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民营新闻事业在内地的发展

二、战时民营新闻事业在内地的发展

1937年抗战爆发后，民营新闻事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东南等沿海地区的新闻事业，在抗战之初一度成为全国抗日宣传的中心，但不久后即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撤退而被迫向内地转移，从而使民营新闻事业在内地得到从未有过的大发展。

抗战一开始，上海作为国统区新闻事业的中心，立刻成为抗日新闻宣传的中心。除原有的报刊外，出现了《抗战》三日刊、《救亡日报》、《文化战线》、《战时妇女》、《救亡周刊》、《战时联合旬刊》等一大批以抗日宣传为主旨的新报刊。《抗战》三日刊创刊于1937年8月19日，邹韬奋创办并主编，同时出版6天一期的《抗战画报》。迫于租界当局的压力，《抗战》自9月9日出版的第7号至第28号改名为《抵抗》。11月23日出版的第29号恢复《抗战》原名，并宣布自第30号起迁武汉出版。《救亡日报》（图11．3）创刊于1937年8月24日，日出4开4版一张，是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抗日报纸，以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的名义出版，由刚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郭沫若担任社长，共产党人夏衍和国民党人樊仲云同时担任总编辑，但实际主持编务的都是共产党人。该报销数为1000份以上，最高时达3500多份，1937年11月21日上海沦陷后不久停刊。此外，1937年11 月8日，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上海宣告成立，范长江、夏衍等为发起人。该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界统一战线组织，尚未开展活动就因上海沦陷而被迫撤离。

图11．3　《救亡日报》创刊号

1937年11月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作为中国抗日的军事、政治中心，也成为继上海后的第二个抗日宣传中心。大批民营新闻事业纷纷迁至武汉。邹韬奋主办的《抗战》三日刊自12月16日起迁至汉口继续出版，至1938年7月7日与《全民》月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由邹韬奋为总发行人，最高发行量曾达30万份，1938年10月武汉战情紧张后迁往重庆。上海《申报》一度也迁至武汉出汉口版，但不久后即停刊。《大公报》在天津沦陷后也迁至武汉，自1937年9月18日起发刊汉口版，至1938年10月中旬迁往重庆。在上海成立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迁武汉后于1938年3月15日在汉口开会，决定改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3 月30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邵力子、王芸生、于右任、叶楚伧、邹韬奋、郭沫若、张季鸾、潘梓年等被推举为名誉理事，范长江、钟期森、徐迈进为常务理事。除总会外，还在广州、香港、桂林、成都、重庆、延安、兰州等地设有分会，会员曾发展到1000多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界统一战线组织，中国共产党通过参加这个组织的中共党员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的工作，在团结广大进步新闻工作者争取民主、争取新闻自由和进行抗战宣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38年9月，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范长江以“青记”骨干为基础，在汉口筹办合作社性质的通讯社———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同年10月20日在长沙正式建社并对外发稿，11月在桂林成立总社。1941年4月，“青记”总会及其国统区各分会和“国新社”均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军政机关纷纷西迁“陪都”重庆。上海、天津、北平、南京、武汉等地的民营新闻事业，主要是报刊，也大批地向重庆迁移，使重庆成为国统区的抗日新闻宣传中心。南京的《新民报》、上海的《时事新报》是最早迁渝的报纸。其后，武汉的《全民抗战》迁到重庆，自10月15日出版的第30号起改为五日刊在重庆继续出版，自1939年5月13日出版的第70号起再次改为周刊，至1941年2月22日出至第157期被封闭。另外，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北平的《世界日报》等也都相继在渝复刊。这些从各地迁去的报纸，加上原在重庆出版的《新蜀报》、《西南日报》、《商务日报》、《国民公报》等，使重庆这一山城内拥有22家报馆。除上述各家外，迁至重庆的报纸还有《济川公报》、《大江日报》、《武汉时报》、《群报》、《崇实报》、《南京晚报》、《大陆晚报》、《四川晚报》、《大汉晚报》、《新蜀夜报》、《壮报》、《武汉晚报》等。

