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绥远省党政报纸的抗日宣传

试析“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绥远省党政报纸的抗日宣传_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丛（2013年刊）

张丽萍

摘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绥远民国日报》和《绥远日报》作为国民党绥远省的党政机关报，在抗日问题上置国民党中央“诉之国联”、“待公理之裁决”以及“攘外必先安内”的宣传基调于不顾，运用标语和口号、社论和短评表达出鲜明的抗日立场，借助新闻标题和要人题词巧妙表达抗日主张，副刊部分更成为发表抗日文艺的重要阵地。与其它地区省级党政报纸相比，《绥远民国日报》和《绥远日报》在抗日态度的坚决、抗日言论的大胆方面十分突出，令人印象深刻。两份报纸在抗日问题上为何与国民党中央的抗日政策出现背离？笔者认为，这既与绥远省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关，也与国民党中央对绥远党政报纸的控制力量较弱有关，也是全国民营报刊抗日舆论积极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绥远民国日报》；《绥远日报》；抗日宣传

绥远省为中华民国时期塞北四省（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之一，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下辖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及土默特特别旗，是蒙古族聚居的少数民族地区行省之一，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绥远省地处塞外，与沿江沿海的大城市相比，没有激烈的报业竞争，国民党党政报刊居于主导地位。1928年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将《绥远党报》作为国民党绥远省党部机关报，1929年改名《绥远民国日报》。1930年夏，“中原大战”爆发，国民党绥远省党部被查封，《绥远民国日报》停刊。1930年底傅作义的军队来到绥远，1931年国民党绥远省党部恢复，《绥远民国日报》作为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机关报，也于1931年4月复刊。该报以宣传三民主义、灌输效忠党国思想及指导地方党务工作为宗旨，铅印，对开4版。1935年6月“何梅协定”签订后，绥远省党部撤销，该报于9月改为《绥远西北日报》继续出版。《绥远日报》是绥远省政府机关报，以传达政令为己任，以政府部门会议、政府官员讲话、各种文件章程全文以及政治报道为主要内容，与《绥远民国日报》并称绥远两大报纸。创刊于1930年7月21日，铅印，对开4版。出至抗日战争绥远沦陷前夕。本文所言国民党绥远省党政报纸，即指《绥远民国日报》和《绥远日报》。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外蒙独立、东北四省已然沦陷的情势之下，绥远省的战略位置异常重要。加之日本帝国主义对绥远觊觎已久，拉拢鼓动蒙古王公从事分裂活动，绥远地区抗日形势格外严峻。《绥远民国日报》和《绥远日报》作为国民党绥远省的党政机关报，在抗日问题上置国民党中央“诉之国联”、“待公理之裁决”的宣传基调于不顾，表达了坚决的抗日立场，与其它省份的国民党党政报纸相比，立场鲜明、言论大胆，起到了积极的宣传动员作用。笔者翻阅了同一时期的《广东民国日报》、《河南民国日报》、《甘肃民国日报》等，发现在抗日态度的坚决、抗日言论的大胆方面，这些省级党报与《绥远民国日报》和《绥远日报》相比，都显得逊色、温吞。作为内陆边疆地区的国民党党政报纸，《绥远民国日报》和《绥远日报》为何能在抗日问题上与国民党中央的抗日政策出现背离？笔者试对此加以分析。一、“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绥远省党政报纸的抗日宣传及动员“九·一八”事变之后，宣传抗日御辱、批评中央的不抵抗政策成为绥远省党政报纸宣传的重要内容。查阅这一阶段的《绥远民国日报》和《绥远日报》可以发现，编辑运用标语和口号、社论和短评来表达鲜明的抗日立场，借助新闻标题和要人题词巧妙表达抗日主张，副刊部分更是发表抗日文艺的重要阵地。这一时期的国民党绥远党政报纸，抗日宣传的内容占据很大比例，忧虑、愤慨等情绪扑面而来，既有理性的分析和评论，也有呼吁、呐喊的声音，成为抗日宣传及动员的重要平台。

