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百科知识 中外双边图书版权贸易现状

中外双边图书版权贸易现状

时间:2022-04-2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二、中外双边图书版权贸易现状与迅猛崛起的经济相比,拥有五千年璀璨历史的中国,现今的文化贸易逆差现象显然与其大国地位不相称。据北京市版权局对1997年北京各出版社引进外国图书版权贸易合同登记的统计结果,居北京市该年度引进外国图书版权前六名的国家与地区依次是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与新马。而北京市该年度引进图书版权的数量则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二强。

二、中外双边图书版权贸易现状

与迅猛崛起的经济相比,拥有五千年璀璨历史的中国,现今的文化贸易逆差现象显然与其大国地位不相称。有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内地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68种,输出14种;从英国引进2030种,输出16种;从日本引进694种,输出22种。2005年对美版权贸易是1000∶6。同时,输出图书以传统文化和汉语教材为主,主要面向华文市场。

世界并非不需要中国文化,而是中国文化输出不够。由于中国外文图书生产规模小,缺乏适合国际图书市场的产品,对国际市场研究不够,以及缺乏政策扶持等原因,其输出的图书难以进入西方主流渠道和影响西方主流社会

但可喜的是,这一情形在2004年中法文化年出现了转机。当年3月,由中国政府资助、法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的70种中国精品图书,在第24届法国图书沙龙上受到热烈欢迎,短短六天中就售出约三分之一,并进入法国主流销售渠道。借鉴法国模式,2004年下半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正式启动,主要内容包括资助翻译费、鼓励外国出版商和出版机构翻译出版发行中国图书、向国外图书馆赠送关于中国的图书等。

中国政府的积极姿态显示效果。2005年,中国与英国、法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的十余家出版机构签署了资助300多万元人民币、出版179种图书的协议,截至2006年底共出版了103种图书,目前尚有百余个资助项目在进行中。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6年决定加大计划实施力度,将资助翻译费对象由原来以国外出版机构为主,改为也可面向国内出版机构。正在此间举行的“首届中华版权国际合作推进会”,便是努力搭建一个海内外出版界交流合作的平台,它将成为中国首个常设性国家版权交易平台,推动中国出版走向世界。

2006年5月12日,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和俄罗斯最大的地方出版社——凤凰出版社签约成交中俄版权贸易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交易,即一次性从中国集中引进《道教风俗谈》、《孔子与世界》、《中国西藏寺庙》等75种图书的版权。这是中国一次性对一个国家集中输出版权图书种类最多的一次,也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启动以来取得的最丰硕成果。

(一)中美图书版权贸易

美国版权产业在对GDP的贡献和就业水平两方面已经持续超过美国经济的其余部分,而且在美国出口增长中也扮演着日益突出的角色。版权产业的就业规模直逼美国保健与社会救助业(从业人数1530万人)、制造业(美国制造业21个制造产业的就业人数为1450万人)。以图书版权为代表的核心版权产业延续着比整个美国经济更快的增长势头,其就业人数的年增长率为1.33%,超过整个美国经济增长率(1.05%)27%。《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2004年报告》显示,版权产业的增加值继续在美国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2002年核心版权产业的增值达到6266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6%;美国全部版权产业约占到美国GDP的12%,为12500亿美元,同样不可小视。

如果不考虑2002年这个对整个美国经济来说糟糕的一年,1997~2001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年就业增长率为3.19%,是同期整个经济年就业增长率(1.39%)的两倍强。当美国继续扩大和增长贸易赤字时,版权产业在国外销售和出口上持续繁荣。2002年,核心版权产业中四个部分的海外销售和出口达到了892.6亿美元。甚至在盗版和糟糕的经济状况下,估计的全部海外销售收入2002年仍在增长,比2001年高出1.1%。

增值、就业水平和海外销售三方面持续性的积极趋势,巩固了版权产业作为引领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产业的地位。当新技术支持合法版权产品的新传输方式的发展时,美国版权产业的繁荣将继续为美国和全球市场的经济增长铺平道路。

而在中美图书与版权贸易方面,根据国家版权局的有关统计,至少从1989年起,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外国图书中,美国作品的数量(无论是种类还是印数)始终处于首位。1989年,我国翻译出版(包括重印)外国图书3470余种,印数近1.3亿册以上,涉及国家共48个。从种数上看,美国超过1146种,占总数的33%。以下的五个国家依次为日本(629种,占18%)、俄罗斯(387种,占11%)、英国(353种,占10%)、法国(165种,占4.7%)及德国(149种,占4.2%)。在图书的印数上,美国图书更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超过1.02亿册,占出版外国图书总数的83%。

1992年中国与美国签订《知识产权保护备忘录》,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两个国际版权公约的初期,中国翻译出版外国作品的数量曾一度有所减少,但美国图书依然排在了第一位。又据国家版权局的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我国出版的外国图书按国别统计(包括经过授权出版与进入公有领域不必授权出版及再版或重印书),位列该年度前六名的国家依次是:美国、英国、日本、独联体、法国与德国。其中,美国分别以423种与360余万册(分别占总数的21.96%及23.53%),居种数及印数的首位。这个数字比位居第二的英国均高出两倍多。

