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与版权产业

二、中国图书与版权产业

21世纪将是文化生产的时代，文化产业的发达程度将直接决定国家的整体实力。因而，发展文化产业就变成具有战略意义的政策抉择。文化产业的这种战略意义，已经被世界各国所接受，同时为了实现文化产业的这种战略意义，各国都制定了相应的方案。中国也认识到文化产业的战略意义，并积极探索着文化产业的振兴之路。

2007年10月9日至14日举办的第59届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共吸引了7400多家参展商和近30万参观者。中国展团在本届书展上输出版权1928项（2006年1364项，2005年615项）。在本届书展上，中国出版集团成立了“中国出版（巴黎）有限公司”和“中国出版（悉尼）有限公司”，其下属的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与世界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团——培生教育出版集团共同签署了在美国合资成立“中国出版（纽约）有限公司”的意向协议备忘录。

尤其令人兴奋的是，中国图书出口已不再是单纯的图书贸易和版权输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与国外出版商共同策划选题或合作出版发行图书。中国图书的国际市场之路呈现出梯次推进、多样化的特点。与外方成立合资公司创造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全新商业模式。

中国的图书版权产业的发展严格来讲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其发展步伐也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进程而逐步向前迈进的。

（一）起点——对外合作（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

中国图书版权首次对外合作是在1978年9月与日本讲谈社商定中日合作出版《中国之旅》画册。在1992年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之前，由于我们自身的原因和外国出版商对中国市场的顾虑，我国的版权贸易主要以输出为主。《中国之旅》就是这样一部版权贸易的开山之作。该画册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卷，主题是反映当时现代中国的面貌，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面和日本讲谈社合作，讲谈社派摄影师和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一起在中国各地采风拍摄，先以日文出版，后又出版英文版。1979年，在南斯拉夫评论社召集的“莫托文集团”（由欧美几十家中小出版社组成）会议上，中国和“莫托文集团”谈成合作出版大型画册《中国》，该书由上海美术出版社和“莫托文集团”合作，以英、法、意、日等7种文字出版，海外发行10万册。

这一时期版权输出的另一重要事项，是1984年英国培格曼出版社（Pergamon Press）出版了《邓小平文集》的英文版，第一次把邓小平的理论传播到西方乃至世界。

版权引进方面的开山代表作之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从美国购入版权，出版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这一阶段，我国尚未颁布《著作权法》，也没有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很多人还不知道版权为何物，版权贸易活动存在着诸多障碍：一是信息来源的局限，国内出版界对海外出版市场的信息缺乏了解，外国出版界也不了解中国；二是对外交流访问比较受限制，出国很困难；三是外汇限制，外汇少，管制严格，出版社付汇购买版权几乎不可能。

（二）成长——以港台地区为主要合作对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92年）

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986年首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举办。在当时中外出版界缺少联系的情况下，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搭建起一个让中外出版人直接对话的平台，把众多国际著名出版公司引到了中国出版人的家门口。博览会的功能从开始以原版进口图书订购为主，逐渐发展成以版权贸易和对外合作交流为主。每届博览会上成交或达成的版权贸易协议逐年增长，直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版权贸易事业的总体发展。

此时，中国的版权贸易仍是输出大于引进，合作伙伴也集中于亚洲国家和地区，与欧美的联系较少。特别是祖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合作，在此期间正式大规模展开。以1988年10月第一届“海峡两岸图书展览”在上海举办为起点，标志着两岸出版合作正式启动。

在后来与台湾的合作交流和版权贸易中，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下属的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起到了重要的组织和推动作用。1988年2月25日，经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批准，“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在北京成立。从1989年开始，促进会开始连续举办两岸的“合作出版洽谈会”。当时和台湾合作的重要项目《中国美术全集》的出版协议，就是在首届洽谈会上签署的。

和台湾的合作交流模式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种是合作出书。比如前文所说的《中国美术全集》，此全集共60卷，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牵头，联合文物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上海书画社等五家出版社，同台湾锦绣文化企业合作出版发行。该全集在台湾销售了3500套。锦绣文化企业董事长许钟荣当时和内地有许多版权合作项目，除《中国美术全集》外，还有300卷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74卷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另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和台湾光复书局合作出版的《中国古建筑大系》10卷本繁体版，共发行2万套。当时的合作主要是把内地的图书输出到台湾，也从台湾购进少量版权，比如从台湾光复书局购买了30卷本《大美百科全书》的简体字中文版权。

第二种合作方式是两岸出版界人员互访。中国内地出版界首次组团访台是在1993年5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下属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会长许力以，率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林尔蔚、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陈早春、人民美术社社长陈允鹤、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社长周谊等一行12人访台。此次访台就扩大两岸出版交流达成五点共识：第一，两岸定期轮流举办出版学术交流研讨会；第二，定期互相举办书展；第三，组织双方编辑人员互相往来、培训；第四，双方互相提供图书出版信息；第五，互相提供印刷技术协助，并加强出版印刷交流。