（一）运用标语口号进行抗日宣传

口号是语言表达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为达到一定目的、实现某项任务而提出的、用来呼喊的带有纲领性和鼓动性的句子。标语是用简短文字写出的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朱自清《论标语口号》中指出，“现代标语口号不但要唤醒集体的人群或民众起来行动，并且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标语口号往往是这种集体运动的纲领。”【注：《朱自清文集·三》，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标语和口号是《绥远民国日报》进行抗日宣传及民众动员的重要手段。该报的报缝处长期刊登“中华民族为东亚和平计民族沦亡计应怀有我无敌之决心”、“全国上下捐除私怨精诚团结驱逐残暴蛮横之日本帝国主义”等抗日标语，明确表达了抗日的决心和勇气。同时，以“中国国民党绥远省执行委员会”为署名，经常在第二版刊登抗日宣传标语。如1932年2月28日第2版的“本周宣传标语”为：

一、请中央明令华北各将领即日实行武力收复失地。

二、缉拿组织满蒙伪独立国的卖国奸贼。

三、全国同胞一致节衣缩食援助抗日将士。

四、全国同胞要明天助自助之意，急起图存，勿作依赖与侥幸的思想。

五、扑灭破坏世界和平摧毁东方文化的暴日。

六、拥护中央采取革命手段保卫国土。

七、武力自卫不要忘了经济绝交。

八、国难声中要巩固西北边防。

1932年9月26日第2版的“本周宣传标语”为：

一、“九一八”是我们深仇巨恨得纪念日！

二、督促中央明令讨伐媚日卖国的汉奸叛逆！

三、援助苦战抗日的东北义勇军！

四、拯救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东北同胞！

五、全国同胞一致团结起来抗御暴日！

六、扩大抗日运动！

七、厉行经济绝交！

八、拥护国际正义！

九、收复东北失地！

“九·一八”以后，“本周宣传标语”成为《绥远民国日报》的固定栏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每天刊载，反复强化。这些标语口号紧紧围绕收复东北失地、团结抗日、讨伐满蒙伪独立国等问题，明确表达了报社的立场，反映民意，凝聚民心，对于形成舆论、引导舆论起到了积极的宣传及动员作用。

（二）运用评论文体宣传抗日御辱

社论、短评等评论文体是报纸的旗帜和灵魂，代表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及报刊创办者的观点。“九·一八”以后，《绥远民国日报》和《绥远日报》发表很多评论文章，以团结抗日相号召，以努力工作相标榜，表达了绥远新闻界和绥远省党部的抗日要求及为国效忠的决心。

1933年1月1日，《绥远民国日报》新年专刊第8版刊登署名为郭麟杰的评论文章《国难与国病》，既对政府抗日不力提出批评，又看到革命的艰苦，看到抗日的胜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呼吁人们不要悲观失望，而是继续努力，推进抗日御辱运动：

“我们革命疲了，我们战争疲了，我们失望疲了，我们对于政治的勇气和思想，大半都丧失了，这是最近一般人们在国难一年后的气愤语……政府和政治领袖们所给予国民的印象和襟度太恶劣了，消极、失望、悲观、气愤，这都是人情中事，论理应该予以宽恕的。但是我们要知道：革命是不易成功的，革命是终要成功的，现状的不良，正等待着我们继续改革，气愤、悲观、失望、消极，现在都用不着……”

评论毫不客气地指出，“政府和政治领袖们所给予国民的印象和襟度太恶劣了”，对政府的批评与指责之情毫不掩饰。社论认为，现在国内的形势是“政府责民众之不奋起，民众怨政府不积极”，但是责任终究是在政府，政府应该以上化下，上下齐心，积极抗日。

1933年1月8日，《绥远民国日报》第1版的社论《国人应一致抗日》，也敦促政府、国人，抛弃消极情绪，做拼死之抵抗。

“榆关失陷，全国震动，连日以来，请缨抗敌者，不乏其人……

当此外辱迫紧，国亡无日之际，实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凡属军人，领率三军，立于最前线上，国民急起拥护，自为后盾，背城偕一，破釜沉舟，勇往直前，毋稍逡巡，以我整个之国力，做孤注之一掷，抛弃一年来之悲观愤恨等一切消极的心理，转入迎敌拼命（与）汉贼不两立的积极态度，以我为中心，引救国为己任，毋从责望政府，毋仅诿过他人，竭个人之心思才力，贡献于整个民族国家，其成也为国幸运，其败也亦属光荣，存亡关键，在此一举。”

