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变化

灾难与改造：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变化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在1931—1945年日本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中,中国新闻事业遭受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其损失之严重是难以估量的。

——在辽阔的中国东北大地上,中华民族的新闻事业被日本侵略者摧毁殆尽。日本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它的新闻事业完全由日本军方操纵,成为鼓吹战争和进行奴化教育的工具,以宣传“民族协和、王道精神、日满一心一德”和“大东亚共荣圈”为基本任务,欺世惑众。伪满的“弘报处”在日本关东军报道部、调查部的直接指使下,严禁关内报刊输入,严禁收听关内广播,东北人民处于严密的新闻封锁之中。

——在大片沦陷区,日本侵略者建立殖民地新闻体制,即日本侵略者的新闻事业与汉奸的新闻事业并存,而由日本军方直接控制。战前上海、北平、南京等繁荣的新闻中心不复存在了。

——在一度存在的上海“孤岛”上,日本侵略者与汪精卫汉奸集团多方施加压力,迫害爱国报刊,阻挠抗日宣传,还用令人发指的手段威胁、戕害新闻工作者。日伪特务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杀害朱惺公、张似旭等多名爱国报人！

——在前线和敌后游击战的战场上,许多新闻工作者牺牲在敌人的枪炮之下。其中有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何云,德国作家、记者汉斯·希伯。

——在后方,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和一些民营报刊被迫西迁,设备资财“大抵随国权以俱沦”,困难重重。又屡遭敌机轰炸,人员与设备损失巨大,新闻工作者生命时时在危险中。

如此等等,难以尽书。一言以蔽之,中国新闻事业在战祸中破碎了,倒退了。

对于这段历史,我们应该作全面的调查和系统的研究,查清真相,引出教训,使后人毋忘前事,毋忘国耻。在中国新闻研究中,有关抗日战争时期新闻事业的研究成果丰硕,特别是关于《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抗日根据地报刊、“孤岛”抗日报刊、重庆新闻界、桂林新闻界以及人民广播事业的诞生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很好的论著问世。但是,对于这场战争中新闻事业的灾难、损失和教训,调查与研究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例如,从剖析日本侵略者的新闻政策与措施,到查清中国新闻界的损失,以及编辑殉难者名单与事迹等诸多方面,都需要用扎实的研究成果去正确、全面、具体反映历史本来面貌,让人们充分认识日本侵略对于中国新闻事业破坏的严重性。

在战争灾难面前,中国人民和中国新闻界没有低头,没有屈膝,而是奋起抵抗,在爱国主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展反侵略战争。毛泽东主席在他的名著《论持久战》中曾指出：“我们是在革命战争中,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74]中国人民和中国新闻界在同日本侵略者作殊死斗争的同时,也深刻地改造了自己的新闻事业。

这种改造,就是中国新闻事业在战争中争生存、求发展所产生的变化。它首先表现为,军事与政治宣传报道成为新闻工作的中心。不论何种类型或何种政治背景的新闻事业,都必须走上为抗日战争服务的轨道,否则便难以为业,甚至被国人唾弃。因此,对于抗日战争的态度是关键所在。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得人心,在它领导下开辟的许多抗日根据地,铅印、油印、石印以及手抄的报刊迅速、广泛地发展起来。本来偏僻落后的县城肤施很快成了先进的抗日指挥中心延安市。它也是抗日新闻宣传的中心。国民党新闻事业大举内迁,也起到某种程度的异地发展作用,但由于它“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大受人们欢迎。一些著名的民营报刊投身抗战行列并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出现。《大公报》一度宣传“缓抗”挨了炸弹,很快转到宣传抗战的立场上后,读者就恢复了对它的信任。张季鸾先生甚至提出：“现在的报,已不应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言论机关,而都是严格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75]

从实际出发,适应环境,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闻需求,是办好新闻事业必由之路,在战争期间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主要在农村发展,扎根于广大农民群众之中,有广阔的活动天地。这是最切合当时实际又具有深谋远虑的发展战略。因为,“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76]。抓住了农民,就取得了生存与发展的可靠基础,这已为当时及随后的实践所证明。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和一些民营报刊在内迁之后,也显然改变了在大城市办报的作风与方法,从多方面和多角度去适应中小城市人民群众的需要。同战前新闻事业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状况相比较,战时新闻事业则深入到内地和中小城市,同人民大众更为接近了,这是中国新闻事业在抗日战争中变化的又一表现。

加强了国际联系与对外新闻交流,也是中国新闻事业在战争中变化的一个表现。中国抗战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部分,受到国际上广泛的关注。特别是海外华侨亟需了解中国战局,海外华文报刊亟需来自中国的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国际新闻社做了扎实的工作,它从1938年10月20日正式成立,到1941年初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的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向海内外报刊发去数以千计的新闻通讯和国际评论稿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增强了海外采访力量,扩大了对外发稿数量,《中央日报》也加强了国际新闻。《大公报》的国外通讯是最能吸引读者的部分之一,朱启平、萧乾、杨刚作为该报特派员先后采访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和美国大陆,他们所写的通讯与消息为该报增添了光彩。重庆《新华日报》努力开辟国外新闻来源,除了有莫斯科专电外,还同纽约、加尔各答等地以及美英等国的进步通讯社建立了联系。该报乔冠华(于怀）执笔的“国际述评”,是最具特色的栏目之一。许多外国记者采访了中国战场,有些还访问过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和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实绩,影响很大。他们的贡献同样载入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史册。