1994年3月，中国内地的图书首次在台北展出，展览规模宏大，共展出内地版图书17万多种，参展内地代表团成员近百人。

和台湾的第三种合作途径，是双方定期举行研讨会。为此，1994年9月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海峡两岸出版界商定设立“华文出版联谊会议”，由内地、香港、台湾每年轮流举办。1995年5月，第一届“华文出版联谊会议”在香港举行。

这一阶段，许多对外合作输出的项目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和经济效益。如《中国长征》由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摄影出版社和澳大利亚的开文·威尔顿公司合作，于1985年底出版，在海外发行4万多册。1987年，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又和长城出版社合作，以7种外文出版了《俯瞰中国》，海外发行7万多册。新华出版社则因和瑞士尤尔根公司合作输出《熊猫》获益颇丰。当时的对外版权输出，一度为国内出版社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这种设立重要项目、政府大力支持、集中力量策划出版的做法，某种程度上非常值得我们在今天推广中国图书“走出去”时予以借鉴。

在版权引进方面，为克服外汇缺乏对版权贸易的限制，商务印书馆巧妙地以“补偿贸易”的形式创新了当时的版权贸易模式。198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与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的《精选英汉汉英词典》，由于当时不能付外汇，商务印书馆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达成协议，采取“补偿贸易”的形式，由商务印书馆把一定数量印刷好的书芯运送到香港，由对方在香港加上书封后直接在海外市场销售。就这样，我国的出版者克服当时的种种困难，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开始进入出书、培训、人员交往的快速成长期。

这一时期对外合作交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模式：一是与国外合作出版了一些大型的出版物。二是建立起中外出版交流和相互培训的合作方式。如继《中国》合作项目之后，每年，日本以及西方国家都会派团和中国互访，从1980年开始，日本讲谈社每年都接收20位中国的编辑赴日本进修、培训。三是和海外出版界之间互相举办图书展览，并在展览期间组织讲座，积极参加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改革开放初期只有中国国际书店一家代表中国出版界参展，后逐渐扩大到各出版社纷纷派员参展。

但是，当时大多数中国出版社的版权贸易工作仍处于被动等待的懵懂阶段，缺乏计划性和主动性，随意性较强。在出版社内部管理和机构设置上，很少有像科学出版社那样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成立专门的国际合作室。即使版权贸易工作起步较早、版权贸易数量较大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成立了版权贸易工作小组，开始由副总编辑分管，设专职人员具体负责，正式成立国际合作室则是在1992年。

而这一时期，出版社彼此竞争也不明显，出版专业范畴不交叉，出版社之间相处融洽，版权贸易数量虽然不大，但都认真完成。版权贸易工作起步较早的出版社有科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图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

（三）向规模数量型转移（1992～2000年）

1992年9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鲍格胥博士。鲍格胥说：“今天，伯尔尼联盟的人口有25亿，然而，当时钟的分针指向1992年10月15日这一天的时候，伯尔尼联盟的人口将猛增至37亿到38亿，因为中国的人口在12亿到13亿之间，而《伯尔尼公约》于1992年10月15日在中国生效。”

对于中国出版界来说，1992年的确是版权贸易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的版权贸易工作从此纳入了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外国出版商开始放心地和中国做生意。现任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张惠珍将这一阶段定义为“中国的版权贸易从小打小闹向规模数量型转移的初级阶段”。

这一阶段出版社引进和输出图书的比例开始发生变化，引进版图书逐年增加，输出版图书则有所减少。根据国家版权局的统计，1992年前，版权输出数量大于引进，从1992年起，版权引进数量开始大于输出。

此时，引进版图书的市场化倾向日益明显，国内出版社引进了一些畅销书、市场反映热烈的图书。比如199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飘》的续集《斯佳丽》；1993年外研社引进的《维克多英语》，发行25万套，与麦克米伦公司推出的《走遍美国》，发行数十万套。漓江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少儿出版社、浙江少儿出版社等成为新兴的版权贸易生力军。

同时，引进版图书的增加，推动了我国图书编辑印装质量的提升，引进版权的过程，也是中国出版社学习国外图书编辑制作优点的过程。比如21世纪出版社在引进英文《DK百科全书》的过程中，就学习了图文关系的处理、版式设计的主题照应等。

1996年之后，引进版图书数量再次呈现大幅增长，输出则逐年递减。以建筑工业出版社为例，1992年引进版图书仅2种，输出版图书16种。1996年引进版图书30种，输出版图书20种。到2000年，引进版图书升至70种，输出版则下降到不足15种。

