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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新闻事业的发展

时间:2022-04-2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一、民营新闻事业的发展1927年国民党新政权建立后,不少地区结束了旧军阀混战不休的局面,中国民族工业、商业、金融等各行各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为中国民营新闻事业的发展在资金、广告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条件。在此背景下,这一时期的民营新闻事业,在国民党当局设计的轨道上得到较大的发展。1﹒民营报业的发展民营报业数量剧增。

一、民营新闻事业的发展

1927年国民党新政权建立后,不少地区结束了旧军阀混战不休的局面,中国民族工业、商业、金融等各行各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为中国民营新闻事业的发展在资金、广告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条件。在政治上,国民党当局虽已确立“以党治国”的方针,但三民主义的旗帜还是高举在手上,因而国民还享有一定的自由民主权利,其中包括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因此,国民党当局在加紧建设其新闻统制制度的同时,曾多次发表开放“言禁”的通电。1929年底,蒋介石在北平召开记者招待会,希望新闻界自1930年元旦起能“以真确之见闻,作翔实之贡献”;并表示欢迎新闻界对政府作“善意的批评”:“其弊病所在,能确见事实症结,非攻讦私人者,亦请尽情批评”[1]。在此背景下,这一时期的民营新闻事业,在国民党当局设计的轨道上得到较大的发展。

1﹒民营报业的发展

民营报业数量剧增。在地区分布上,以上海及江苏、浙江两省的民营报刊为数最多。特别是江浙两省,据不完全统计,江苏的民营报刊在1927年前30多种,但1936年已发展到220多种;浙江出版的民营报刊也从15种左右发展到90种左右。此外,民营报业还开始向内地乃至偏远地区发展,其中安徽、江西、山东、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河北等省民营报刊的发展比较迅速。至抗战前夕,尚未出现民营报刊的只有宁夏、新疆和西藏3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在各类民办报刊中,民办商业性报纸继续沿着企业化的道路高速发展,成就最大的数天津《大公报》、北平《世界日报》等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不久刚刚发展起来的民办商业性报纸。

天津《大公报》自民国成立后开始走下坡路,1916年9月后转入与皖系军阀关系密切的商人王郅隆之手,成为皖系军阀的喉舌,并表现出浓厚的亲日卖国色彩,销数惨跌不止,最后每天仅印几十份用来赠阅或张贴,至1925年11月27日宣告停刊。这时,曾任《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的胡政之意欲东山再起,适逢其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的朋友吴鼎昌(天津盐业银行总经理)和张季鸾(曾任《中华新报》总编辑)也有意办报,于是三人一拍即合,各自发挥所长,吴鼎昌筹资5万元从王郅隆亲属手里买下大公报社并自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建立起《大公报》的新记公司。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在天津复刊,张季鸾撰写复刊宣言《本社同仁之志趣》,提出了“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后被简称为“四不”方针)。根据张季鸾的解释:“曰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曰不卖: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以金钱所左右。曰不私:本社同仁,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它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曰不盲:夫随声附和,是为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限于盲。”“四不”方针的提出,使《大公报》得到社会各界之欢迎,发行量迅即上升,不久后即由复刊初期的近2000份上升为6000多份。1927年国民党政府建立后,《大公报》在政治上拥护国民党政府,并采取“小骂大帮忙”的宣传手法,既能讨好蒋介石,又能迷惑一般读者。在新闻业务和经营管理方面,《大公报》也锐意改进,推出了不少促进发展的举措,从而使其事业蒸蒸日上、社会影响日增。1936年,该报上海版创刊,其触角伸入到当时中国的报业中心,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大报。

