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后民营新闻事业的抗日民主取向

一、“九·一八”后民营新闻事业的抗日民主取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地区。之后，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并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而高潮迭起。在此期间，国统区的民营新闻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不以抗日民主作为它们的基本取向，出现了一大批抗日民主报刊，即国统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主办，以宣传抗日、救亡、民主为基调的报刊。至1935年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掀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或政治影响下，抗日、民主成为国统区新闻界宣传报道的主旋律，并出现了建立新闻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趋势。

上海是抗日民主报刊创办得最多的地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7月抗战爆发，先后有100多种问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邹韬奋主办的一系列以“生活”命名的报刊。邹韬奋（1895—1944），中国现代著名新闻记者、报刊活动家、政论家及出版家，自1926年接办《生活》周刊起毕生从事新闻出版事业（图11．2）。《生活》周刊，1925 年10月11日在上海创刊，系职业指导与职工修养类刊物，自1926年 10月24日出版的第2卷第1期起由邹韬奋主持，改版为以时事政治为主的综合性刊物。在业务上，邹韬奋锐意革新，开办《小言论》专栏与读者促膝谈心，创建《读者信箱》并视之为办刊的“维他命”。不满一年，《生活》周刊的发行量就由接办时的2000份上升至2万份左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邹韬奋对国民党当局的卖国立场极为不满，其主编的《生活》周刊开始转变原先拥护政府的立场，以抗日、民主为其宣传的主旋律，虽屡遭迫害而不屈不挠。1933年7月，邹韬奋被迫出国流亡；12月16日，《生活》周刊出至第8卷第50期被迫停刊。在海外流亡期间，邹韬奋考察各国政治、经济以观世界发展之大势，还考察了各国新闻事业以资借鉴，并及时撰写成文寄回国内发表，后结集为《萍踪寄语》。另有一批未刊文稿在回国后结集为《萍踪忆语》出版。1935年8月，已基本接受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邹韬奋回到国内。11月16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每期销数达20万份，1936年2月29日出至第16期后被迫停刊。之后，邹韬奋流亡香港，并在1936年6月7日创办《生活日报》，同时出版《生活日报星期增刊》。7月31日，邹韬奋决定将《生活日报》迁回上海出版，后因国民党政府当局不予登记而未果。后经努力争取，《生活日报星期增刊》于1936年8月23日改名《生活星期刊》在上海出版。11月22日，“七君子事件”发生，邹韬奋被捕，《生活星期刊》于12月13日改由金仲华担任主编及发行人，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更换登记未准，出至第1卷第28期后停刊。

图11．2　邹韬奋

除邹韬奋主办的报刊外，在上海出版的著名抗日救亡报刊还有《新生》周刊（1934年2月10日创刊）、《永生》周刊（1936年3月7日创刊）、《世界知识》（1934年2月创刊）、《救亡情报》（1936年5月6日创刊）、《学生报道》（1937年1月1日创刊）等。《新生》周刊的创办人是邹韬奋的好友杜重远（1898—1944），吉林怀德县人，原是东北地区的实业家，在“九·一八”事变前就是《生活》周刊的热心读者，东北沦陷以后流亡关内，由平、津南下上海，与邹韬奋结为密友，不久参加生活书店工作，被选为该店理事会理事。《生活》周刊被封后，杜重远以中华国货全国产销合作协会总干事的身份创办《新生》周刊，以继承《生活》周刊的未竟事业。邹韬奋曾说：“这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着向前迈进。”^[5]《新生》周刊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以《生活》周刊为楷模，每期首页是《老实话》专栏，其中必登一篇杜重远撰写的小言论。同时，被迫流亡在国外的邹韬奋在《新生》周刊上继续写海外通讯《萍踪寄语》。由于《新生》周刊保持了《生活》周刊的战斗精神和传统，因而一创刊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销数最多时达10万份，但也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当局所忌恨。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发表笔名“易水”的小品文《闲话皇帝》，泛论中外君主制度，并涉及日本天皇：“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的名义而行，其实早作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礼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日本方面立即抓住这一把柄，于第二天（即5月5日）在上海日文报纸头条位置上刊载消息，声言《新生》周刊“侮辱天皇”，接着又组织日本浪人在日本侨民聚居的上海虹口一带举行示威游行，并将中国人所开商店的橱窗玻璃打碎多处。6月7日，日本驻沪领事以“侮辱天皇，妨碍邦交”为由，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与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处罚《新生》周刊及文章的作者与编者。一贯对日本帝国主义卑躬屈膝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立即训令上海市政府向日本帝国主义赔礼道歉，撤换上海市公安局长，取消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6月10日，国民党政府又发布《敦睦邦交令》，规定“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处以妨害邦交罪”。据此，上海市公安局奉上海市政府命令，于6月24日晚派人封闭新生周刊社，致使《新生》周刊于1935年6月30日出版了第2卷第23期后被迫停刊。接着，由南京政府命令上海公共租界中国法院检查官对杜重远提起公诉。7月9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杜重远有期徒刑1年零2个月，史称“《新生》事件”。

