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身份与民主的未来

9.2.1　身份和国家身份

9.2.1.1　身份的含义

身份一词，其意思并不复杂，主要有三层含义:(1)指自身所处的地位;(2)指受人尊重的地位;(3)物品的质量。^[8]然而，学术界对在身份的深入研究后发现，“身份是一个模糊而又不得不用的词”^[9]。对于身份一词的难以把握，程克雄深有体会，他在《我们是谁》一书的译者说明中对把national identity译为“国家身份/国家特性”感慨，“如此处置，实在是译者无可奈何，不得已而为之”。^[10]那么，在学术界，到底该对身份下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对此，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学者们定义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在哲学层面上，身份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温特认为，“这个定义含义太广，因为如果根据这个定义，则小猎犬和自行车也该有身份了”。根据温特的理解，只有人以及由人组成的各种团体才有身份，所以，他把“身份作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11]。杰普森等将身份定义为行为体持有和投射中印的有关个体性和独特性的“形象”(image即个性)，它是通过与有意义的他者发生联系而形成的(并随着时间改变)。^[12]费伦认为，身份包含有两层意思:(1)身份指的是一种社会类别，该类别有其成员规则，以及有其(宣称的)特征或预期的行为;(2)身份是指某人感到特别自豪的、或者视为不可改变的但很重要的社会特征。当然，也可以二者兼而有之。^[13]米德认为，“自我是指在考虑了自己所处情境中所有他人的态度后采取行动的有机体，即由宾我和主我这两部分组成的实体”^[14]。以上关于身份的定义，虽然各有侧重，但是每种定义都反映了身份的一个或者多个方面。根据学者们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身份至少要包括下列内容:

首先，身份是一种共识。虽然身份作为一种态度是行为体对他人的主观看法，但是这种认识并不取决于单个主体的意见，而是所有或者大多数的人的观念才会引起某种身份意义或者身份本身的变化。其次，身份的形成离不开一定的背景。行为主体间的互动都是社会环境或者情景中进行的，这种环境的行为主体互动的产物，但是产生后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反过来有影响着行为体。特定环境使人们形成与此环境相关的认识，使身份凸显。比如，在战争年代，国家与国家而言，身份是朋友或者敌人;在和平年代，他们的身份更多的是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再次，身份具有特殊性。身份的建构是以事物的特定属性为基础的，这种特定属性可能是物质性的，也可能是观念的，身份是某物或某人区别于他物或他人的本质特征的集中体现。亨廷顿认为，“身份特性的来源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归属性的，如年龄、性别等;文化性的，如民族、部落等;疆域性的，如所在国别、省份等;政治性的，如党派、集团等;经济性的，如工作单位、经济部门等;社会性的，如友人、同事等”^[15]。这种特性包括两层含义:相对特性和绝对特性。所谓相对特性，是指这种特性是某种行为体共有的，并非一个行为主体特有，是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特性，但在群体内部是他共性;所谓绝对特性，是指该行为体区别于其他行为体的绝对特征，他可能是由一种特定属性构成，也可能是由多种相对属性构成的绝对属性。比如，一个人，他是中国人，这是一个相对特性;他是北京大学2011级的学生，这也是相对特性;他是一名学生干部，这也是一种相对特性，但是这些相对特性加上更多相对特性的组成，就构成了他这个个体的绝对特性。

根据以上对身份的界定因素的分析，笔者认为，身份是一种属性也是一种状态，也是行为体的行动。它不仅表明了行为体是谁，而且也显示了行为体的属性，体现了行为体的立场。

9.2.1.2　国家身份及其建构

1.国家身份的定义

身份是指行为体的归属和在这种归属中所处的低位。归属，是相对性的体现，而归属低位，体现的是绝对性，这两种特性体现的都是行为体的属性。国家身份和身份在本质上一样的，国家身份是一种特殊的身份，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国家身份的定义逻辑，来定义国家身份:国家身份是国家的归属和国家在其归属中所处的低位。那国家身份该如何分类呢?亨廷顿认为，“身份作为一种特性，至少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归属性、文化属性、政治属性、社会属性、经济属性等。根据不同的特性来源，温特可以把身份分为四类:(1)个人或团体身份，即一个行为体能成为一个实体的组织结构，对国家来说，指的是人口、领土、政府等，这是其他身份的基础。(2)类属身份(社会身份)，也就是国家的社会属性，如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国家、发展中国家等。(3)角色身份，由于类属身份确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position)，这也就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4)集体身份，这说明的是在同一类属身份中自我与他者的认同(identification)”^[16]。“简单地说，集体身份是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的独特结合，它具有因果力量，诱使行为体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亦即具有‘利他性’。”^[17]具有集体身份的人或者团体之间的关系不是利己关系。上面的四种身份，除了第一种外，其他三种身份都可以在同一个行为主体身上得到多种形式的体现。我们个人有多种身份的体现，国家亦是如此。

