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复员

时间：2022-11-21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沦陷，总理陵管会撤退至四川重庆，而总理陵园的工作人员则星散，整个陵园无人看管。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总理陵园园林处处长。与此同时，制定了详细的复员计划，以三年为期，预计经费25万美元。陈焕镛此前曾受陵园管理委员会之请，担任植物园筹备委员会委员，而其时陈焕镛已在广州中山大学农科开创农林植物研究所。抗日战争期间，陈焕镛因保护农林植物研究所标本不被日本人掠走，不得已与汪伪政府合作。

一、战后复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沦陷，总理陵管会撤退至四川重庆，而总理陵园的工作人员则星散，整个陵园无人看管。傅焕光系在南京失守前十一天离开南京，离别之时，写有《别陵园》一诗，云：“风雨凄凄江水寒，枫林叶落百花残。名园抛却无人管，回首崇陵不忍看。”[1]可见悲痛之情。

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后，也相应成立了“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实未担负管理之责，致使园林荒芜、房屋拆毁、林木盗伐。待抗战胜利时，植物园所属陈列馆、办公室、职工宿舍，园夫宿舍草房、温室花房等均化为瓦砾灰烬，夷为平地。树木植被砍伐殆尽，苗圃展区被践废荒墟，植物种类丢失，昔日荫毓葱茏，斗艳争娇之景象，已不复见。植物园之标本、藏书也被窃走。

图13 沈鹏飞（倪根金提供）

1945年夏，日本投降之后，总理陵管会立即着手复员，并派人赴南京接收。还都之后，1946年7月1日，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改名为“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国民政府特派张静江、于右任、宋子文、孔祥熙、戴季陶、孙科、陈果夫、吴铁城、居正、张继、邹鲁、王宠惠、邵力子、邓家彦、李文范、马超俊、刘纪文为委员会委员，并指定张静江、于右任、孔祥熙、戴季陶、孙科、陈果夫、马超俊为常务委员，后又指定孙科为主席委员，负责执行会务。“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下设秘书室、会计室、园林处、拱卫处和一个北平衣冠冢留守处。园林处下设森林、园艺、工程、总务四个科及一个植物园。园林处处长为沈鹏飞。沈鹏飞（1893—1983），字云程，广东番禺人。1921年获耶鲁大学林学硕士学位，同年归国，先后在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广东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授、系主任、林学院院长，暨南大学教授、校长。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总理陵园园林处处长。

为图复旧观，国父陵园委员会重新颁布《国父陵管会组织条例》，其中对植物园旨趣重新界定：“一、规划植物园一切建设事项；二、国内外植物标本之采集、制造、鉴定、陈列事项；三、植物园之布置、种植、管理事项；四、温室植物之征集及培养事项；五、中外植物研究机构之联系及品种、标本、刊物之交换事项。”[2]此与建园之时所确定之旨趣虽然相同之处不少，但已乏恢弘之概，受经济条件之限耳。该《条例》还对植物园编制作出规定；设园主任一人，科技人员十多人。与此同时，制定了详细的复员计划，以三年为期，预计经费25万美元。然而，在恶性通货膨胀之经济形势下，国家财政异常严峻，陵园所获官方拨款已难达战前水平，故而植物园复员缓慢。陵管会故于1946年末发起募集资金活动，发表《募捐启事》和募捐办法，该《募捐启事》之文稿经于右任修订，摘录如下：

前者神京失陷，陵寝震惊。虽以国父威灵，倭寇亦知敬畏，而所有建筑物摧毁无遗。昔之璀璨满目者，今则夷为废墟，鞠为茂草矣。谨按附属建筑物除亭、池、台、榭之外，其大者如藏经楼，曾集海内名家书刻，国父遗教庋置其中；次如中山文化教育馆，广罗文献、宏事译述，所藏亦极丰夥；又次如温室、花房、保护热带花卉，群芳竞秀，美化园林。自经播迁，悉化乌有。至其基已立，规模未备者，则有植物园；计划已定、正待建立者，则有动物园与博物馆。凡此诸端，均有待于恢复与完成，一以壮观瞻，一以资纪念。[3]

参与发起的有孙科、居正、宋子文、陈果夫、邵力子等32人。孙科还分别致函驻外使馆官员，希望在海外华侨中募捐。此次活动截至1948年8月，最终得美金8626元、英镑444镑、印币1010盾、加币72元、法币1000万元，实际收到募捐款与所期望之数相距太远，以致原定之计划难以实现。即使这些款项因到达时，时局已在变化，也未运用到实际工作之中，事实上募捐之款并未到达陵园。