中国新闻工作者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经受了锻炼,队伍壮大了,水平也提高了。这也是中国新闻事业在战争中变化的表现之一。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中国新闻工作者的队伍不断恢复和扩大,尤其是在抗日根据地,几乎是从无到有地组成了一支新闻队伍。大批青年人加入到新闻工作行列,包括国民党统治区和抗日根据地,年轻人成了新闻队伍的主体。还有一批文化人(理论家、作家、艺术家）,如艾思奇、夏衍、廖沫沙等,积极从事报刊工作,在提高报刊的理论水平与文化品位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更值得指出的是,在抗日战争中造就了一批高水平的人才,包括著名的记者、主笔、评论家,如范长江、邓拓、羊枣等。他们都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起步,继而在抗日烽火中挑起报刊工作大梁,并有力作问世,成为著名报人的。

各类新闻工具、各个新闻单位以及每个新闻工作者,在战争环境中都有或大或小的变化,在新闻工作的各个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如重视战地采访和军事宣传、加强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与评论的针对性、改进发行办法等。而所有这些变化,最终导致了中国新闻事业整体结构的变化,出现了新格局,这就是：从独家扬威到三足鼎立——尽管三方面力量是不均衡的。

众所周知,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及其政府控制了全国新闻事业,共产党的新闻事业被镇压到几乎没有孑遗的地步,民营新闻事业迫于形势只能附和执政当局。新闻阵地基本上是国民党的独家天下。直到1932年,国民党的三个主要新闻机构还有大动作——《中央日报》实行社长负责制、中央社总社改组并迁出中央党部、中央台扩充发射电力(由500瓦改为75千瓦）,这表明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力图走上自己设计的稳定发展的轨道。

但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而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却宣传不抵抗政策。从《申报》与史量才、《生活》与邹韬奋政治态度左倾到史量才被刺、邹韬奋被迫出国流亡、杜重远被判刑以及《生活》、《新生》先后被查封,一件又一件的事实,使得人民群众对于国民党及其新闻事业的不满与对抗情绪日益强烈,国民党对全国大局的控制因此日益困难。这种态势,到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开始后方有改变。国民党方面,仍然掌握着全国政权,直接统治着大片地区。它的新闻事业在国统区占有主导地位,在国际上是中国合法政府的工具,活动余地很大。国民党控制的重庆、桂林、昆明、西安等城市,成为战时的新闻与文化活动的中心,那里虽有不同政治观点的报刊,但国民党宣传工具仍能左右一切。国统区的地盘虽比战前大为缩小,但它的新闻事业经过战争初期的短暂缩减后,战争中期开始恢复,后期则达到战前水平。据统计,国统区战前有铅印报纸1 000多家,1939年减为400多家,1944年又增至1 100多家。

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有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30年代初在革命根据地重建时特别重视贯彻党的领导、群众路线等基本原则。“九一八”事变后,它高举团结抗日的大旗,为民族解放斗争作宣传鼓动。八年抗战中,它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主要是：1942年,以《解放日报》为榜样,结合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党报改革,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明确了党报的性质、任务、风格、文风和办报方针与工作方法,党报走上成熟的发展道路；创办《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取得了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合法新闻活动的经验；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党的新闻事业网络,积累了执政党办新闻事业的经验,并为党的新闻事业向城市和全国发展奠定了基础；党在新闻活动中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同国内外新闻界广交朋友,深得各方理解和支持。共产党的新闻事业迅速壮大,成为在实力上与规模上可以同国民党的新闻事业相抗衡的一支力量。

第三种力量(或称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的报刊,在战时出现发展的形势。有实力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新民报》等,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在“大后方”站稳了脚跟。地方实力派的《国民公报》、《新蜀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广西日报》、《云南日报》等,比战前更为活跃,有时左右逢源,有时左右不讨好,但它们在政治斗争的天秤上毕竟是有一定分量的。在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兴起,也随之出现一批以争取民主为己任的报刊,其中《民主周刊》等影响不小。

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共产党的新闻事业、第三种力量的报刊,三者共存,又联合又斗争,这是抗日战争中形成的新格局。这种格局,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的社会地位与实力影响。它冲破了战前国民党独霸新闻阵地的局面,因此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然而,这种局面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其中隐藏着矛盾和斗争,这又成为通向下一个历史阶段的桥梁。

中国有句古话：“多难兴邦。”关于中国新闻事业,或许可以说“多难兴业”。经历了抗日战争之后,中国新闻事业虽然还远远说不上“兴”,但毕竟前进了一大步,并为即将到来的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胜利的道路。

(原载《新闻大学》第46期,1995年冬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