2.国家身份的建构

国家身份的建构，简单地说，就是国家在国际活动中，得到关于其他行为体对本国身份认识的信息之后，对自己属性的认识过程。“身份由自我界定，但又是自我与他人交往的产物。”亨廷顿对身份建构过程的理解与温特的理解不谋而合:“身份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但是，这种自我领悟的内容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一个行为体的再现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这两者之间的一致。”“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就组成而言，国家身份包含自我持有观念和他者持有观念两部分构成。只要它们中一个发生了变化，对于观念变化的一方身份的意义就会产生变化，但受到身份主体间性的影响，这种变化仅是自己知识构成的变化，并不会引起国家身份在整个国际社会中意义的改变。只有两个观念都发生了改变，身份的意义在国际社会中才会发生变化。

身份建构的过程也就是他人持有的观念和自我观念的不断交换的过程，体现在国家身份中，就是国家不断考虑他人持有观念的过程，也就是社会共有文化建构的过程。为了方便分析国家身份建构的框架，使结构更加严谨，我们可以借鉴米德符号互动理论，将国家身份建构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国家社会中其他行为主体对某国国家行为和国家身份进行观察后，形成了他们的观念，在采取相应行动时会基于这种观念;第二个阶段，某国以自己持有的观念为基础，解读其他行文体对该国的观念及基于这种观念采取的行动;第三个阶段，该国在经历前两个阶段后，形成对自己身份的重新认识，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虽然国家身份的建构与身份的建构不同，但是我们在分析国家建构框架时同样是基于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中关于自我建构的研究，温特把符号理论运用到国际关系中不仅完善了米德的理论，而且也是为建立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作出了贡献，而他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建立的整体理念主义理论，是微观和宏观结构建构和因果作用的详细论述。这些理论，为我们研究国家身份建构的意义重大，因为关于它们的研究逻辑相同，本质也相同。

9.2.1.3　当代中国的身份界定

中国的国家身份自然是由中国的国家特性和属性组成的，是中国对其特性和属性的认识和界定，也是中国在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互动中，考虑了其他行为体对自己的认识之后，最终确定的自己的归属以及在这种归属中的地位。当代中国的国家身份，就是中国对自己在当代国际社会中国家身份的界定。包括国家在内的所有行为体，都有多种相对特性和绝对特性，这意味着所有行为体都拥有多种身份。关于身份的分类，上面已详细论述，在此不赘述。根据温特的分类标准，中国的团体身份是亚洲国家、崛起中的国家;中国的类属身份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角色身份是地区大国、崛起中的大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笔者认为，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与苏联以及非洲国家间的关系具有一些“集体角色”色彩，但这个阶段是爱德华·卡尔所说的，一个新生政权刚建立后对事物认识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不成熟阶段，随着国家的不断成熟，对国际事务的认识终将成熟，终将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而国家的理想主义色彩亦日益褪色。^[18]这种“集体角色”并非温特所说的，国家文化从洛克文化转变成康德文化后，由康德文化所建构的朋友关系。虽然中国对苏联和非洲一些国家的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集体身份”，但此“集体身份”并非温特的彼“集体身份”。类属身份主要是指在国际社会中，国家根据自己的属性，确定自己的归属和立场，即人们经常说的“我是谁”;角色身份则是国家确定它在自己所属的群体中的地位，即人们经常说的“我的地位”。国家身份是国家对自己在其所属的群体中所处地位的认识及相应的行动。这种认识和行动是考虑了相关的国际环境和其他国际行为体对这种身份的认识以及相应的行动。中国的国家身份，就是中国在解读了其他国际行为体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识以及相应行动的基础上，对自己国家身份的界定以及采取的相应行动。