二、植物园的恢复

经过八年国难，总理陵园遭受极大破坏，而植物园尤甚，其建筑和植物几乎全毁。恢复重建，还是在先前地亩之上，但也仅三年，中国国民党即败走大陆。植物园在此三年复员之中，由于陵园管委会经费捉襟见肘，所得经费有限，未能全面恢复。植物园事业不振，也导致其主持者更换频繁。

沈鹏飞执掌陵园园林处时，首选植物园主任之人为其旧友陈焕镛。陈焕镛此前曾受陵园管理委员会之请，担任植物园筹备委员会委员，而其时陈焕镛已在广州中山大学农科开创农林植物研究所。此研究所之创建即得沈鹏飞鼎力支持，沈鹏飞其时为农科主任。抗日战争期间，陈焕镛因保护农林植物研究所标本不被日本人掠走，不得已与汪伪政府合作。此时，陈焕镛受到汉奸罪名指控，赋闲无事，沈鹏飞不避嫌疑，邀其担任陵园植物园主任。1946年8月16日，“国父陵园委员会”发表派令，“令陈焕镛为本会园林处植物园主任”，但其并未立即到职。第二年四月，陈焕镛欲往美国从事研究，沈鹏飞又聘其为陵园管理委员会园林设计委员，拟请其为植物园搜集各种植物种苗标本，为恢复植物园之助，并补助其国币10万元。其后陈焕镛并未赴美，此10万元不知是否支付。植物园主任一职，陈焕镛也一直未曾到任，而植物园业务日益繁忙，至1947年9月11日陵园管委会乃改聘郑万钧担任，而郑万钧又不能立即前来，乃请盛诚桂暂行兼代。

在盛诚桂兼任之前，植物园事务由园艺科主任章君瑜代管。其重回陵园时间，今难知确切日期，其于植物园工作亦少有记载，1946年12月即告假而去。其签呈称：“窃职体力衰弱，精神不振，须长期休养，以资恢复，因特恳请赐准长假六月。”章君瑜离职原因不明，此只是托病而已。沈鹏飞还是予以慰留，仅给假一月，留下职务由盛诚桂代理。但一月之后，章君瑜并未重回。

盛诚桂系1946年10月经傅焕光介绍入陵园，任园艺科技正。12月章君瑜请假，代理园艺科长，兼理植物园。植物园复员自盛诚桂到任后，始才进行。盛诚桂主持植物园有一年许，整理废墟，重新开辟苗圃，采集标本，与国内外植物园恢复交换关系。盛诚桂（1912—2003），江苏松江人，1936年金陵大学园艺系毕业。在大学求学时，曾来总理陵园实习。1945年赴美作学术访问一年，回国后即入植物园。为恢复植物园，1947年1月8日植物园向国内各有关机构发函，征集有关材料，其函云：

图14 盛诚桂（中山植物园提供）

国父陵园植物园肇始于民国十九年，推其创设之主旨，为欲使国父革命精神，苍松翠柏，与日月共存，永垂不朽；其在学术方面者，为蒐集中外植物于一堂，作系统之分类学术之研究；其在经济方面者，则谋开发植物资源，以为富裕民生及充实国家经济之用。创设以还，擘画经营，本已略具规模，不意抗敌军兴，本园饱受摧残，前功尽弃，实堪痛惜。兹当复员伊始，百废待举，为图本园早日恢复旧观，并发扬光大起见，敢请全国农林机关植物学学术团体试验场苗圃惠予多珍，踊跃输将，并祈不吝珠玉，常赐教言，俾本园事业，得以迅速推进，曷胜翘企之至。[4]

植物园所征集的物品包括：植物学及农林园艺学刊物、森林植物种子木材标本林业副产品、特用植物之种子及标本、果树苗木及种子、花卉及蔬菜种子、各种观赏植物之种子及苗木、菌藻苔藓羊齿植物标本、其他植物种子及标本、病虫害药剂之器械等。今不知最后征集结果如何，该份史料引自《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报》，据公报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农林处接到此函后，将其转发至其下属所场公司，令尽量收集，并于三月底以前送农林处，以便汇转。其三个月后情形，却未见记载。

