提供相应扶持政策促进产业尽快进入成长期。

【注释】

[1]Gordon M.Goldstein:《互联网的终结》，沈持盈译，http://site.douban.com/210084/widget/notes/15439766/note/368200999/。

[2]张晓明:《拓荒者的足迹——中国文化产业改革发展十年路径与政策回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3]辛广伟:《1990-2000年:十年间的中国图书版权贸易》，载于张晓明等主编:《2001-2002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4]王振华:《英国欲从低碳经济和数字经济寻求突破》，《中国改革报》2009年12月17日。

[5]张晓明:《拓荒者的足迹——中国文化产业改革发展十年路径与政策回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6]柳斌杰:《论文化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代前言第4页。

[7]柳斌杰:《坚持用唯物辩证法处理好六个关系——在2007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2007年7月14日。转引自柳斌杰:《论文化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

[8]柳斌杰:《论文化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代前言第8页。

[9]柳斌杰:《在旗帜的引领下——党的新闻出版事业90年伟大实践与思考》，《求是》2011年第14期。转引自柳斌杰:《论文化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10]程晓龙:《“转型示范”提速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年10月25日。

[11]2012年新闻出版产业报告发布图书报纸总印数增长趋缓，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3-07/11/c_124988318.htm。

[12]柳斌杰:《积极推动全行业实现数字出版大跨越——在第四次部市合作会议上的讲话》，2011年7月27日。转引自柳斌杰:《论文化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

[13]刘玉萍:《学术图书，离数字出版的春天有多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月18日。

[14]中国居民文化消费存在3.66万亿元缺口，http://microreading.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4-01-02/content_10942254.html。

[15]李昕:《数字出版是一盘没有胜算的棋》，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4/07/c_124545502_2.htm。

[16]同上。

[17]李昕:数字出版是一盘没有胜算的棋，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4/07/c_124545502_2.htm。

[18]《把握中国书业健康发展的新势逻辑》，中国图书商报2013年1月4日。

[19]程晓龙:《“转型示范”提速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年10月25日。

[20]曹润林:《论政府采购促进幼稚产业的发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21]刘小玄:《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产权和市场——关于市场、产权、行为和绩效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22]同上书，第102页。

[23]蔡翔、陆颖:《我们出版的方向——深化出版体制改革问题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3页。转引自陆颖:《论当前我国出版业的产业类型及其变迁方向》，《现代出版》2013年第2期。

[24]柳斌杰:《全面展开的新闻出版领域改革新阶段——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8年4月11日。转引自柳斌杰:《论文化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

[25]Vernon，R.(1966).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Quarterly Journal ofEconomics.80:190-207.转引自《国际产品生命周期及其应用》，《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1994年。

[26]张贤善:《企业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模型的分析及对宝钢发展战略的启示》，《工业工程与管理》2004年第3期。

[27]费钟琳、魏巍:《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府政策——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的考量》，《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年第2期，第105页。

[28]Gort，Michael and Klepper，Steven.1982.“Time Paths in the Diffusion of Product Innovation，”The E-conomic Journal.92.pp.630-653.转引自李靖华:《进入、退出与市场壁垒的系统分析》，西南交通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

[29]费钟琳、魏巍:《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府政策——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的考量》，《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年第2期，第107页。

[30]李全光:《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我国物流产业企业战略研究》，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12-14页。

[31]常征:《中国数字内容产业生命周期模型建立与阶段识别》，《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67-70页。

[32]熊励、周璇、金晓玲、顾勤琴:《基于云服务的数字内容产业协同创新与创新绩效实证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年第11期。转引自上海内容产业促进中心《上海数字内容产业白皮书(2008)》。

[33]常征:《中国数字内容产业生命周期模型建立与阶段识别》，《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69页。

[34]肖扬:《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区域、阶段的视角》，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131页。

[35]肖扬:《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区域、阶段的视角》，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31页。

[36]程晓龙、任晓宁:《首批70家“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开始公示》，http://www.bookdao.com/article/65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