9.2.2　大众传播环境下的国家身份建构

9.2.2.1　大众媒介参与下的国家互动

人类社会经历了五个历史阶段:口头传播、蚊子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从这不断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中可以看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的关系从亲密到远距离。这也是国家空间距离所决定的，因为国家间交往的主要形式变现为群体对群体的交往，所以，从本质上讲，国际交往是需要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完成的大众传播行为。从历史角度看，国家间交往几乎是和国家诞生同时发生的。古代的包括政府间外交在内的国际交往还带有浓厚的人际交往色彩，或者说还是建立在人际传播基础上的交往，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交往，是依赖于报刊、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也是国际交往活动建立的基础。大众媒介的参与，也是国际交往日益密切和频繁，国际关系也向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国际交往也正因为大众媒介的“介入”，逐渐褪去人际交往的痕迹，并显示了超越人际交往的特性。现代社会，运用大众传媒作为媒介外交，及以媒介外交为手段面向国际公众的公共外交的兴起，这就是大众媒介在国家间交往发挥积极作用的集中体现。事实上，大众媒介已成为联结国际社会使其成为相互依存的纽带。关于这点，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预言，包括互联网在内的电子媒介，在信息时代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超越时空距离和时间上的差异，这可以让信息得到快速传播，使地球上对某个事件进行同步报道，并不用所有国家的民众都召集起来，这就是著名的“地球村”预想。^[19]

然而，不管“地球村”是不是一个“遥(远)不可及的梦想”^[20]，它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的“媒介现实”，或者说，是象征性现实，“地球村”中的所有事件都是媒介事件。从这方面讲，大众媒介对未来国际社会的深入涉足也预示了一个完全由媒介事件构筑的媒介社会的到来。因此，未来国际社会中的国际交往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了媒介互动行为，这区别于国内中真实的人际交往。媒介的互动不仅很好地弥补了国际社会中人际互动不易的缺憾，还强化了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同时，也增加了国家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依赖，这就增进了国际政治的社会性。这样一来，大众媒介作为“人的延伸”参与国际中国家间的互动，这不仅是媒介互动和人际传播的区别，而且更决定了在国际社会中，国家身份的构建与国内社会中个人自我身份的构建的不同。

9.2.2.2　国家身份在大众媒介环境下的构建

建构主义认为，国家间在国际社会中的互动造就的国际文化结构形成的共识，反过来作用于国家行为主体的建构，和国家身份的塑造。由此可见，国家身份不是先天的，而是经过后天自身主观努力而形成的。而且国家身份的建构是在国际文化结构中建构的，不是自封的。那么，大众传播媒介发达的国际传播时代中，国际文化结构是怎么形成的呢?国家身份又是如何建构的呢?社会学界认为，个人的身份建构需要角色定位、自我认同、他人承认的，这三个层面的内容。由此可见，国家身份也是由这三个层面建构的。前面一节我们已经讲了国家身份建构经历的三个阶段，但是具体到建立在国家间媒介互动基础上，和以大众媒介为中介集体认同的过程中的大众媒介参与下的国家身份建构，是由媒介教示、媒介解读、媒介回应和媒介反馈四个阶段构成的过程。

下面，我们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美外交中身份转换为例，分析一下国家身份在大众媒介参与下建构的四个过程。^[21]

第一阶段:媒介教示阶段。1969年之前，中美两国的身份认同结构是“敌人”模式，处于敌对状态。尼克松上任了之后，基于对国际形势，尤其是美、中、苏三大国的关系的判断，希望改变中美之间的不友好状态，变“敌”为“友”。为此，美国方面通过媒体多事示意同意对话中国:1970年10月，美方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的宴会上，尼克松以美国总统的身份首次公开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号;接着，美国《时代周刊》等各大媒体纷纷传递了尼克松的访华意愿，这些都是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这些通过美国政府传递的语言和行动符号，经过媒介的传递，告诉中国其想要扮演中国朋友的角色，同时希望中国做出相应的回应。

第二个阶段:媒介学习阶段。中国政府接受了尼克松政府通过媒体传递的一系列示好的信号，在联系之前美国对华态度及长期以来对美国长久的“敌人”角色定位的基础上，对这种媒介示意进行了各种可能的解读。同时，中国政府重新审视了国际局势，重新评估了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从国家的自身根本利益出发，又经过了慎重的分析考虑，对中美关系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做出和美方一致的判断，即冷战格局中，美苏攻守的态势发生了变化，中美的敌对状态也应该成为过去式了。