1996年之后，在版权引进数量猛增的同时，也出现了出版社购买版权一拥而上、重复出版、无序竞争的现象。当时版权贸易市场的无序竞争相当严重，国内一些出版社相互拆台、哄抬价格，使图书的版税率由国际通行的6％～8％抬高到10％～12％；版税预付款由最初的30％（按国际惯例）竞相抬高到100％；专业图书的起印数从2000～3000册增至8000～10000册。版税提前全部付掉了，可是书没有全部卖掉等现象屡有发生，造成国家经济受损，外国出版商坐收渔翁之利。外商对国内这种无序竞争现状了如指掌，提出的条件越来越苛刻，他们将同一本书同时寄给多家出版社，让各出版社竞相报价、抬价。部分出版社购买版权盲目性很大，有时候先把版权抢下来囤积着，再找市场，造成很大浪费。

这一阶段，出版社在急切购进版权的同时，转让版权的意识越来越淡化，本土原创减少，外向型选题匮乏。不过，也有一些出版社仍然在对外合作输出中颇有收获，例如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与施普林格公司（Springer）合作出版的《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采用在全球范围内组稿，自己编辑印刷中英文版的方式，获得近10倍于出售版权的利润。

（四）向优质高效型转移（2001～2005年）

2001年，中国加入WTO，成为中国出版业版权贸易事业和对外交流合作快速发展的又一契机。此时，各出版社在从事版权贸易时，开始追求质量取胜，强调精品意识。这一阶段可以描述为“从规模数量型向优质高效型转移”，是我国版权贸易稳步推进、提升的阶段。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的出版资源、作者资源、图书市场都被摆到了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此时，一些中国出版社在对外合作交流方面，以国际化的发展定位取代了单纯的版权贸易。以科学出版社为例，国际化是该出版社发展定位的一个方面，他们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成为国内优秀科技成果的发布中心和国外优良出版资源的引进平台，原创和引进相结合，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长久发展战略。科学出版社和国外出版商的每一个合作项目，都是多方位的合作，除了版权贸易，还包括有计划地输出科学出版社的业务主力到国外出版公司培训进修。

科学出版社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建立了海外分公司，目前在纽约、香港和英国等地拥有三家海外分公司。如今，科学出版社每年引进优秀科技著作三四百种，输出一百多种，和全球几十家STM领域的国际出版公司都有合作。特别是和爱思唯尔（Elsevier）、施普林格这样全球领先的科技出版商建立了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科学出版社与这两家公司合作出版了《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的英文版，连同该社其他一些学术期刊内容，放到爱思唯尔和施普林格的在线网络平台之上，提升了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同时也扩大了科学出版社在国际科技出版领域的影响。

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走出去”，政府开始采取相应扶植措施鼓励中国图书“走出去”。2004年3月，在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务院新闻办的共同推动下，首批中国政府资助出版的70种法文版中国图书亮相巴黎图书沙龙，随后此模式被发展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于2005年7月正式启动。人们的输出意识由淡漠再次增强。但由于1992～2001年这一阶段对版权输出的忽视，此时原创和输出显得后劲不足，缺乏可输出的好产品。要想很快扭转目前引进远远大于输出的状况绝非一日之功。很多业内人士表示，不应过多强调引进输出的比例，现实情况决定，引进大于输出的状况还将在很长时期内继续存在。我国是一个学习性很强的民族，这决定了我们引进国外知识产品的热情，但是，一个成熟的出版社应该具有很强的输出意识，把自己的版权卖给别人，而要让更多的中国图书“走出去”，首先应该让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五）“十一五”——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发展的新起点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将出版业列入九大重点发展产业，我国已经兑现了加入WTO时的承诺，开放了市场分销和印刷制造的两个重要环节，而且图书与版权产业的发展将在整个文化发展的大环境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中国的图书与版权产业在改革开放中不断调整政策，逐步扩大对外开放。截至2006年，我国已经批准外资投资的分销服务企业38家，其中14家有批发权。在分销领域，独资、合资、股份制、民营资本、国有资本都是允许存在的。在印刷领域，除了规定出版物印刷企业必须由中方控股以外，其他的印刷行业都是全部开放的。目前已经批准中外合资、外商独资的印刷企业有2000多家。

在图书出版领域，目前我国的政策规定不允许外资进入出版编辑环节，但是开放了单本书的项目合作。外国政府、外国出版企业每年都和中国相应的出版社有很多的图书出版合作。在图书合作出版、版权贸易方面，完全是开放的。

2005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并在北京、上海、重庆、广东、浙江、深圳、沈阳、西安、丽江等9个省市，35家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文艺院团等单位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2006年初，中央颁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若干意见》，并于9月又发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正在全面推开，文化产业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图书与版权产业亦迎来了发展的春风，这从2006年第58届和2007年第59届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展团取得的成绩中就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