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着实让我忙了一阵子。1945年抗战胜利，那时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如今都八十出头了。虽然还有不少健在，但为数不多。当时的指挥员——那些首长有的年事已高，有的已经辞世。我在山东敌后115师亲历了八年抗战，也许是我在《战士》报任记者和主编，写过许多有关抗战的文章，因此成了“香饽饽”，来采访的人络绎不绝：石家庄电视台“八路军写作组”、中央档案馆、《山东画报社》、山东费县宣传部、中央电视台七频道……我将保存了六十多年的一批抗日战争的珍贵照片，无偿提供给他们翻拍使用。还为《人民日报》写了《首战平型关》；为《光明日报》写了《忆粉碎日寇对沂蒙山的大扫荡》；为上海《解放日报》写了《广阳伏击战，活捉日本兵》；为《中国体育报》写了《转战吕梁山》；为《新民晚报》写了《古树下望白云》；为《海内与海外》写了《罗荣桓与梁山歼灭战》等一系列有关八路军115师的光辉事迹和战斗故事。因为发表这些文章，总政直属党委还授予我“先进离休干部”称号。（这部分文章收录在《白刃文集》第八卷（下）《回忆》二中）

八月十三日，澳门举办“铭记历史·热爱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专题讲座。讲座由澳门归侨总会主办，中国侨联协办。澳门特首何厚铧先生等外交部和各级侨界领导任主礼嘉宾。受到邀请，我与冷克到澳门参加纪念大会。同行的有广东省前省长印度尼西亚归侨梁灵光、泰国归侨欧阳慧同志。第二天《澳门日报》特稿刊出“海外华侨忆述回国抗日历程”《一腔热血奔向抗战前线》介绍我和欧阳慧同志的经历。我在会上作了题为：《铭记历史，提高警惕》的发言。

澳门归侨总会由印尼华侨梁披云先生创建于新中国成立之前。梁先生是我的好朋友，这年他已96岁高龄，会议由他的公子主持。20年前在香港，他曾送我一幅印尼雅加达戏剧协会演出的话剧《兵临城下》的剧照^[26]。我才知道《兵临城下》不仅在国内影响巨大，居然还传播到了海外。新加坡周颖南先生还写了一篇题为《〈兵临城下〉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的剧评（收在本卷《集外集》中）。那张剧照，我一直珍藏着。

会后，我的《铭记历史，提高警惕》讲话全文发表在《澳门日报》上。

铭记历史提高警惕

——在澳门华侨总会的讲话

感谢澳门归侨总会梁会长的邀请，使我有机会来参加这隆重的纪念大会，谈谈心里的感想。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是全世界和平人民的政治大事。上世纪地球上发生两次大战。战争意味着死亡和灾难。尤其是二战，德意日法西斯的野蛮侵略，使欧亚许多国家惨遭摧残，人民流离失所，痛苦万分。希特勒恶魔屠杀几百万犹太人，日本强盗杀害上千万中国人，世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寇的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细菌战、生化战、慰安妇，以及731部队拿活人做种种医学试验的暴行，中国人民世世代代都要记住这一笔笔血债！

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后这60年地球上并不平静，二战的血迹未干，各地还在不断流血。韩战、越战、阿富汗、海湾、巴以各地的战火，此起彼伏。特别是两年来的伊拉克战争，每天都在流血！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世界上霸权主义的国家，要当世界警察，他们在各国设军事基地、干涉别国内政、说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他们拥有大量核武器，还不断研制尖端武器，却不让别人研究核设施，哪怕是和平利用，否则就骂你是流氓国家，威胁要制裁惩罚，要出兵征服。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逻辑？是霸权主义！是强盗逻辑！

二战结束后，德国新领导人不断反省，向犹太人谢罪，向各国被害的人民谢罪，赔偿损失，请求宽恕。然而由美国扶持起来的日本新统治者，却毫无觉悟，反而扮成原子弹的受害者，对残酷屠杀中国和东南亚人民死不认账！不反省，不谢罪，不赔偿损失！年年参拜供奉战争罪犯的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公开派兵到伊拉克，暗中扩展军备，企图修改宪法，将自卫队变成“新皇军”，妄图混进安理会担任常务理事国。最近不断向我国挑衅！侵占我国钓鱼岛，要开发与我国有争议的领海，还想霸占南韩的独岛，甚至在大洋中几块礁石上建平台，标明是日本的领土！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善良的人们，要警惕呀！