社论中“以我整个之国力，做孤注之一掷，抛弃一年来之悲观愤恨等一切消极的心理，转入迎敌拼命（与）汉贼不两立的积极态度”的主张，与国民党中央“攘外必先安内”的基调显然并不一致。

1933年2月7日，《绥远日报》第1版的《本报复刊感言》以激愤之情质问政府和国人：“呜呼，以领土之大，居世界各国第二，人民之众，居世界各国第一之泱泱古国，岂遂坐令人宰制搏割以终乎？”针对国民政府外交解决日本侵略问题的政策，国民党绥远省政府机关报《绥远日报》呼吁政府痛下决心，坚忍自决。评论开头即以4个短句将形势的危急和作者的焦灼准确地传达出来：“国难日深，外辱日极，榆关不守，热河告警”，呼吁政府对国联不必倚赖，“吾所求者，惟自己耳”，指出“吾人处今日之局，最后出路，在以血肉，保我山河”。

1933年2月11日，《绥远日报》社论《国联未免滑稽》，再次呼吁政府不要对国联抱以幻想，而以自救自助之道，御辱救国，才会避免亡国的命运。社论批评国联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坐视延宕、一再迁就，对中国政府和民众的要求却无动于衷、无能为力。社论认为国联“自始至终一切无非近于滑稽”，国民政府“自始至终，莫醒遗梦，一以依赖出之，可怜亦太可哀”。社论结尾激愤地指出：“束国联会章，及一切回忆录、报告书之类于高阁，专求所以自救自助之道，御辱救国，庶其有望！”《绥远日报》1935年7月12日的短评《公约不可恃》，10月2日的短评《国联此举有何用处》，10月3日的社论《国联未免太漠视中国》等，都表达了对国联的强烈质疑和对政府政策的强烈不满。

1935年6月17日，《绥远日报》三版发表短评《困兽与睡狮》，借着对“困兽”与“睡狮”两个比喻的怀疑，对政府不断妥协的对日政策表达了不满和沮丧。“古书堆里面，有这么一句‘困兽犹斗’，我们实在很怀疑，认为也许是手书错误，当时原句应该是‘困兽不斗’。世界各国多讥中国为睡狮，我们也很怀疑，试问沉沉此睡，何时方醒？睡时如此，醒时又将若何？困兽也好，睡狮也好，至少我们觉得困睡之余，总是没甚劲儿！”

1935年7月，《绥远日报》报道了阿比西尼亚与意大利的争端，以此为由头对弱小国家阿比西尼亚抵抗意大利的精神大加赞赏，并借此对中国政府的软弱提出批评。7月18日的短评《阿国的抵抗精神》写道：“我们看了莞尔小邦的阿比西尼亚，能以倔强的态度、拼命的精神，来抵抗世界五强之一赫赫威风的意大利，实在不无感慨……从这次阿国应付国难的精神来看，我们不信它必亡于抵抗之下，更不信意国能把它踏成平地啊！！”7月22日又发表短评《阿王的演说》：“我们看了弱小的阿国抵抗意国，实在只有惭愧。他的国王慷慨激昂地演说道：‘如果必要，愿流血疆场，不稍迟疑，为自由而死，胜过奴隶而生万万。’唉！这样的沉痛语调，坚强决心，值得人们佩服，不知我们贵国的人，读此演说，做何感想？！”

社论、短评等评论文章代表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及报刊创办者的观点。“九·一八”以后，《绥远民国日报》和《绥远日报》发表的大量评论文章，呼吁国民党中央政府振作精神，厉兵秣马；呼吁民众与政府一道，同仇敌忾，自助自强。这些评论文章发挥了积极的抗日宣传与动员作用，在观点上与国民党中央的对日政策存在很大分歧。

（三）新闻标题传达出抗日的要求和呼声

《绥远民国日报》等报刊的有些新闻标题，表达了鲜明的抗日立场和思想倾向。如《绥远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0日第2版的新闻《壮哉，马占山将军！（引题）杀敌灭虏指顾间事》，为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将军的抗日行动大声叫好，标题传达出大快人心的豪迈气概，以及发抒胸中郁懑之气的快意。

