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禁”解除后新闻事业的大发展

三、“报禁”解除后新闻事业的大发展

1988年，是台湾新闻事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自是年1 月1日起，台湾国民党当局重新开始接受新办报纸的登记，报纸印张也可增加到日出对开6张24个版，解除了长达数十年的“报禁”。90年代后，台湾当局又陆续开放广播电视领域，使有线电视、通讯卫星电视、调幅广播、调频广播，甚至无线电视皆可依据有关法律由民众自由开办。

“报禁”的解除，当然不可能是国民党当局的一时善举，而是台湾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逐渐成熟和新闻界内外长期抗争的结果。早在1955年3月4日，著名报人成舍我就在台湾“立法院”会议上提出质询：“鼓励人民食粮增产，为什么对于最重要的精神食粮的增产，却千方百计加以束缚？”但是，公开要求取消“报禁”的呼声则迟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出现。在一次所谓“国建会”上，参加新闻组的《联合报》工作人员建议“开放报纸登记”、“取消篇幅限制”。1987年初，国民党当局被迫考虑解除“报禁”问题。2月1日，台湾“行政院”院长俞国华责成“新闻局”对“报禁”问题“以积极的态度重新加以考虑”。2月27日，台湾“新闻局”召集11位新闻传播专家组成一个从事“解禁”研究的专案小组。7月15日，国民党当局宣布解除长达37年的所谓“戒严”，使“报禁”在政治、军事上也再无任何理由。12月1日，台湾“新闻局”发表声明，宣布自1988年元旦起解除“报禁”，民众可以自由申请办报，报纸张数和发行印刷地点不限。

“报禁”解除后，台湾新闻出版界内外人士又进一步提出废除《出版法》的要求，台湾当局也在90年代后被迫多次承诺修改甚至取消该法。1997年7月，台湾当局“新闻局”在一场研讨会上宣布采纳与会代表提出的修订出版法的建议。1998年8月，“新闻局”呈报“行政院”建议废止出版法；9月，“行政院”通过废止出版法案；1999年1月12日，“立法院”三读通过废止出版法；1月25日，台湾当局正式颁布命令废除施行了69年的《出版法》，为配合该法的实施而颁布的近30种相关法令也随之废止或予以修正。《出版法》废止后，报纸、杂志、出版社等新闻出版机构按照《公司法》向“经济部”办理登记，无须再向“新闻局”办理登记，在出版数量及类别上亦无任何限制。

“报禁”解除后，台湾报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在质与量两个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一是新出版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报禁”解除后3个月内，33家新办的报纸、20家新办的通讯社向台湾“新闻局”办理登记手续，使台湾报纸骤增至64家，通讯社增至57家。至1988年底，台湾报纸已接近80家。1993年底，办理登记的报纸有221家，实际发行的有139家。1996年，台湾报社数增至342家，同1988年相比增长率高达1100%。另据统计，至1998年4月止，台湾有关部门共发出883张报纸登记证，其中日报为435家。1999年《出版法》正式废止前，报社已经增加至367家，《出版法》废止后，报社仍在持续增加，至2000年时已超过400家。但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一般读者每日发行的报纸却逐渐减少，只剩下25家。随着报纸家数的不断增加，发行量也较前激增。1987年“报禁”解除前，台湾报纸发行总数每天估计在350万份左右；“报禁”解除后，虽然一度跌落，但旋即恢复，并持续稳定成长，1990年时达到450万份的空前纪录。1994年，当年报纸发行量达600万份，较“报禁”解除前增长约50%。1996年，报纸日发行总数约在400万份至600万份之间，平均约3至5人拥有一份报纸。而且，市场自由化之后，报业经营者不再仅局限于公营系统，同时也普及至一般的民间财团，其中包括许多以商业经营著称的财团。篇幅增加，印刷改进，也是“报禁”解除后报纸的重要变化之一。由于报纸限张的取消，报纸张数增加了，从而使报纸的内容更为充实，特别是讨论重大消息的报道更为详尽。以《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两大报为例，“报禁”解除后，两报立即由原来的3大张增加为6大张，随后并且增加至7大张、8大张，广告多时甚至增加到10大张以上。

