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业大发展和优秀新闻工作者

第一节　新闻事业大发展和优秀新闻工作者

一、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体制基本确立时期

1.新闻事业概况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体制基本确立。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与工作作风继续得到发扬光大。为了适应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迅速培养党和人民的新闻人才,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对新闻教育采取了有计划地整顿发展的方针。这个时期在新闻事业建设方面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有步骤地进行新闻事业的恢复和改造工作；二是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体系。

新闻教育出现了很大变化,党和政府对旧新闻教育体系进行全面改造。在人事管理上,改变和加强学校的领导力量,调配党的新闻工作者担任教职,并组织原有教师进行学习和思想改造。在教学内容上,取消原有的政治上反动的课程,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组织学生参加一些政治运动；对新闻学专业课程也逐步进行内容改革,用无产阶级新闻观点取代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1956年,新闻工作改革的时机与条件基本成熟。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宣告改版。中央和各地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也都先后进行改革,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新闻工作改革热潮。这次改革为办好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开辟了道路,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一时期新闻宣传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运用典型报道引导舆论。报道内容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经济宣传报道。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中,经济宣传报道是新闻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事业担负起动员、组织人民投身国家经济建设,尤其是参加支援重点建设的重大任务。强调让人民群众充当宣传报道的主角,突出宣传人民群众中的先进人物与先进事迹,是当时经济宣传报道的一个重要特征。大批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推动生产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在新闻写作上,这些宣传报道努力克服技术性强、枯燥、生硬、报道面狭窄等缺点,力求生动、有趣、内容丰富、形式与角度多样化,并较多地采用了新旧对比的写作方法。

其二,政治宣传报道。抗美援朝报道,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宣传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为配合全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开展,新闻战线开展了长达三年多的广泛宣传。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新闻单位最先派出记者跨过鸭绿江,奔赴前线采访,报道战争进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和关键时刻。这批战地记者和志愿军指战员们一起经受了战火硝烟的考验,真实地报道了反侵略自卫战争,歌颂了中朝人民的伟大胜利。在抗美援朝报道中,由于战争环境、交通障碍等条件限制,及时采写消息比较困难,战地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被广泛运用。

其三,思想文化宣传报道。这一时期,为了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摆脱国内外反动派的思想影响,新闻宣传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旧的意识形态,以巩固和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

2.新闻界代表人物

(1)邓拓(1912～1966年),乳名旭初,原名邓子健,曾用名云特、恽忒、狄曼公、左海等,还有笔名马南村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福建闽侯人。1929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法系,之后又进河南大学经济系。1933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抗敌报》、《晋察冀日报》社长,中共上海南市区工委书记,《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新华通讯社晋察冀分社社长,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共八大代表,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刊登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材料。不久,有“党内才子”之称的邓拓被停止工作。5月18日凌晨邓拓愤然辞世,年仅54岁。1979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邓拓著有《中国救荒史》、《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燕山夜话》,与吴晗、廖沫沙合著《三家村札记》,还有《邓拓诗词选》、《邓拓散文》、《邓拓书法选》等。邓拓擅长写社论,其立场鲜明,又以辩驳见长。他的诗词、散文、杂文也卓有成就,充分体现出“一代才子”的特点。

(2)纪希晨,原名纪松晓,河南省伊川县人,写通讯报告一百多万字。主要著作有:《凉山彝族的飞跃》、《时代的足迹》、《二月逆流》、《史无前例的年代》等。纪希晨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奔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安吴青训班、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8年4月2日,他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并且记录整理了这篇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文献,从此决心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奋斗终生。

1949年秋冬,纪希晨随刘邓大军进军西南,任重庆西南《新华日报》城市组组长、成都办事处主任。1951年,作为新闻界代表,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写出《战斗的春天》等通讯。1953年3月,被调到《人民日报》工作,任《人民日报》西南、四川记者站负责记者。1958年任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在此期间,他写了大量新闻通讯,出版了《从宝鸡到成都》、《凉山彝族的飞跃》通讯集。十年动乱中,他即使遭到打击,也从不灰心,写出了《新的脚印》、《生命线》、《第七十二个战士》等通讯,歌颂工农兵和知识分子是历史的主人。粉碎“四人帮”后,纪希晨任《人民日报》记者部副主任,在访问谭震林、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后,写了通讯《一场伟大的斗争》,以及长篇报告《二月逆流始末记》,合写了17万字的电影小说《二月逆流》。贺龙元帅受害惨死后,他写的长篇报告文学《贺龙在前线》,倾注了对英雄元帅的热爱。纪希晨于1983年参与创办《中国老年》杂志,任总编辑；1987年参与创办《中国老年报》,任第一副总编辑、社委会主任。