1931年12月30日，《绥远民国日报》第2版《固阳人士共赴国难（主题）举行扩大纪念周报告日人暴行驻军讲演慷慨激昂（副题）》以及12月26日第2版《检拔十万劲旅死守锦州》等标题在措辞上传达了慷慨激昂的抗日情绪。

1932年2月27日，《绥远民国日报》第2版《江湾方面双方血战猛烈（主题）我军毫不退让卒将敌军击败》、1932年3月4日第2版《白川发表谬论（主题）谓日方增援为平息上海现在之上海危局（副题）》以及1932年12月22日第2版《特委会决议案仍取悦日本（主题）中日意见相距甚远草案条文暂不发表（副题）》等，概括新闻事实时明确表态，立场性很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通过新闻标题的遣词造句表达编辑部的鲜明抗日立场，是这一时期《绥远民国日报》和《绥远日报》的显著特点。

（四）借助“要人题辞”提醒勿忘国难

要人题辞也是报纸表明抗日立场、凝聚社会舆论的方式。《绥远民国日报》刊载的要人题辞对于宣传抗日御辱、动员抗日热情，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2年1月1日，《绥远民国日报》的新年纪念增刊刊登了绥远省政界要人的祝贺题辞。在新年之际，这些题辞以国难为念，忧患之情溢于言辞。绥远烟酒事务总局局长苏纪忍的题辞为“民国缔造，廿载于兹。内争未戟，外患日滋。丧权失地，满目疮痍。辽东沦陷，关内阽危。凡我华胄，孰不忧悲。誓当国耻，恢复边圻，归绥朔漠，实产健儿。枕戈待命，急起直追……”表达了对“辽东沦陷，关内阽危”的忧悲，以及誓当国耻、沙场醉卧的决心。

绥远省教育厅科长阎肃、绥远通志馆馆长郭象伋以及蒙边司令部少将参谋长、文化名士荣禄的新年增刊联合祝词：“国难日深，民责愈重，群言反乱，瞻乌莫定，惟赖先知。唤醒迷梦，贵报在绥，社会所信。……纠谬绳愆，悉轨于正，安内唯和，御众以外。团结同胞，非异人任。敬祝增刊，宏抒谠议，觉世安邦，蔚成宪政。岂但桑梓，万分欣颂。”指出了在国难日深的情况下对《绥远民国日报》的殷切期望。

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题辞曰：“……现在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一时齐至，国家危亡，人民浩劫，迫于眉前，人人要努力救国救民，而救国救民之道就是要把总理建立中华民国的主义从各人的职务上职业上一切生活上切实信行，生死以之，国家自然强盛，人民自然康乐，世界文化自然向着光明大道发展无量。”

1933年1月1日，《绥远民国日报》新年专刊第六版刊登国民党绥远省宣传部长陈国英题辞：《二十二年新年感词》：“痛心国难，瞬历二秋。藉此岁首，何以解除。维我中国，神明华胄。民族光荣，历史悠悠。日寇暴戾，肆毒已久。任彼猖狂，生存何由。时不我与，努力奋斗。”同一版刊登绥西屯垦督办公署代理督办王靖国的题辞“勿忘国难”。

新年之际，《绥远民国日报》刊载的要人题辞以国难为念，忧患之情溢于言辞。对这些题辞的刊登，传达了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立场，鼓舞民心，反映民意。

（五）报纸副刊成为发表抗日文艺的重要园地

绥远是华北、东北的门户。绥远的存亡，关系国家的存亡。“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在绥远的人们，特别是一些文艺青年，莫不义愤填膺，热血沸腾。他们纷纷以报纸副刊为阵地，发表文艺作品，谴责日本暴行，敦促政府抗日。