日本扩张领土的野心由来已久，明治维新以前的天皇，早就做过美梦。明治维新之后，野心更加膨胀！昭和当政，田中奏折中提出：“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必先占领满蒙！”日本帝国主义的狂妄野心，以后一步步实施。100年前甲午战争，占领朝鲜和我国台湾，铁蹄跨过鸭绿江，进入辽东半岛。70年前制造“9·18”事变，占领我国东北四省，血手伸入长城，在平津周围驻军。1937年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我本是闽南海隅一个村野顽童，只读过两三年私塾。1932年去菲律宾谋生，在小商店当学徒，由于中国政府不抵抗丢掉东北，被菲律宾人瞧不起。有一天，一个土人用铜板砍我的脸，喊着西班牙话说：“满洲战争”！给我很大刺激。1936年“西安事变”，国共合作抗日出现一线曙光。1937年春天我回国，和三个华侨青年去南京，不料在南京救国无门，辗转到了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山东八路军115师，在沂蒙山区和日本鬼子打了七年仗，直到日本投降。

抗战八年，海外华侨作了很大贡献，许多华侨青年回国，在前线与日寇作战，在战火中锻炼，出了不少将军。众所周知的叶飞将军，是在菲律宾出生的。广州军区的陈青山将军、庄田将军是从新马回来的、江苏省军区司令员林有声将军是新加坡归侨，我们一同去延安的。中国炮兵副司令员黄登堡将军，是菲律宾归侨。国防大学出版一本《华侨将军》的书，列举了十几位。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广大华侨支援祖国抗战，节衣缩食，捐献大量资金。陈嘉庚先生领导下的南侨总会，每年寄回的外汇，约占国民党政府军费的一半。成千上万华侨机工，冒着日寇飞机轰炸，在滇缅公路上日夜为祖国运输抗战物资。

中国抗战胜利，功劳属于谁？属于全国军队英勇战斗，属于全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侨及国际友人的大力支持！美国两颗原子弹，苏军出兵我国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对促使日本投降起了重大作用，但不是决定因素，主要因素是全国军民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坚持抗战到底！

山东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打了八年，几乎天天有战斗，有时一天打几仗。八年来，对敌作战2.6万次，消灭日伪军51万人，打死打伤俘虏日军6.6万余人。我们是在极其艰苦困难下战胜日寇的，我们虽然被编为国民革命军，蒋介石长期不发薪饷，不供应武器被服。我参加八路军，只从西安去延安时，领过一套国民党政府发的棉衣。八路军从朱德总司令到每一个战士，每月只发三块钱，每天只吃三钱油、三钱盐、一斤菜、一斤粮。遇到荒年还经常挨饿。我们全靠自力更生，延安开垦南泥湾，我们山东军队也开荒种地。我们没有兵工厂，我们的武器大部分靠战场上缴获的，正像贺绿汀《游击队员之歌》中唱的：“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部队用的三八式步枪，歪把子轻机枪，九二步兵炮、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全是“日本制造”。蒋介石不但不供应我们，还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派一些部队投降日寇，大搞曲线救国，和汉奸汪精卫勾勾搭搭，几次想和日寇和谈。请看战后日本官方战史记载：“近来我陆海航空部队猛烈轰炸重庆，迫使重庆方面和平高涨，只有中国共产党军坚持反对议和……竟于1940年8月20日夜，在华北断然发动了号称‘百团大战’的大反攻。”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坚定了国人抗战信心。日寇抽调大军回师华北，减轻了对重庆的压力，使国民党反动派暂停向日寇求和。然而蒋介石消灭中共军队的贼心不死，几个月后即命令顾祝同和上官云相发动皖南事变，俘掳杀害我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以下官兵近万人！蒋介石被推为抗战领袖，然而他始终动摇不定。他是被迫抗战的，先是“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兵谏”，后是日寇“八一三”进攻上海，他才在庐山上宣布要抵抗，才决心让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出征华北，但只给三个师的编制：115师、120师、129师，这三个师原是东北军取消的番号。