二是大批新报纸的问世，使台湾报业市场形成了全新的格局。“报禁”解除后，台湾出现了联合、中时、国民党、自立四大报系。（1）联合报系：为台湾最大报系，下有《联合报》、《经济日报》、《民生报》、《联合晚报》四大报。（2）中时报系：下有《中国时报》、《工商时报》和《中时晚报》三大报。（3）国民党报系：包括党政军三大系统，属于党报系统的有《中央日报》和《中华日报》，属于政府系统的有《台湾新生报》和《台湾新闻报》，属于军报系统的有《青年日报》、《忠诚报》、《台湾日报》、《建国日报》、《金门日报》和《马祖日报》等6家。（4）自立报系：有《自立晚报》和《自立早报》。《自立早报》是台湾解禁后创刊的第一家报纸，1988年1月21日在台北创刊，由自立晚报馆创办。但是，随着报业的进一步分化整合，国民党报系随着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地位的丧失而日趋衰落。中央日报社近年来累计亏损12亿元台币以上，被迫于1999年6月11日决定将总部大楼出售给台湾“中影公司”，以填补营运赤字。2006年5月底，国民党停止补助《中央日报》经费，致使该报于2006年6月1日起停刊，9月开始仅出该报的网络版。自立报系则因经济不景气而走上失败之路。1998年底，自立报系推出“瘦身”计划，600余名员工中的250名被遣散，并于1999年1月21日停办《自立早报》。但这一计划仍并未能摆脱经济危机，已有54年出版历史的《自立晚报》也不得已于2001年10月2日出版最后一份纪念刊，正式宣布停刊。而1978年2月由原《自强日报》改组而成的《自由时报》则在“报禁”解除后，采用重金挖角、抽奖促销等一系列纯商业的手段，使其发行量大幅增加。1996年6月3日，《自由时报》在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台湾世界新闻学院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自由时报》发行量已逾100万份，在台湾发行的报纸中位居第一。2003年5月2日，《苹果日报》台湾版在台北创刊。该报创办人黎智英在2001年即已进入台湾媒体市场，创办《壹周刊》台湾版，除了造成台湾杂志的恶性竞争外，还以“狗仔队”手法揭发名人隐私而引起台湾各界极大的争议。《苹果日报》台湾版进入台湾报纸市场后，以其“价格低、内容多、印刷美”的风格，发行量很快就赶上并超过《自由时报》，使台湾报纸市场出现了《苹果日报》、《自由时报》、《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四雄并争的新局面。

图16．3　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自由时报》

“报禁”解除后，台湾新闻通讯事业也有所发展，新的通讯社纷纷创立。截至1994年，台湾的新闻通讯社已增至176家之多。但是，这些新办的通讯社，绝大多数规模很小，各自选择其赖以生存的服务对象，朝专业化方向发展。其中以报道经济新闻为主的通讯社所占比重最大，几乎占总数的1／3。

在开放报刊的同时，台湾当局还开始着手逐步开放广播电视媒体。对于无线电广播，台湾当局于1992年宣布电波频率开放政策，1993年起开放广播电台的创建，正式解除长达34年的冻结措施。1993年1月，“新闻局”和“交通部”联合宣布开放28个调频（FM）中功率频道，供民间设立电台。1994年9月，有关部门开始接受小功率社区电台的申请。这些举措，促进了广播电台的高速发展。

一是中小功率广播电台剧增。1993年未开放广播电台之前，台湾共有33家电台。至2000年6月底，广播电台数已增至142家，其中正式营运的有132家。

二是民营电台成为广播业发展的主流。台湾当局开放电台后，新创建的电台几乎全部是民营电台，占全部电台的70%。而且，民营电台大多是调频广播电台，从而使民营电台又成为台湾地区调频广播的主体，可凭借良好的音讯品质与公营电台竞争，有效地开发不同类型受众的市场。

三是专业电台的日趋繁荣。目前，台湾专业电台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音乐类：包括当代热门音乐、休闲背景音乐、古典音乐、另类音乐等；信息类：包括新闻谈话、生活信息、都会类型、女性类型、语言类型等；特定主题类：包括混合、交通、宗教、农业、渔业、本土文化、医药保健、劳工、教育、校园、旅游等。

四是广播重新受到重视，收听率和整体产值回升。由于民众生活形态的改变，民众对广播市场的需求扩大，广播媒体再度受到重视。例如，台湾拥有汽车的人口大增，开车族平均每天塞车时间约两个小时，大多靠广播获悉最新路况，或听音乐和新闻打发时间。又如，服务业产值逐渐超过制造业，满街的商店、卖场需要流水般的广播音乐或人声以刺激购买欲望。再如，SOHO族、网络工作者等行业的日趋自由的工作气氛，也增大了广播侵入的空间。据调查，台湾收听广播的人口比例从开放前的10%左右上升到30%左右，在大都会城市地区更高达40%。广播的市场产值也蒸蒸日上，广播产业的广告收入从1988年的19亿台币增加到1998年的47．5亿台币。