第三个阶段:媒介回应阶段。中国通过媒体会意和社会学习，同美国达成了国际结构的共识，积极接受了美国的角色定位，也明确了自身应该扮演的角色。中国政府作出了媒介回应:1970年10月，中方在年初一期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毛泽东主席和斯诺夫妇一同在天安门检阅国庆大游行并亲切交谈的照片，在当期报纸的“毛主席语录”栏中登有“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12月25日，《人民日报》中又发表了一期“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通过媒体回应的方式向美国转达了中国欢迎尼克松访华的意愿;次年4月，在世界范围都有影响力的《生活》杂志上发表了有关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的信息，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中国欢迎尼克松访华的讯息。这些反馈信息对美国传递的信号是:中国愿意以朋友的身份接待美国来访，同时，希望美方以友好的朋友角色相待。

第四个阶段:媒介返回应阶段。美方通过媒体接收到中国诚邀尼克松访华的信息后，并针对中方发出邀请时提出的一系列条件和对美方的角色要求，作了慎重考虑后，进一步审定国际局势，对自身原有的不切实际的打算进行了修正，调整了对华方针，以接近美国对中国的期望，这是一次社会学习的过程。最终通过多次的媒介活动，中美双方终于在1972年2月签署了《上海公报》，这标志着双方关于国际文化结构达成共识，它带来了中美从“敌人”到“战略伙伴”的新的社会身份结构的确立。

以大众媒介为中介的国家身份建构的特殊性，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生活中，无论国家间的国际文化结构的构成，还是国家身份的建构，都不是在国家间的一次媒介互动基础上完成的。只有经过多次乃至无数次持续的媒介互动，国家间共享的文化规范体系才最终成型，彼此间的国家身份才终于得以确立。这就解释了，在国际社会，许多媒介互动中的国家何以始终保持身份的模糊和游移，迟迟难以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而不像社会中“亲密接触”之人的个人身份和人际关系确立得那么明朗、快捷。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但迄今在国际舞台上有鲜明“身份”的国家并不多见。

另外，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尤其是处在信息传播在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都不复存在的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媒介互动绝不限于两个国家之间的媒介互动。国家间的媒介互动像人际互动一样呈网络状，每一个国家都是媒介传播网络中的一个结点，它同其他许多国家都发生着媒介互动，发展着多边关系。可见，国家的身份及其建构都具有针对性，一过为建构起相对于对象国的不同性质的国家身份，针对不同的对象国展开不同性质的媒介互动。在国际社会，基于国家间媒介互动的复杂多样性，不可能赋予一个国家以同一种身份，可以说，一国与多少个国家发生了媒介互动，它就拥有多少种身份。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国际媒介互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的协同发展状态。不管国家间的媒介互动有多密集，媒介关系多么密切，只要世界仍是一个没有实现统一的世界，国家间就不可能发生像一般社会中个人之间那种人我合一的完全的认同，所有国家的同一种身份即“集体身份”就永远是个国际政治的神话。

9.2.3　新时代背景下国家民主的未来

9.2.3.1　国家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是与君主制、独裁制相对的制度，这种比较完整的国家体制和政治制度，最初产生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统治中，扩大了民主政治的基础，确立了普选制和议会制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不同，其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是最大多数人享有的最广泛的民主。民主政治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民主政治反映国家的阶级本质，不同阶级统治的国家，民主政治的性质不同，并由此表现出特殊性和差异性;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又有共同性和普遍性，不同的民主政治制度在实现其阶级统治时必须遵循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诸如多数原则、确认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原则、代议制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批判地吸收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合理成分，为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

民主政治是凭借公共权力和平管理冲突，实现社会有序、平等、自由等价值理念的方式和过程，它的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选举制度，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的典型方式代议制，即民众无法直接掌握权力，职能选举少数精英分子代行。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自由选举，选举人的自由意志是受到保护的，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进行强迫。选举出的领导人是定期更换制度的，领导人的任命不同于君主制度的终身制，任期满的领导人会卸任。选举是一选择行为，一般来讲，选举是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差额选举。总之，选举是体现民主社会主权在民的核心体现。其次，政治主体，从横向看，政党、行政、立法、司法等政治机构是相互独立的;从纵向看，不同阶级之间的政治机构是相对独立的，不是只听命于上下级机构的下属关系。最后，是不同意见的合法化。民主是共同成员以普遍认同的程序和规则为依托，合同解决利益冲突，使各利益主体追求利益的积极行为得以持续进行的制度安排和实际行为过程。因此，按特定程序自由发表不同意见是民主的根本。这种不同意见的合法化，是自由、平等的选举和各级政治机构之间纵向、横向的制约关系得以实际运行的保证。