抗日战争中，我一直在八路军115师工作。现在让我介绍115师指战员英勇痛击日寇的简单经过。日寇发动芦沟桥事变占领平津。蒋介石还幻想和敌人和谈，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迅速在陕北召开洛川会议，讨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作战方针。红军仓促改编成八路军，第115师在三原誓师之后，立即东渡黄河，到了山西侯马。师长林彪和副师长（后仍改为政委）聂荣臻开完洛川会议，乘马到西安换火车到潼关，过黄河率领部队北上。蒋介石命令八路军只在翼侧配合友军正面作战。当时闫锡山和卫立煌是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十几万国民党军队云集忻口保卫太原。林彪和聂荣臻率领部队到平型关附近设埋伏。日本关东军坂垣师团从河北进入山西逼近太原。坂垣征四郎是个中国通，1929年到中国是个参谋，由于他参加制造“9.18”事变和伪满洲国有功，从大佐参谋升为中将师团长，他的部队受了日本武士道的训练、加上进关后未遇到抵抗，十分骄横嚣张。1937年8月25日清晨，坂垣师团的21旅团辎重和后勤部队一百多辆汽车和200多辆马车，浩浩荡荡开进平型关到灵丘东面的乔沟，毫无戒备。在深沟窄道上，被我115师343旅旅长陈光指挥的李天佑和杨勇的686团和杨得志、邓华的685团伏击，切成数段。我英勇指战员从山上冲下深沟，与日军白刃格斗，将躲在汽车后面和山洞里的敌人消灭！坂垣师团长急调蔚县的日军前来增援，被我杨成武独立团阻击，伤亡三百多人，不敢再前进。344旅旅长徐海东率领687团断敌后路，包围分割敌人的后卫部队。

从清晨打到中午，歼灭日军一千多人，击毁敌人的汽车一百余辆，缴获马车二百余辆，长短枪一千余支，其他武器物资很多，光是军用大衣就够全师每人一件。我军伤亡560人。

战前和国民党友军商量好，他们配合作战，不料我们打了半天，友军按兵不动，致使一大部分敌寇从东跑池方面跑掉！

平型关大捷是中国全面抗战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打击日寇的狂妄气焰，坚定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海内外爱国人士发来雪片般的贺信和贺电，程潜、闫锡山、杨虎城等国民党军政要人，纷纷来电祝贺，蒋介石发来一次贺电，又给朱德总司令发来嘉奖电。

平型关大捷，没有捉到一个活鬼子，林彪很感遗憾。他本来想捉几个日本兵，到太原去展览，提高国民党军的士气，提高老百姓的信心。由于坂垣师团武士道精神很强，士兵宁死不投降，未能如愿。

两个月以后，保卫太原的忻口会战打得正剧烈，为了配合忻口会战，我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率部支援傅作义将军与日寇作战。林彪率343旅南下娘子关，越过正太路，于11月4日，在广阳地区伏击日寇20师团40旅团，歼敌近千人，活捉三个日本兵。其中一个名叫加藤信夫的军曹，是343旅参谋长陈士渠将军活捉的，经过教育，加藤送到延安，成为日本反战同盟的积极分子。

忻口大会战失利，日军占领太原，向晋西追击闫锡山和卫立煌西逃的部队，直到黄河东岸大宁。为了保卫我陕甘宁边区，115师回师晋西，到洪洞县一带牵制打击敌人，在吕梁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在汾河西，天天与日军作战，在午城和井沟歼灭大量日寇，又在汾（阳）离（石）公路三战三捷，逼迫日寇撤出大宁。1938年3月下旬，退到黄河西的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率长官部东渡回山西，想经过大宁、隰县、蒲城去汾西，不料被汉奸告密。卫立煌刚过黄河到大宁，就被日本飞机轰炸，又被日本步兵包围，情况十分危急。卫立煌进退两难，向八路军115师求援。罗荣桓政委和代师长陈光（师长林彪被阎军误伤回延安）派杨勇的686团二营去解围，在白儿岭阻击日军。面对日军的飞机大炮轰击和步兵连续进攻，从清晨七时打到下午4点钟，我二营顽强顶住了800日军轮番进攻，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将卫立煌救了出来。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卫立煌用望远镜观察，以为我们有几个团在阻击，后来知道只有一个五连在作战，而且伤亡很小，毙伤日军一百余人，不禁惊奇地连声赞叹：“八路军真能干，真能干！”卫立煌心里十分感激，特地发给我军100挺轻机枪，10万发子弹。

转战吕梁山还有个生动的故事。大家都会唱《游击队员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山高水又深……”可是很少人知道，这歌是作曲家贺绿汀专门为送343旅政治委员肖华将军出征连夜写的。1937年冬天从汉口到二战区慰问前方将士的抗战演剧队，到了115师343旅。贺绿汀早知道肖华的大名。肖华16岁就在中央苏区担任少共国际师的政治委员，18岁在长征中任第一军团二师政委，身经百战，没负过伤。肖华率部队出征的那天上午，天上下着大雪，抗战救亡演剧队在大道旁列队，唱着《游击队员之歌》送勇士们出征：“……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有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和他拼到底！”