对于电视，台湾当局在1988年11月正式开放直播卫星，民众可收视国外的卫星电视频道。1991年，5个卫星电视频道进入台湾电视市场，官方的3家电视公司失去了在市场上的垄断优势，开始进入频道竞争时代。为了建立空中秩序，将卫星电视频道节目纳入管理范围，台湾当局于1999年1月公布《卫星广播电视法》。在卫星电视兴起之时，有线电视也趁势而起，并因其能提供多样的频道、满足消费者的信息需求而订户剧增。1993年8月，《有线电视法》公告施行，以规范有线电视产业市场竞争秩序，使台湾正式步入有线电视时代。1997年7月，正式审核通过并获得有线电视从业执照者有155家。之后，东森等有线电视系统经营者以各种方式进行大购并，从而使台湾从事有线电视业者只剩80余家。目前，台湾地区一般家庭都是收看由有线电视线缆传送的无线电视台节目、卫星电视台节目以及有线电视台本身的节目，所收看的电视频道可达到八九十个以上。卫星电视也日趋普及与多元化，目前有三四十家卫星电视频道商提供150个以上的卫星频道，节目制作品质也在不断改善之中。

此外，电视市场开始进入完全市场竞争时代。有线电视的多频道特性使订户得以自由选择自己想看的内容，打破了无线电视的垄断，有线电视不但瓜分了原官方掌握的3家电视公司的收视率，还瓜分了广告份额，使原官方掌握的3家电视公司的广告业绩每况愈下，并几乎濒临亏损窘境。1993年后，台湾当局又决定开放无线电视频道。1994年后，台湾当局决定开放一个全区性的民营无线商业电视台。1995年6月，民营性质的全民电视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取得了台湾第四家无线电视台的经营权，改变了原有无线电视由3家官办的电视公司垄断的局面。1997年6月，全民电视台正式开播。

此外，公共电视的建设，也是台湾电视发展的一件大事。早在1982年，台湾当局“新闻局”开始筹设公共电视节目制作机构，以平衡商业电视的缺失，但因经费筹措困难等原因而未果。1990年7月1日，台湾公共电视建台筹备委员会成立。1992年9月，由公共电视建台筹备委员会草拟完成的《公共电视法案》送“立法院”审查。1997年5月底，《公共电视法草案》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开启了台湾公共电视传播的新纪元。1998年7月，台湾公共电视正式开播，出现了商业电视台以外的电视台。

“报禁”解除后，台湾的新闻舆论环境也有所改善。最令人欣喜的是，对大陆报道的限制被突破，海峡两岸新闻交流活动日趋频繁。80年代后，大陆体育健儿的优异成绩，在台湾的新闻媒介上广为传布，突破了台湾当局有关大陆报道的禁区。在1987年春后的一段时期内，围绕允许台湾同胞回祖国大陆探亲的问题，台湾新闻媒介上出现了一股引人注目的“大陆热”。1987年9月，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冲破台湾当局的禁令，绕道日本到祖国大陆采访，成为两岸隔绝以来首次到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11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负责人受国务院办公厅委托发表谈话，欢迎台湾新闻界来大陆采访、交流，两岸新闻交流的大门自此开启。之后，不计其数的大批台湾记者先后来到大陆进行采访，在大陆驻点采访的台湾新闻机构已有10多家。

与之相应，大陆记者也开始赴台湾采访。1991年8月，新华社、中新社两名记者赴台湾采访“闽狮渔事件”处理情况，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40多年来第一次赴台采访的大陆记者。1992年9月，18名大陆记者组团赴台采访，正式开启两岸新闻双向交流的大门。2001年2月8日，两名新华通讯社记者作为大陆首批赴台湾驻点采访人员抵达台北，使海峡两岸新闻界的交流得以进一步深入。之后，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等大陆新闻媒体也获准在台湾驻点采访。2005年4月，台湾当局粗暴、无理地停止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记者在台驻点采访。但是，海峡两岸新闻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是任何反动势力也无法阻挡的。近年来，在两岸新闻界的共同努力下，两岸新闻交流与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形式日益多样，内容越来越丰富。截至2007年底，来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累计已达15000人次，大陆记者赴台采访也近1000人次。

【注释】

[1]李谷城著：《香港报业百年沧桑》，明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