9.2.3.2　网络时代对国家民主建设的影响

1.关于网络和民主

以电脑为载体的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信息传播和交换媒介，已经发展成为社会交流载体和社会联系的普通形式，并将形成一种以其为主导的信息交流方式及生活方式。互联网带给人类的变革是全方位的，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而且还改变着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它最重要的功用就是把人类带进了虚拟世界。网络既包括网络社区，也包括电子邮件、即时通信、电子投票等各种网络技术工具。当然，这二者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如网站既可以发布信息，读者也可通过留言、评论等形式进行反馈，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社区性质。网络社区和网络技术是互相关联的，网络社区是基于网络技术的基础上建立的，没有网络技术也便没有网络社区。网络社区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网络技术的完善。对于民主而言，应该说网络社区起着主要的作用，网络技术起着辅助性作用。民主一词从出现开始就备受学界关注，虽然在学理上并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界定，但是普遍的观点认为民主应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民主作为理念，一切权力应该属于人民，即从目标上追求的是直接民主制;二是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大多在实践中实行间接民主制。网络和民主的互动关系起源于“人进入网络后成为‘电子人’，其社会心理意识和思维行为方式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由‘电子人’组成的虚拟‘网络社区’必然具有独特的形态和特点，这就决定了在‘网络社区’特殊环境中生成并发展起来的‘网络民主’自然也就会表现出特殊性，并以各种形式对民主政治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呈加强趋势”。

总体来讲，网络技术促进了民主程序的完善。如前所述，民主在现实生活中更主要指的是一种程序安排，即通常表现为选举制度。电子技术手段用于选举具有三个方面的作用:

(1)网络技术使选举更加便利。网络技术的发展使电子投票成为可能，公民在家里只要摁一下按钮就可以投票，这无疑会节省许多选举成本，也提高了公民参加选举的兴趣，使选举人群不断扩大。

(2)网络技术使使选举更加公平。技术的发展正创造出语音识别、容貌识别、指纹识别等准确识别选民身份的方式。这些技术及其他相关电子技术的成熟，将会保障电子投票的公平，从而实现现实投票中存在的各种弊端的消除。这便可以真正实现达尔提出的“投票的平等”。

(3)网络技术使选举更加精密。传统的选举方法往往采用是在“是与否”之间进行选择的简单的多数原则，因而十分粗糙，不能很好地显示选民的“偏好强度”。“51%的原则显然是一个生硬的纯粹定量的工具。用投票方法来决定多数，并没有告诉人们意见的性质怎样。它能告诉我们，有多少人在一定时候需要某人或某物，但并没有表示需要的程度有多高。”^[22]而电子选举不仅可以在“是”与“否”之间进行选择，而且还能记录下选民选择的程度和等次，反映选民和他人讨价还价的条件，还可以记录选民的建议意见及另外偏好，从而更准确地反映选民的意愿。

2.网络为民主的未来带来积极影响

(1)网络可以更好地体现民主精神。民主的核心是:自由、平等。而自由、平等是互联网络的天然特性。因此，运用网络来发扬民主精神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类理想社会便是人们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跨越。而网络社区在一定程度上便是人们言论自由的王国。虽然也受法律的制约，但是相对于现实生活来讲，它毕竟自由了许多。在这些几乎看不到守门人的“论坛”里，人们可以畅所欲言、随意发布几乎任何形式的信息。围绕同一话题，大家可以吵得热火朝天互不相让，BBS上有些帖子常常跟帖百余。随着人们理性参与能力的增长及网络技术的改善，有一天自由王国也许会真正地在网络上到来。网络自由的发展，也必定会波及现实生活，从而带动现实自由的扩展。无论如何，自由精神在网络上已经得到了传播，经受了考验，也在实现政治生活中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促进了民主进程。