图15 盛诚桂著述书影

1947年春植物园为恢复植物繁殖工作，必需有温床设置。其时办事程序：盛诚桂先呈函沈鹏飞，沈鹏飞又呈函孙科，批准后由陵管会工程科予以施工。此温床于4月修复。同年11月又在明陵内原温室地基之上，修复温室。与此同时，工作室与工人宿舍亦得修理。

1947年重建温室，是将原先乱石墙之有松动者予以拆除，然后用水泥砂浆叠砌，工程造价一亿零一百多元。11月11日行将竣工时，盛诚桂为温室内应安置木架事，又致函沈鹏飞，“温室中必需之盛花架（计中央一座，边缘一座），并未列入包工工程之内，将来温室落成，如仅有躯壳，则难期实用。兹特拟就盛花架草图，请转工程科设计办理”云云。又温室需要烧煤加温，应有工人住宿之所。此时郑万钧已来陵园任主任，其致函沈鹏飞云：“查本园兴修温室，将于下月竣工落成，以后对于晚间守望及加温等工作，须饬技工专职管理。惟工房僻处廖墓附近，势难兼顾，为解决事实上困难起见，拟请工程科在本园温室北隅靠墙处修建工人住屋一间，以利工作进行。”修复一处温室，本属一项小工程，但其始即无周全考量，为其完善，反复请示，实因经费拮据所致。

复员时期之园林，仅蔷薇区尚存有少量梅花、樱花、木瓜等树。进行整治之后，又补种一些种类。前湖沿路则栽植法国梧桐、垂柳、芙蓉、绿篱、以增园景。明陵前铺植草坪。药圃、苗圃、温室也都得到恢复。其时水衫新种被发现，也得到该树种子，予以播种试种。

战时散出的标本，亦收回了一部分。1946年6月教育部南京区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清点出38格植物标本，发现系总理陵园之旧物，遂请陵园派人前去领回。8月又发现62格植物标本，先经中央大学陈邦杰前去查看，认为系中央大学之物，但其中也有陵园者，社会研究所又致函陵园，请陵园派人与中央大学人员一同前来领取。就这样，领回一些1937年前标本，其中有叶培忠、赵志立所采。这些标本，至今仍收藏于江苏省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中。

此时有张宗绪遗留标本请陵园植物园为之收购，则因经费拮据，未能买下。张宗绪（1879—1945），字柳如，浙江安吉梅溪镇人。二十世纪初，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1909年回国任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后于湖州、绍兴等地中学任教，教学之余，勤于野外考察和标本采集，著有《植物名汇拾遗》，考证植物中名及学名。所采标本曾寄给日本植物学家予以研究，学者吴寿彭尝往其家披阅其标本竟日，云标本采自天目山南北及湖州等地，曾寄往德国柏林植物园鉴定[5]。张宗绪晚年家中集有标本1000余种，去世后，家人托其门生雷震联系机构收购。雷震致函沈鹏飞，云：

云程吾兄勋鉴：

敬启者：浙江安吉张宗绪先生乃弟老师，生前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植物。早年著作，曾于民初由商务出版。胜利之前，在家乡备受敌伪压迫，竟一病逝世，遗有植物标本一千数百种，系其数十年心血之结晶，兹为料理其葬事，经由中央研究院罗宗洛先生转介贵会予以收购，是项标本已于半月前运至中研院。闻罗先生亦于日前来京出席院会，并与吾兄洽商此事。弟意政府对于此项科学遗藏应加以护持，似应优于收购，俾免摧残。用特专函奉恳，祈赐协助玉成，无任感盼。专此敬颂

勋绥

弟雷震拜启六月十九日[6]

雷震系国民政府官员，时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1949年去台湾，后以创办《自由中国》杂志被判十年徒刑而闻名。此时雷震为售卖其师标本，已与中研院植物所罗宗洛联系，罗宗洛不愿收购，转至沈鹏飞。而沈鹏飞复函云：“本处预算奉令核减，经费颇形拮据。前已面请罗宗洛兄，另代转让，难以报命为歉。”中研院植物所、“国父陵园”均无意收藏，该标本最后被湖州长兴中学购买。[7]查“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网站，张宗绪所采标本仅有14份，均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旧藏。可以判断长兴中学所得之标本最后未进入正规标本馆收藏，已不复存在。张宗绪与钟观光系同时代之人，今日植物学界将钟观光列举为中国植物采集第一人，而张宗绪则被淹没。究其原因，是钟观光标本后由其子钟补求捐赠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得到有效保管，其名故扬；而张宗绪标本与此擦肩而过，令人感叹。