我们115师在八年抗战中，生动的故事太多了，三天三夜说不完。1938年冬天，我们东进到山东，打了樊坝、陆坊，在水泊梁山歼灭日军一个大队，打死据说是日本天皇亲戚的大队长长田敏江，缴了日本刚从意大利买来两门大野炮；1941年粉碎五万日寇对沂蒙山区的大扫荡；1942年攻下日伪据点郯城……

八路军115师为什么这样能打仗，因为改编前这支部队是长征到陕北的第一军团。这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卢定桥、过雪山草地、攻下天险腊子口的部队。前身是周恩来、叶挺、朱德南昌起义的部队，结合毛泽东湖南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中央苏区粉碎了敌人四次大围剿！

在抗美援朝二次战役一举歼灭美国侵略军两万多人。迫使美军总司令麦克阿塞被撤职，美国杜鲁门总统甚至考虑使用原子弹。被彭德怀元帅称为“万岁军”的38军前身，就是八路军115师。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文艺报记者任晶晶采访了一些老作家，如马少波、邓友梅、绿原等人，其中也包括我。2005年7月5日在文艺报头版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老作家谈抗日真正题材文学创作》的文章，我把有关自己的那段谈话摘录如下：

浴血八年，死伤数千万，中国人民用血肉之躯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几位亲历了那段烽火岁月的老作家。

……

白刃提到，抗战作品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很重要，以前因为一些限制，人物刻画大多是简单的类型化塑造。而生活中的人都是有优缺点的，不可能一开始就成为英雄，英雄人物也都是在战争中步步锻炼成长出来的，所以应该注重对英雄人物的更真实人性的塑造。白刃提到最近刚看到的《历史的天空》，认为姜大牙这个人物的塑造就比较真实生动、具有感染力。白刃还认为，当时八路军的游击战对牵制日本军队的大肆侵略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此外，像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东北抗联等很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也值得挖掘和称颂，这一丰富珍贵的历史应该好好来研究和铭记。说到这，白刃不无感慨地说，他现在已88岁了，为了留下他所知的宝贵的历史记忆，活一天写一天，虽然辛苦但是值得。他希望能为后人创作留下更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就让我们的写作成为素材，让今天的年轻作家在其中找寻一些养分吧！当我们也变成‘历史的天空’时，我们更愿意看到新的星星、新的太阳是耀眼夺目的，新的年轻一代的作家，正完成着我们曾经肩负的使命和责任……”白刃对当代作家深情的厚望化成了诗一般的语言，回荡在记者的耳边。

2005年不仅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还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70周年纪念。总政为所属单位老红军出版一本大型画册《红色记忆》。接到干休所通知，我选了三张照片：一张是1938年赴延安途中在广州拍下的，当时我在上面题写了“炸不死的我，‘九一八’七周年于广州”几个字，以表示我对日寇狂轰滥炸的蔑视。当时日寇的飞机每天数次轰炸广州，我和两个准备去延安的同学林有声和陈耕国，听到警报声，不躲避，反而经常上屋顶看日机野蛮的行径，以示抗议；第二张是我第四次穿军装，带着上校军衔的免冠照；第三张是1944年在沂蒙山区莒县乡间，站在一个枯树下的自拍照^[27]。同时还附上两句寄语“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祖国，用生命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

总政为此召开了座谈会，到会的十几个人，大多没有参加过长征。会上总政领导为我们颁发了一套红军长征的纪念章和纪念品。特别是一枚斯诺为毛主席拍照的带着红军八角帽的金质纪念章，更为珍贵。现在我保留的有一些勋章、奖章、纪念章，其中最珍贵的是1950年参加英模大会的纪念章；1978年我还得到一枚功勋荣誉章；这几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作协成立60周年、纪念中国话剧百年，都颁发了纪念章。

一天，通知我去总政歌剧团看招待红军老战士的演出。原总政副主任华楠、吴因同志和我三人同时到场，歌剧团列队喊口号欢迎。我进场后感到似曾来过，原来这里曾是总政文工团的小排演场。“文革”中，我曾被“八一”体工队的两条大汉抓住双臂坐“喷气式”，然后往台上一扔，磕得我头破血流。当时谁又能想到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居然在热烈的欢迎口号下，旧地重游，当了座上客？

