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基本概况

一、报业基本概况

1.所谓“政治南下，舆论北移”的由来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传统的报业格局也随着政治中心的迁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政治中心转为南京后，上海地区的报刊虽然仍有租界之托庇，受到的压力和束缚较前反而增加；与此同时，京津地区则因远离首都而一跃成为舆论重镇，受到国人关注，因此当时曾有“政治南移，舆论北移”之说。南京报业的迅速发展、北京报业的相对衰落、上海报业的缺乏进取，构成人们对报业状况的一般印象。

上海报界在20世纪20年代末曾执全国舆论牛耳，此时却被批评为“近已退化，逐日所载之消息，几致千篇一律，不论专电通讯，均属囫囵吞枣，完全机械作用，有系统拟议的稿件，十天不得一见。而各报馆当局，虽然明知道症结所在，却无改良办法。一般阅上海报者，均注意于本埠琐碎新闻及报屁股”⁽²⁾。

南京报业因成为政治中心而发展迅速。30年代的南京报界，除中央社、《中央日报》外，还有大小报纸及通讯社三十余家，但本地报刊的内容却被认为仅有形式，精神上极枯燥。⁽³⁾在跨地域的报纸中，北方报纸的敢言成为其受欢迎的重要原因，这也为它进入南方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北方报纸比上海报刊更受南京读者的欢迎。北方报纸到达南京后，一般人士争先订购，一睹南京所没有的记载，《华北日报》、《商报》、《大公报》及《益世报》等已成为社会上注意之物。当时有识之士，均云“昔日舆论中心在京沪，今日舆论之中心则在天津”，因此当时有“政治南下，舆论北移”的流行说法。⁽⁴⁾新记《大公报》也就在这段新闻史上的转折期脱颖而出，逐渐享誉大江南北，为政府和社会精英阶层所关注，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影响力的大报。

应当说明，随着上海的商业金融中心地位的日益确立和发展，加上人脉、地理及与政治中心接近等诸多有利条件，上海仍成为许多报人发展事业的首选，其报业中心地位并没有改变。《新闻报》被视为“商业金融的机关报”，新闻量大，特别着重商业新闻，其副刊和周刊迎合小市民的兴趣。该报出报较早、价格较低、广告高居第一位，因而能与《申报》一较长短，发行也超过《申报》，1928年宣称增加到15万。⁽⁵⁾

随着对日关系的变化，上海的报纸对社论也开始重视起来，并试图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仿效北方大报对政府的政策有所影响。在日本侵略野心日益明显的时局下，北方一些报纸的经营策略也开始向南转移，1936年，在国内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大公报》南下，上海报业中心的地位更加凸现，所谓的“政治南移，舆论北移”之说也告一段落了。

2.报刊内容的特点

这个时期报纸的特点在内容方面主要表现为国内外新闻的增加、评论再度受到重视以及副刊的继续发展。

1932年后，中央通讯社逐渐建成全国通讯网，在各大重要城市普遍设立分社，发稿数量逐日增加，因此各报的电讯内容骤然增多，使国内要闻与地方新闻的报导较前丰富。国外新闻向来不受各报重视，国际新闻所占篇幅极少，自九国“华盛顿会议”后，国人鉴于国际局势的重要，才渐渐注意世界大事。中央通讯社利用国家职权包办国内新闻以来，国内各报开始转移目标，向国外新闻迈进，除国外通讯社所发的电讯外，对于国际舞台上发生的某一件大事或某一个特殊人物，往往有专职人员担任撰写。有些经费充裕的报馆，甚至招聘驻外记者或派出自己的驻外记者。

这时评论也受到重视，各报罗致人才主持撰述，或者添设评论专栏，一日登载长论三四篇，有的则开辟“星期论文专栏”，如《大公报》，延揽专家撰述，提出意见，对读者进行指导。⁽⁶⁾《申报》主持人史量才与最高当局发生冲突正是在该报20世纪30年代对社论的重视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对新闻界反日言论进行严厉管制，但民族危机下的国人非常希望读到与当局调子不同的反日言论。在此情况下，各报尽其所能在政府的外部压力与读者大众的需要间寻求平衡。《申报》也一改此前对时事不痛不痒的评论态度，接连就当局的对日态度及政策发表尖锐批评，并且不为政府的劝诱威胁所动，最终惹怒最高当权者，史量才被特务暗杀于沪杭公路。