陵园植物园此时也开始采集，1947年春就近在紫金山采集，几乎得到此区域所有种类，计有500余种，4000余份。同年9、10月间，盛诚桂偕技士周锡勋、技佐潘祖衡、工人张燕亭、张来宾等，前往浙江天目山一带采集一月余。与国内外一些植物园恢复种子交换关系，还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科学组主任Silow与英国一些机构交换种子。收到许多国家的学术机构寄来种子100余种，寄出种子40余种。时任职于中央农业实验所之傅焕光自美国回国，也带来森林植物和牧草种子。此据不完整之档案，稍加详述盛诚桂率队赴天目山采集之经过。为获准采集经费，先是盛诚桂致函沈鹏飞。9月11日沈鹏飞又致函孙科，有云：

顷据植物园签呈称，查职园工作逐渐开展，标本采集急不容缓，本年度已将紫金山区植物标本采竣，计有植物五百余种、四千余份，惟南京区植物种类不甚丰富，经询各方，以去浙江天目山最为合宜。时界秋令，各种种子大都成熟，且气候转凉，珍贵植物亦可迁回栽植，拟即派职员二人、技工二人前往该处采集，为期一月，估计四人往返舟车膳宿及苗木搬运等费，约需七百万元之谱。拟在职园标本采集费项下动支，是否有当，敬乞鉴核。[8]

沈鹏飞所请，获得孙科批准，盛诚桂一行于10月初出发。但在外进行之中，盛诚桂就物价上涨过快，经费不敷使用，致函沈鹏飞，谓“工作进行颇为顺利，惟前领采集费七百万元，以最近物价飞涨，尤以车资运费增加特多，根据离浙时估计，尚不敷三百万元。”为此，沈鹏飞于10月18日又致函孙科，要求增加300万元，10月19日批署照准，采集队于月底返回南京。截至1948年1月，植物园自复员以来，接收、自采及外间赠送各类标本共有10000余份。

盛诚桂在植物园工作一年有余，亦苦于经费之拮据，工作难以展开，而于1948年2月请假，改就山东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教授。在盛诚桂去青岛之前，郑万钧已到职。盛诚桂离开南京两月之后，致函沈鹏飞，感谢照拂，并云：“陵园近况如何，殊在念中，植物园郑主任闻有绝裾辞职之意，未知确否？晚前以才弱学浅，谬膺重任，年余来对于园务鲜有推进，临行求退，复蒙准假慰留，隆情厚谊，感激万分。”[9]此函实为再次提请辞职也。十年之后，已是完全不同语境，盛诚桂作《自传》，对此一段经历作这样回顾：“1946年7月我从美国回来，托人谋事，到前国父陵园园林处担任植物园工作，1948年，因反动派对植物园工作，连一个花瓶的位置都算不上，因此，我又转到青岛山东大学农学院任教。”[10]透过时代烙印，植物园没有前途，则属真实。

图16 郑万钧（夏振岱提供）

图17 《种子目录》封面

1947年10月郑万钧来植物园任主任一职，月薪400元。郑万钧（1904—1983），江苏徐州人，毕业于江苏省第一农业学校林科，1939年获法国图卢兹大学博士学位。抗战之前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工作多年，抗战时任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副所长、云南大学森林系教师，抗战胜利后，任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此来植物园任主任，第二年按年度工作计划，须布置杜鹃、花圃二区。于2月底派潘祖衡及两名工人往栖霞山采挖花灌木以补充到庭园中。1948年春将荫棚予以修复，该荫棚在明陵内，造价6529元，工期20天。1948年3月，郑万钧辞职，其提出辞职原因是：“家属患病，须长期照料，不克来园工作，恳请辞职。”[11]此亦托词，实与经费拮据，事业不振有关。

在郑万钧时期，植物园出版一次《种子目录》，已完全恢复与国内外植物园之种子交换，该目录之前分别印有中英文公函，藉之亦可增加对当时境况之了解。其中文函云：

迳启者：本园创始于民国十八年，位于南京钟山南麓，明陵附近，战前几载经营，规模粗具，曾种植国内外植物四千余种，采集蜡叶标本三万余号，正拟从事研究，贡献学术，旋以抗战事起，工作中断，所有一切设施，今已摧毁殆尽。胜利复员，本园恢复工作，业以赓续进行，兹将本年（三十六年）所采种子，编印目录，备供参阅，倘承交换，函索即寄，并祈不吝指正，惠赠各种种子、球根、苗木、插条，以供繁殖，而稍研究，无任感荷。

