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台湾人民的抗日战争

三、保卫台湾

光绪二十年一月，日本利用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的机会，大举出兵入侵朝鲜。七月，又不宣而战挑起了对中国的战争——甲午战争。清朝政府被迫对日宣战。

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原来是福建省的一个道。鉴于台湾地理位置重要，中法战争以后，台湾于光绪十一年设省，刘铭传任第一任巡抚。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朝政府为了加强台湾防务，命令刘永福以帮办台湾军务的官衔赴台湾，帮助办理台湾防务。光绪二十年八月，刘永福率两营兵赴台北。不久，又奉命移驻台南。刘永福到台南后，立即筹备战守，修筑炮垒，并将所部扩充到八营，约四千人，仍然称为黑旗军。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清政府战败求和。四月，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讲和条约十一款》，即《马关条约》。根据条约，中国把辽东半岛、台湾全岛以及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轮船可以驶入上述各埠，搭客载货；日本资本家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可以投资设厂。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痛斥清政府的卖国行径。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在京的台湾籍人士，纷纷上书，要求废约，反对割让台湾。台湾人民对清政府的卖国行为，反对更加激烈。他们表示，“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并决心为反抗日寇占领台湾奋战到底。

台北人民痛心疾首，鸣锣罢市，并拥到台湾巡抚衙门，抗议清政府的卖国罪行。他们宣告，台湾饷银不准运出，制造局不准停工，税收全部留作抗日之用。台湾人民还发出抗战檄文，号召大家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碰到李鸿草等“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以谢天地祖宗。台湾绅民致电清政府，坚决反对割地求和，发出“桑梓之地，义与存亡”的誓言，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决心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台湾人民每天都有数以千百计的人参加抗日队伍，他们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时刻准备抗击日本侵略者。

但是，在台湾人民积极准备抗战的同时，清政府也在加紧同日本侵略者策划割台的肮脏交易。《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清政府就迫不及待地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为割台专使，前往台湾办理割台事宜，并命令在台湾的大小文武官员撤回大陆。

六月，李经方由美国顾问科士达陪同，乘船到达台湾基隆口外。因害怕台湾人民的抗日情绪，李经方不敢上岸。根据科士达的建议，李经方就在停泊于基隆口外的日本军舰“横滨”号上向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交出割台清单。台湾就这样轻易地被出卖了。

为了实现占领台湾，日本海军少将东乡平八郎指挥的日本舰队早已陆续开到台湾北部海面。五月，日本侵台主力近卫师团从冲绳中城湾出发，搭乘大批舰船，经钓鱼岛附近海面，分路进攻台湾。日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用一小部军舰佯攻金包里，迷惑中国军队，而由旗舰松岛导航的三艘运输船和十余艘汽艇，载着步兵第一旅团长村景明指挥的步兵、工兵各一个中队的登陆部队驶入三貂角海面。日军先头部队六十人由虎仔山附近的核仔庄沙坡登岸。由于该地无重兵防守，日军顺利登陆。北白川能久亲王率日军主力在基隆以东五十里的底澳登陆。日军占领三貂岭，分兵三路进攻基隆。近卫师团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率一部分兵力，从海上重炮轰击基隆炮台。基隆陷落。

刘永福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气愤，草拟了《盟约书》，发出联合抗日的号召，表示为保卫国土，“万死不辞”，“纵使片土之利，一线之延，亦应保全，不令倭得”。

六月，日军兵临台北城下。一些爱国军民曾奋勇抵抗，但因无人指挥，无法打退日军的进攻。日本侵略军在美国《纽约先驱报》记者戴维逊等的引导下进城，台北陷落。台北失陷后，台中空虚，台南势成孤立。