(3)穆青(1921～2003年),中国著名记者、摄影家,于1921年出生在黄河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的周口,这里历史文化悠久,是华夏始祖伏羲氏的诞生地。他的祖父是一位清末举人,未进官途,家境清贫,给穆青起名为“穆亚才”,后来穆青参加八路军以后,自行改名为穆青。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穆青全家迁到祖母故乡杞县,在杞县的岁月,对穆青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37年12月4日,他踏上了寻找八路军的征程,在山西临汾贺龙统率的八路军120师做宣传员。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7月至1942年8月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42 年8月进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从事新闻工作。抗战胜利后,穆青到东北,任《东北日报》采访部主任。平津战役后,他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随第四野战军渡江南下采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主任、副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社长,中国新闻学院院长,《瞭望》杂志社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三届副主席,中国记协名誉主席；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6年初,他与冯健、周原合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整个中国都被感动了,兴起了一股学习焦裕禄的热潮。他的新闻代表作还有《雁翎队》、《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历史的审判》等。已出版的作品集有《南征散记》、《穆青散文选》、《彩色的世界》、《新闻散论》、《十个共产党员》等。从80年代起,他业余时间从事摄影创作,已出版的摄影集有《九寨沟》、《黄山摄影集》、《穆青摄影选》、《开封菊花》、《洛阳牡丹》等。2003年10月11日病逝。

(4)魏巍(1920～2008年),原名魏鸿杰,曾用笔名红杨树,1920年3月6日出生于郑州的一个贫苦家庭。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一直从事诗歌、通讯、报告文学的写作。1950年随军赴朝鲜前线,写了大量的通讯、报告文学,其中以《谁是最可爱的人》最为精湛,影响深远。曾任北京军区文化部部长,军区政治部顾问以及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书记处书记,第一届至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朝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主要作品有: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壮行集》、《魏巍散文选》和《魏巍杂文集》等,还有诗集《两年》、《黎明风景》、《不断集》、《红叶集》和《魏巍诗选》等,长篇小说《东方》获首届茅盾文学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荣获“人生的路标”奖及人民文学奖。

(5)陆诒(1911～1997年),生于上海浦东。1930年就读于顾执中任院长的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院夜校。“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作为《新闻报》记者在闸北前线采访,热河抗战时赴承德采访。1937年任《大公报》战地特派员,先后赴卢沟桥前线、太原前线及延安采访,是抗战时期较早访问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的记者。1938年任《新华日报》编委、采访主任。先后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及华北战后采访。他亲临现场,用一篇篇朴实无华、真切翔实、具有感染力的战地通讯及时向读者报道,也为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留下了感人的镜头和宝贵的史料。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华北前线和敌后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民族英雄们的动人风采。抗战胜利后,他任上海《联合晚报》采访主任,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新闻报》副总编辑,全国政协四、五、六届委员。代表作有《傅作义热泪盈眶》、《娘子关激战》、《朱老总胸有成竹》等,著有《战地萍踪》、《文史杂忆》等。

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全面建设时期

1.新闻事业概况

随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新闻事业也在不断发生变化。1958年“大跃进”,出现了全国大办县报的局面；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纸张供应吃紧,有些报刊不得不合并或者压缩发行量。经济调整完成之后,报纸的数量才又缓缓升上来。60年代初,党和政府仍十分重视充实人民的精神生活,把报刊、广播、电视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当做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一些著名的老报人带头在报刊上开辟专栏,撰写文章。新闻工作者除了坚持学习政策外,还重视学习文史知识、研究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在各新闻单位的学习会上,在《新闻业务》及一些单位的内部刊物上,都曾经研讨过不少新闻理论与实践问题,如新闻的真实性、指导性、新闻采访与写作、副刊编辑等。新闻事业在探索中前进,有了新的发展。

