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各地报业情形

一、战时各地报业情形

1.国事艰难中的新闻事业

抗日战争前，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北京的《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南京的《中央日报》，武汉的《扫荡报》、《武汉日报》，杭州的《东南日报》，广州的《中山日报》等，都是国内第一流的大报。⁽¹⁾抗战开始后，沿海及北京、南京等大中城市的报业受到很大冲击，北京两家报刊停办，除《申报》、《新闻报》等几家留在上海租界外，其余则迁到内地，规模大不如前。此外，沿海各大城市和天津一带的报纸读者占全国报纸读者的二分之一以上，这些城市沦陷后，这些报纸就等于失去大量读者，不能靠发行，只有靠广告来维持，⁽²⁾副刊在这个时期也遭到极大限制。

但内地报业却在战争中获得较大发展。抗战前，我国地方报纸数量以江苏省居首位，其次为浙江、湖南，超过100种，而在西北的宁夏、青海，西南的西康等省只有一两家。除了各直辖市报纸外，全国各省地方报纸总计为833种。抗战前的省会报纸通常销行全省，一县的报纸只能向城镇发展。地方报纸发行多则千份，少则仅数百份。而一般读者多喜欢阅读内容较为充实的大城市报纸。⁽³⁾有的地方报纸甚至主要靠剪贴大报作为新闻来源，这种情况直至1932年中央社建立后才有较大改观。

抗战时交通不便，没有报纸能销行全国各地，而战场态势瞬息多变，国人对新闻需求迫切。大报要通过外地邮递，接到较迟，反不如阅读本地报纸更快获得消息，加上地方报纸已能供给读者最新的国内外新闻，内容又经过革新，因此原来订阅大报的读者，不少改订地方报，地方报纸发展很快。以西南和西北为例，陕西省从1937年的11家报纸发展到抗战后的23家，甘肃省由5家增加到15家，云南由14家增加到32家，其他如贵州、西康、新疆、宁夏等也都有增加，各比战前增长一倍以上。⁽⁴⁾

西南地区成为战时报刊集中之地，这些报纸大致可分成两大类：第一类为政党机关报，典型者如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经费主要来自各机关，政治立场非常明显；第二类为商业报，其中的纯粹商业性报纸，通常不受政府津贴，办报的目的完全是赚钱，缺少明确积极的主张；在西南的商业报中，也有部分为地方军政势力所创办或接受其津贴支持，带有不同程度的地方色彩或政治倾向。⁽⁵⁾共产党在国统区新闻言论的空间也随着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变化而变化。1939年《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出台及1941年“皖南事变”的发生，都直接冲击着共产党在国统区刚刚起步的新闻事业。

东南各省地方报纸因战时读者需求增长，加上传统大报转入西南，获得较大发展，如浙江在抗战两年中，全省大小报纸达到185家，遍布每一个县份。广东省战时报纸计68种，为应付战地变化，有的报纸还在各地设分版，由少变多，也促成地方报业的发展。⁽⁶⁾

抗战时几个省城成为新的报业中心，如成都、西安、昆明、桂林、贵阳、韶关和金华。金华是战时自由区和沦陷区交通的孔道，在政治经济条件配合下，日益繁荣。《东南日报》战后自杭州迁此，以内容充实、编排美观而在东南地区最著声誉。⁽⁷⁾

孤岛时期，上海新闻界的一部分报刊坚持爱国反日的宣传报道，遭到残酷摧残。在汪精卫紧锣密鼓准备登场前的一段时期，各报对汪派人物的动态攻击得很厉害，有许多丑史都尽情发表出来，所以汪派恨之入骨，其“七十六号”起初的暗杀行动是以国民党未撤退的人员为对象，到这一时期，枪口就指向新闻界的人物。⁽⁸⁾1939年后，敌伪对报界的迫害加紧，从利用工部局进行停刊处分到开始采用暴力手段冲击一些重要报馆，绑架、暗杀爱国报人。重要报人还被列入伪政府公布通缉的黑名单，有一些报人先后殉难，如《大美晚报》副刊编辑朱惺公、中文版经理张似旭、《申报》编辑金华庭等。⁽⁹⁾1941年底，日军全面掌控租界，依托于租界抗日的爱国报刊已无立身之地，新闻界中的知名记者或报人不得不离沪去港或辗转到大后方。

抗战时报上大部分消息来源于中央通讯社。当时消息的来源有三种：一些消息为有关系的人向报界送登，这些消息多半是相关机构或组织（如邮政局）或航空公司直接给报馆的，如邮资加价、航空公司增辟新航线等；有些消息是报馆记者亲自向外界采访得来的，“本报特讯”、“本报专访”的消息大半属此来源。但这两类来源的消息在中国报纸上所占的篇幅非常小，主要消息来源是中央通讯社。该社直属中央宣传部，是国民党办的通讯社，但中央通讯社只有国内新闻是它自派的记者采访，国外消息几乎有百分之九十是转发外国通讯社的稿件。1940年后，虽开始在日内瓦、伦敦、华盛顿、新加坡等地先后增添特派员，可是从这些地方发出来的中央社专电还是非常有限。⁽¹⁰⁾