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植物园谨启三十六年十二月

交换之种子，由技佐潘祖衡率同技工两人，每年秋季在南京紫金山、宝华山、栖霞山等地采集。

图18 焦启源

郑万钧辞职之后，聘得焦启源继任，于1948年5月19日到职，月薪亦为400元。焦启源（1901—1968），江苏镇江人。192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36年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金陵大学农学院植物系主任。1949年后任复旦大学植物生理教研室主任，上海植物生理学会副理事长。焦启源在此任上约有一年，但关于其之记录却甚少，或者此一年之内，工作未曾开展。

由于陵管会经费困难，致使植物园主持者变动频繁；但陵管会在聘请继任者时，还是力图延揽积学之士。章君瑜之后继者盛诚桂、郑万钧、焦启源皆其时中国植物学界后起之秀，惜对植物园贡献均为有限。

三、两项未曾付诸实施之合作

抗战之后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在上海复员，其房舍系与同院其他五个研究所共同使用日人利用日本退回庚子赔款所创建的自然科学研究所，人员众多，不敷应用，其试验之温室和圃地也甚少。为此，中央研究院拟与陵园植物园合作，在植物园地亩之上，兴建房舍，将植物研究所迁至南京。以研究所之人才和资金，于植物园重建可收事半功倍之效。1946年春中研院院长朱家骅与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戴季陶、孙科，植物所所长罗宗洛与沈鹏飞多次磋商，初步达成共识，3月18日沈鹏飞起草合作办法，6月14日陵园管委会第9次常务委员会议通过双方拟定之《合作约书》。第二年朱家骅就此事再致函戴季陶，函文如次：

季陶先生赐鉴：

春初为本院植物研究所迁京一事，拟在总理陵园之内租地建所，冀获陵园管理委员会合作，即便于学术研究，又可重建陵园植物园，曾经陈商，旋奉一月卅日复示，荷承赞助倡导，并为转函哲生先生，同仁等敬聆之余，至为感奋。窃思总理启示学术者二十年来，各研究学科虽有相当成就，奈中经国难，西迁八载，复员动迁，仍限于地基、经费，不得不分设京沪两地，对于学术研究及科学合作之成效，难付预期，夙夜筹维，惶惭交并。经年来尽力经营物理、数学二研究所，即可迁京，在京建立数理化中心，幸获粗具规模，奠定基本科学之基础；其次即拟将植物、动物两研究所迁京，成立生物研究中心，自以与陵园管理委员会合作最为理想，曾由植物研究所罗所长宗洛与沈云程先生洽谈数次，似以陵园南区包括前湖及琵琶湖一带，约面积一〇九〇市亩，最称相宜，仅附草图一帧，用供参考，尚乞裁定赐复。至于合作种种原则，自当嘱员诣会承商。专此，敬颂

勋绥

弟朱家骅拜启三十六年十二月六日[12]

图19 沈鹏飞致罗宗洛函

此函转至沈鹏飞，其认为“本会现办植物园尚属草创时期，并有建立动物园计划。惟二园同时建立，费用浩繁，人力财力似均非近数年内能胜任，如与中央研究院合作，则或可收事半功倍之效。”[13]此案随即在12月25日陵园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会议记录记载：“据园林处呈，中央研究院拟租本会园地，将动、植物两研究所迁京成立。本会植物园拟与该院合作，捡呈原函请核示等情。可否如拟办理之处，提请公决案。决议：准与合作。着由园林处另拟合作办法报核。”[14]沈鹏飞再据新议内容，再拟《合作约书》，其内容如下：

立合作约书人：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甲方、乙方）

兹因甲方为便利植物学之研究起见，商由乙方在陵园区域内拨租地建筑办公处与乙方合作，从事植物学之研究与植物学知识之普及，经双方同意订立条约如左：

第一条乙方允在双方适应之区域内指定约百亩之地，为甲方建筑研究室、办公厅及试验园圃之用，其租约另订之。

第二条关于植物研究方面之技术问题，乙方如需要甲方协助时，甲方应酌予协助。

第三条乙方得经甲方同意，委托甲方研究某项问题，但该项研究工作之经费甲方无力负担时，应由乙方设法补助。

第四条双方之标本、刊物可互相交换利用。

第五条乙方如欲另划地与甲方合作研究，或甲方因工作需要于指定范围之外，欲使用乙方之土地时，得双方同意，其方法另订之。

第六条甲方之工作场所经甲方之同意及领导，随时可供参观，但非至适当时期，经甲乙方同意后，不得划为游览地带。[15]