1955年部队授军衔时，当时颁发了两枚勋章（抗日与解放战争），我和冷克已转业到地方。我向总政干部询问及索要，答复说我们的勋章在广州军区。大概当时对这些展示荣誉的物件等不是很在意，又由于工作太忙，不可能专程为此跑到广州去。现在想想还真是后悔。2005年，我们都从各自的单位得到了纪念抗战的那枚闪闪发光的勋章。年底，老战友刘相如夫妇，白鹰夫妇到家里小聚，大家都戴上了勋章，合影留念。

5月16日，上海《新民晚报》上刊登了1944年在沂蒙山区莒县乡间，站在一个枯树下的自拍照和我专门为此写的一篇文章：

枯树下，望白云

“枯树下，望白云；忆往事，乱方寸。故国尚沉沦，胸中烈火焚！何日驱强寇？转乾坤。枯树新生，洗雪心头恨。”

60年前我在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自拍一张照片，在背面题了上面这首诗。诗后注明：“1944年最后一天，拍像并题诗，于山东莒南山区。”

1944年，日寇在太平洋受挫，而在山东依然猖狂，不时出来“扫荡”。一年前我申请下战斗连队锻炼。得到山东军区政治部肖华主任的批准，下放到十三团二连当副指导员。秋天，为了打开和胶东的交通线，我们营在营长江拥辉和教导员黄玉昆的带领下，从五莲山区向东挺进，到诸城、胶县和高密交界的敌占区，和日伪军打了几仗，拔掉障日山区的近枝子和插旗崖的两个据点。营主力南下直逼汉奸李永平的老窝泊儿镇，留下我和副连长唐林根带着一排在障日山区，跟胶东的武工队开辞工作。

障日山区日伪据点林立，十里八里有一个。我们工作十分困难，生活也很艰苦，每日三餐地瓜饭和地瓜菜。天天要行军转移两次，一次在天亮前，二次是二更天，进入宿营地，马上放哨封锁消息。只许外面人进村，不许村里人出去。因为敌人规定，各村每天要打报告，见不到“平安无事”的报告，就知道来了八路军。

有一晚上四更天，我们从障日山东麓月阳，踏着月光照亮的庄稼地，拂晓前到山前的乌洛子。刚躺下休息，就听见村南岭上打了三枪，这是紧急情况的信号！副连长唐林根和一排长张文祥带一个班上南岭阻击，我带着两个班和武工队从村后上大山，抢占制高点。这股敌伪军二三百人，昨日从诸城出动，到泊儿镇附近与我营主力打了一仗，今晨由南向北与我们发生遭遇战。我带着部队爬到半山腰，日寇的轻重机枪朝我们猛烈扫射，迫击炮弹接二连三落在周围爆炸。我看见几个鬼子骑兵端着轻机枪边射击边追来，命令二班阻击掩护。二班打翻两个日本兵，后面几个掉转马头跑回去。敌人的炮火打得更厉害，几个战士中枪倒下。我身旁有个武工队员负伤，他手中的老套筒步枪也被打断。我赶忙扶着他提着断枪往山上爬，爬得上气不接下气，落在后面。

爬山的队伍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下，各人奋力冲上山头，队伍乱了。有个战士见我扶着伤员吃力地爬山，跑来接过伤员扶着上山。我停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喘着粗气，附近落下一颗炮弹，掀起碎石沙土落在头顶，歇了一阵，冒着急雨般的敌机枪扫射，冲到山顶，军帽被打掉，脚后跟的鞋子被穿了个洞，奇迹般地没有负伤。这一仗牺牲了五个同志，两个武工队员负伤。自己虽然又一次死里逃生，心里却非常难过。整整半个月，无论是行军还是打仗，脑子里总忘不了牺牲同志的模样。几个月后，调我到滨海军区主编《民兵报》，出报那天，借用陈士渠司令员的照相机，为自己拍了照。诗中“忆往事，乱方寸”，还是为那次战斗难过。往事不只一桩，1935年我在菲律宾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西安事变”后，看到国共合作出现一线曙光，便于1937年春天回国，和几个华侨青年到南京。不料在南京救国无门，只好辗转去延安抗大学习。以后从甘肃庆阳到晋东南，又下太行山跨过华北大平原，两条腿不知走过多少路，脚上水泡烙水泡，拄着拐棍行军。到了贫困的抱犊崮和沂蒙山区，跟着部队行军打仗，转眼七个春秋。看到“故国尚沉沦”，日寇铁蹄还在中华大地上横冲直撞，怎能不心急火燎，盼着早日将敌人赶出中国呢？

2005年7月7日于北京