据北京市版权局对1997年北京各出版社引进外国图书版权贸易合同登记的统计结果,居北京市该年度引进外国图书版权前六名的国家与地区依次是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与新马(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其中美国以984种高居首位,占该年度引进总数的61%;比居第二位的英国高出三倍多。而北京市该年度引进图书版权的数量则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二强。另据国家版权局年度统计,1998年和1999年两年,中国内地出版社分别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2236种与2920种,分别占当年引进图书版权总数的42%与45%。2005年,中国内地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达3932种,占当年引进图书版权总数的42%。

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美国图书始终占据着中国出版外国图书的首席位置,这在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后,也没有发生变化。不仅如此,这一数量还在不断上升,且已几乎占据了中国引进图书的半壁江山。随着中美交流的进一步加深和市场的逐渐开放与服务贸易的繁荣,这一状况将会持续下去。

中国从美国引进的图书内容相当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活等各个领域。近几年引进的图书又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电子信息类、财经类书籍大幅增多;二是其他类畅销作品增多。由于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及计算机应用的普及,加之美国在此方面的领先地位,使得国内出版社引进的此类相关书籍较以往明显增加,不仅品种多,印数也较大。在美国新出版的一些电子类书籍,几个月后就会有中文版问世。同时,一些较具学术水准与价值的人文科学类书籍及拥有众多读者的流行图书如文艺畅销书、人物传记等书籍的引进也比以往明显增多。影响较大的如20世纪80年代引进出版、90年代重新签约修订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及《爱因斯坦全集》、《走进未来》、《廊桥遗梦》等,个别美国文学畅销书排行榜上的新书几个月后也能在中国内地见到中文版。

与此相比,中国向美国输出图书版权的数量则微乎其微,与引进不成比例。根据国家版权局的数据统计资料,1990~1996年的六年时间里,我国内地向美国输出的图书版权仅为17种。在中国输出版权国家排名上,美国仅居第六名。1991年和1999年,我国内地对美国版权输出分别为4种与59种,2005年为16种。1999年是近些年来图书输出品种最多的一年,也是较为特殊的一年。对美国输出的中国图书内容多与中国文化有关,如《气功图谱》、《神经科学百科全书》、《三松堂》、《中国历代名著全译》、《英汉倒排辞典》、《企业信用的再创造》等,出版这些书的美国出版社多属大学或科研机构,如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美国数学学会等。

就美国图书的进口而言,2002年和2003年中国连续两年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国。2003年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图书增长22%,达到4.131亿美元。2004年则达到了5.335亿美元,同比增长29.2%。过去五年来,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图书已经增长了190%,远远超过这一时期美国图书进口23%的增长率。2003年美国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图书进口额下降幅度最大,高达15.1%,为1.898亿美元。2004年降至1.898亿美元。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美国从中国内地的图书进口额包括了美国将编辑好的图书内容拿到中国来印刷的部分,而其编辑内容并不是从中国内地引进的。美国对中国内地进口图书的大幅增长和对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香港的许多大印刷厂内迁,中国内地成为美国海外印制出版物的重要基地。

表7-1 2004年中国内地和香港图书出口美国状况(单位:百万美元)[21]

img92

表7-2 2004年美国图书出口中国状况[22](单位:百万美元)

img93

中国出版走向世界的步伐正在加快,国内出版界通过输出版权、合作出版以及在国外设立出版机构等形式,“走出去”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以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外文局)为例,其采取国内出版、国外发行,版权交易和合作出版等模式进行图书和版权以及出版资本的版权交易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外文局1984年在美国成立了常青图书公司,位于新泽西。1987年在旧金山成立了分公司,后来全部业务都迁到了美国西海岸。2002年以前,外文局的英文书刊主要是以供货的形式交由美国的中国书刊社在美发行的。中国书刊社是一家向美国社会和大众传播中国信息和书刊发行的机构,创建于1960年,在美国很有名气,总部设在旧金山,并曾在芝加哥和纽约都设有分社。冷战时期,这是唯一的一家发行中国对外书刊的机构,也是美国读者了解新中国的唯一渠道。后来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这家已有40多年历史的书刊社到2002年时已濒临破产。这时候,外文局联手香港联合出版集团一起收购了中国书刊社。这样,国内出版社进入美国图书主流市场便有了自己的专有渠道,改变了此前图书只能在华人圈子里转的历史。但仅有发行渠道还不够,由中国人策划、编写的图书并不完全适合美国社会大众,如何发行美国市场需要的中国图书,这是外文局及很多国内出版社的共同困惑。在此背景下,外文局开始实施“两头在外”的本土化战略方针,即市场调研和选题策划在国外,推广发行在国外,资源即作者和初稿加工以及印制在国内,希望以此改进书稿质量并真正进入美国主流图书市场,以满足美国市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学习的日益高涨的需求。基于此,2002年,外文局又携手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在美国成立了长河出版社,双方各控股50%,基本实现了出版本土化。

