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业的调整和发展

三、新闻事业的调整和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极为困难的局面。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在1962年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新闻事业经过调整，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电视事业的诞生。早在1955年初中央广播事业局就向国务院提交了创办电视台的方案，当时发展文教事业的五年计划列入了这一项目。1956年5月28日，刘少奇在同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人谈话时，讲了对于建立电视台、生产电视接收机和创办彩色电视节目的意见。1957年4月，中央广播事业局组建电视实验台筹备机构。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1978年5月1日改名中央电视台)开始试播，9月2日正式开播。1958年试播的还有上海电视台、哈尔滨电视台(1978年7月1日改名为黑龙江电视台)、天津电视台。

二是广播事业的质量有所提高。“大跃进”运动中，全国的地方广播电台数量曾迅猛增加，但大多因为仓促上马、设备简陋，所以质量低下。从1962年开始，中央广播事业局着手对广播事业进行整顿。通过压缩规模、合理布局，广播电台的数量减少接近一半。广播事业的规模有所缩小，但质量得到了提高。

三是新华通讯社事业发展显著。1958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华社各地分社和人民日报社记者站合并。合并后，两家单独挂牌，联合办公，在财务和编制上由当地省市委领导，在业务上接受新华总社和人民日报社同当地省市委的双重领导。与此同时，新华社的国外事业也得到了拓展。到1966年，国外的分社发展到了51个，驻外人员200多人，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连接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通信网络，新华社通过这些线路，每天用英、法、西、俄、阿拉伯5种文字向世界数十个国家播发新闻，向81个国家和地区的240多家报刊发送新闻图片稿件。由此，新华社开始走向世界，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大型通讯社。

四是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教育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快的发展。1958年6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同年9月2日，中央广播事业局直属的第一所高等专科学校——北京广播专科学校成立，后于1959年改名为北京广播学院。在1958年创办的还有广州暨南大学新闻系、江西大学新闻系、杭州大学新闻系和安徽大学新闻专业等。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于1958年停办后，有些教师调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加强了两系的师资力量，这两系在1959年分别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中国报刊研究文集》等书。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1958年“大跃进”的深刻教训，更突出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61年之后，在国民经济困难面前，中共中央重新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各新闻事业单位积极改进工作作风，新闻工作的面貌有了新的变化。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指示，新闻单位一方面发表社论或者文章，大力宣传和倡导调查研究之风，另一方面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开展使得新闻工作作风踏实了、深入了。来自第一线的报道增多了，“第一手材料”受到普遍重视。这一时期，报刊本身的面貌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其主要表现是以讲求知识性、趣味性为主的报纸副刊的大批出现和报刊杂文文体的兴起。调查研究的深入开展，使得新闻界出现了一种良好的风气，这为做好新闻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新闻工作者精诚团结，艰苦奋斗，很快纠正了“大跃进”宣传报道的错误，还出现了一批很好的新闻作品，如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南方日报记者的《西行记谈》等作品都是影响深远的优秀作品。

经过调整，国家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各方面的工作包括新闻宣传工作也有所起色。但是在政治思想领域，“左”倾思潮却日益严重地泛滥起来。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党的基本路线”，他还着重强调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新闻界奉命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有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对昆曲《李慧娘》的批判，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在这些批判中，声势最大、影响最坏的是对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海瑞罢官》创作于1960年底，是吴晗根据毛泽东关于学习海瑞、敢于讲真话的谈话精神创作的。但江青等人看完演出后坚持认定《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是在为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平冤狱”。而毛泽东也错误地认为，该剧是在影射彭德怀罢官事件，使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具有了严重的政治性质。为正确领导学术批判活动，1966年2月，彭真主持召开“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5人组成)会议，起草《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称《二月提纲》)，试图把已经开展起来的批判运动仅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但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对。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乘机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表示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自此，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更加猛烈地开展起来，而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则成为了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