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前夕

2.4.1　抗日战争前夕

1）区域经济萧条

此时，乌江流域许多县城土壤贫瘠，且农业发展水平低，稻米生产因之不能自给，农产全靠出售鸦片支撑。粮食多种玉米，产米极少，如毕节，农民多数终年未能食米，能有米食者仅城内各机关人员及少数商人。因此，当时毕节有“生在城内三分贵”的话，就是因为城内人是有米可吃。龙里亦是如此，即使是丰年，民食也不能足^[39]。

地方工业极其匮乏，需要大投资的采矿工业根本没有条件得到发展，轻工业生产能力也较低。乌江流域的棉价布价，极其昂贵，民间纺织业落后，不能广泛满足人们衣着蔽体的基本需求。当地人民多数衣服褴褛，尤其以黔西北高寒地带如威宁等县，受缺衣少被困扰最深。

一些传统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也受到影响。据记载，历来以产榨菜著名的涪陵，当时年产约6万余坛，但销路不畅，价格日低；此时，鸦片反而成为主要的外贸商品之一。传统的产盐区郁山镇，盐场设备落后，盐水质劣味异，许多工人染病而亡，盐的销路也日渐萎缩。

至于商业，资本大者，要数鸦片商和盐商。鸦片的地位几乎和食盐一样重要。在税收上，鸦片甚至超过食盐居纳税之冠。

2）民俗民风愚惰

民风之愚首先反映为人民吸食鸦片数目之众。当时的酉属四县，人口十之七八都吸鸦片。贵州省更是整体由鸦片业支撑的省份，人民吸食鸦片颇多。

民风之愚表现在人民受教育程度低，如当时四川省立龙潭中学，全校学生仅数十人，按照比例计算，10000青年中，能受初中教育者，不过3人而已。贵州省的教育也普遍类似。

民风之愚还表现在人民极为迷信，“疾病灾荒，不事医药，也不知备荒救灾，维恃宗教仪式，以求解决，作法跳神之事，常不断的表现于乡闾之间”^[40]。

由于汉民吸食鸦片，与勤劳的少数民族相比，明显懒惰。有记载彭水人民惰性之深，“晨间日上三竿，城市内犹严扃双扉，高睡不起。乡镇赶集，亦须日中，才有人来”^[41]。

3）人居环境发展极不均衡

在各军阀的割据下，至抗日战争前夕，乌江流域的城镇发展状况表现出极不均衡的特征。较为开明的地方主政军阀的统治，使个别重要的城镇得到了率先的发展；一些传统的商贸重镇，街市也维持繁荣；但对于大多数的城镇而言，本就贫困闭塞，又备受乱世困扰，呈现出一派萧条破败的景象。

军阀周西成主持黔政时，对区域公路交通的发展有了很大的促进。他成立了公路局，主持修筑以贵阳为中心通往邻省的公路。自1926年起陆续勘测动工，抗战前夕，以贵阳为枢纽，通往川、湘、桂、滇邻省的四大公路干线先后建成，汽车运输随之建成并发展，贵阳至各邻省公路全部通车，省际联系大为增强。其后，贵州的冶汞、棉纺、丝织、酿酒、造纸、印刷、火柴、制革、玻璃等工业开始建立和发展。遵义、安顺等城镇逐步发展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42]。

由于公路选线与传统的驿道选线明显不同，造成了区域集镇布局发生改变。长途运输由公路代替了驿道，也取代了部分水运。因此，在公路建成后，公路沿线的旧有村镇得到发展，新村镇也沿公路出现，驿道沿线的原有集镇则渐趋萧条。部分水运港口集镇的繁荣也受到影响。

贵阳是这个时期发展最快的城镇。由于红军过境，使外县稍有资产的人，都跑向贵阳来避难，加上国民政府政权的介入，各机关人员增多，贵阳市区的人口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的增加，由10万左右增加到13万以上。富人的集聚带动了城镇的发展。这一时期，以大十字为中心，改造了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并兴建环城路。1931年制订的《贵阳市整理旧市及扩大新市计划大纲》，厘定街道，增设广场，整理下水道，并附有道路系统图，是乌江流域城镇的首次规划。

此时的遵义（图2.25），已完全汉化，在此时乌江流域的城镇中算是人口密集、文化发达的地区，城乡人民生活能丰衣足食，聚居也较为宽敞整洁。

图2.25　抗战时期遵义城市地景

资料来源：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遵义新志［M］.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1987

渝东南酉秀黔彭一带则极为贫困荒凉。由于交通不便和长时期与外界隔离等原因，居民稀少，市场萧条，加之地处山区，不但农田附近有初民巢居与野兽争生存，甚至城里也有豺狼出没，十分荒凉^[43]。

在当地政府义务征工的政策下，乌江下游川湘公路历经一年零三个月得以完成。酉、秀、黔、彭一带的沿途人民为此付出甚多，本来就地瘠民贫的地区变得更加满目疮痍，流亡载道。例如黔江区，城内户口仅五百余家，“家户多无大门，空空洞洞，一望了然。城内毫无商业，街市萧条可怜，人民生活极艰。地方机关之破烂，尚不如内地破庙”^[44]，“因为土匪纵横，入夜无法家居，只好潜逃附近山间的洞穴过夜，白天再回家去”^[45]。

村寨聚居比明清时代没有明显改观，一些少数民族的生活仍保持着原始时代的状态，“住的房屋一丈高的可以说没有，都是以乱石为墙，上覆以草，高仅六七尺，人畜同住，污秽异常”^[46]。

从以上的历史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抗日战争前期乌江流域的聚居环境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片破败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