出版本土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人员本土化、选题本土化和机构本土化。

1.人员本土化

目前外文局在美国的三家公司共有员工16人,除了少量国内派来的人员外,绝大多数都是当地员工。长河出版社和中国书刊社的董事长、总裁都是由外文局的领导和香港联合出版集团的领导兼任,定期向董事会报告。当地员工有美国人,有美国出生的华人,也有从中国留学回来的“海归”,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情结。对于他们来说,供职于此,一方面是谋生,更重要的是兴趣所在。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当地员工能沟通两种不同的文化,并熟悉当地的环境与市场,更容易做好本土化出版发行工作。因此,人员本土化是实现本土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软件”环境。

2.选题本土化

选题涉及题材、内容、写法、翻译、编辑、设计、印刷、装帧、开本、推广等多个方面。选题本土化要求,首先必须是美国人想要了解的或喜爱的题材,同时在内容、语言表达、制作形式等方面也尽量用他们熟悉的方式。其目的是为了能够在本土销售,也就是要以市场定位选题。对于国内提供的选题,由于目标读者是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到适应外国人的价值取向和阅读习惯,虽然含金量很大、信息非常有价值,但为了在国外推广,必须对之进行改造,删掉不便于理解的东西,增加背景材料和必要的解释,并在语言和表达上进行加工。在图书装帧上通常也要花大力气进行改造,如果说一本书看不出是中国出版的书,而更像美国书店里的书,那就成功了一半。从中国作品翻译过来的,要花很多力气来进行改造,使其本土化,这中间并非一个简单的翻译问题;而美国本土的作品,编辑起来相对要容易得多,市场接受程度也要高得多。十多年前,日本讲谈社在美国成立美国讲谈社,他们做到了人员和机构的本土化,但选题没有本土化,很多图书都是由日文直接翻译过去的,加工不多,最后没有成功,退出了美国市场。

3.机构本土化

机构本土化,是指把出版机构建成一个百分之百的美国公司。这里有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两方面的意思。

第一,外部环境。在美国,实行出版社登记制。成立出版社与成立其他公司一样,程序十分简单,可以通过律师或会计师,也可以自己上网申请。出版社成立后就可以马上申请ISBN书号,书号的多少由出版社自己决定。在美国注册的书号会自动地进入美国的图书数据库(BOWKER BOOKS IN PRINT),出版者只要在网上把图书的书名、书号、作者、出版时间等基本信息输入到数据库中,所有的发行公司、书店、图书馆即可通过图书数据库来检索和采购图书。另外,出版社还要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发放的CIP号,这有利于图书馆订购。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资料进入数据库后就会收到订单,有时书还没有出版便已接到订单。这是图书进入主流发行渠道的必要条件。

第二,内部管理。在美国设立出版公司,雇佣当地员工,实现出版本土化,首先必须按照美国的通常做法,如果把国内的一套搬到美国来,肯定不会成功。公司运营要有一种民主的氛围,遇事要大家商量,部门之间要有协作精神,还要虚心听取当地员工的意见,尤其在选题、推广和设计方面。与其他美国公司一样,出版公司要有严格完整的规章制度、完备的员工工作准则和合理高效的工作流程。

长河出版社近几年的出版发展历程值得中国图书“走出去”工程参与者好好借鉴。2002年是长河出版社成立的准备和铺垫阶段。从2003年起,长河出版社开始将国内出版的比较适合美国读者的出版物进行翻译再加工或重新包装。到2004年,长河出版社开始接受英文原创作品,并开始与中国国内的出版机构合作,出版适合美国本土的出版物。

现在,国内各省出版社都先后成立了出版集团。各省出版集团完全可以与外文局及其所属海外公司积极合作,探索以多种合作形式共同将中国的文化推向国外,让中国的出版真正“走出去”。2006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长河出版社偕同美国中国书刊社共同设立了展台,中国外文局、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和长河出版社还在展会期间举办酒会,盛邀国内出版界的领导与同行,共商中国出版走向世界的合作与发展大计。

(二)中英图书版权贸易

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诞生在英国。英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实施版权保护的国家,也是版权贸易最发达的国家和版权贸易历史最悠久的国家。英国的版权代理业极为发达,其版权代理公司有200多家,居欧洲第一。