此项合约，只因时局动荡，未曾正式签署。不久中央研究院从大陆撤迁而去，但其大多研究所尚留大陆，此项合作意向为日后合作埋下伏笔。关于此，将在下章记述。

第二项未竟之合作，系与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合作繁殖经济植物。该项计划甚为宏大，意在搜集全国各省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特产品种，加以繁殖与保存，必要时大量推广，以免优良品种资源被湮灭与埋没。其计划书摘要如次：

我国幅员广袤，农作物之品种特多，而优良者尤多。溯自帝皇时代，各方进贡之花木、果品，珍奇名贵，至今仍为世界各国所称颂。惜以各品种沦散各方，又素乏统筹之搜集繁殖机构，以致时过境迁，过去之大好产品，至今已不可多得，任其埋没沦落，实系我国农业改进上之一大损失。抗战以来，各地又支离破碎，分散各地之特产品种，更不易作有系统之保持与繁殖，回观欧美各国对于农业特产作物品种之搜集、交换与繁殖，均设有专司负责，以冀由世界各地输入之优良品种得以有系统之繁殖与推广。抗战前欧美各国常派遣专门采集人员来华，至我国各地采集，将我国各种优良品种携归，以供繁殖改良之用。例如美国最近经育种而发表之桐油新品种（A laurites fordiiua Florida），其丛生果有十四个之多，这种丛生种实系四川九子桐（丛生果有九个故名）之原种。今四川一带，油桐之丛生果达十个之多者，比比皆是，且江苏宜兴戴埠所产之油桐，其丛生果有达十六个者，若能利用其特性，从事搜集繁殖，则大量之优良品种当不难获得，产量品质，自可提高。再就柑橘言，美国盛销我口岸之Sunkist广柑，考其原种亦系中古时代自我输入至南美所栽培者，为时七十余年，而成绩斐然，我国每年输入数量总以数百亿计，以品质言，四川江津一带之鹅蛋柑，广东一带之雪柑等品种，其形状色味，非仅堪与媲美，抑且有过无不及，若能从事搜集繁殖及推广，则川粤广柑之品质当又精益求精，福利社会，裨益农民，其意义又岂浅鲜。再就药用作物言，我国自神农尝百草，用以治病以来，药用植物即被重视，惜多采自山野，品质难期划一，数量亦无法大量供应，于是搜集繁殖之举，才应运而生。诸如此类，用足以证明欲求我农业之振兴，则非先保持优良作物之品种不可，且优良品质之搜集，及输入各国已育成之优良品种，加以繁殖推广，实为改良我国农业品种最简捷经济之方法。

搜集作物品种，为应用服务，本是植物园内容之一，遇有合作，当积极响应。1948年5月，经双方协商，拟定合作办法，并勘定太平路北与明陵路以东，计172亩，为合作繁殖经济植物之用。其时，该地亩为佃农使用，即着手收回。然而，同样是时局变动，此项合作无果。

此两项合作意向，皆由对方提出，并以对方为主导，植物园只是提供土地而已。由此亦可见其时植物园在人才、资金皆甚缺乏，只有通过与人合作，借助社会力量，方可壮大其事业。但是，看重陵园山林地亩者甚多，从“国父陵园委员会会议记录”可知还有一些机关提出合作要求，但与植物园旨趣不负，则被谢绝。

[1] 傅焕光诗稿，抄件，傅华提供。

[2] 国父陵园管会组织条例，1946年7月2日，《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年，第428页。

[3] 募捐启事，1946年12月5日，《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99页。

[4]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报》，1947年（春字23号）。

[5] 吴寿彭：《大树山房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6] 雷震致沈鹏飞，1946年6月19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档案。

[7] 孙默岑：教育家周翔，《湖州文史》第五集，1987年。

[8] 沈鹏飞致孙科函，1947年9月11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一〇〇五，案卷号1027。

[9] 盛诚桂致沈鹏飞函，1948年4月，南京市档案馆藏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档案。

[10] 盛诚桂：自传，1958年8月10日，江苏省植物研究所藏盛诚桂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