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学术重镇

战争期间，昆明是大后方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学术重镇，为中国学术维持了不断的命脉。

抗战事起，除了教会办的大学，可以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能够在沦陷区继续弦歌不辍，一般国立和私立大学，相率南迁（也有部分教会大学南迁）。北大、清华和南开三大学，组成联合大学，先迁长沙，继迁昆明，定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由长沙迁昆明之时，部分师生徒步万里，就是一个鼓舞士林的壮举。参加徒步行进的教授中，闻一多在焉。

及后定居昆明，西南联大大放异彩，在极艰难的物质生活中，庠序如旧，弦歌依然，教如故，学如昔。当时内迁各大学都是如此，为什么时人特重于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国立大学之二重镇，学风有所不同，北大秉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的思想，学术自由的学风，“网罗众家之大典”，依然成其大。清华采美国教育方式，各科并重，平均水平高于他校，而自有其独异之学术传统。南开则以教学严格高居于私立大学（非教会办者）之首，而其经济一科，尤卓然有成。三校合并，名教授之多，全国无出其右，自为一时重望所归。昔日办学，校长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千方百计，聘来大师执教，非如今之大学校长然。

三校合并，如何以众家之长聚为一校之长，不致相互抵消，此其要事。时北大校长为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组成校务委员会，三先生各有分工，而蒋、张两位时有政治活动，常居重庆，张伯苓且在重庆办南渝中学，于是，重担落在梅贻琦身上，运筹帷幄，一身居之。

当时西南联大，成为每年新生报考最多的学校。几年暑期招生，国立大学中，昆明之西南联大，重庆之中央大学，四川乐山之武汉大学，与贵州遵义之浙江大学，总是联合招考，试题统一，报考学校则可自行选择。四校联合招生，每年均成盛举。我曾有机会入读西南联大，只由一时填写志愿之犹豫，入了中央大学，翌年改入燕京大学。

八年抗战，联大硕学大师如陈寅恪、吴雨僧、汤用彤、金岳霖……诸先生，卓然独立，勤于治学如故，泰山北斗，众星所仰。在教授中，办刊物，谈学术，议时事之风，亦盛于他地他校，受时势之影响，毅然走出书斋者（并不是就不做学问了），亦不乏其人，闻一多、朱自清……诸先生，其代表者。无论治学、议政，诸先生都保持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此所以可贵可尊也。

云南地处偏邑，文教未兴，西南联大未来斯土之时，学府中只云南大学一家稍有名气。倒是武化颇盛，云南讲武堂之余绪尚存，当然也培养了颇多成器的军人。联大既来，文事影响云南全境，联大教授且颇有兼教于云南大学者，清华之熊庆来先生且曾长云南大学，云大之名，于时亦渐著。抗战胜利，联大复员，云南之文事也下降了。近游昆明，闻联大旧址为今之云南师范大学，颇欲一观。终未得果，不得见其遗址，是为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