英国与中国的图书版权贸易关系极为密切,英国是中国引进外国版权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之前,中国出版的英国图书就已占相当大比例。1989年中国内地出版了超过353种的英国图书,在出版的外国图书中排名第四位。1995年,中国内地出版的英国图书超过208种,英国版图书排名上升到第二位。这一排名一直保持到现在。1998年和1999年,中国内地出版社分别从英国引进了594种与860种图书版权,引进数量不断攀升。北京是中国内地引进英国版权最多的地区,1997年引进的英国版权达300余种,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与英国的版权贸易非常密切。上海引进英国版权的数量也呈增长态势。上海版权代理公司近年来代理引进英国图书近50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丛书》、《世界百年掠影》、《当代世界前沿思想家系列》、《剑桥插图历史系列》等都是该公司代理引进的。由于中国版权贸易市场的巨大潜力,使得越来越多的英国出版社对中国市场发生兴趣,剑桥大学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公司、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社、培生教育出版集团、DK公司等是与中国开展版权贸易合作的代表出版社。像DK公司,与中国出版社开展业务交流已达八年之久,他们不仅授权中国出版社出版了500多种图书,还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

img94

图7-11 1998~2005年中英图书版权贸易示意图(单位:种)[23]

相对于版权引进而言,中国向英国输出版权数量很少。1998年为1种,1999年为20种,2000年为2种,2001年为1种,2002年为6种,2003年为2种,2004年为16种。2005年为74种,是近年来输出版权数量最多的一年。

(三)中德图书版权贸易

img95

图7-12 2000~2005年中德图书版权贸易数量(单位:种)[24]

德国是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重要伙伴之一。在中国加入两个国际版权公约前,中国翻译出版的两德(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图书种类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外国图书中位居第六位。20世纪90年代,中国引进德国图书版权数量不断增加。据北京歌德学院德国图书信息中心柯乐迪的有关报告,1992~1996年,德国图书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的由28种上升到135种。1996年,中国内地与港台出版社从德国引进图书版权135种(占德国对外输出总数的3%)。这些图书以少儿图书数量最多(28种),依次为艺术类、自然科学类与文学类。1998年以来,中文图书市场(主要是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已成为德国出版社输出版权少数数量较多的几个市场之一。1998年,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的出版社共从德国引进版权369种(占德国所有输出版权的8.9%)。其中,儿童和青少年书籍93种,文学类书籍60种,历史和艺术史书籍44种。1999年这个数字又上升到471种,其中,157种为儿童和青少年书籍,哲学和宗教类书籍52种,文学书籍44种,自然书籍27种,艺术书籍2种。而据国家版权局的统计,1998年,中国内地出版社从德国引进版权301种,1999年引进389种。在版权引进方面,1999年在美、英、日之后,德国在中国图书版权引进地排名中位列第四位。

与引进相比,中国出版社向德国输出版权数量非常少。据柯乐迪的报告,1996年中国(包括中国内地与港台地区)向德国输出图书版权仅33种,占德国全部翻译书的0.3%。其中13种为纯文学书籍,其他为实用书籍。1999年,中国出版社对德国输出了13种图书的版权(其中一本是小说)。另据国家版权局的相关统计资料显示,1991~1996年,中国内地出版社共向德国输出了27种图书版权,德国居内地对外国输出版权排名地的第四名。根据国家版权局年度统计,1998年和1999年,中国内地出版社分别向德国输出版权7种与1种。

2004年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共有参展商约6000家,其中276家来自亚洲。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的参展商为28家,他们多以联合展台的形式参展。中国台湾曾是海外出版商进入中国图书市场的门户,但是现在中国内地已取代台湾成为国外出版社最感兴趣的市场。在德国所出版的每8本书中就有1本是翻译的书(即版权引进书),而引进版图书中又有一半是英语图书,法语引进版占第二位。由德国引进的日本版权书占其整个引进量的0.4%,排在第十位。中国排在第18位,占德国引进版权书总量的0.1%。

2003年,中国成为德文版权的引进大国。当年德国共输出7022种版权书,仅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就引进660种,占整个贸易量的9.4%。自1998年以来,中国从德国购买图书版权的数量一直排名世界第一,直到2002年被韩国超过。

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德国出版社对预付金和版税的要求不高,他们更看重的是把自己的作家们介绍到国际图书市场上去。近几年来,中国的出版社从德语出版市场引进的“冒险小虎队”系列、《游戏中的科学》和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耶利内克的作品《钢琴教师》等,都成为中国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书。

与英语相比,德语是小语种,中国出版界熟练掌握德语的版权经理和编辑很少,所以在中德版权贸易中需要双方做出更多努力。德国政府和出版业深知这一点,他们非常重视德文书在国外的推动。歌德学院及其德国图书信息中心(BIZ)在中国均设立了分院,更有利于与中国文化界、出版界交流,加强合作沟通。

据德国书商及出版商协会分析,在整个图书行业的全球化趋势之下,总体上德国版权输出进展迅速。1994年,德国仅输出版权有3869种,2003年,德国向全球输出图书版权6989种,而到2004年,共输出7022种,十年间的增长率是80%。