六月底，台南地方绅民举行会议，推举刘永福继任台湾民主国总统，并铸造了一颗银印，几次送给刘永福，请他出来领导台湾人民抗日。但是，刘永福一再谦辞，坚决不收这颗银印，仍以“帮办”之职入府城领导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他说：“我志在打日寇，不在做总统。唐景崧也受过斗大的总统印，可是他就不敢打日寇。你们送来的这颗大印，请带回销毁。至于守土地，保人民，疆场杀敌，我责无旁贷。”“拒倭保台，国人有责，并非违逆朝廷。这件大事，必须各方面都考虑周全才是。我能打硬仗，立住脚跟，外援始为我用。我不慕虚名，不做总统。我在台一日，唯有竭尽一日之心。盼诸君同心协力，共襄义举。”刘永福对送总统印的代表说：“请回去转告大家，有钱帮钱，有米帮米，无钱无米者则要帮力，只要万众一心，军饷足用，士饱马腾，日寇虽然厉害，我们也不怕他。”他发誓说：“我虽然快六十岁了，但大家既然推举我，我是万死不辞的。我和全体军民全力守卫国土！”只要“众人一心，兵民一气，不计生死”，齐心抗日，“台事大有可为，我刘某决不辜负国人的期望”。

历史又把老总兵刘永福推上民族自卫战争的舞台。他决心和台湾人民一道保卫家园，不惜因此丢官不做，不顾自己年老力衰。他一方面致力于团结不同派系、不同地区的军队，海陆各路重新布防，把黑旗军开赴前线，力挡敌锋，稳定局势。另一方面又急筹粮饷军械，解决台湾军民抗敌的军需。他将全台驻军及各地义民军百数十营，分别调遣巡防各要隘。任命郎中陈鸣锵为筹防局长，以知州刘成良统福字军守旗后炮台，提督陈罗统翊（读作yì）安军及黄金龙军防守四草湖海口，台湾镇标中军游击李英统率镇海军会同柏正才、吴锦州军守白沙墩海口，周明标、张占魁两营驻守喜树庄海口，都司柯壬贵统率吉林炮队会同郑超英、周得启、孟宪盈各军防守安平海口，是为台南海口之防。以副将袁锡中统率镇海后军防守后山卑南诸路，参将吴世添统率练军驻守台南府城，是为台南内地之防。其勇营有总兵谭少宗之福字前军、总兵李惟义之新楚军、总兵杨泗洪之镇海中军、副将吴光忠之忠宇防军、都司邱启标之台南防军、守备王德标之福字七星队、知县忠满之忠靖营、知县刘光明之福字左右军。其义民军则有许南英之台南团练营、吴汤兴之新竹义军、林得谦之十八堡义军、李清泉和谢鹏狲（音chōng）之五段团练。此外，各乡均办保甲，沿海亦练渔团。刘永福还派人接替逃回大陆的大小文武官员的职务，积极领导台湾军民的抗战，一切为了打赢这场保卫国土家园的神圣战争。

由于台南地区海岸线狭长，日军经常来偷袭，而且当时火药不足，用地雷防御敌人进攻是办不到的。于是，刘永福便采取埋箍桶、竹签的办法，在海岸线一带挖掘堑坑，埋入大木桶，在桶内插上竹签，上面用草皮伪装。敌人偷袭时，往往掉入坑中，不是被刺死就是被扎伤。黑旗军还会同沿海军民严密巡查，小股敌人登陆，都被守军消灭或打退。有一次，日本派出两艘军舰到安平，紧挨英、德的兵船停泊，伺机偷袭。刘永福亲督炮台，下令轰击。日军死伤十余人，两艘军舰狼狈逃窜。由于台南各港口防守严密，因此，开战以来，日军虽然多次偷袭，但都没有得逞，台南安然无恙。

新竹为台中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占领新竹，直接威胁台中、台南。为了解除敌人对台中的威胁，义民军积极筹划反攻。七月，义民军一齐出动，分三路反攻新竹。吴汤兴率主力从正面进攻，徐骧等从侧后进攻，姜绍祖率军策应。刘永福命令副将杨紫云率钥新楚军前来会合，同义民军一起攻打新竹。各路军同时并进，围攻新竹城。但是，日军早已得到奸徒告密。事先有了防备，在新竹城四郊设下埋伏，重兵据守城东十八尖山。各路义民军虽然英勇战斗，但最后仍是失利。姜绍祖在攻打东门时，遭大队日军包围，被俘牺牲。其他各路军，经过激烈战斗，最后被迫退出新竹城。