除重庆外，广西桂林也是内迁报刊的集结地，因而被誉为抗战时期的“文化城”。桂林是抗战时期的广西省省会，也是国民党桂系军阀统治的中心。由于桂系与蒋介石之间有很深的矛盾，因而抗战期间周恩来曾多次对桂系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作统战工作，使桂系愿意容纳一部分进步的文化人士到广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因此，在1938年底、1939年初，当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沦陷后，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撤退到桂林创办报纸，开设书店、出版社和印刷厂。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救亡日报》、《国民公论》等。

《救亡日报》撤离上海后于1938年1月1日在广州复刊，至10月21日再次停刊。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由广州迁至桂林再次复刊。桂林时期的《救亡日报》，在夏衍的主持下，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实行“每日评报”制度，从版面编排到新闻内容以及文风等各方面广泛征求意见，因而在业务上比在上海、广州时期有很大的改进，发行量从开始的2000份增加到1万多份。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救亡日报》于2月28日出版终刊号后被迫停刊。

《国民公论》是救国会的言论机关，1938年9月11日在武汉创刊，1939年1月1日迁桂林出版，由胡愈之主持，至1941年2月停刊。该刊是当时影响较大的综合性时事政治刊物，发表过毛泽东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周恩来的《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一个报告大纲》、叶剑英的《从抗战经验谈到当前战局》等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的文章。

与此同时，一些私营报刊也在这一时期迁至桂林出版，如《力报》、《大公报》等。《力报》是一家政治立场“中间偏左”的民营报纸，1940 年3月10日从长沙迁至在桂林出版，日出对开一张。该报是曾任张治中秘书的总经理张稚琴在张治中的支持下办起来的，实际主持编务的是先后担任总编辑的欧阳敏讷、冯英子，中共党员邵荃麟、聂绀弩等参加该报工作，或撰写社论、专论，或主编副刊。《大公报》在胡政之的筹划下，于1941年3月15日创办桂林版，日出对开一大张，初期由重庆《大公报》总管理处领导。1942年4月1日，该报馆还出版《大公晚报》，4开一张，由杨历樵等负责。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大公报》人员撤至桂林，桂林版编辑力量大大加强，由原香港版《大公报》总编辑徐铸成任桂林版总编辑。1944年6月，桂林实行大疏散，《大公晚报》于6月27日停刊，《大公报》则继续出版到9月12日停刊。

上述报刊，再加上桂林原有的《广西日报》、《扫荡报》等报刊，使桂林的报纸、杂志及图书出版出现空前的繁荣，成为西南一带进步文化的中心。

桂林的通讯社，则有国际新闻社（“国新社”）、中央通讯社桂林分社、西南新闻社、战时新闻社和中国工商新闻社等数家。“国新社”于1938年11月12日长沙大火后从长沙迁至桂林，11月21日桂林、香港两社合并，以桂林为总社，香港为分社，开始正式对国内外发稿，发稿对象主要是当时大后方的报纸、刊物和海外华侨报纸，范长江担任社长。1939年初到1940年夏是“国新社”的全盛时期，桂林总社与香港分社成犄角之势，分工合作：桂林总社及重庆办事处负责国统区的新闻报道工作，香港分社则面向海外、负责国际宣传任务。1941年“皖南事变”后，一部分社员撤往香港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仅留孟秋江等少数人在桂林坚持工作。5月，桂林、重庆两社均在国民党迫害下关闭。1944 年9月初，日军直逼桂林，桂林实行大撤退，各种报纸、杂志相继停刊。

昆明也是抗战时期民营新闻事业比较集中的地区。昆明在当时是与国外联系的重要陆、空门户，迁到这里出版的民营报刊主要有南京的《朝报》、天津的《益世报》等。原有的云南省政府的机关报《云南日报》继续出版。新创的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则有昆明《中央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