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新闻事业在战时的变化

一、国民党新闻事业在战时的变化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随着政治中心的内迁而深入到重庆、桂林等内地城市，数量也有所增加，并出现了集团化的倾向。由于战争的需要，国民党还大力发展军队报刊，使军队报刊成为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国民党党报系统的中心、南京《中央日报》在“七七”抗战爆发后立即采取应变措施，派出一部分人员分水陆两路向南、向西迁移。南京《中央日报》出至12月13日停刊后不久，该报的长沙版于1938年1月10日出版，编号与南京版相衔接。同年9月1日，《中央日报》又创设了重庆版，编号衔接长沙版，由程沧波任社长兼总主笔。长沙版则改组为该报的地方分版，在建制上改为中央日报社长沙分社，受重庆总社的节制。此后，《中央日报》又先后在昆明、成都等地创设分版，至抗战胜利时已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中央日报报团，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报业集团。其他国民党中央直辖党报也根据战时的需要，除了在大都市中坚持出版外，还派出人员到中小城市乃至县城创设分版。《武汉日报》是国民党在华中地区最大的一家党报，于1929年6月10日在汉口创刊。1934年后，业务逐渐发展，发行及于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最高发行数达2万份。武汉沦陷后，该报一部分设备和人员西迁宜昌，于1938年12月1日出刊《武汉日报》宜昌版，1940年11月1日再迁至恩施出版。另派出一部分人员西迁入黔，于1938年12月1日创刊《中央日报》贵阳版。与此同时，《武汉日报》还在已沦于敌手的湖北黄冈发行敌后版。《中山日报》是国民党在华南地区最大的一家党报，也于1938年5月5日创设梅县分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东南日报》在杭州沦陷后于1937年12月迁至金华出版。此外，国民党还积极发展地方党报，许多报纸随着战局的发展转移到中小城镇出版，使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的触角遍布内地偏僻的城镇。据1944年的统计，国民党省、特别市一级的党报已发展到41种，县级党报397种，其数量超过战前，但规模则因战时物资奇缺而较战前缩小。

国民党在战时着力发展的军队报刊，后形成了《扫荡报》、《阵中日报》和《扫荡简报》三大军报系统。《扫荡报》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于1932年6月23日在江西南昌创刊，1935年5月1日迁至汉口出版。抗战爆发后，该报除了坚守武汉这一宣传阵地外，还派出人员深入内地开拓新阵地，于1938年10月1日出版重庆版，1938年12月15日出版桂林版，后又出版昆明等地的分版，发展成为一个仅次于中央日报社的大报团。《扫荡报》桂林版还出版过外围小报《小春秋》，于1941年12月1日创刊，3天出一期，4开一张，以刊登社会新闻及小文章为主。《阵中日报》系统则是在抗战爆发后开始发展起来的，初由国民党中央军委会主办，分为北战线版和南战线版两个版，在全国分为10个战区后增至10个分版，由各战区司令部主办，以所辖战区军民为读者对象，除了军中发行外，兼向社会发行。报纸名称也不强求统一，第三战区的军报称为《前线日报》，于1938年10月1日在安徽屯溪创刊。《扫荡简报》系统是一种流动性的小型战地军报，由各集团军或军主办，先后约出版了50种。这类报纸均为油印，编辑部也往往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带上一部油印机和一架收报收音机，随军进退。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主办的报刊也有所发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新蜀报》、《华西日报》、《华西晚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以及《云南日报》、《广西日报》等。由于这些内地的实力派同内迁而来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派存在难解的矛盾，因而在政治上持中间立场，并在共产党人以及其他进步人士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帮助下，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进步倾向。

抗战爆发之初，国民党的广播事业遭到严重损失。中央广播电台被迫内迁，于1938年3月10日在重庆恢复播音。地方广播电台则大部分被日本侵略者攫夺，也有少数迁地改名坚持播音。据1938年底统计，国民党官办广播电台仅剩六七处，总发射电力不到11千瓦，而抗战爆发前夕（1937年6月）的统计数字是广播电台23座，总发射电力110多千瓦。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广播事业逐步恢复并有所发展。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于1940年底新建广播大楼，并建有地下防空设施，使该台在日本侵略者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中仍能坚持播音，使日本人大为吃惊。1939年2月6日，国民党还正式开办对国外广播。为了适应战时广播宣传的需要，国民党当局还注重发展西南、西北地区的广播事业，在昆明、贵阳、西昌、兰州等地开办新台。其中昆明广播电台发射功率最大，有50千瓦，于1940年8月开播。自1940年起，国民党当局还开始创办战地流动广播电台，1943年建立军中播音总队，并在各战区设立分队，直接对前线部队播音，还兼办对日军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