除上海外，北平、西安、天津、南京、广州、香港等地在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不少抗日民主报刊。在北平，“一二·九”运动前后，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创办了《华北烽火》、《长城》、《国防》、《人民之友》、《中国人》等报刊，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创办了《我们的生活》、《民族解放》、《活路》、《一周间》等报刊，其他群众救亡团体创办了《华北呼声》、《北平妇女》等报刊。各大学学生会及学联组织也出版了一批学生报刊，如北平学联的《学联日报》、清华大学的《觉民报》、北京大学的《北大周刊》、燕京大学的《燕大周刊》等，其中《燕大周刊》在“一二·九”运动中还增出了11期《一二·九特刊》（三日刊）。在西安，由东北军和西北军组成的中国西北抗日联军在“西安事变”期间曾出版《解放日报》，事变的第二天（即12月13日）创刊，系西北抗日联军接管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机关报《西京日报》后改组而成。该报是最早的一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1937年元月底事变和平解决后于2月8日被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接收，2月10日停刊，共出版55期。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国统区出版的资产阶级商业性报纸也先后转向进步，转向爱国民主立场，积极报道与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在上海出版的《申报》。

1927年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时，史量才幻想中国从此能实现统一的局面，因而持拥蒋立场。但后因目睹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剥夺人民言论出版自由、摧残民间新闻事业而开始对蒋介石政府心存不满。“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主持的《申报》一改保守的政治立场，主张抗日、民主，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此外，史量才还与宋庆龄、黄炎培、陶行知等进步人士密切接触，并开始对《申报》进行全面革新。1932年初，《申报》成立总管理处，为总揽全局的最高权力机构，聘请黄炎培为总管理处设计部主任，主持《申报》改革的设计和策划，并聘请陶行知为总管理处顾问，由马荫良担任《申报》经理兼总管理处总务部副主任。在报纸内容及版面上，史量才毅然采纳陶行知的建议，抓一“头”一“尾”。陶行知说：“当前《申报》的革新要抓住评论这个‘头’和副刊这个‘尾’或‘屁股’，继续推进其他方面。”^[6]在评论的改革方面，《申报》抓住“时评”为“龙头”，对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发表过“时评”等各类评论文章，其中约有半数的“时评”由陶行知策划、命题、撰写提纲或改写。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陶行知亲撰时评，影响甚巨。这些时评，一反过去《申报》的“时评”既不应“时”、又不敢“评”的报章八股体。最难能可贵的是，《申报》还敢于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政策，同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1932年6月，国民党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发动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在此紧要关头，《申报》于6月30日及7 月2日、4日连续发表了《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3篇时评，表示了鲜明的反内战主张。

为了充实内容，《申报》还增添了《专论》栏目，约请胡愈之、金仲华等撰写国际、经济专论，同时还针对社会上各类读者对象开设了《业余周刊》、《妇女园地》、《经济专刊》、《医药周刊》、《建筑专刊》、《汽车专刊》、《图画周刊》等专刊。

副刊《自由谈》是《申报》的名牌栏目，自1911年创刊到1931年的20年中基本上是“鸳鸯蝴蝶派”旧式文人把持的阵地。1931年后，史量才决定对《自由谈》进行改革。先由陶行知以笔名“不除庭草斋夫”写《斋夫自由谈》在头条地位刊登，前后共登104篇；其后又发表《古庙敲钟录》78篇，使《自由谈》增加了抨击时弊的言论。1932 年11月，史量才特聘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青年作家黎烈文为《自由谈》的助理编辑，12月1日接任《自由谈》主编。黎烈文对《自由谈》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停止连载“三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的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引起了轰动文坛的“腰斩张资平案”，大量刊登鲁迅、瞿秋白、茅盾、郁达夫、叶圣陶等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撰写的杂文，使《自由谈》成了左翼作家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重要阵地。1934年5月9日，黎烈文终被保守势力“挤”出了《自由谈》，张梓生接任主编。张继承黎烈文的编辑方针，至1935年10月31日也被迫离开。

1932年4月是《申报》创刊60周年纪念，《申报》又开始兴办各种社会文化事业，为读者服务、为社会服务，其中包括发行《申报月刊》（1932年7月15日创刊）、出版《申报年鉴》（1933年开始出版）、设立《申报》流通图书馆（1932年12月1日起开放）、设立《申报》新闻函授学校（1933年1月成立）及业余补习学校（1933年3月13日开学）、设立《申报》服务部（1933年6月11日成立）、编制中国分省地图（1933年出版）、出版“《申报》丛书”（1933年6月开始）等，在读者及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由于《申报》积极主张抗战，反对内战和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史量才成了国民党当局欲除之而后快的一个“眼中钉”。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乘自备小汽车由杭州返回上海，途中在海宁与杭县交界处之翁家埠大闸口时，被埋伏在公路旁的国民党特务暗杀。

此外，上海的《新闻报》、《时事新报》也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不少宣传抗日救亡的报道和言论。《大公报》的上海版、天津版虽曾宣传过“缓抗”，但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也开始正视民众的爱国热情，在报道与评论中出现反映民众抗日的呼声。北平《世界日报》等大报，也在这一时期发表过不少宣传抗日救亡的报道和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