1960年起,在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大局下,我国新闻事业进入调整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总结经验教训,成为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从“大跃进”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教训中,新闻工作者普遍认识到,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认真学习理论与政策；汲取1958年的经验教训,更加认识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各新闻单位把开展调查研究作为搞好宣传报道的关键。许多报纸成立了专门机构,拟订计划,列出题目,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由于调查研究的开展,新闻工作者的作风更加踏实和深入,来自第一线的新闻报道相应增多,“第一手材料”受到普遍的重视。

广交朋友,也是这一时期新闻工作者的任务。许多记者在广交朋友上下了很大工夫。有的深入基层,同工农群众生活在一起；有的为了同名家打交道,自己先刻苦学习,占有资料。

宣传先进典型,是党的新闻工作的传统办法。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的事迹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60年代的典型宣传,比以往声势更大、更为集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雷锋、大庆、大寨和焦裕禄。与先进典型宣传相辉映的,是歌颂社会主义祖国与新道德、新风尚的宣传。

2.新闻界代表人物

(1)郭超人(1934～2000年),湖北广济县(现武穴市)人,历任新华通讯社西藏分社、陕西分社、四川分社记者、副社长、总社秘书长、副社长等职务,中共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作为有影响的世界性通讯社负责人,郭超人曾任第九届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通讯社组织主席。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刚刚走出北京大学校门的郭超人选择了雪域高原西藏开始他的新闻记者生涯。

50年代,他记录了西藏百万农奴反抗农奴制的翻天覆地的斗争。60年代,他在珠穆朗玛峰记录了我国登山健儿第一次把五星红旗插上地球之巅的壮举；“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陕西采写的长篇报告《安康调查》,揭露了当时农村工作“左”的弊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写的有关四川农村的调查报告《扫除唯心的阶级估量》中,对农村阶级状况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受到思想理论界的重视。70年代,他记录了亿万人民在驯水征战中创造的可歌可泣的业绩。80年代,他记录了“四人帮”一伙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庄严一幕,讴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90年代,他纵览世界风云,对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闻秩序提出了一系列创见。他的新闻名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时代的风貌,描绘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显示出长久的生命力。

郭超人生前曾经说过:“党和人民给了我足够的机遇,使我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中逐步成长。”他在44年的新闻生涯中写下了数百万字的新闻作品,分别结集为《向顶峰冲刺》、《西藏十年间》、《万里神州驯水记》、《时代的回声》、《非洲笔记》等。他的新闻论著《喉舌论》,凝结着他对党的新闻工作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世界性通讯社实践的思考与探索。

(2)郭梅尼,女,1935年2月9日出生,湖北省孝感县人。1953年踏上记者之路,担任《中国青年报》记者。她既没有上过大学新闻系,也没受过任何新闻专业训练,仅仅在青年团武汉市委当过一年多团干部。但她在实践中坚持不懈地摸索,成为我国通讯写作的名记者。她历任《中国青年报》记者、记者部主任,《科技日报》编委、记者部主任等职务,曾兼任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等职。

郭梅尼长于采写人物通讯,主要发表在《中国青年报》和《科技日报》上,其中如关于张海迪、钟铧、刘玲、袁和、曹雁、徐效钢等的人物通讯,在青年中都产生过强烈反响；关于名科学家茅以升、钱三强、杨乐、张广厚等的文章,在社会上特别是科技界获得很高的评价。这些作品,有的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有的获国内外好新闻奖,有的被多家报刊转载或收入文集出版,还有的被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代表作有《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一个普通的灵魂能走多远》等。她先后出版了人物通讯专集《勤奋出天才》、《我的记者之路》、《人生当架几座桥》、《桥梁专家茅以升》等,主编《中国女院士》、《通往科学家之路》丛书、《奋斗》等。她因成绩突出而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首批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首届范长江新闻奖等殊荣。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开始,我国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新闻事业遭到严重摧残,《解放日报》、《文汇报》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支持下的造反组织夺权。《新民报》在“四人帮”的摧残下被迫停刊。接着,《青年报》、《新少年报》停刊。而许多造反组织趁社会动乱纷纷出版报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出版《工人造反报》,以复旦大学“红革会”为主的造反组织出版《红卫战报》。其他还有刊期不一、大小不一的各式小报,都是类似呼喊“打倒”、“砸烂”和“夺权”等政治口号的传单。这些报刊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大多自行解体或停办,只有一家由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于1973年创办的期刊《学习与批判》,出版至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时停刊,该刊在“文化大革命”中借宣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反革命叛乱服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四人帮”操纵的新闻宣传,违背党心民心,遭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反对。1976 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危害多年的“四人帮”。消息迅速传遍全国,人心大快,一片欢腾。10月20日起,从北京到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盛大的游行庆祝会,各新闻媒介都作了大规模的、极为热烈的宣传报道。拨乱反正,清除“文革”中的极“左”思想影响,成为新闻工作的首要任务。