史量才之死使国内新闻界直接感受到无形的压力，不得不谨慎言论，以免惹火烧身，这是评论在许多报刊上受到重视后又开始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30年代中期，不少报纸主持者为取悦读者，一度热衷于刊登杂志文，也对评论造成了冲击。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主任马星野曾感叹：“伟大的编者日趋消逝，在中国报业中已不能再见梁启超一类的人物，而新起的人物大都为报馆老板的雇员，没有能力也没有自由提出他们的思想。”此外，报馆老板属商业中人，最怕因社论栏意见触怒任何广告商人、政府当局或一般读者，以致社论成为无足轻重的东西。另外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读者思想也逐渐进步，再不愿听一两个言论家的意见而作为其政治经济及社会行动的准绳。人们认为只要知道了事实，各人能自己做主，而不必第三者代作主张。⁽⁷⁾

抗战前，副刊是报纸间竞争的重要内容之一。拉到一个名人编副刊，可使一张报纸身价涨十倍。那时，中国各大报一定有一个副刊，有的是把副刊化为七种周刊，而有的在副刊之外兼有七种副刊。七种副刊的性质不定，主要以政治、经济、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喜剧、电影、漫画、摄影为多，这些性质的周刊比较有号召读者的力量，属于新型副刊。⁽⁸⁾

此外，还有一种旧型副刊，是由中国最初有报纸时的副刊“文苑”蜕变而来，“文苑”包括旧诗词唱和、诗话、词话、笔记小说、章回小说等一切旧文艺。由此蜕变而来的旧型副刊为了追随时代，加添了些内容，性质也有所变化。文化界的人很轻视这种副刊，但它的读者却要多过新型副刊。章回小说是旧型副刊最吸引读者的内容之一，有的报纸副刊中甚至只刊四五篇章回小说，别的什么都没有。当时这类副刊有名的编者有周瘦鹃、严独鹤、张恨水等。⁽⁹⁾

为了吸引读者，抗战前大报往往新旧两种副刊两者兼有。副刊庞杂带来的问题之一是，同一家报纸自身发出的言论也会发生矛盾，但报社也不以为意，因为各种副刊拥有不同的读者，他们通常并不关心自己不爱看的副刊，因此很少会发现矛盾。既然读者没有意见，报社从商业立场上看，乐得兼容并包，以求扩大销路。⁽¹⁰⁾

3.报界新动向

1927年后，“文人办报”时代基本结束，新闻事业发展为不断竞争、各自谋求建立事业基础。国内各大报纷纷改进自身组织，将私人经营改为公司性质，资金十万乃至数百万，并自建永久性新厦、采用新式印刷机器、扩大经营规模。⁽¹¹⁾报业在这段时期发展的重要大事可概括为：商业性报纸的扩张、独立性报纸的成长、国民党党营报纸的创立、小型报纸的发达。⁽¹²⁾

这个时期传统报刊的发行量未有大的突破，读者总数相对稳定，南北各有几家报纸开始引起社会关注，有的则逐渐发展成为享誉全国的大报。北方报界升起的新星主要有1925年创刊的《世界日报》、1926年复刊的《大公报》以及1932年创刊的著名小报《实报》。在南京，陈铭德、吴竹似、刘正华于1929年10月创办的《新民报》，开始在当地崭露头角。⁽¹³⁾而最突出的则是1935年创刊于上海的《立报》，这张小型报堪称当时中国报界在相对和平时期闪耀一时的明星，在中下层社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发行量最高一度曾达到16万份，成为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刊。

1926年《大公报》复刊后很快获得社会认同。在胡政之、张季鸾的主持下，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原则，以新闻与言论著称，强调“报纸生命，首在新闻”，应能反映中国之全部重要问题及成为全国人民生活之缩影。⁽¹⁴⁾该报一向以专载等著名，政治通讯和旅行通讯为其新闻外的另一特色。北伐成功后十年间，胡政之、张季鸾轮流南下采访新闻，与党政军当局频繁接触，其政治通讯通过字里行间，窥见政治内情和时局趋势，深为读者喜欢。社会评价《大公报》所刊新闻一向严谨，绝不夸大其词，绝不因抢先而忽视正确，因此获得读者的尊重与信赖，以致如果有什么重要新闻，读者一定要看看大公报怎么说的，确立了大公报在社会上的权威。⁽¹⁵⁾