日军在巩固对台北、新竹地区的占领后，又得到刚刚到达的两万名援军，便决定继续南犯台中。

抗日义民军和刘永福早先派来协同反攻新竹的新楚军，在苗栗以北的尖笔山组织抵抗。为了阻止日军南下，刘永福又增派吴彭年率黑旗军前来参战。

八月，日军以三个联队的兵力，在三艘军舰的配合下，向尖笔山、头份庄等地的义民军阵地发起进攻。杨紫云率新楚军迎敌，大挫敌军。后因奸徒带路抄袭杨紫云军的后路，使新楚军失去了与义民军的联系。经过激战，新楚军大部战死疆场，杨紫云也力战阵亡。

八月中，日军集中兵力进攻苗栗（读作lì）。这时，吴彭年率领黑旗军赶到，与义民军会合，投入战斗。日军以一个旅团的兵力来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吴彭年率领的黑旗军以寡敌众，沉着应战，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使指挥这次南犯的日军头目北白川能久亲王也不能不感叹地说：“我兵能攻，敌亦能守！”这个目空一切的亲王，两个多月来已经尝到了中国人民铁拳的滋味。

但由于敌众我寡，伤亡过多，义民军被迫撤出苗栗。苗栗陷落。

抗日义民军撤出苗栗后，扼守大甲溪，重新组织力量，稳住局势。

大甲溪为台湾一大河流，东西走向，奔泻于苗栗、台中、彰化间，溪水重叠，乱石参差，周围竹林丛生，山谷险峻，在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徐骧和吴彭年计议，决定用伏击的办法，在大甲溪消灭进犯的日军。

八月下旬，日军进犯大甲溪。竹筏刚渡到南岸，埋伏在岸上竹林中的吴彭年军突然出击，向敌人猛烈开火。日军猝不及防，惊慌失措，急忙掉头向北岸回渡。刚渡一半，隐藏在北岸竹林中的徐骧又率一支伏军突然横腰杀出。日军腹背受敌，首尾不能相顾，丧魂落魄地纷纷落水，死伤无数。抗日义民军取得全胜，缴获不少枪械。这次伏击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大灭侵台日军的威风，大长台湾抗日军民的志气。

日本侵略者原来以为义民军力弱势孤，不堪一击，不意吃了大亏，便决定全力反扑。日军调集大军猛攻大甲溪。黑旗军与义民军并肩战斗，合力死守，使敌人无法前进。徐骧和袁锦清分别率领部队由溪湾左右绕道夹击敌军两翼，斩杀敌人甚多，胜利在望。但这时敌人收买奸徒带路，偷袭我军后路，新楚军统领李惟义骇惧，不战而逃。抗日义民军后路溃乱，前军不得不边打边退，知县忠满又畏葸不前，所带四营援军也未赶到。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经过激战，义民军大部阵亡，大甲溪遂为日军所占据。在这次战斗中，双方激战了一昼夜，义民军伤亡一千多人。袁锦清所部黑旗军陷入敌人重围，仍顽强抵抗，死守不退。日军调来炮队，开炮轰击，袁锦清战死，部众全部壮烈牺牲。

日军跨过大甲溪，进入台中地区，敌我双方一场大会战，即将在这里展开。

日军占领了大甲溪，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中将见有机可乘，便通过英国领事胡士德给刘永福捎来劝降书。刘永福当即给驳了回去。他说，“要我们投降，没有这样容易的事，打过以后再说。”“他要我走，我还要他滚开呢！”刘永福还让文案吴桐林给桦山资纪写回信，其中讲到“我奉命驻防台湾，义当与台湾共存亡”，表达了老将军奋战到底的决心。

日本侵略者劝降碰了钉子，恼羞成怒，便向台中发动疯狂进攻。

侵略军兵分三路，进攻台中府城彰化。府县诸吏皆议弃城奔台南。刘永福电令“死守无恐”，并立即下令，李仕高率镇海中军一营，沈福山率黑旗军一营，又旱雷兵二百，携带地雷火线，即日驰赴彰化前线，坚定了诸将死守府城的决心。

