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了抗日战争

目睹、采访了抗日战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声震中外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爱泼斯坦积极参与了对“一二·九”运动南下请愿学生的接待活动,如实报道了中国的局势,预见到中国终将战胜侵略者的未来。

1937年,爱泼斯坦在北平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暴行,报道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真相,不久又目击了天津的争夺战,随后又在南京、武汉报道了政治、军事事态的发展。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毅然奔向炮火连天的抗日前线,报道了著名的山东台儿庄会战。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深入采访,向世界人民报道了中国军民痛歼日寇的情景。他在通讯中写到:“中国共产党人驳斥了所谓中共‘向国民党投降’的说法。他们坚持,他们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国民党进行最充分的合作的,不仅在战时是如此,在以后的经济复兴时期也是如此,尽管国民党政府十年来一直想消灭他们,屠杀了许多共产党人。他们认为,抗日的民族战争,其性质是革命的。他们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压迫者国家的民族同为民族解放而战斗的被压迫人民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前者是倒退的,而后者是进步的。此外,共产党人相信,全国范围的抗日斗争将使每一个中国人懂得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同更广泛的民族问题联系起来,因而愿意参与在政治上塑造一个民主的新中国。”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作为新闻记者,奔走在抗日前线和后方,在南京、台儿庄、广州、香港、重庆、延安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向全世界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场抗击日本侵略的真实状况,对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消极抵抗,爱泼斯坦看得最透彻,他回忆说,“共产党长期以来为农民谋福利并得到农民的支持,他们能够把蕴藏在农民群众之中的巨大力量调动起来。而长期以来剥削农民的蒋介石政府既不敢也不知道如何去动员农民的力量。”

爱泼斯坦后来又到广州采访,在广州认识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宋庆龄,并在广州、香港协助宋庆龄筹建“保卫中国同盟”。1938年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正式成立后,爱泼斯坦负责主编《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广泛争取各国人民的援助,支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其间,他还将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首次译成英文推向世界。在爱泼斯坦的谈话中和他写的文章中,多次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了解首先是来自斯诺的西北之行和他记载的毛泽东的谈话,接着是来自他读到的毛泽东《论持久战》。爱泼斯坦说:“他(指毛泽东)关于这场战争将怎样演变的论述对我的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我自己的报道的基本思想架构。”1939年, 24岁的爱泼斯坦把自己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人民之战》一书在伦敦出版,系统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头两年的情况,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坚强意志和必胜的信心。

1944年夏,爱泼斯坦突破国民党的重重防线,终于走进了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与他交谈了两个多小时。延安之行进一步增进了爱泼斯坦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使他在思想上产生了质的飞跃,他把自己沿途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使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并宣布一个未来的、崭新的中国即将诞生。斯诺看了《未完成的革命》后,特地写信给爱泼斯坦说:“你把旅行和历史,把人物和重大事件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真是处理得好极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成果,既是明快流畅的散文,又是十分精彩的报道,而且也是聪明才智的结晶。”斯诺的赞语,是对爱泼斯坦的著作和报道的中肯的评价。此书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世界更加关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