四、改革开放时期

1.新闻事业概况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错误的束缚,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的新闻事业相应地也进入到全新发展阶段。

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新闻界开始旗帜鲜明地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在报纸、广播、电视领域进行拨乱反正,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导人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这次讨论中,新闻工作者在思想上得到了大解放,积极用自己手中的笔配合报道,并且加强了经济改革的宣传报道。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的改革,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抓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讲话和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空前的社会变革也为新闻工作全面深化改革带来了机遇。

新闻界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出现了新的变化:

第一,根据中央确立的改革开放方针,加强经济改革的宣传报道。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新闻事业的发展,经济报道成为各个新闻媒体的主要内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开始的,各新闻媒介展开了对农村生产责任制的重点报道,向农民全面系统地介绍农村生产责任制,消除一些人的怀疑情绪,有力地配合了党在农村进行的经济改革。

第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展开,新闻界的报道范围越来越宽。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新成就及时进行宣传报道,积极利用新闻舆论工具推动民主与法制建设,恢复并加强批评报道,并于1987年开始了深度报道,把新闻报道引向纵深层次。

第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改革开放中新闻宣传的重要内容。新闻界根据一个时期的思想倾向,发表文章,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帮助人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分清是非,针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四,1990年以来,新闻界在宣传上以“团结、稳定、鼓劲”为基调,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在一系列重大活动、重大事件的报道和日常宣传中发挥了信息量大、传播快、覆盖广、形象生动的特点和优势,成功地组织了一些有声势、有成效的宣传报道活动。

改革开放时期,新闻事业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实践和理论研究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各新闻媒介日益重视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推动新闻事业向更完善的方向发展。按照新闻规律和特点,充分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和信息服务功能,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做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起到联结党、政府和人民之间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2.新闻界代表人物

(1)艾丰,1938年生于河北省玉田县。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1961～1978年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1981年获新闻硕士学位。1978～1995年在《人民日报》社历任编委、经济部主任。1996～1999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从1999年起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此外,艾丰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名牌培育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工业联合会、中国质量管理协会、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副会长,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财贸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等院校教授、研究生导师。

艾丰曾获得我国社会科学著作最高奖———吴玉章奖和我国新闻记者最高奖———范长江奖。已经出版的著作有《世纪宏论》、《中介论》、《三做谈》、《古今说》、《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经济述评自析集》等15部著作。近年出版的25万字《名牌论》是国内少见的一本系统论述名牌的专著。

(2)南振中,新华社记者、社总编辑、党组副书记,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河南灵宝人,1942年5月生。197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年8月到新华通讯社从事新闻工作。历任新华通讯社山东分社记者、分社副社长、分社社长。1985年调新华总社总编辑室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起任新华社总编辑室总编辑。1993年4月起任新华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兼总编辑室总编辑。1996年10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2000年6月任新华社总编辑。曾多次组织指挥重大新闻报道工作。任中共第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代表,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出版的主要作品集有《农业生产责任制》、《我怎样学习当记者》、《记者的眼睛》、《记者的思考》、《南振中作品选》、《记者的发现力》、《记者的战略眼光》等。1984年被全国记协授予“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1991年12月获首届范长江新闻奖。

(3)甘惜分,1916年生于四川省邻水县,21岁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八路军一二2师政治部和晋西党校担任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员。1945年调新华社任记者。1949年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1954年调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甘惜分在该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著有《新闻理论基础》、《新闻论争三十年》、《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撰有论文《对立统一规律在我们笔下》、《争议有益于新闻科学的发展》、《传播:权力和权利的冲突》等。

甘惜分从事新闻教育工作30余年,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名师出高徒,几十年来在他的严格培育下,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有了如童兵、刘建明、喻国明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和学者。他的许多学生现在已成为学术研究和实务工作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