八月底，日军对彰化发起总攻击。敌人蜂拥而来，将黑旗军驻守的彰化城东制高点八卦山三面包围。敌军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利用步炮兵协同作战，以猛烈的炮火掩护步兵登山。双方激战达四小时之久。由于敌众我寡，加上敌人炮火炽烈，我军伤亡严重。在激烈的战斗中，黑旗军将领李仕高和沈福山先后阵亡，吴彭年和吴汤兴也不幸中弹仆地，壮烈牺牲于八卦山麓。黑旗军精锐七星队三百余人，也几乎全部壮烈殉国。彰化失守。

彰化之战，是反割台斗争以来最激烈的一场鏖战。日本侵略者虽然占领了彰化，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伤亡惨重。日本近卫师团长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被炮击伤，其坐骑被打死，日军第二旅团长陆军少将山根信成和中佐诸方均以伤重毙命。

日本侵略军占领彰化后，继续南下，接连攻陷云林和大莆林，嘉义告急。

这时，刘永福急令王德标率七星队北上增援，加强嘉义城的防御力量。同时，加派副将杨泗洪率镇海中军、武毅右军及吉林炮队，火速增援嘉义。刘永福还亲自到各军营中激励将士为国争光，并请黄荣邦、林义成、简成功、简精华等率领义民军数千人助战。

八月三十日，杨泗洪率军进围大莆林。简成功、简精华父子率领当地义民军前来助战。黄荣邦、林义成也率义民军包抄而至，前后夹击，毙敌数百人，克复大莆林重地。在这次决战役中，杨泗洪为了生擒一名日军将领，不幸被敌人的排枪所打中，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杨洒洪牺牲后，刘永福任命萧三发继任杨泗洪的职务，带领其众，合同简成功、简精华父子统领的义民军，继续抗敌。

九月初，王德标抓住日军从大莆林败退云林的战机，亲率七星队为前锋，会同义民军全线出击。日军刚从大莆林败退到云林，惊魂未定，一接仗便弃城败逃。云林县城收复。

黑旗军和义民军乘胜收复了苗栗。日军退入彰化城。

台湾抗日军民在短短几天内，相继克复了大莆林、云林、苗栗，捷报频传，军威大振。

但是，由于长时间的激烈战斗，黑旗军和义民军的人力、物力消耗很大。台南地区的财力物力有限，又得不到大陆的支援。台湾抗战各军的饷械弹药告罄。为了解决台湾抗日军民的饷械问题，刘永福曾多次派人到内地求援。由于清朝政府的阻挠破坏，均空手而返。最后，刘永福只好派身边的文案吴桐林和幕客罗六琴到福州、广州和南京，向闽浙总督边宝泉、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马丕瑶和两江总督张之洞求助。但他们也多以奉旨不得接济台湾为词，加以拒绝。只有谭钟麟、马丕瑶答应由广东善堂筹商救济费三数万元，但又领不到现款。在这种情况下，刘永福从开始时千方百计筹款还仅敷前营伙食，到后来竟连伙食也发不出去了。刘永福见此情景，只好愤怒地发出“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的悲叹！

相反，侵台日军主力近卫师团遭到台湾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被围困在彰化城后，急电东京请求发兵救援。日本政府立即从辽东半岛急调乃木希典率第二师团，以及在日本国内的后备队、工兵队、要塞炮兵队、宪兵等，共二万多兵力到台湾增援。第二师团到达台北，在海军的配合下，大举南犯。

十月，驻守彰化的日军得到增援后，便倾巢出动，乘机反扑。云林再次陷入敌手。接着，日军猛扑大莆林，与台湾义民军展开血战。黑旗军将领萧三发和义民军首领黄荣邦等率队死守，壮烈牺牲。