从版权输出的种类来看,青少年图书比例最高。2003年输出的6989种图书中,有1804种都是少儿图书。近几年位居版权输出第二位的是文学图书,占15.6%。

从版权输出对象来看,2004年德国向中国输出版权占全年输出总量的9%,韩国占7.5%,西班牙占6.8%;翻译成英文输出到英语国家的占6.7%,波兰占6.6%,意大利占6.6%,捷克占5.9%,俄罗斯占5.9%,法语国家占5.8%,匈牙利占5.4%,其他语种国家占33.8%。1998~2004年间,除2002年外,中国皆为购买德国版权图书最多的国家(2002年为韩国)。从2004年开始,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举办了“全球化国际书展”、“德国哲学书展”、“德国最美书巡展”等,还在上海国际儿童图书博览会上成功地举办了德国少儿图书市场论坛。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更是不遗余力地组织大型国家展台,每年都吸引了大量德国出版社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德国图书版权输出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出版社自行向全球版权贸易伙伴发送自制的版权书目录。与英语相比,德语属于小语种,因此很多出版社都将版权书信息翻译成英文。很多出版社网站都是德文的,但版权书这一栏会单独做成英文。每年春、秋两季,出版社都很有规律地通过互联网或以纸质形式将版权书目录发给全球版权贸易伙伴。二是通过书展贸易平台。德国出版商每年在国家组织下或自行参加大约25个国家的国际书展。

近年来,德国政府在版权输出方面也有新动作,即推出了“Litrix项目”。Litrix.de是向全世界介绍德国当代出版物的权威媒体之一,它于2003年7月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文化基金会的支持下诞生。其目标是增进全世界对德国当代出版物的认识和了解,使德国和其他国家在当代图书领域的交流更加深入和活跃。文化基金会初步计划为这个项目提供至2005年底的财政支持。Litrix.de的办公地点设在慕尼黑歌德学院,它的另一个合作伙伴是法兰克福国际书展。

为了更好地向国外推荐优秀的德国新出版物,Litrix.de每年都会选出一个地区作为工作重点,工作主要有以下三个步骤组成:

1.从德国当代出版物中精选优秀作品

Litrix.de与一个高水平的评审委员会[25]合作,以“图书是否在文学方面、专业方面和风格方面具有高质量”,“作品所涉及的主题是否具有全球意义”以及“文章是否反映社会现实或者德国社会中个人的心理状态”为标准,每年从文学类书、非文学类书和少儿读物三大类图书中精选出30~40本新出版的优秀书籍,然后在其网站(http://www.Litrix.de)上用多种语言选登作品的内容节选、详细书评,并同时介绍作者和出版社等背景资料。

2.试译

一些重要篇章的内容节选不仅用英语登载,而且还会根据每年的工作重点地区的变化,附加当地语言的翻译,例如2004年使用阿拉伯语、2005年使用中文。另外还有一个评审委员会讨论决定从哪些篇章中节选,委员会成员来自Litrix.de每年工作侧重的地区和国家,他们都是日耳曼学学者或翻译者,对德国文学非常熟悉。

3.翻译赞助

Litrix.de承担了入选的德国图书的所有翻译费用。作为一个文化机构,Litrix.de还致力于一些非大众读物的推介工作。这些作品虽然不是面向广大读者群,但是却能反映德国当代重要的文学、哲学和社会思想。

此外,Litrix.de在国内和国外举办的各种研讨会和活动也为作者、翻译者和出版商们提供了很多见面和交流的机会。

鉴于以往进入中国图书市场的德国图书版权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立足于实践的生活类书籍和面向一定读者群的少儿读物,Litrix.de要尝试今后在中国更广泛地宣传高质量的德国当代出版物。2005年的翻译赞助项目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出版社。Litrix.de承担所有入选图书一定比例的翻译费用。此外,在特殊情况下,Litrix.de还会对个别的版权购买提供一定的补贴。Litrix.de曾制订了“德国作家中国读书之旅”活动计划。此外,Litrix.de还为翻译界的新生力量举办了一次研讨会,与会者在研讨会上与德国作家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就个别翻译问题进行讨论。

从2004年开始,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举办了“全球化国际书展”、“德国哲学书展”、“德国最美书巡展”等活动,还在上海国际儿童图书博览会上成功地举办了德国少儿图书市场论坛。德国还设有专门机构“亚非拉文学促进会”(http://www.litprom.de),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优秀文学作品从本国语言翻译成德语。2005年,Litrix.de项目选择了中国作为重点工作地区。

(四)中法图书版权贸易

中国与法国间的文化科技交流源远流长。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和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中国学室联合编辑有《汉译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图书目录》,书中收录了从19世纪末到1993年3月我国翻译出版的法国社会科学图书目录,计有约1800种(包括重译书)。另据相关统计,20世纪法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汉语的超过500种。不过在中国加入两个国际版权公约以后,法国作品被引进中国的数量有所减少。

中国与法国的图书版权贸易主要也是中国引进法国版权。在国家版权局对1989年与1995年出版外国图书的两次统计中,法国图书都位居第五位。1989年,中国出版法国图书超过128种,占出版外国图书总数的近7%;印数超过127.6万册,占总数的8%以上。1995年,中国出版法国图书超过165种,占总数的4.7%;印数超过160.3万册,占总数的1.3%。在北京地区1997年引进外国图书的排列上,法国位居第五位,为39种。在1998年和1999年,中国出版社分别从法国引进了150种与219种图书版权,法国分别排在中国引进外国图书数量排名地的第五位和第六位。