《绥远民国日报》的副刊名称虽多次变化，但“九·一八”以后，宣传抗日一直是副刊的重要内容。1932年，该报副刊《塞风》发表了很多有进步思想的文章，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一些作品呼吁文艺工作者关注时代的变化转变文学作品的创作方向，不要再流连在风花雪月的旧式文学中，而是以抗战为主题，完成现代文学作家的使命。如马映光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文学作家应转变的方向》（1932年4月16日）、刘洪河的《在中国农村社会的崩溃期中文学上应有的表现》（1932年4月23日）等。马映光写道：“如果我们不是聋子，不是瞎子，以至于不是疯癫、白痴的话，关于去年九一八事变的问题，总该有一个相当的概括的认识”。作者指出，“九一八事变暴露出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残酷蛮横的真面目，同时给了中华民族一个空前的严重的打击”，“从事文艺的青年朋友们，赶快起来把握时代意识往前进吧！”

1933年，《绥远民国日报》副刊《学林》也发表了很多要求抗战的作品。如5月4日一篇题为《铁血军人》的稿件指出，中国军队之所以战绩不佳，原因在于上级军人多数贪财畏死，暮气太深，要求上层将士学习祖逖、张巡、宗泽、虞尤文、文天祥、于谦、戚继光、袁崇焕、史可法，中国或可有所希望，因为“不抵抗必亡，抵抗或可不亡”。文章文笔泼辣，议论大胆，对于国民党高层无视人民的抗日要求提出了批评。

1935年下半年《绥远民国日报》停刊，改出《绥远西北日报》，副刊有《塞风》、《曼流》、《乐园》、《农圃》、《金析》、《边防文垒》等，名称虽然多有变化，但抗日宣传却一直没有间断。这一时期，绥远的作家们组成了“北方文艺协会”等进步组织，对抗战文艺的创作有了更多的自觉意识。他们以报刊为园地，创作发表“国防文学”，并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把笔杆子集中于民族解放斗争这一神圣的旗帜下，宣传抗日救亡，加入救亡阵线。副刊《边防文垒》是绥东抗战、收复百灵庙后不久出刊的，编刊的目的是开辟文化荒地，集合抗日宣传的文艺战士。编者在发刊词中表示，对冒着风寒冲锋陷阵的前方武装将士，报刊不能袖手旁观，而应在舆论方面有所支持；作为后方的文艺战士，报刊工作者应该追随时代动向，谈些切合实际的真确话语，尽一份自己的责任。发刊词申明该刊的办刊目的是“联合后方大众，配合着前线战士的步调，一致向前抗敌，使这个仅存的国防线成为钢铁般的巩固”。《边防文垒》第1期要目有：《论国防文化》、《在后方的人们应该做的几件事》、《向哪里逃避》、《压力愈大抵抗力愈强》等诗词和文章，内容充实，颇受读者欢迎。

《绥远日报》的副刊《西北风》、《冰河》、《星原》等，也发表过不少哀痛东北三省沦亡，主张抗日御辱的诗文和时事评论文章。《社会日报》的副刊《洪荒》、《西北戏剧》、《儿童》等也经常发表短文、诗歌、评论，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抨击卖国投降谬论，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一个重要阵地，表达了绥远人民抗战爱国的热情，起到了教育、唤醒群众的作用。报纸上充满了抗日救亡的呼声，副刊成为进步青年表达爱国情感、批评政府、批评时局的有力武器。

二、国民党绥远省党政报纸抗日宣传基调不同于中央的原因分析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中央级党报和地方直属党报以“诉之国联”、“待公理之裁决”为宣传重点，口径一致地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辩解，竭力制造舆论，将人们的视线引向“剿共”。【注：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12页。】然而，国内要求抗日的舆论甚为强大，且抗日呼声往往与结束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联系在一起，这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多有不符。因此，国民党政府出台了以审查新闻舆论为目的的法令、法规，在统治区内实施新闻检查，对异见分子进行迫害。作为国民党在绥远的喉舌，绥远党政报纸为何置国民党中央的宣传基调于不顾，积极进行抗日宣传与动员？这既与国民党中央对地方党报的控制力量较弱有关，也与绥远省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关。笔者试对其中原因进行分析。