《实报》是北京最活跃的记者管翼贤主办的一份小型报纸，发行量最多时曾达三四万份。该报采取精编主义，国际、国内、本市新闻一应俱全，大新闻都浓缩，副刊也精雕细琢图文并茂，戏目广告虽没有当时有名的小报《群强报》那么多，但也力求齐全。它本来想替代《群强报》，结果却是抢走了一部分大报的销路，而对《群强报》的发行并未有什么影响。⁽¹⁶⁾

《新民报》起家于南京，在以后十几年里获得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又一颗明星。该报名意为“作育新民”，同时含有继承和发扬同盟会时代的《民报》精神之意，以青年为主要读者对象，宣传三民主义。1930年，《新民报》因报道在南京举行的全国童子军大检阅一炮打响。该报早期迫于经济上的拮据，曾取得四川地方势力和国民党中央有关机构的资助，因此需兼顾国民党和四川方面的消息，但在言论方面仍有自身的立场。《新民报》广泛登载青年喜爱阅读的内容，副刊《葫芦》与新闻版配合，着重揭露和批评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提倡爱国主义，很得青年学生喜爱，最初风格也开始形成。⁽¹⁷⁾1936年春，《新民报》的发行量已迅速增至16000份左右，广告收入达总营业额50％以上。⁽¹⁸⁾《新民报》后又通过添置印刷设备、提早出报时间、增加篇幅、充实版面内容等手段谋求更大发展，其发行数很快上升到2万份左右。⁽¹⁹⁾这样的发行数在全国而言也是很了不起的。《新民报》在抗战中继续发展，并在抗战胜利后异军突起，大放异彩。

与此同时，报业竞争也较前激烈。1930年，《世界日报》发行突破一万大关后，一直是北京报纸中销售最多的。报业对报纸的销行也注意起来。30年代，《世界日报》积极向华北地区各省县拓展业务，于1932年6月大登广告，添招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等地报贩，设立分销处。到1934年1月，该报外埠分销处及代办所已有80多处，其中天津和河北省保定、石家庄等8处；察哈尔、张家口等10处；山西太原、运城等7处；河南郑州、开封等16处；山东济南等7处；陕西西安等2处；南方如南京、浦口、蚌埠、广州等地也有分销处。这些分销处销数不多，总共不过两三千份，但这个数字，仍比其他报纸市内销售数字还多。《世界晚报》的销数少于《世界日报》，一般为四五千份。时局紧张时，也能销售一两万份。⁽²⁰⁾

4.中央社的发展及影响

1927年，中宣部成立“中央通讯社”（简称“中央社”），无论长短新闻，一律改用电报传递，分发各报采用。过去各报所登的国内新闻都是用邮件传递的，从此就相形见绌而被淘汰。这是中国新闻界一次划时代的大变革，加快了新闻传播的速度，不失为一大进步。⁽²¹⁾但当时中央社的新闻，在社会上却几乎不能完全发挥力量，一因新闻报道迟缓，以致新闻变旧闻；二因内容贫乏，不能满足读者需要；三因宣传过火，新闻意味减弱。其中尤其以第三个原因弊端最大，使中央社当时很难得到社会一般人的信任，其新闻的真实性遭遇质疑。⁽²²⁾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深觉中国发布新闻机构的不健全，急欲改进中央社。1932年4月，蒋介石亲自约见萧同滋，认为中央社有策励政策推行、促进经济建设、推动社会改革等几个使命，非常重要，请他去负责整顿中央社。萧同滋向蒋提出请求：第一，将中央社迁出国民党党部办公。他认为，中央社固然应受本党和政府的监督指挥，但应把它看作是一个国家的事业，因此工作要专门化、业务要社会化、经营要商业化，不应戴着一顶高帽子关在党部里，请求准许对内对外使用“中央通讯社”作为独立名称，并搬出党部办公，以方便业务。第二，准许中央社自备电讯工具。当时我国报纸多设在通都大邑，内地报纸并不发达。

