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新闻事业的发展

三、民营新闻事业的发展

当国共两党在收复区努力扩大自己的新闻事业的同时，民营新闻事业在战后也获得了较大发展。

战前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大城市出版的一批著名商业性大报在战后纷纷迁回原地出版，其中不少报纸也朝着报团方向发展。其中发展较好的民营报刊有《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益世报》和《世界日报》等。

上海的《文汇报》1939年被迫停刊后，于1945年8月8日在上海复刊，是抗战之后最先复刊的民营报纸。复刊后的《文汇报》接纳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因此，报纸立场有了很大改变。在拥护政治协商会议、支持检举内奸的群众活动、揭露羊枣事件真相、报道“下关惨案”、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团结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47年5月25日，《文汇报》因报道“五·二〇”惨案，并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与《新民报》、《联合日报》一同被国民党政府查封。此后，部分工作人员赴香港参加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工作。

1945年11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复刊，李子宽任经理，徐铸成任总编。12月1日天津版复刊，王芸生任总编辑。至1948年3月15日，《大公报》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上海、天津、重庆、香港4个分版的报团组织。这个阶段的《大公报》一方面对国民党在战后的种种表现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革命也表示出明显的反对。

抗战胜利后，陈铭德、邓季惺将《新民报》总管理处迁回南京。1946年元旦出南京版晚刊，10月10日南京版日刊复刊，同时在南京、上海、北平、重庆、成都五地发行，发展成为拥有南京、上海、北平、重庆、成都5个分社、8种报纸(包括日报、晚报)的报团，日销量达到12万份，是大后方发行量最大的报系。《新民报》坚持在重庆的一贯风格:重视社会新闻，注重版面设计与标题制作，副刊的品位较高，很受读者欢迎。由于《新民报》所经历的每个时期都有共产党人参加工作，所以该报政治倾向基本上是进步的。1947年5月25日，上海《新民报》晚刊因揭露国民党军警殴打学生的暴行被查封。1948年7月8日，南京版也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

战后《益世报》很快在天津复刊，由刘浚卿之子刘益之为总经理，原总编辑兼总经理刘豁轩再度受聘担任社长兼总编辑。该报复刊后，在政治上标榜所谓的“不偏不倚”，以争取读者，发展较快。同时在天津、北平、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出版，日销量8万余份。

成舍我的“世界报系”也于1945年11月20日复刊了《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

在一些老牌报纸恢复发展的同时，又产生了一批新的民营报刊。具有代表性的除了前文提到的1945年9月21日创办于上海的《联合日报》外，还有储安平于1945年11月创办于重庆的《客观》周刊和1946年9月创办于上海的《观察》周刊，民盟在1946年2月创刊于重庆的《民主报》。这些刊物以批评时政、倡导民主为主，言论大胆，切中时弊，很快得到社会公认，影响很大。

民营广播电台也获得发展。战前上海是中国广播事业的中心，民营商业性广播电台在战后陆续恢复，到1946年初发展为43座。为了遏制民营台的发展势头，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于1946年2月公布了《广播无线电台设置规则》，对电台的设置、分布、数量、功率以及广播内容等各方面均详加限制。国民党交通部上海电信局还奉命自3月起对上海民营电台进行整顿，决定限制上海民营广播电台数目“绝对不超过20座”。据此，上海54家民营电台被封闭，仅剩22家民营电台继续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