（一）绥远省政治军事最高统帅傅作义主张积极抗日

傅作义是绥远政治、军事最高统帅，也是一个积极抗日的主将，他领导下的绥远党政报刊在抗日问题上态度必然与其保持一致。

国民党中央固然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首脑的舞台，而地方则实行的是实际上的军治。由于中央、地方关系的特殊性，抗战前相当一部分省的政权实际上为地方实力派把持，军事首脑兼任地方行政长官的现象非常普遍。【注：向芬：《大陆时期国民党新闻传播制度评析（1927-1949）》，《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6期。】1931年，傅作义担任绥远省政府主席、绥远驻军第35军军长，在绥远省拥有政治、军事最高权力，是绥远省的最高统帅。“九·一八”以后，傅作义在抗日问题上，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他的口号是“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表示“虽然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是不投降不卖国的“把握却全在”。【注：《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页。】“九·一八”事变时，傅作义即在绥远向所属部队全体官兵进行抗日动员，并开展大练兵活动，规定各部队早晚点名后都要齐声高呼“誓保国土，以尽责任，不惜牺牲，以雪耻辱”。长城抗战爆发，傅又数电国民政府请缨抗战，奉命率所部第35军（战时番号第59军）在怀柔附近与敌西义一师团血战，“一战而寒敌胆”。【注：宋雅岚：《绥远抗战再研究———论绥远抗战的特殊背景》，《黑龙江民族丛刊（季刊）》，1999年第2期。】

绥远作为傅作义的势力所在，在抗日问题上，傅作义的主张必然大大影响绥远地方党政报纸的立场；在抗日言论方面，绥远报刊受到的控制，自然不至像内地那样严密。傅作义也设立了新闻检查机构“公告组”，每夜检查新闻稿，【注：杨令德：《傅作义将军主绥期间内蒙古西部（绥远地区）新闻报纸出版简况》，《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九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5。】但是检查的重点不在于抗日问题，而是亲共思想和涉共言论。

（二）国民党中央对绥远省党报控制较弱

绥远省党报属于国民党地方党报中的西部党报范畴，在国民党党报体系中位置不够重要，国民党中央对其控制较弱。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后，立即着手建立和扩充自己的党报，约在1932年前后，形成了一个以《中央日报》为核心、以各中央直属党报为骨干、以各级地方党报和军队党报为羽翼的庞大的党报体系。国民党的地方党报分为两类，一类是地区性的重要报纸，归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管辖；另一类是由地方党部管辖的报纸。后一类报纸大多由国民党省、市、县各级党部所办，发展呈现着东重西轻的现象。东部省份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重心所在，也是国民党地方党报的密集地区。而在地域广阔的西南、中原、西北地区，国民党地方党报总数不及100家，仅占全国国民党党报总数的20%左右。【注：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团结出版社，1998年，79页。】绥远省的党报属于国民党西北地区党报的范畴，与东部省份的地方党报相比，兴办时间略晚，版数较少，总体规模和发行量也小得多，在国民党党报体系中地位并不重要。

1931年下半年，国民党中央从南京派人做《绥远民国日报》的总编辑，强化总编职权，加强对新闻报道权力的掌控，但是受到报社上下的共同抵制。《绥远民国日报》编辑杨令德反对南京来的总编辑对地方新闻稿的审阅，社长陈国英（绥远省党部宣传部长）、原主编张元文等也不支持他的工作，并在《绥远民国日报》上含沙射影地对其谩骂。在这种情形之下，南京派来的总编辑没几天就被排挤走了，报纸最终掌握在绥远地方党部的手里。【注：杨令德：《塞上忆往——绥远新闻事业之沿革与现状（1934年著）》，《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88。】由此可见，国民党中央对绥远地方党报的控制较弱。

另外，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主要在大城市实行，地方党报由地方党部检查，且为事后送检，这也是绥远省党政报纸在新闻和言论方面有较大自主权的原因之一。1933年《新闻检查标准》和《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规定，国民党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汉口各重要都市设立新闻检查所，实行事前检查制，《各级党部宣传工作实施方案》规定，地方党报由地方党部监督检查。由于地方党报数量较多，且查处的重心在核心城市，中央检查新闻处对地方党报的监督只能是粗放的，也只能采取事后追查的办法。总体而言，国民党对地方党报的控制是相对松散的，对西部欠发达地方的党报更是如此。