抗战前，国民党省县党部组织设有宣传部。从办报着手，凡省会所在之地必设一种规模较为完备的报纸。县党部也根据各自的条件办理县报，由之推动地方报纸的发展，当时地方除了公营报纸外，也有私人创办的地方报纸。当时政府还没有颁布出版法，不需要事前登记，普通人都可以集资办报，即使没有机器设备，也可以由印刷所代印。在地方文化发达的地区，常见数报并立的情形，但总体而言，内地交通不便、民众识字率低、办报人才缺乏，一般报纸的水准比较低，地方报纸上的新闻来源贫乏，通常不重视国家要闻，发行不广。⁽²³⁾

中央社成立后，地方新闻的来源问题得以部分解决，报纸内容有较大革新。全国各地除边远多山地区外，都得日夜收听中央通讯社的新闻。各地报纸只要一架收报机、两三位译电员，在屋顶架设一具收报天线，就可以按时抄收中央社广播的新闻，有的还与中央社订约收取电讯，因此地方报纸版面开始出现最新的国内外新闻，顿改旧时面目。⁽²⁴⁾与此同时，政府对新闻的控制力也在迅速增长。

5.报刊与低劣广告问题

近代中国政府对报刊广告的管理基本为空白，新闻界对广告缺乏应有的态度和责任，而社会上对失实广告与新闻界的责任等问题也几乎是惘然不知。除个别走在时代前面、了解国内外状况的人士外，政府、社会、新闻界对此都不在意，当时似乎很少有因广告虚假而发生控告新闻界官司之说。全国报界联合会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发表宣言呼吁对广告进行规范，消除不良广告，但这种宣言随着这个组织的结束，很快被追逐利益的新闻界忘于脑后。

除很少几家报纸外，大部分报纸为利所驱，在刊登广告方面，不予取舍，大报、小报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别不大。以《世界晚报》为例，该报创办后，逐渐打开局面，成为北方大报之一，但它使用广告的态度，却与其报界地位极不相称。

据曾在《世界晚报》工作的人士回忆，该报通常不审查广告内容，无论是卖假药、骗人的商品还是诲淫诲盗的黄色书刊，只要付清广告费，很少拒绝刊登。不仅如此，如果遇到刊登广告的客户很少的时候，该报还常自编“征婚”、“出售”等假广告引人注意。更有甚者，该报为追求利益，还常在新闻版对刊登广告的公司或商店加以揄扬，用以吸引广告主顾。《世界日报》在人事广告方面也同样失去报刊应有之立场，使人事广告一经刊登，无论曲直，无形中即可得到报纸的袒护，甚至在新闻方面予以支持。⁽²⁵⁾因此，尽管《世界日报》是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的大报，但就其报格而言，则实不能让人称许；严格而言，它是一份存在分裂报格的报纸，而报格上的严重缺陷成为阻碍它进一步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不可否认，《申报》广告也好不到哪里去。该报在收取广告方面，同样很少进行选择，致使“品质复杂、光怪陆离，有失报纸的信用”。当时就有学者指出，如果报纸上常常登载过于吹嘘以致贻误读者的广告，将导致报纸自身真正的“事实宣传”也将为读者所不信任，对报纸的营业造成莫大影响，希望《申报》当局能够尽力矫正此弊、审慎选择，“使阅者读《申报》广告时的信心和读《申报》新闻时的信心一般”⁽²⁶⁾。

普通社会大众对报刊上不负责任的广告，缺乏基本的权利认知和自我保护意识，即使发生什么问题，似乎更多以忍受的态度接受；政府方面关心的则是报社对政府的态度和评论，至于其他有社会公众利益的广告问题则远未引起他们的重视。新闻界在广告方面遭到的批评，主要来自有识阶层，如教育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曾对报刊上不负责任的广告深恶痛绝，并提出严厉批评。相比而言，当时的新闻界为利益所驱，除个别报纸在广告问题上严格把关外，大部分报纸都存在问题，要改变这种状况仍有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