在网络社会里没有权力、财富、身份、地位、容貌等的差异，人们可以平等地交流思想、观点、心情等“形而上”的东西。奈斯比特在谈到这种平等时指出，“在网络组织里，信息本身就使得一切事物都趋于平衡，在网络组织中成员彼此平等相待，因为最重要的是信息，它使一切变得平衡”。^[23]之前政治从来被看成少数精英的事。拉斯维尔在《政治学》一书中，便指出政治是少数权势人物的活动。他们之所以成为权势人物执“政治之牛耳”，就在于他们掌握了权力资源。其中，信息便是一种重要的权力资源。在一些专制的国家里，少数权势人物正是凭借着对信息的封锁和控制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决定并操纵着国家的政治。而互联网络却恰恰具有打破信息封锁和政治垄断的功能。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自由、民主、开放的网络导致了网络居民的自由、民主、开放”。^[24]网络的自由、平等、开放培养了人们的民主精神。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们的意识会指导反映到人们的实践行动上。我们可以充分地相信。网络的发展必然会促进现实民主政治的进步。

(2)网络能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实现自己利益的主要环节，这是政治民主的重要内容，它的发展会促进民主化进程，而网络作为新的政治参与手段，无疑可以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

第一，增加了政治参与途径和方式。公民政治参与的传统方式主要有政治投票、政治选举、政治结社、政治表达、政治接触等。网络技术的发展也给这些传统方式带来了新的生命。电子投票在传统投票环节的使用，还有电子民意测验等新型选举方式产生之后，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上第一个“电子市政厅”就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的哥伦比亚市建立了。居民在家就可以通过电子设备参加当地计划委员会的会议，对各种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投票。而且网络社区本身就是公民政治表达的空间，各种论坛、贴吧、讨论组都为公民提供了便利，也丰富了政治接触的渠道，我国的新浪时事网论坛和人民网的强国论坛都是做得比较好的。

第二，扩大了政治参与主体的范围。网络技术的便利和廉价，使得网民的人数增加，互联网更为普及。同时，网络社区具有匿名性和开放性，无论是经济成本、政治风险还是机会成本，都是传统政治参与方式无法比拟的。公民运用网络参政的代价都比传统方式小，这也是网络上政治参与的人数增加的重要原因。“微博问政”的出现，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公民运用微博对时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三，提高了政治参与有效性。政治参与的发展不仅体现在量上，而且还要体现在质上，也就是有效性上。在网络社区里，公民可以围绕大家关心的话题或者社会热点问题，自发地无拘束地交流，并且往往由于参与者众多，容易形成了强大的公共舆论，继而影响到其他人群的观点，甚至制度建设。传统的政治参与模式主要表现为自动、被动、消极参与三种。而网络社区的公众参与，本身就是一种自动、自发性的参与，是基于方式便利、信息充分等参与条件相对成熟而自愿自下而上的参与的自觉行为。网络社区主人翁的感觉提高了他们对政治的兴趣和政治效应意识，网络社区的政治化功能及信息的丰富便利也必定会提高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参与能力，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这种参与才是政治参与的本质所在，这会提高政治参与的有效性，才会更有效地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

(3)网络能有效抑制独裁专制。有了电子网络，“信息不会被再控制，也就是说人们不再被控制和压抑”^[25]，独裁专制的能力受到了严重的限制。而且网络信息传播非常迅速简单，一旦发生暴行，信息会以最快的速度在全球内传播。另外，具体到某一地区的政治生活，公民能利用网络可以更有效地选举、罢免公职人员，表达意见形成舆论，或者直接介入管理过程来制约、监督政府的政治管理活动，从而保证政治管理的廉洁与效能，促进民主的建设。总而言之，网络时代信息的高速传播打破了消息垄断，使政府专制的难度提高;公众积极参与政治事务，从客观上防止和抑制了独裁专制行为的泛滥，巩固了民主的阵地。

(4)网络对于民主的未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个整体功能的发挥。网络技术为政治参与带来的途径、方式的创新，民主程序更加完善;政治参与的范围增加和人数增多使民主精神的传播渗透更深。按照达尔提出的民主的五项标准来判断，无论是对于民主精神还是对于民主程序，也不管是从侧面(政治参与)还是反面(独裁专制)来考证，网络对未来民主的发展是有着重大正面作用的。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两方面的，网络对于民主肯定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诸如，数字鸿沟可能会加剧人们阶层分化，网络的发散性也许会产生无政府状态，等等。所以网络的出现能否带来直接民主的辉煌胜利，现在还没办法断言。人们只能相信，在网络时代的背景下，民主的未来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