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报系始创于20年代中期。成舍我(1898— 1991),原名成勋,后改名成平,以笔名“舍我”行于世。1918年暑期考取北京大学旁听生,同时为生活计而兼任北京《益世报》编辑。1924年4月,成舍我开始在北京独立办报,于1924年4月26日创办《世界晚报》、1925年2月10日创办《世界日报》、同年10月1日创办《世界画报》。1928年北洋军阀统治垮台后,研究系的《晨报》、日本的《顺天时报》等曾雄踞当地报坛的报纸在政治上失势而相继停刊,使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报系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为此,成舍我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使《世界日报》发行量剧增,至抗战前夕已高达3万份,成为北平第一大报。1933年,成舍我还在北平创建世界新闻专科学校。

新型小报的出现,也是这一时期民办报刊发展的一个崭新现象。小报,大多为文艺小报,在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中诞生,后一直作为报纸的一个品种而在中国报坛生存与发展,基本上囿于文艺或娱乐领域之内,以供市民怡情消遣之用。民国建立后,特别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民办小报如鱼得水,发展得更为活跃,至20年代时已达700多种,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北京(北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民办小报开始出现走出文艺或娱乐领域的革新之举,出现了一批“小报大办”的新型小报。最先问世的是成舍我在南京创办的《民生报》,1928年3月创刊,采取“小报大办”、“精选精编”的办报方针,“重视言论,竞争消息,广用图片”,发行量在一年后即达到15000份,最多时为3万份。1934 年7月,《民生报》因其在5月间曾揭露汪精卫部下彭学沛贪污舞弊情事而被当局查封,成舍我本人被捕系狱40天。紧接着《民生报》出现的新型小报是管翼贤在北京创办的《实报》,创刊于1928年10月4日,管翼贤自任社长。该报虽在形式上为4开小报,但以“小报大办”为办报方针,“广采精编”,“新闻消息则力求充实敏捷,文艺杂品则力求趣味艺术化”[2]。1929年9月9日,《新民报》在南京创刊,陈铭德创办担任社长。该报初创时采取小报的形式,每期出4开1张,但在内容上已不同于当时的其他小报,以广大青年为读者对象,1931年后该报改为对开大报。

当然,这次小报革新的中心则在上海。1929年11月1日,《社会日报》在上海创刊,由胡雄飞等10人合资创办,仅出两个多月即难以为继,一年后由胡雄飞于1930年10月27日独资恢复出版。该报采取小报形式,内容以新闻为主,并一改小报不刊登新文艺作品的旧规,发表了大量新文艺作家的作品,读者面大为拓展,发行量剧增,最高时达25000份左右,创小报发行之新高。但是,这次小报革新的集大成者,则是成舍我等集资创办的《立报》,1935年9月20日在上海创刊,初创时日出4开一张,后增至4开一张半,成舍我自任社长,严谔声任总经理,张友鸾、褚保衡、萨空了等先后担任总编辑。《立报》创刊时正值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之际,因而该报以“立场坚定、态度公正”为宗旨,宣称其言论方针是:“对外争取国家独立,驱除敌寇;对内督促政治民主,严惩贪污。”由于《立报》宣传抗日救国、提倡政治民主、反映群众呼声,发行不到半年即日销10万份以上,至1937年“八·一三”时日销超过20万。

2﹒民营广播电台及通讯社的发展

民营广播电台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大批问世,其中半数以上集中在上海一地。按其创建目的与实际功能,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商业性广播电台,数量多,分布地区广,但半数以上集中在上海,社会影响较大;二是教育性广播电台,由大中学校或各地方民众教育馆开办,播音内容限于文化教育,社会影响不大;三是宗教性广播电台,数量更少,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

民营通讯社在这一时期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在数量上进入了历史最高点。据不完全统计,至1937年4月止在政府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通讯社有520家[3],其中大多数是民营通讯社。在地区分布上,大多数通讯社都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国民党当局大办中央通讯社等党营通讯社,采集综合性新闻信息的实力远远超过民营通讯社,因而不少民营通讯社开始走专业化道路,以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在新闻通讯市场上生存与发展。例如,1930年8月严谔声在上海创办的新声通讯社,就是一个因经济新闻颇有特色而名闻全国的专业化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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