随着战争进展及对信息的需求，中央社的规模也处于扩大之中。七七事变后，社长萧同滋就意识到战争进行后对信息的需求必然增长，开始积极布置战地通讯网，截止1941年，经常使用的电台已有六十几座，每天从重庆总电台用无线电广播出去的新闻有15000字之数。国内分社共有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长沙、韶关、吉安、福州、西安、广州、洛阳、恩施等16个，此外还有十几个城市派有特派员或通讯员。⁽¹¹⁾中央社的这些措施，为国内新闻信息的传播提供了重要保障。我国的新闻事业在逆境中顽强发展着。

2.西南报业状况

上海、南京沦陷后，武汉暂时成为国民党的政治中心，也成为抗战初期新闻事业的中心，国民党在武汉的新闻事业中，影响较大的是《扫荡报》和《武汉日报》，⁽¹²⁾共产党也迅速在武汉创办起自己的机关刊物《群众》和《新华日报》。

抗战前，四川已有不少报刊和通讯社，仅成都、重庆两地而言，成都有《华西日报》、《成都快报》、《新新新闻》、《成都新民报》、《党军日报》、《大声》周刊、中央通讯社、康藏通讯社等不下20家；重庆则有《新蜀报》、《国民公报》、《民国日报》、中央通讯社等约20家。⁽¹³⁾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这时，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新闻中心也随之转移。先后迁来重庆的有《新华日报》、《中央日报》、《扫荡报》（后更名《和平日报》）、《新民报》、《大公报》、《时事新报》、《益世报》、《世界日报》等数家；在成都出版的有《新中国日报》、《南京晚报》（后更名《成都晚报》）等几家。这些报纸虽然地方色彩较少，但都各有鲜明的立场和政治倾向。抗战时期，有大批新报刊和通讯社创办起来。⁽¹⁴⁾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大公报》，该报虽为商营，但立论较为公正，除坚持“四不”社训外，对外以“不入是非圈，勉做公正人”自勉；有些报纸态度就比较暧昧，赚钱的同时也带点宣传色彩，如《时事新闻》本为商办，后被孔祥熙收买，与财政当局发生深切关系。⁽¹⁵⁾

当时报纸的版面差不多千篇一律：第一版广告、第二版国内要闻社论、第三版国际省市特栏、第四版广告和副刊；电讯来自中央社，标题也竟有相同者。副刊的命运随广告的多少而决定。1941年前，《中央日报》副刊被认为严肃得欠活泼，《扫荡报》、《商务报》和《益世报》、《新华日报》则根本就没有，有时也有一点小到不能再小的园地。读者通常只要把一张或两张报纸从国际到省市，从社论到副刊读完，其他各报似乎就没有再翻的必要。⁽¹⁶⁾

40年代的大后方新闻界，既有大量民营的报纸，也有国民党的机关报、共产党的机关报以及地方势力流派支持或控制的各类报章，可谓流彩纷呈、背景复杂。各报有各报的立场，每条消息又有各自的来源，有时遇到一个问题，各报的说法甚至完全相反。比如重庆的报纸对当时日本的动向是南进还是北进，是竭力解决“中国事件”还是同时南进北进并解决中国事件，就“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弄得读者“如入五里云雾，全然摸不着头脑”。⁽¹⁷⁾还有的报纸，一、二、三版是反共的，但副刊却有进步倾向；有的报纸则是一个时期进步，另一个时期却反共。⁽¹⁸⁾面对各类观点冲突或时有变化的报刊，一部分读者开始有进一步了解各报背景的需求，以便求得全面之事实。鉴于此，学界培养读者媒介素养之举在40年代就开始出现。当时的学者给读者提出几条读报的建议，以帮助读者心中有数，如：一、应当明白报纸的背景与立场，如果把每家报纸的立场与背景认得很清楚，则读报的时候一定可以得到很大帮助；二、应认清消息来源；三、应辨别世界大势，并谓世界大势不能辨明则观察现代环境、判断世界问题，每每要发生极大的错误；四、应研究个别问题。⁽¹⁹⁾

1941年5月15日，重庆新闻界举行庆祝《大公报》接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奖章大会，共同庆祝中国报业历史上的这件重大事情，同时也利用这次机会内省诸己。有学者提出，中国新闻行政机构里，是否有官僚政治的坏习气、是否有民主的精神同样有待反省。虽然从原则而言，新闻事业是民主政治的宠儿，但在官僚政治下，就被虐待为“虚弱的应声虫”。⁽²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