中国引进的法国图书以文艺、人文科学类为多。1998年中国引进的法国图书中,文学与人文科学书籍占了引进总数的约80%。1999年获法国各类文学奖的书籍,在当年就已经在中国出版,如此速度令法国人惊讶[26]。也正因为如此,从2000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始,法国出版界每年都由法国出版业全国协会牵头,组织一个包括法国各大出版公司在内的出版代表团赴北京参展。据统计,从1992年到2002年底,中国共引进了48500多部外国作品的版权,输出了6500多部作品的版权。中国引进外国版权的来源国按引进数量的多少排列为: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俄国、韩国。法国排名第五位,占中国翻译出版外国图书总数的1.2%。

从中国方面来看,虽然法国图书在引进外国图书数量排名中所占的地位还相对比较弱;但若从法国方面来看,法国图书版权转让的数量尽管从总的趋势来说是在下降(2001年转让版权的图书为5736部,2002年为4698部),在这一总的趋势当中,中国市场(包括台湾地区)的份额却在扩大,而且这一趋势已经变得十分明显。中国现在已经跃居第六位,排名在德国之前,紧随其后的是俄罗斯。

img96

图7-13 2001~2005年中法图书版权贸易统计(单位:种)[27]

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是语言障碍,这也是版权输出的最大障碍。法国政府积极采取促进法国语言发展的政策,制定有利于促进翻译的措施。法国文化部和宣传部下属的“国家图书中心”通过提供专项资助支持法国图书的翻译。其中有一项措施是颁发“翻译奖学金”,每年可以资助100名译者到法国作短期逗留,被选中的译者在法国逗留时间为一个月到三个月不等,奖学金额度为每月1525欧元。

在许多国家,法国都设立了出版资助计划。例如,法国1990年在北京设立“傅雷出版资助计划”;2004年创建了“傅雷数据库”(http://www.fulei.org),登载翻译出版法国作家作品的中国出版商的信息和法文译者的信息,以及19世纪以来被翻译成中文的法国作品和正在翻译的法国作品,还有法国文学新闻及向出版和翻译提供资助的信息。由于2005年是中国的法国文化年,我国受到资助而出版的法国图书超过了100种。如今,法国外交部和法国驻华使馆还设立了“翻译计划”,2005年,北京被确定为“地区翻译中心”。这一方面是为了了解法国图书在中国的出版情况,另一方面是培养中国新一代法文的翻译者。

于2005年10月在北京对公众开放的“法国文化中心”,是一个可以让公众了解法国的语言、电影、图书、大学等资讯的地方,拥有面积为600平方米的多媒体图书馆,每天对公众开放。这里不仅是一个文化娱乐和交流的场所,同时也成为法国出版界与中国出版界交流的园地。

据悉,法国政府还在各个领域不定期地举行翻译人员的培训。例如,法国驻华使馆从2005年11月开始为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翻译组织每次为期两周的翻译培训,费用完全由法国政府承担。而在2004年,法国国际出版局在中国做了“中国出版业所面临的新挑战”的专题研究,其目的是想让法国的出版商了解中国的市场,为两国的出版界人士创造合作的机会。

以版权贸易和交流沟通为中心的参展模式,以语言的推广和翻译的培养为先导,以政府资助为动力,以大使馆文化专员为沟通桥梁的法国出版物推广模式,在许多方面都能够给正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中国出版界提供有益的参照。因为与华文出版一样,法文出版界同样处于英语强势文化的阴影笼罩之下,在向外推广时同样需要跨越语言的障碍。法国政府最近几年出台了种种进行法国文化推广的政策和措施,其框架和策略值得当今的中国出版界各方人士予以关注。比照法国模式,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出版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政府、出版者、学者们和作家们,都会有更多的作为空间。

(五)中俄图书版权贸易

在前苏联时代,中国曾出版过众多前苏联作品,前苏联也曾出版过少量的中国作品。但中俄图书版权贸易的正式开展应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1992年10月中国先后加入《伯尔尼公约》与《世界版权公约》,俄罗斯(前苏联)原是世界版权公约成员国,从1993年起,又加入了《伯尔尼公约》。这些都为两国版权贸易的开展奠定了法律基础。

1989~1995年间,在中国内地出版的外国图书中,俄罗斯(包括前苏联)占有重要地位。1989年中国出版前苏联图书387种,占出版外国图书总数的11%,居国家排名的第三位;印数在227万余册,占总数的1.3%。1995年中国内地出版俄罗斯图书139种,占总数的7.22%,居国家排名的第四位;印数超过113万册,占总数的7.42%。1992年9月,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与俄罗斯著作权协会(俄最大的版权代理机构)签署了合作议定书;1994年9月,两机构又进一步签订了具体的工作协议。此后,两国的版权贸易逐步开展起来。截至1996~1997年,双方每年签订的版权合同都超过50份,涉及的作品已超过300余种。中俄间的版权贸易主要是中国从俄罗斯引进作品。1998年和1999年,中国内地分别从俄罗斯引进图书版权34种与30种,分别居中国当年引进地排名的第五名、第七名。中国对俄罗斯输出图书版权数则非常少,1999年有4种,2003年有1种,2005年有6种。