日军纠集大队人马，兵临嘉义城下。守城军民见敌人来势凶猛，自己兵力不足，无法硬拼，决计采用智战。守将王德标与义民军首领徐骧、林义成等商议，决定用地雷战消灭敌人。在日军到来之前，他们预先在城外营地埋下地雷，然后撤离。日军以为他们是败走，便占领其营地宿营。半夜，王德标派一部分勇敢、敏捷的战士潜至营地附近，迅速将地雷药线点燃。霎时间，轰然巨响，各处地雷连续猛烈爆炸，日军死者达七百余人。

日本侵略军气急败坏，疯狂攻城。此时，守嘉义城的军民，又是饥困，又是势单力薄，寡不敌众，便一面奋力抗击，一面夺路冲杀。义民军首领徐骧亲临城头，持刀督战，不幸中弹牺牲。嘉义守将王德标也奋战阵亡。义民军冲出城外，嘉义城为日军所占领。

侵台日军分别在台南以北的布袋嘴和台湾岛南端的枋寮登陆，分兵进逼台南。

十月中，日本军舰吉野、秋津洲、八重山等六艘进攻台南东南的打狗港（今高雄）。刘永福派其养子刘成良率军抗击。刘成良沉着应战，待日舰驶近，命令高炮台、低炮台一齐开炮轰击，炮声如雷，烟雾笼罩，激战数小时。后来，日本海军陆战队数百人由奸徒带路，从僻径突袭守军大营，打狗港炮台陷落。刘成良率队冲出，退守台南。

这时，刘永福见大势已去，难以挽回，便通过英国领事胡士德，准备同日本息兵谈和。其条件是，日本必须承诺对他所部兵勇、随员不可侮辱，用船载回大陆，厚待台湾百姓，不可加罪残害，对台湾义民军要发给粮食，令其回归故里。但是，刘永福提出的这些条件，遭到了日本南进司令部高岛中将的拒绝，和议未成。

刘永福召其部将开会，商讨战守之计。有的主张出城决战，慷慨战死，流芳千古，有的主张退守城东山林或入内山，坚持斗争，有的主张悄然内渡，回到大陆，等待时机。刘永福倾向于后者，但心有不甘。他不禁喟然而叹道：“我军舍生忘死，抗击倭寇，卫我中华，不意国贼断我后援，至有今日之困，叫人好不恼恨！”

日本侵略者拒绝刘永福的“息兵和谈”建议后，便加紧围攻台南。安平港外，日本军舰往来游弋，严密封锁。

在日军海陆夹攻面前，刘永福仍在组织最后的抵抗。十月十九日，日军大举进攻安平炮台。刘永福亲自登台发炮，毙敌数十人。当晚，日军攻城益急，城内秩序大乱。刘永福见此情景，仰天椎胸，呼号恸哭说：“我何以报朝廷，何以对台民！”遂于傍晚带着刘成良、陈湘泉、罗六琴等十余人，潜至安平港，夜里坐小艇搭上停泊在港口外的英国商轮“多利士”号，在华籍船员梁亚兆、吴玉泉等的协助和掩护下，躲过日本巡船的搜查，回到厦门。

日军占领台南。至此，刘永福领导的台湾军民有组织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宣告结束。但是，这一场坚持了四个多月的武装斗争，播下了永不熄灭的火种。刘永福走后，台湾的爱国者并没有放下手中的武器，他们坚持以游击战为主要形式的反抗斗争，继续给侵台日军以有力打击。

刘永福从台湾回到大陆后，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从福建的漳州，进入广东的饶平，经汕头、陆丰、海丰、惠州，到了广州。一路上，地方官员和他的旧部都热情迎送，称赞他孤岛奋战的精神，庆幸他安然脱险，回到大陆。不久，刘永福回到故乡钦州。

光绪二十六年，英、美等西方列强利用中国爆发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之机，组织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刘永福受命率师北上勤王，到了湖南衡州，又被电召返粤。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刘永福被任命为广东碣石镇总兵，驻防碣石。

宣统三年，广东独立后，刘永福被推为广东民团总长。不久，因年老便辞职回到故乡，过着闲居生活。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乡居中的刘永福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气愤，提出愿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再上战场，表现出一个出身农民的爱国将领怀有的朴素的民族感情，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天职。不幸，他于1917年1月9日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