（三）国民党中央和绥远省政府在文化上对绥远统治比较松散

绥远省属于内陆边疆地区，文化落后，信息闭塞，新闻事业起步不久，报业发展的基础较为薄弱。这里商品经济不够发达，信息需求有限，与沿江沿海的大城市相比，没有激烈的报业竞争和民营大报。当时国民党和绥远省政府在绥远文化上的统治是比较松散的，特别是1935年6月“何梅协定”签订，华北五省（包括绥远）的国民党党部撤销后，绥远当局对文化的控制更加放松。

《绥远民国日报》、《绥远日报》规模有限，一般只有一、两个专职外勤记者，报纸的内容以国内新闻为主，消息大多来源于《中央日报》和中央通讯社，仅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国民党政府的简单传声筒，本地新闻报道相对薄弱，所以国民党和绥远省政府对其控制较松。两份报纸发行量均在千份左右，报刊经费往往从所属党部或政府部门拨发，发行对象也以政府部门为主，与沿海地区的国民党报刊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另外，绥远没有职业文人，更没有著名作家，给报纸投稿的多是一些中学生，报纸的副刊更是官员不去关注的领域，副刊稿件一般不用送审。【注：杨令德：《塞上忆往——绥远文化、新闻界见闻》，《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88。】正是在这些副刊上，发表了很多抨击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进步诗文。

（四）民营报刊形成的抗日舆论对绥远党政报纸产生积极影响

近代以来，绥远地区逐渐融入到全国近代化的洪流当中，政治、经济、文化出现了与全国一体化的格局，内趋倾向明显，与外蒙古的独立、外附情形有很大不同。“九·一八”以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也有德王等少数蒙古王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教唆扶持下蠢蠢欲动，但广大蒙汉群众及多数官员却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计，积极要求抗日御辱。

30年代的国统区，在庞大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之外，民间报纸的力量也得到极大发展，出现民间报纸与国民党党报并存壮大的局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党报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怒涛进行七折八扣的报道，一方面以“诉之国联”，“待公理之裁决”为宣传重点，口径一致地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辩解，竭力制造舆论，将人们的视线引向“剿共”。【注：丁淦林：《从“九一八”到“七七”期间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报刊》，《新闻大学》，1985年第10期。】然而，民间报纸的抗日呼声却一浪高过一浪，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全国各地的救亡团体创办了很多报刊，如北平的《华北呼声》，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救亡情报》等。这些报刊报道救亡活动的开展情况，反映人民群众的抗日要求，抨击国民党当局的错误政策。一些老牌民营大报也转向进步立场，积极要求抗日。《申报》在时评中提出“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城战”的主张。《时事新报》连续发表了十来篇社论，反对日本侵略。上海《新闻报》也刊载了主张抗日的言论和报道。【注：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13页。】1931年底，当上海全面实施新闻检查的时候，上海各报共同发表宣言，一致决定，“绝对不接受任何检查，绝对不受任何干涉。”【注：蔡铭泽：《论30年代初期中国的舆论环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1934年10月，天津《大公报》也在社评中指责新闻检查“过用权力，涉及苛细，既妨碍新闻事业，亦为政府贾怨”，要求废止新闻检查。

民营报刊形成的抗日舆论对绥远报刊必然产生积极影响。五四以来，国内出版的新书新报在绥远新闻界和文化界被订阅、传播，绥远新闻社、塞北通讯社等在向《绥远民国日报》、《绥远日报》提供新闻的同时，还代办国内新书和各地民营大报的订阅和销售业务，促进了国内新知识、新信息在绥远的传播。《绥远民国日报》的编辑杨令德还是《大公报》、《益世报》和《时事新报》的驻绥记者。30年代中期起，傅作义将军抗日声誉日隆，蒙旗自治问题以及长城抗战、绥远抗战轰动国内外。平津沪汉各大报均以重要篇幅报道这一地区的抗日消息，绥远一时成了新闻中心。全国抗日舆论及对绥远抗战的物质、精神援助，使得《绥远民国日报》、《绥远日报》等绥远省重要报刊在全国的抗日声浪中毫不落后，批评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消极政策，号召人们抗日御辱，共赴国难，体现出与全国抗日舆论高度一致的倾向。

（张丽萍，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