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记者对中国抗日宣传的杰出贡献

二、外国记者对中国抗日宣传的杰出贡献

抗战爆发前后，更多的外国记者来到中国，采访与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宣传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不少人还不畏艰险，来到抗战的前线、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写下了许多杰出的通讯报道和著作，及时、详细地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主张，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生活与战斗情况。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海伦·斯诺的《续西行漫记》、贝特兰的《华北前线》、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斯特朗的《中国人征服中国》、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等。这些外文著作还大多被译成中文出版，在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发挥鼓舞、激励与鞭策作用。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是当时来华采访与报道的外国记者中最有传奇色彩的一位。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是美国进步女作家、新闻记者，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北部贫困的农业区，父亲是矿工，母亲则靠为人洗衣以维持生计。史沫特莱长大后当过女佣、烟厂工人和书报推销员，并在忍饥挨饿的环境下经过勤奋不懈的努力而自学成才。1921年，史沫特莱离开美国，来到德国柏林攻读印度史博士学位，同时还教授英语和美国研究等课程。1927年，史沫特莱写成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

1928年底，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派记者的身份，途经苏联来到中国，先至东北、华北，后来到上海，开始了她在中国12年的新闻记者生涯。1929年12月27日，史沫特莱与鲁迅见面，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6年12月，她来到西安，报道了西安事变。1937年3月1日，她采访延安，会见仰慕已久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访问工农红军将领彭德怀、贺龙和妇女领袖人物邓颖超、康克清等，将延安的真实情况报告给世界各地的读者。史沫特莱还前往山西抗日前线采访，1938年1月后离开山西抗日前线前往武汉采访，10月武汉沦陷后又来到新四军部队进行采访。1940年初，史沫特莱来到重庆，9月因病取道香港回美国就医。此后，她一面写作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一面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国革命作宣传，并因此而受到麦卡锡主义者的迫害。

除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外，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和汉斯·希伯（Hans Shippe，1897—1941）也是值得一书的外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一个边陲小镇，家庭环境优裕，父亲是牧师，母亲受过高等教育。斯特朗毕业于奥柏林大学，190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1919年，西雅图爆发了大罢工，斯特朗积极投身于这场斗争，并成为一家工会报纸的编辑。1921年后，她旅居苏联近30年，一直把莫斯科作为常住之地，创办和主编苏联第一家英文报《莫斯科新闻》。1925年，斯特朗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广州，她报道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和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省港大罢工。1927年，她第二次来到中国，深入湖南农村，报道了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1937年，她第三次来到中国。这时，抗日烽火燃遍了中国大地，她经香港到武汉，于年末到山西南部的八路军总部采访，报道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末，她第四次来到中国，在重庆采访了蒋介石，也采访了周恩来。1946年，她第五次来到中国，采访解放区，最后到达延安并在那里度过冬天。在她采访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汉斯·希伯是德国籍反法西斯著名作家、记者，曾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他出生于原属奥地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属于波兰的克拉科夫，青年时期在德国上过大学，在莱比锡及斯图加特等地参加过德国工人运动。1925至1927年间的大革命时期，汉斯·希伯第一次来到中国，曾在北伐军总政治部编译处工作，并为上海的《中国周刊》等报刊撰稿。1932年，汉斯·希伯再次来到中国，在上海同《大美晚报》编辑巴林博士（英国人）一起建立上海第一个国际“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其成员有美国作家及记者史沫特莱、美国医生马海德、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等。同时，他还常用“亚细亚人”为笔名，在美国《太平洋杂志》、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等报刊上发表关于远东和中国问题的报道及评论。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除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中国正越战越强》等长篇政论文章外，还筹募医药用品，冒险送到新四军中。1938年春，他从武汉转往延安，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1939年初，希伯采访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见到周恩来和叶挺军长。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希伯于当年5月与夫人秋迪一起到苏北新四军中采访，并在苏北解放区完成了8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同年9月，他从苏北进入山东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1941年10月30日，汉斯·希伯所在的部队与日本侵略军遭遇于沂南县大青山，他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此外，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对延安的采访活动，也值得在此写上一笔。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当局开始采取消极抗日、保存实力、积极反共的政策，自1939年至1943年的5年中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动员大批的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及解放区，同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新闻封锁。在重庆及国统区，国民党政府对有关延安真实情况的报道和作品，一律严厉查禁；对在华外国记者有关解放区的报道和评论，或责令重写，或不准发稿，严重的甚至吊销执照。这些做法，当然引起了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们的强烈不满。至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进展，盟军反攻日军的时机已迫近，国际人士十分关心中国战场的情况，特别是敌后游击战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在各方的努力争取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答应一批中外记者赴延安采访的要求。对中外记者采访延安一事，国民党当局作了一系列严密的策划，一方面由军令部、中宣部、外交部、军委办公厅拟定了《外籍记者请发采访证审定办法》，并经蒋介石批准，严格规定了审核手续和确定外籍记者的名单；另一方面又由中宣部国际宣传处拟定《招待外籍记者赴延安参观计划》，由外事局选派“引导人员”，“在中统局或军统局人员中选用”；由中宣部部长邀集外国记者训话，嘱其进入共产党区域中应注意各点，“不使外记者受其诱惑”；在采访日程安排上，增加参观西安青年劳动营以及绥远、宁夏等国民党统治区，务使外国记者的注意力不集中于“中共党区域”。

最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由21人组成。其中外籍记者有6位：斯坦因（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爱泼斯坦（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记者）、福尔曼（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武道（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夏南汉神甫（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普金科（塔斯社记者）；中国记者有9位：孔昭恺（《大公报》记者）、张文伯（《中央日报》记者）、谢爽秋（《扫荡报》记者）、周本渊（《国民公报》记者）、赵炳琅（《时事新报》记者）、赵超构（《新民报》主笔）、金东平（《商务日报》记者）、徐兆镛（中央社记者）、杨嘉勇（中央社记者）。另外还有国民党官才指派的2位领队和4位“随员”。

5月18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由重庆出发；5月30日，记者团进入陕甘宁边区，参观八路军三五九旅的军事训练和生产建设。6 月9日，记者团抵达延安，至7月12日清晨告别延安，采访延安的时间整整一个月。中外记者们回到重庆后，纷纷把采访的材料撰写成专文发表，或写成专著出版。自7月底起，重庆各报开始陆续发表有关访问延安的见闻。除《中央日报》、《商务日报》个别记者作了歪曲、攻击性报道外，大多数记者撰写的报道都比较客观。《新民报》主笔赵超构撰写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在该报上整版连载达一个多月，后汇集成书出版。在外国记者中，美国记者福尔曼撰写了《中国边区的报告》一书出版，斯坦因在英国《时事新闻报》上发表《毛泽东朱德会见记》。爱泼斯坦在印度《政治家日报》上发表《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还撰写了20多篇出色的通讯，分别发表在《纽约时报》等美、英著名大报刊上。中外记者对延安客观、真实而又生动的报道，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全世界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由此改观。

【注释】

[1]引自《大公报》，1929年12月29日。

[2]《与国人共信共守》，载《实报》，1932年10月4日。

[3]邵力子：《十年来的中国新闻事业》，载《十年来的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4]上海的望平街，为现在的山东路之一段，当时有大小数十家报馆分列两侧，被称为报馆街。

[5]引自《患难余生记》，载《韬奋全集》第1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3页。

[6]引自马荫良：《报纸革新要抓“头”和“尾”———回忆1931年〈申报〉的改革》，载《新闻记者》，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