中国从俄罗斯引进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文艺作品。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坛一直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而由于历史的缘故,前苏联时期的诸多文学作品在中国有着极广泛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前苏联作品的影响开始明显减弱;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文学作品又开始有新的读者群产生。近些年中国内地引进的俄罗斯作品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毁灭》,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费定的《早年的欢乐》,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战争三部曲》,爱伦堡的《风雨》、《解冻》,卡维林的《船长与大尉》,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邦达列夫的《选择》、《岸》,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与库尼亚耶夫的《叶赛宁》等。到目前为止,前苏联在版权保护期内的著名作品多已为中国出版社引进。除文学作品外,还有少量的传记类、人文科学类作品被引进,如戈尔巴乔夫的《不屈的人们》、亚科夫列夫的《朱可夫传》、沃罗宁的《巴甫诺夫传》及亚科布松的《情感心理学》等。

img97

图7-14 2001~2005年中俄图书版权贸易统计(单位:种)[28]

中俄图书版权贸易呈现以下特点:一方面,图书品种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文学和语言方面。前苏联在20世纪50~60年代出版过李白和杜甫的诗集、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以及现当代文学家鲁迅、茅盾、老舍等的作品。近年来,俄罗斯读者对东方文化的兴趣日渐浓厚,领域也有所拓展。另一方面,双方版权贸易不平衡。1996~1999年,双方每年签订的版权贸易合同都超过50份,涉及的各类作品达300~400种。而中国对俄罗斯版权输出较少,1999年仅为4种。

中国内地引进俄罗斯版权有许多成功案例。例如,1999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2000年,译林出版社花巨资引进了叶利钦自传——《午夜日记》,在国内畅销一时;2001年,中国财经出版社引进了青少年科普丛书“认识世界”一套5本,5000套很快售罄。

目前俄罗斯急于引进的中国国内畅销图书包括:传统中医中药、养生、气功、保健、传统文化、古代文学作品、近当代领导人传记、现当代文学和反映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图书。另一方面,俄罗斯文化和中国文化跨度较大,俄罗斯文化不代表世界流行文化方向,在国内热销的财经、计算机和英语教育读物俄罗斯也不具备领先优势,因而无法引起我国读者的广泛兴趣。

(六)中日图书版权贸易

日本是中国图书版权贸易最重要的几个合作伙伴之一。它既是我国版权贸易重要的引进地,也是重要的输出地。1991~1996年底,在我国内地出版社向外国输出的395种图书版权中,向日本输出为74种,占我国内地对外国输出版权总数的19%,排名居第二位。1998年和1999年,日本分别居我国内地对外国输出地排名的第二位与第四位。在引进版权方面,1998年和1999年我国内地出版社分别引进出版日本图书629种与207种,印数为750万册与106万册,分别占当年引进外国图书总数的18%与7%。在我国翻译出版外国图书的排位中,1989年和1995年日本分别居第二位与第三位(1995年与第二位的英国仅差一种)。在1998年和1999年,我国内地出版社分别从日本引进了454种与577种图书版权,分别占当年引进总数的20%与9%,在引进地国家排名中,日本排在美、英之后,列第三位。可见,日本在我国图书版权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引进日本图书版权方面,我国内地出版社从日本引进的图书不仅数量多,内容也十分广泛,涉及诸多方面。除曾经畅销一时的文学类、漫画类图书外,电子信息、企业管理、财经、艺术、生活及语言等类别的图书也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以与讲谈社的合作为例,中国出版社引进日本图书的特点,一是“部头大”,如河北教育出版社欲引进的《平山郁夫美术全集》(共7卷,每卷定价8000多日元)等,所支付的版权费用不菲;二是成系列、成规模,如中国纺织工业出版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引进的图书,每套都在十几册以上,且引进书目较系统。[29]

img98

图7-15 2001~2005年中日图书版权贸易统计(单位:种)[30]

在对日图书版权输出方面,1991~1999年间,我国内地年对日版权输出数量变化不大,但总体呈增长趋势,对日输出版权数量分别为1991年4种、1992年14种、1993年9种、1994年17种、1995年13种、1996年13种、1998年24种、1999年10种。对日输出的图书从总体上可大致分为四类,按数量排列分别为传统文化(文史哲医)、当代政经、艺术(包括漫画)及语言文学。

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学、历史、哲学、医学类书籍,是日本出版界最感兴趣的书籍,这类作品的输出也最多。输出的此类书籍包括《中国鬼文化》、《中国禁书大观》、《权力塔尖上的奴仆——宦官》等。“三国”题材的书籍一直是日本读者所喜爱的图书品种之一。1995年前后,日本出版界出现了“三国热”,从《曹操大传》、《诸葛亮大传》到各类漫画书层出不穷。中国的“三国”书自然也受到了日本出版社的青睐,输出的此类书籍有《“演曹操”——吴晗文集》、《三国演义中的悬案》等。输出的哲学宗教类图书有《中国佛教史》、《宗教故事丛书(道教)》、《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等。有关中国传统医学养生类的书籍也很受日本读者喜爱,输出的此类作品有《中国药膳大词典》、《中医十大类方》、《中医辨证学》、《中国民间疗法》、《散手入门》、《太极拳基本功》等。

img99

图7-16 1991~1999年中国内地对日本输出图书版权示意图

其次输出的是有关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类书籍。日本时刻关注着中国,日本出版界自然也不会例外。于是,有关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从领导人的著作、经历、当代历史,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的重要统计材料、教育等的各类图书,都有可能成为输出的对象。这一时期输出的此类书籍包括《邓小平文选》(1~3)、《邓小平的历程》、《她还没叫江青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白皮书: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1994~1995)》、《中国石化总公司年鉴(1994)》、《中国农业发展报告(1995)》、《1996年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报告》等。此外还有《中国高校大全》、《中国民工潮》等。

中国传统艺术方面的书籍如中国书法、美术、服饰、民俗风情等也是日本出版界较感兴趣的项目。输出的此方面书籍有《丝路传说》、《敦煌》、《齐白石作品集》、《中国篆刻大辞典》、《中国书法史图录》、《中国历代妇女妆饰》、《北京老天桥》等。日本是漫画王国,日本人对任何事情也都喜欢通过漫画来体现,所以有关中国题材的漫画在日本也会有读者,如《绘画本中国古典文学讲经故事丛书》、《绘画本中国通史》、《孙子兵法连环画》、《小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等。

输出到日本的语言类与文学类书籍不多,曾经输出的几种包括《中国语动词活用词典》、《汉日辞典》、《例解新日汉辞典》、《战后日语新探》等,以及老舍、钱钟书、王蒙、苏童、莫言等作家的作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关中国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类书籍在日本并没有多大的销售市场,但对日本了解中国却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就有一些日本出版社在做较为系统的引进工作,为日本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国做着非常认真而精细的服务与积累,这是值得我国出版社学习与借鉴的。顺便补充一点,日本在引进外国版权方面无论是数量还是速度都是全球排在前列的国家。但凡它认为对其有些价值的作品,就要设法引进,以便尽快掌握外国的最新信息与经验,了解消化,为其所用。这也是其成为世界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释】

[1]辛广伟:《历史的回顾:版权贸易在中国》,《中国图书商报》,1996年8月30日。

[2]辛广伟:《历史的回顾:版权贸易在中国》,《中国图书商报》,1996年8月30日。

[3]信西:《2000年中国版权情况简述》,《著作权》,2001年第1期。

[4]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信息宣传处。

[5]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信息宣传处。

[6]资料来源: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信息宣传处。

[7]资料来源: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信息宣传处。

[8]资料来源: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信息宣传处。

[9]辛广伟:《1990~2000年十年来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状况分析(1)》,《出版经济》,2001年第1期。

[10]辛广伟:《1990~2000年十年来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状况分析(2)》,《出版经济》,2001年第2期。

[11]http://www.ncac.gov.cn。

[12]叶新:《2003年我国版权贸易统计分析》,《出版广角》,2004年第9期。

[13]辛广伟:《1990~2000年十年来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状况分析(2)》,《出版经济》,2001年第2期。

[14]http://www.ncac.gov.cn。

[15]叶新:《2003年我国版权贸易统计分析》,《出版广角》,2004年第9期。

[16]叶新:《2003年我国版权贸易统计分析》,《出版广角》,2004年第9期。

[17]冯宏声:《“中国图书版权贸易成就展”有关统计数据》,《著作权》,2000年第5期。

[18]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版权局网站。

[19]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版权局网站。

[20]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版权局网站。

[21]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网站。

[22]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网站。

[23]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版权局网站。

[24]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版权局网站。

[25]委员会由五位独立的专家组成,其成员都是享誉德国内外的文学评论家,以及一位在德语和德国文学领域都有较高造诣的国际成员。Litrix.de还在选拔过程中设立了第二个评审委员会——当地委员会。这个“当地委员会”由三名委员组成,他们都生活在当地,属于那里的文化圈。作为日耳曼学学者和翻译工作者,他们对德国文学也非常熟悉;作为“活动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人”,他们也有资格评价,哪一些题材和论点会引起当地读者的兴趣,综合考虑该国的文化审查和社会、宗教禁忌,判断这些书在该地区的翻译有没有可行性。

[26]何农:《阿诺德的喜与忧》,《光明日报》,2000年8月30日。

[27]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版权局网站。

[28]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版权局网站。

[29]蒋道鼎:《莅原隆眼中的中日版权交流》,《光明日报》,2000年8月30日。

[30]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版权局网站。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